記者 | 實習生 胡辰
編輯 | 姜妍
主持人何炅又一次上了熱搜，與他以往一貫的積極正面形象不同的是，這一次是以「何炅收禮」這一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出現在網絡上。有網友翻出了他曾經在錄製《口紅王子》時的視頻，節目中他調侃說粉絲的應援禮物上的不乾膠不要粘太牢，否則只能自己用。12月21日凌晨3時，何炅發微博道歉稱，本想提倡不要浪費，但沒料到反而成了不好的引導，並藉此熱搜再次聲明，「不再收任何禮物。希望粉絲朋友、藝人朋友和團隊諒解配合」。
當天稍晚，有網友發現主持人杜海濤下架了閒魚上的252件已售寶貝，被質疑為粉絲的應援物品。微博上隨後出現「藝人能不能售賣粉絲禮物」的討論。一天後，人民網評論稱，「不要讓不正之風荼毒年輕人。」12月23日，湖南衛視聲明，堅決反對收受粉絲禮物的不正當行為，將介入展開調查。
過去十幾年，隨著明星產業的蓬勃發展，粉絲送偶像應援物品的行為早已屢見不鮮。而粉絲的應援行為（應援意指對明星的支持）也從最初較為簡單樸素的送明星吃喝水果以及其他小物件，到送上動輒幾千上萬的名牌咖啡機、限量香水、高檔剃鬚刀等禮物，再到發展為網絡上鋪天蓋地的明星打榜（粉絲通過發微博、投票等方式保持偶像所在的榜單名次靠前，將話題刷上熱門話題）、控評（操控明星新聞下的評論走向）。那麼應援行為到底是怎樣發展至今的？粉絲們「為愛發電」的背後是怎樣的心理？越來越有組織、成體系的應援小組是如何操作的？這一流行文化背後又體現著怎樣的網絡時代特徵？當今的應援文化早已與十年之前有所不同，粉絲習得並利用資本邏輯，運用自己被賦予的權利，自發主動加入到應援行動的集體狂歡之中，也逐漸形成一套屬於粉絲群體內部特有的行動邏輯。
應援文化的興起與時代審美的轉變
應援最早發源於日本，90年代興起於韓國，由體育賽場上的啦啦隊逐漸傳播到娛樂業。1992年韓國第一個偶像團體「徐太志和孩子們」出道，在演出現場，粉絲們為了突出行動的一致性和規模，並便於與偶像互動，選擇在固定的位置、身著統一的服裝、手持統一的氣球和螢光棒等應援物為自己喜愛的明星造勢，應援文化應運而生。1996年出道的「韓流鼻祖」H.O.T的粉絲們初定了偶像粉絲應援的行為規範，隨後出現了「應援色」（一個偶像或偶像團體的專屬顏色）這一稱呼，但因可選的顏色不多，而明星層出不窮，常常發生因撞色而引發雙方粉絲互相爭吵的事件。
2005年11月21日，韓國，前H.O.T成員文熙俊在陸軍訓練所門前舉行歌迷見面會。圖片作者:Yonhap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全媒派》撰文認為，應援文化在韓國興起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整套工業化的藝人培養體系決定了偶像出道的主要推動力是經紀公司，而藝人們的收入很低，作為練習生，他們需要經過2-5年、每日10小時的嚴苛訓練，此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收入。而在未來即使有幸出道，公司抽成常常佔七成。韓國的東方神起組合曾在採訪中透露，藝人解除合同需要賠償公司總投資額3倍加出道後總收益額2倍的違約金，一般人根本無力承擔。因此，粉絲們自然而然認為偶像沒有很好地被公司對待，他們時常以「你都不知道他有多努力」的既心疼又敬佩的心情來看待偶像，也想到自發組織起來為他們買各種物品。粉絲們對偶像的保護欲和獨佔欲也使得應援從最初的精神鼓勵上升到了物質幫助。
日韓式的應援行為隨後不斷拓展與傳播。在中國，粉絲群體的規模化要追溯到2005年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節目，粉絲們開始用手機簡訊投票支持偶像，成立粉絲組織和後援會並在線下發放應援物品，這也是「粉絲」這一概念第一次出圈。而後，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大規模的粉絲集體行動成為可能，微博等社交媒體的出現也讓粉絲可以第一時間直接了解到偶像的動態，明星和粉絲之間形成一種「準人際關係」，彼此的時空距離被壓縮。
在談論起近些年的粉絲應援行為時，繞不開TFBOYS。TFBOYS幾乎是中國國內最早採用養成式偶像模式的團體，其所屬的公司時代峰峻致力於打造一個陪伴式的成長計劃，讓網友們清楚地感受到他們從萌娃成長為青年的歷程。這一特殊的組合及其相關的應援行動屢次引發關注——王俊凱的「海陸空」立體生日派對花費在千萬級別，11塊時代廣場LED大屏廣告、獨立直升飛機環城飛行、豪華郵輪終身VIP、在水立方進行主題燈光展、在冰島韓國等海外媒體投放、粉絲們也用42,776,438次微博轉發點擊創下金氏世界紀錄……
那麼何以是這三位少年讓粉絲們願意下血本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應援行動呢，這或許源於時代審美的轉變所推動的粉絲心態的微妙變化。十幾二十年前，人們想到明星，多是劉德華、梁朝偉等具有「男性氣質」的偶像。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李松蔚認為，「70後、80後成長的過程中一直受到主流文化和集體主義的壓抑規訓，因此渴望挑戰和反叛，要為積壓的情緒找一個出口，所以偶像得有很叛逆的個性，要酷，要猛。但是90後、00後不需要去挑戰誰，沒有很壓抑的情緒要釋放。他們生活在一個消解、解構、什麼都無所謂的文化環境裡，叛逆有什麼了不起？美好、積極、純粹的情緒反而是他們渴望的稀缺品。所以他們更願意選擇一個看起來很乾淨，很純淨的人作為偶像。」上海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吳筱燕觀察到當今的偶像形象往往會強調他們「多麼努力」，「不划水」，「熱心公益」。這種正能量、努力同時又清純且略顯瘦弱的偶像形象讓人「我見猶憐」。很多粉絲都戲稱自己為「媽媽粉」，有人提到，他們會將愛豆當成兒子、女兒，而送禮就像上學時要給老師送禮的家長。因此在他們看來應援其實是通過物質支持的方式來守護偶像的成長。
2015年10月07日，重慶，TFBOYS成員王俊凱，王源赴北京錄製節目，機場人氣爆棚。圖片作者：李石男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TFBOYS之後，伴隨著粉絲群體購買力的整體提升和社交媒體的加持，中國的粉絲經濟呈爆炸式增長，各路粉絲的購買力和影響力讓人瞠目結舌。
嚴密的組織和效用的滿足
圈外人常常驚異於粉絲的消費能力，但實際上應援往往並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的結果。粉絲們會在微博、百度貼吧、豆瓣小組等各大社交平臺上自發組織起大大小小的應援站，這些「站子」是連接起偶像和其餘眾多粉絲的中介渠道。應援站的日常工作既包括接機、活動現場支持等線下應援，也會在線上第一時間發布偶像消息、控制微博轉發評論、專注投票並分析數據等。換句話說，凡是與明星有關的信息流都是應援站的任務。
應援站內部有著嚴格且成體系的運作模式，粉絲們通過這種方式，保持明星在網絡上的活躍度和曝光率，並製造出團結一致的粉絲內部形象為偶像造勢。過往粉絲時常受到非議，一些人會對粉絲群體作出瘋狂或「無腦」等負面評價。但從粉絲的集體行動中可以看到，他們的行為並不全然是非理性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張世超稱之為「工於計算」，認為粉絲恰恰通過有組織的經營來實現效益的最大化。
媒體人何瑫曾通過田野式觀察的方式，近距離地記錄下明星的「站子」，並寫作《每個帝國都有它的秘密——鹿晗的粉絲帝國》一文，可以從中窺到應援站的運作日常。「站子」對各種行為有著嚴格的規定，群內的粉絲必須嚴格遵守「新飯教育」機制、「刪帖相關規定」等，否則就要被移除，粉絲群通過這種方式確保站內不會出現任何關於該偶像的負面信息。為了維持有序運轉，應援站存在著一套龐大細緻的管理體系，不同部門之間各盡其職。其運營者是經過選拔且時常更新的，應徵者還要經過為期數月的實習期。而每個吧內成員都需要承擔刷數據的日常工作，這是因為很多時候節目或經紀公司會設置打榜和投票機制，得票數多的偶像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但由於新浪微博註冊新帳號需要與手機號綁定，因此站子會統一大量購買帳號並分發給成員，粉絲們需要不斷切換帳號重複發微博或對明星的微博進行轉贊評 。
在粉絲眼中，關注一個明星和成為粉絲之間有著質的區別——只有為偶像持續付出過，才算得上真正的粉絲。除此之外，應援站也影響著粉絲的消費行為，不管是學生還是工作黨都可能會面對質疑：「到了支持他的時候，你們連一支口紅錢都出不起嗎？」
粉絲們在應援行動中付出情感勞動，他們在其中花費金錢和時間，以此來達成粉絲內部的階層流動和在群體內形成社會資本。儘管需要投入足夠的耐心和精力，並受到各種繁複的規則的束縛，但這實際上也是他們主動為之的結果。粉絲們在享受和消費對明星的想像的同時，也在獲得獨特的自我效用感。在見證偶像成長中獲得陪伴感和成長感和將對理想自我的訴求延伸在這一完形身上的體驗也許無法替代。而在看到明星一步步走向成功時，粉絲們也會自然理所當然地認為其中包含著自己的一份功勞。因此，這強調的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視角和自我參與。李松蔚分析說，在加速社會和個人主義的社會中，「我們內心深處的情感無處寄託，只好送給素不相識的偶像。把他捧到無限高，就好像我們自己也放大了一樣；幫他實現夢想，就好像我們自己的價值也實現了一樣。」這正是粉絲生態得以存在的土壤。
公眾號「RUC新聞坊」的《免費數據勞工從業記》一文指出粉絲的心理，「我的偶像為了持續獲得粉絲的喜愛通宵練習或者長時間飛行，我為他付出一點也是應該的，不能『白嫖』（粉圈術語，指什麼事情都不為偶像做，包括買專輯等，只在網上瀏覽偶像圖頻，但標榜自己是粉絲）。」因此實際上他們的行為突出了「做」的重要性，而不是過程和結果，最終指向的是自身的體驗。只是他們是通過免費數據的形式表達效忠，並將對偶像的愛實現了勞動化。
同時，團體內部的情感共享對粉絲來說也是彌足珍貴的，在與粉絲社群的互動與實踐中加深了自身的歸屬感與身份認同感。一位粉絲提到，「和她們（其他粉絲）見面的時候特別特別開心，像革命同盟會面一樣，我的辛苦只有她們能明白。」美國傳播學者柯林斯曾提出「互動儀式鏈」理論，他認為互動，或者說儀式，是社會動力的來源，兩個或以上的人共同在場，並彼此感受到對方身體的微觀節奏與情感。互動的過程釋放出參與社會成員共同渴求的情感能量，通過身體的協調一致喚起參加者的神經系統，進而導致形成與認知符號相關聯的成員身份感。成員之間彼此高度互為主體性，創造出相互關注和情感連帶的機制，並將此種特殊的感情通過儀式鏈繼續傳遞下去。
而此種互動在當下的語境中或許也彌補了高度原子化的社會中所稀缺的公共參與。吳筱燕認為，在自發的、高度組織化的集體行動中，參與複雜的集體討論和共同決策，並將集體行動具身化，使其影響更多人的認知，這些都是「政治」最原始、最基礎的形態。我們依舊可以從粉絲的行動中看到年輕人對參與公共生活的願望和能量。
2014年鹿晗的一條微博以上千萬條評論創下金氏世界紀錄，時隔一年，這一數字突破了一億條。何瑫觀察到，如此驚人的數據，是精心籌劃的產物，是集體運動的結晶。他進一步指出，這是過往時代難以出現的局面，具有無邊疆域的網際網路空間為粉絲的擴張和聚集提供了便利的土壤，藉助社交網絡，散落各地的粉絲們在線上集結為一個又一個團體，這些團體進一步聚合，構成了一個過去未曾出現過的體系龐大、分工細緻、行動力極強的粉絲帝國。
應援背後的訴求與資本力量的博弈
在前社交媒體時代，人們追星大多是買張專輯或海報、聊聊八卦或去聽一場演唱會。那麼粉絲行為何以演變為今天的動輒下血本支援偶像，在網絡上打榜、控評、反黑，甚至出現「肖戰粉絲舉報事件」「豆瓣被粉圈攻佔」等屢次破圈的事件呢？
或許可以從何炅收禮一事的討論中看到端倪。何炅提到，自己所收的禮很多不是來自自己的粉絲，而是上節目的明星的粉絲送給整個節目組的。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值得推敲：他們希望節目組「照顧」自己的愛豆。粉絲們希望節目的製作團隊可以多為自己的偶像拍攝一些鏡頭，不僅僅是由於自己想多看到愛豆的畫面，更是因為這會影響到明星的曝光率，進而左右商業公司給他們資源的多少。在競爭激烈的造星市場，能達到頂流的明星往往極其有限。這就意味著，明星之間甚至存在著零和博弈，人氣影響著商業公司願意多大程度上投資他們。因而也就不難理解送禮時不同的粉絲群體之間互相攀比，使得禮物的價格和檔次層層加高的現象——粉絲們不希望自家明星落後於他人。學者、《創造101》編劇吳暢暢認為，這些行動屬於典型的敵我政治邏輯，並一步步滲透到文化社區的形成。
以往，人們更關註明星的作品或文本，音樂也好，影視劇也好。而今天，明星本人佔據了中心，反而原有的連續性的文本被消解，「有流量沒作品」的批評也是在此基礎上被提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廣電系講師崔迪認為，當文本弱化，商業力量和粉絲實踐之間缺乏一個由意義符號所構成的緩衝地帶，二者的勾連變得非常簡單、直接和粗暴。流行文化的原罪被直接暴露在參與者面前——粉絲通過數據與商業邏輯對話。
打榜、控評等粉絲常見的應援行為更能展現出這一邏輯，粉絲們通過自己的數據實踐來支持偶像出道。這無疑是網際網路以及社交媒體向用戶賦權的結果。粉絲們比以往更大的權利，他們甚至可以決定明星的未來——比如《創造101》就是通過觀眾人氣投票選出11位練習生。吳暢暢認為，傳統媒體時代，在偶像商品經濟鏈條上，粉絲只能通過購買文化產品等行為介入下遊，而在流量時代，粉絲介入得更多，甚至能到達上遊參與偶像的「製造」。
而資本正是抓住了粉絲所享受的控制感，通過制定各種規則將更多粉絲拽入這場狂歡之中，並從中賺取利益。很多時候經紀公司恰恰是應援行為的幕後推手，他們通過種種措施讓粉絲們相信：自己的付出程度會直接影響偶像的命運發展。
粉絲們逐漸習得並諳熟一整套資本邏輯，知曉「照顧」背後的好處。他們儘管也會懷疑數據背後的暗箱操作，看到資本的嗜血。但也知道只有更高的曝光率和更漂亮的數據，才能讓偶像引起資本的注意。不管對偶像，還是對追星的自身來說，也許別無選擇。因此，粉絲賦權的過程也同時伴隨著被資本利用，促成變現以及再生產。粉絲行為在文化商品實踐中被建構和限制，送禮便是被規訓的結果。
今年4月25日零點，肖戰在微博上發行個人單曲《光點》，不到一天的時間《光點》就破紀錄地創造了超6600萬張的銷量紀錄，四天後銷量破億。一位粉絲說，「必須要支持他。得讓路人知道，我們有多麼強大。」很多粉絲一個人就會買下成百上千張。然而，當商業公司也知道銷量數並非明星的真實粉絲數，偶像的人氣也並不如數據那般光鮮亮麗，他們還會根據粉絲苦心孤詣創造出來的景觀來進行決策嗎？
參考資料
1、《TFBOYS之王俊凱生日狂歡戰！一文解析粉絲應援的前世今生 | 全媒觀》，全媒派
2、《重新思考粉絲與青年文化》，CTARC2015
3、《每個帝國都有它的秘密——鹿晗的粉絲帝國》，何瑫，GQ實驗室
4、《反抗、解讀與想像：女團選秀節目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 圓桌·粉絲》，界面文化
5、《媒評｜粉絲的合法性政治：舉報何以有效？》
6、從Fandom1.0到2.0：粉絲實踐的文化變遷，全媒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