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1935年7月出生，江蘇無錫人。1955年9月就讀於北京大學新聞專業，1959年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1962年畢業後，到南京大學政治系（後更名哲學系）任教，1982年到江蘇省級機關工作，2001年退休。
封面新聞記者 王國平 張路延 攝影 關天舜
胡福明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40周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該文原稿由時任南京大學政治系教師胡福明撰寫，後經數度修改，最終以《光明日報》「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
作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發表後，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這場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成為黨和國家實現歷史性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影響和推動了中國改革的整個進程。
1977年，正是轉折年代的前夜。
胡福明這時還只是南京大學政治系的一名普通教師。那年夏天，妻子住院，他在病房走廊的燈光下翻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和《毛澤東選集》，尋找論據，準備寫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由此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成為黨和國家實現歷史性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
40年，彈指一瞬。
2018年4月29日，在南京寓所裡的書桌前，一頭銀髮的胡福明回憶道：「沒想到文章發表後會有這麼大反響，真是萬萬沒有想到。」
「文章的理論觀點並不是我的首創，我只是在一個特殊的『時間點』把它寫了出來。」胡福明說，文章產生的能量，並非是他的功勞，只是因為順應了時代要求。「時代是思想之母，這是時代的產物，它是為歷史轉折服務的，我寫了這篇文章，來推動這個歷史的大轉折，只能說搖旗吶喊，這個作用我起到了。」
起筆於醫院走廊
胡福明好抽菸，今年已經83歲的他，每天可以抽兩包香菸。他說，知道抽菸不健康，但「相比怕死，我更怕不能思考。」
勤於思考的胡老，兼具牢固的記憶力。就像他自己說的，這幾十年的事情和細節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了一篇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在這篇社論裡提出了「兩個凡是」的論調。
在胡福明看來，這種說法簡直「不可思議」。
「如果承認了它，那就意味著中國停滯不前、寸步難行，我開始認識到，阻撓國家發展的根本問題就在這裡。」胡福明說，「我想了很久，決定批判它，古話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只有筆和嘴巴兩件武器，所以我決定拿起筆來。但我沒跟同志們商量，決定一個人寫，文責自負，一人做事一人當。」
1977年7月初，胡福明便把文章的主題、結構確定下來。但此時，妻子張麗華在體檢中查出腫瘤，住進江蘇省人民醫院手術。為了照顧妻子，他只得上午到學校講課，下午到醫院進行陪護，晚上則在醫院走廊過夜。
「於是，我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和《毛澤東選集》陸續拿到醫院。」溽暑時節，胡福明借著走廊上的燈光，蹲在地上，趴著凳子，把裡面一條條關於實踐的理論論述找了出來。
「前後找了近20條，我仔細閱讀、排列後，開始列提綱，寫了2000多字，過了一周，妻子出院，我繼續在家寫，前後修改了三次。」
1977年8月下旬，文章寫好了，胡福明擬的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有8000字。
此時，距離這顆「春雷」炸響還有9個月的時間。
「要用，請你作些修改」
1977年9月初，胡福明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寄給《光明日報》哲學組記者王強華。
他們兩人是在4個月前江蘇省委黨校開的一個理論討論會上認識的。當時胡福明在會上發言，指出「唯生產力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並批判了「唯生產力論」就是反對歷史唯物論的論調。王強華贊同胡福明的觀點，並跟他約稿，但沒有出題目。
因此在寫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後，胡福明就想到了王強華。
文章寄出去後，直到四個月後的1978年1月，胡福明才收到回函，裡面有這篇文章的兩份大樣，大樣註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還有王強華的一封親筆信，胡福明記得他在信上說，他最近出去了，不在北京，回來後看到我的稿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要說什麼，我們知道，要用，請你作些修改，「不要使人產生馬列主義過時論的感覺」。
「這是要求理論上更完整、嚴謹，不要讓人抓住把柄。」胡福明說，稿子來回修改了多次。後來王強華來信對文章的修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貼近現實，更有戰鬥力。
當時沒有傳真機，文章大樣的來往都是靠郵局，一篇即將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文字就這樣在進出光明日報和南京大學的郵遞員間傳遞著……
「本報特約評論員」
1978年4月上旬，經過近3個月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原定在《光明日報》哲學專刊第77期上發表。但新任總編輯楊西光看完這篇文章後，覺得放在哲學副刊發表可惜了，作為重要文章，要放在頭版發表，影響更大。
恰此時，胡福明要到北京參會。4月13日晚上，胡福明到北京的第二天，楊西光便把他請到光明日報，在座的有王強華、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馬沛文和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胡福明和孫長江有師生之誼，早前在人民大學讀書時，孫曾給他們講《周易》。
楊西光請他們來的目的就是討論胡福明的這篇文章。「大家討論了很多，楊西光最後講了修改意見，我歸納起來是兩點。」胡福明說，「第一點，要增強針對性、現實性，提高戰鬥力；第二點，要仔細推敲，防止授人以柄。」
在北京參會時，光明日報的駕駛員白天把他修改的大樣拿走，晚上，駕駛員把重新排版後的大樣拿回來，他接著修改。北京會後，胡福明搬到光明日報招待所，繼續修改。「楊西光很重視這篇文章，把它作為改變當時《光明日報》面貌的開始。」胡福明說。
五一節將近，胡福明臨返南京前，楊西光對他說：「這篇文章還要請中央黨校的同志幫助修改，最後要請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審定。」
而後，文章又經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吳江等人的斟酌修改，最終於4月27日定稿。
為了擴大影響，這篇文章先在中央黨校5月10日出版的《理論動態》上刊出，篇末註明「《光明日報》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做了些修改。」
5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發。在此之前，楊西光曾同胡福明商量：「文章公開發表時，不署你的名字，用『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我們沒有約你寫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現在就聘請你為《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你就是《光明日報》的特約評論員，你看怎麼樣？」胡福明當即答道：「很好，只要文章發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達到了。」
文章刊發後，新華社當天全文轉發；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緊接著一場全國性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拉開了序幕。
「至此，我發現這篇文章，已由我的個人行為，發展為全國主要新聞單位的聯合行動了，是要向『兩個凡是』發起全面進攻了。」胡福明說。
此時，距離文章從醞釀開始已近一年。
「這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相比胡福明的原標題，《光明日報》刊發時加了「唯一」兩個字。
「標題上加的『唯一』二字，是何人所加，長期說不清，現在查了原件，是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三人改稿時所加。」胡福明說，原稿中的「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已包含「唯一」的內容，題目加上「唯一」兩個字，更有分量，讀起來更有氣勢。
認真讀罷見報稿，胡福明說他的結論有兩點：一，文章的基本論點沒有變，仍然是「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以實踐標準批判「兩個凡是」；二，光明日報的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等和中央黨校的孫長江老師等對文章修改得好，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強了戰鬥力。
胡福明強調說：「這篇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我可以說是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解釋說，「我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光明日報》公開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基礎，而在修改過程中又融入了集體智慧。」
如今，回憶文章出爐的前後，胡福明坦言：「文中的觀點並不是我的首創，只是由我在一個特殊的『時間點』把它寫了出來。當時是萬萬沒有想到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時代是思想之母，這是時代的產物，它是為歷史轉折服務的，我寫了這篇文章，來推動這個歷史的大轉折，只能說搖旗吶喊，這個作用我起到了。」胡福明說。
記者手記：
探求真理 無所畏懼
當與胡老面對面時，才真正感覺到，坐在我們對面的正是那一段壯闊歷史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我們自中學時代就耳熟能詳的篇章，當胡老親自講述那段過往時，所有的歷史都生動起來。我們也很容易能從他身上感受到老一輩知識分子的擔當，無私與無畏。
採訪時，胡老還講起一件事。文章發表後，很快傳來對他不利的消息。對此，胡老說，早在一年前動手寫這篇文章時，他就做了最壞的設想，甚至坐牢。「我當時就想到了，可能會有危險的，但我認為，文章的觀點代表的是歷史前進的方向。有句話我很欣賞，叫做人生難得幾回搏，我也決定去搏一把。」
因為這篇文章，胡老的人生也出現了轉折。
本來在南京大學政治系擔任教師的他，收到了去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的通知，讓他去擔任副部長。「當時，我給省裡寫了一封信，講了五六點不去宣傳部工作的理由，包括熟悉教學工作、喜歡和學生在一起、對機關工作無經驗等等，但最後也有一句，我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服從組織的安排，結果第二天就來了電話，讓我去省委宣傳部報到。」
到省級機關工作後，胡老歷任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常務副部長、省委常委、省委黨校校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等職，於2001年退休。退休後，他依然關心國家大事，讀書、看報，歷次全國黨代會的報告、決議，歷次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和公報，他都認真學習。
「我現在身體不好了，眼睛也開始花了，看不太清楚字，就請老伴兒念給我聽，十九大報告，都是她念給我聽的，有點可惜的是，沒學會用電腦。」
回首往事時，他有時也會想，如果當時沒從政會怎麼樣？「我就是一介書生，我會一直留在學校，當一輩子老師，寫文章、教學生。」胡老說，「從我內心，我更願意做一名單純的知識分子。」
文章發表後不久，《光明日報》給胡福明寄來10份5月11日的報紙，還有70元稿費。胡老說，10份報紙後來都被同志們要走了，當年他撰寫文章的原始手寫稿因為多次搬家，早已散落。不過，如今在光明日報社還保存著當年文章的修改大樣，而這段過往連同胡老的名字也早已鐫刻在了共和國的歷史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