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話說「美國特務」李敦白

2019年8月24日，曾經和中國關係密切的美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告別人世。

我從網絡上看到這個消息已經是8月31日了。印象中，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主流或非主流媒體未見報導。因此，我寫下了一點感慨：

獲得「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稱號的白求恩、斯特朗、馬海德、李敦白等人，倒是李敦白更接近這一稱呼的本意。而現今，白求恩、斯特朗、馬海德等依然活在教科書中，李敦白卻消失了，連一個他去世的消息也沒有。5年前他還「滿血復活」了，短短5年，他就被人忘得一乾二淨。也難怪，現在不是看《黃河絕戀》的時候……

我說5年前李敦白「滿血復活」，是指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的《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引起的旋風。

這本書2014年6月出版，6月28日在一家書店開過一個小型的學術發布會。與會者有作者徐秀麗和著名學者沈志華、雷頤，我被邀請為主持人。「滿血復活」一詞，就是雷頤在發言中說到的。

這次發布會過後，據我粗略統計，報刊關於李敦白的信息有上百篇。的確如雷頤所言，李敦白「滿血復活」了。

我參加或主持過的座談會不少，但這一次是非常學術化的會議。徐秀麗、沈志華、雷頤都是學術大家，會上既有史料揭秘，又有關於口述歷史的學術探討。用老話說是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歷史課」，值得記敘。

關於《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座談會現場（左起：徐秀麗、沈志華、雷頤）。

一念之差，他有了中國國籍，成了中共黨員

「滿血復活」，是帶著記憶來的。李敦白與中國歷史的確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

座談會上，我借主持人的優勢，先行對李敦白作了一個我理解的總結：

李敦白，他的經歷最引人注目的在於：中國人說他是美國特務，而且是兩次；美國人視他為中國特務，或者是隱藏很好的美國臥底；俄國人說他是「國際特務」。而他自己的定位是「我是介入中國政治最深的外國專家」。不管如何說，李敦白的大半生是與中共歷史重疊在一起的。

李敦白的家鄉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市。青年時期加入美國共產黨。1940年，21歲的李敦白應徵入伍，並按美國規定脫離黨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軍部需培養懂日文的人，他被選中，可他拒絕學日文而改學中文。他的算盤是：日本戰敗後，美軍可能長期駐在那裡，要長期服役；中國是美國的盟國，戰爭勝利以後可以很快回國。他哪裡會料到，一念之差學了中文後，他竟然30多年一直在中國，並把一生的命運與之聯繫在一起。

李敦白在史丹福大學中文，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學生。這一淵源也使他後來成為蘇聯人眼中的「國際間諜」。

1945年夏天，李敦白隨美軍到達雲南省昆明市，被分配處理美軍和中國民間事務。他曾是美共黨員，與中共有一種天然的親近，周恩來主持的《新華日報》是他的必讀物。1945年11月，美軍準備復員回國時，他改變初衷，想到延安去看一看。他被派到上海的美軍司令部去工作。在上海，他與中共地下黨「接上了頭」，並認識了宋慶齡、何香凝、陶行知等人。宋慶齡介紹他到聯合國救濟總署當「觀察員」，把糧食送往受災地區，包括解放區。他脫離了美國軍隊。

《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李敦白口述 徐秀麗撰寫

1946年春夏，國共內戰在即，李敦白準備辭職回國。宋慶齡建議他去拜訪周恩來。周恩來建議他到延安去參觀，訪問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以便回到美國以後，正確地宣傳中國的情況。他欣然從命。

在赴延安到張家口途中，聶榮臻請他協助晉察冀新華廣播電臺開辦英語廣播，他成為中共隊伍中的一員了，並從此和對外廣播結緣。到延安後，即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不久，他加入了中國國籍，並且經過中共中央特殊批准，成為當時唯一的美裔中共黨員。

此時，他的老師斯特朗也在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新華總社社長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擔任翻譯，與中共領導人關係密切。此後，他成為中共中央電文的重要翻譯人員，直接接觸核心機密。

沈志華揭秘「美國特務」李敦白

無論在《李敦白回憶錄》還是在徐秀麗的《李敦白口述歷史》中，李敦白都談到了他第一次作為「美國特務」被關押審查的經歷。至於他為何突然被視為「美國特務」的原因都沒有交代。但書中披露了一個細節：他正式被捕前與廖承志聊天時，一位新華社記者拿著一份塔斯社的電報跑進來，說「臭名遠揚的美國特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並被驅逐出境」。他深感訝異。

我編發過一篇李敦白的同事楊兆麟的回憶文章：《我和「洋特務」李敦白》，曾談及此事：

1949年初，我好幾天沒有見到李敦白，他神秘地消失了。後來聽說，在莫斯科幫助編輯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的斯特朗是個「美國間諜」，在世界上布置了一個大範圍的「情報網」，李敦白也受她的領導，負責收集中國的情報。蘇聯當局逮捕了斯特朗，並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來。

這段回憶，說出了李敦白被捕與蘇聯的關係，語焉不詳且是「聽說」的。我那時就很好奇。讀到《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時，我也找不到答案。

在籌備這本書的座談會時，我和沈志華通電話，問他知道不知道原因。他是中蘇、中美關係研究的頂尖專家，美蘇檔案看了無數卷，或可會有答案。

果然，我問對了人。「呵呵，這正是我要座談會上講的。」電話那頭，志華得意的豪氣都能感染人。

座談會開始，志華就為我們解開了謎底。我把他的講話內容簡略敘述如下：

1948年底，國共內戰已見分曉。1949年1月9日，國民政府向蘇聯發出照會，希望蘇聯出面調停，國共兩党進行和平談判。在美蘇關係的大面上，蘇聯不能公開支持中共，但從1948年底至1949年2月，卻與中共商談是否與國民黨談判，是否需要外國調停等一系列問題。這期間，毛澤東與史達林有多封絕密的電文往來，都盡收沈志華眼底。

在這些電文中，史達林當然反對美國參與調停，但對蘇聯是否參與則希望毛澤東有一個意見。毛說：蘇聯要是參與調停，美英等國必然也會有這樣的要求。還是中共與國民政府單獨談判吧。史達林也同意。

不料，就在蘇聯明確表態不參與國共調停之前，美英則先發表聲明拒絕充當調停人。史達林惱怒，美英先於蘇聯發聲，是中共洩露了絕密的電文內容，中共內部有特務。

1964年1月18日，毛澤東會見李敦白（左一）、 愛波斯坦（左二）、 斯特朗（右一）等外國專家

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此時正秘密訪問西柏坡。米高揚在與毛澤東會談時指責中共內部有人洩密。毛澤東非常生氣，說這是不可能的，這事只有我們五大書記知道，加上翻譯師哲和捷列賓（蘇聯派往延安的軍醫）知道。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不可能是我們洩密。米高揚說，那就是你們周圍有什麼人洩露了的消息。

後來，米高揚得知中共中央周圍有兩個美國人馬海德和李敦白後，請捷列賓予以確認。捷列賓對李敦白的身份非常懷疑：他在美國學了三年漢語，就把漢語學得這麼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這是不可能的；他為什麼學習漢語，他用誰的錢來了中國？

米高揚當然原原本本地報告史達林。史達林當天復電說：在中共中央機關編輯部工作的美國人李敦白是一個陰險的美國間諜。要立刻逮捕他，並通過他來揭露美國的間諜網。電報裡史達林還說：美國作家斯特朗是一名美國間諜。她削尖了腦袋到莫斯科來就是為了刺探我們的情報。

1949年2月14日，斯特朗在蘇聯被捕，囚禁五天後驅逐出境。幾天後新華社獲悉該消息，李敦白被當作「中國特務」逮捕、關押。

1953年，史達林去世。1955年，蘇聯為「斯特朗間諜案」平反。中國也為李敦白平反並致歉。1964年1月，毛澤東邀請李敦白和斯特朗等人一道到中南海做客，再一次向李敦白致歉。

李敦白的理想主義

這次座談會的主題，聚焦在李敦白的「理性主義與現實邏輯」上。撰寫者徐秀麗對此感悟很深。她說：

整理李敦白的口述歷史，我常常想起理想主義這個詞。因為這是理解李敦白在每個時期做出的每個選擇的關鍵。李敦白一生致力於共產主義的建設，然而，他的理想似乎並不是共產主義本身，而是對人類的公平、正義的追求，這一點在李敦白的言行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一書中，李敦白敘述了一段往事：他少年時曾聽一位牧師說起：「在我們美國南方，有些人儘管每個禮拜天都上教堂，但他並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並不是真的按基督的教導行事；也有另外一些人，他們的行為非常符合基督的教導，但是並不認為自己是基督徒，這些人就是共產黨員。」這是李敦白第一次聽到「共產黨」這個名稱，牧師說這些共產黨員存在於秘密的細胞裡，為正義事業而努力。當時年少的李敦白對共產黨與共產主義並不完全了解，但牧師的一番話卻在他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基督徒和共產黨員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如何能夠在牧師乃至李敦白的心中合而為一呢？因此，李敦白的理想，或是李敦白的理想主義，並非指其具體的政治觀點，而是他對信念與信仰的畢生追求。

雷頤解釋「滿血復活」

雷頤歲數比我大，記得當年李敦白作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在報刊上發表署名文章，參加「文革」又一次被作為「美國特務」被捕的經歷。所以，雷頤開場就說：讀了這本書一個很時髦的遊戲名詞——滿血復活。李敦白又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滿血復活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幾十年前李敦白是一個大紅人，可謂紅得發紫。在上世紀60年代，他越來越受到重視。他還參與了毛選的英文版翻譯工作。文革中，他覺得只要毛主席發動的，就一定是對的。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批鬥王光美，邀請他去。周恩來勸他不要去，但他還是堅持去了。李敦白認為積極參與文革就是積極參加外事口事務，是搶奪外交部大權的、涉及大是大非的重要事情。沒想到，突然一夜之間，他被軟禁，繼而第二次被作為「美國特務」批捕。入獄前，李敦白看到自己的批捕書上有13個中央領導的籤名。在監獄中，他被反覆審訊跟王光美是什麼關係，想從他這兒打開缺口。讀了這本書才知道，原來別人給他介紹的第一個對象是王光美。他跟王光美沒談成，彼此對對方都沒感覺。他請王光美吃了一次回鍋肉，王光美也回請他一次回鍋肉。

談到理想主義，雷頤認為，李敦白覺得自己是「理想」的代言人，他的理想就是要參加中國革命。為了中國革命，哪怕被關進監獄，他也不後悔，反而認為這是為革命應該做出的犧牲。所以，被從監獄放出來後，他也無怨無悔。

口述史寫作的標杆

標題這個說法，是我提出來的。

在中國，做「口述歷史」的人很多，但大多限於「你說我記」，而記憶往往是靠不住的。這種「你說我記」，有時候反倒以訛傳訛，誤導了讀者。只有極少數歷史專業的學者才把「口述歷史」看作是「你說我注」。作為歷史學家的徐秀麗具備這樣的功底。這本關於李敦白的「口述歷史」確實可以作為標杆來看。

在《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中，徐秀麗做了許多注釋，雖不像唐德剛注《胡適口述自傳》那樣「三分胡說，七分唐注」，但這些注釋糾正了李敦白記憶的錯誤，顯示了一個史學家的功底。

比如，李敦白第一次被作為「美國特務」被捕的時間，李敦白的回憶錄說，是1949年1月21號。而在《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中，徐秀麗加了一個注釋，解釋說這個回憶是錯的。李敦白還講了一件事情，說自己被捕是因為他聽到了斯特朗在蘇聯被捕，又被驅逐出境。這件事其實也有時間上的誤差。徐秀麗根據當時斯特朗被驅逐的舊報上的時間糾正了過來。

我在座談會結束時說：《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是口述歷史作品寫作的一個標杆。徐秀麗承接了王國維做學問的二重乃至三重證據法，一方面採納李敦白的口述，另一方面根據大量的歷史檔案文獻糾正偏差、錯謬。這本書中收錄了很多珍貴的歷史細節，文本內在非常豐富，可以做出很多解讀，有些細節甚至可以照亮歷史的角落。通過本書中的記述與考證，作者向讀者展現了儘可能真實、儘可能豐富的歷史過程，也展現了「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的心路歷程與思維觀念。

李敦白去世快一周年了！這個與中國歷史極為密切的人，值得我們去關注、研究；《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也值得推薦閱讀。順帶做一個廣告，孔網「米合齋書攤」及微店「米合齋」有少量新書庫存。需要的讀者可識別下圖二維碼購買。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