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出於政治需要，決定引入拜佔廷的東方正教作為「國家宗教」。作為表率，他首先受洗入教，並命令所有基輔羅斯人入教，這就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羅斯受洗」事件。從此，俄羅斯從一個擁有多神信仰的民族迅速轉變為了全民接受基督教的民族。
東正教的傳入，極大地改變了整個國家的宗教環境。現如今，東正教在俄羅斯早已不單單是一種宗教，它還有著俄羅斯聯邦中央集權的忠實維護者、國家主權的捍衛者、社會穩定的精神因素等多重身份。一言概之，提前對於俄羅斯東正教有所認識，不僅有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俄羅斯，對今後兩國之間的合作和交流，也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羅斯受洗」不是出於人民的自覺自愿，帶有一定的強迫性。因此，古羅斯居民一開始對於東正教的「接受」，大多只是流於表面，原本信仰的多神教在經過改頭換面後被保存了下來，繼續影響著國家的方方面面。
實際上，即便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同樣沒有放棄對多神教的崇拜。他們儘管已經「受洗」，但依然崇拜和祭祀多神教中的風神、太陽神、雷神、火神、畜神以及山妖、夜叉和吸血鬼。一言概之，在當時的古羅斯人的現實生活中，對於兩種宗教的崇拜，被密切地交織在一起。
在「羅斯受洗」以後的很長時間裡，在那些遠離教俗當局監視的古羅斯居民家中，一直設有多神教鬼神的靈堂；即便在東正教聖像流行以後的幾百年間，多神教中的「家神」也依然佔有自己的位置。
在古羅斯的婚禮儀式中，東正教式的婚禮，仍然按照古老的風俗進行；在殯葬方面，多神教的火葬儘管被東正教的土葬所代替，但是，向死者供給其來世所需要的東西（如起居、衣物、食物、兵器等）多神教習俗，仍然被比較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至於東正教中的「聖物（教具、聖像、十字架等）崇拜」，在多神教中「偶像崇拜」幾乎如出一轍。只不過，東正教的聖物比多神教的偶像更富有內容，內涵更為豐富。
古羅斯人之所以能逐漸接受東正教，與其本身和多神教存在諸多共通之處，存在著很大的關係。這與16世紀後半葉，蒙古人全面「皈依」藏傳佛教，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拓展閱讀：讀書筆記：為什麼黃教能在蒙古地區大行其道？）
大諾夫哥羅德 | 索菲亞大教堂（11世紀），俄羅斯現存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一言概之，俄羅斯東正教在一定程度上，是「拜佔庭東正教+本土多神教」的混合體。譬如在兩種宗教的教義中，均有善惡「二元對立」的理念，並認為「惡神」具有巨大的力量——很多多神教中的「惡神」，與東正教中的「魔鬼」別無二致；一些多神教的神祇，「搖身一變」得到了東正教的「編制」，如「雷神」伯倫變為「傳教士」伊裡亞，「畜神」維列斯變為「聖徒」弗拉西。
隨著時間的推移，古羅斯人民逐漸適應並習慣了東正教。新的聖像、十字架進入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作為民族傳統被確立了下來，並為大多數後人所信仰。
宗教中的「聖物」，即該宗教的象徵物品。俄羅斯東正教中的「聖物」，主要有聖徒、乾屍和聖像。
聖徒是東正教對已故東正教教徒冊封的尊號，指被正式承認對國家和教會做出過卓越貢獻、品德聖潔和信仰虔誠的東正教徒。俄羅斯東正教的「聖徒崇拜」，源自拜佔廷東正教會，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流行開來。在俄羅斯東正教會，聖徒通常被描繪為忠於職守、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化身。譬如俄東正教會將聖徒鮑利斯和格列勃，視為古羅斯王公們在反對國內動亂和異族侵略鬥爭中的得力助手。因此，許多俄羅斯的重要文獻裡有對他們的記載，不少東正教教堂裡都懸掛著他們的畫像。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輔羅斯時代，聖徒崇拜有著很強的政治內涵。根據當時東正教教規的規定，冊封聖徒的權力、追認聖徒和核准為之祈禱與紀念的最高解釋權和權力，歸屬於君士坦丁堡教會牧首和拜佔廷皇帝，羅斯教會無權冊封聖徒。當時，羅斯東正教會和大公們要與鄰國平起平坐，要向全世界證明也有自己的聖徒。不過，出於政治原因和私心，拜佔廷帝國當局及其所屬教會，對羅斯教會確認聖徒一事懷有妒意，千方百計予以阻撓，譬如一直拒絕將基輔奧列格女王公及受洗者弗拉基米爾封為聖徒。隨著時間的推移，俄羅斯東正教逐漸擺脫了拜佔廷君士坦丁堡教會牧首的控制，成為了獨立自主的教會。
也從這時候開始，俄羅斯教會有了冊封聖徒的權力，「聖徒」數量開始逐漸增多。
諾夫哥羅德 | 聖像畫（14世紀上半葉） ，現藏於俄羅斯博物館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級別的「國家聖徒」，在整個國家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譬如莫斯科公國教會的大主教「聖徒」彼得，對莫斯科公國王公伊凡·卡利塔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與幫助。因此，伊凡·卡利塔對「聖徒」彼得可謂感激涕零。1339年，莫斯科大公國教俗當局追認彼得大主教為「全莫斯科的聖徒」，不僅要求有封邑的王公們尊他為「莫斯科的捍衛者」，還要求他們在彼得聖徒的靈柩前向莫斯科大公宣誓效忠。
除了「國家聖徒」外，羅斯王公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還擁有自己的「專屬」聖徒。王公們不僅要求統轄的民眾對聖徒必須加以崇拜，在遇到敵對的王公時，還要求聖徒拿起武器保衛自己，捍衛本公國人民的利益和城市不受侵犯。不過，隨著沙皇俄國的建立和中央集權制的形成，這些地區性聖徒（約450多名）的命運有了不同的變化：一些聖徒升級為「全俄羅斯聖徒」，一些聖徒沒有改變，還有一些聖徒被完全遺忘了。
按照東正教會的說法，乾屍是「遵守教規者」或聖徒的屍體、遺骨，因有神跡而不腐爛，不僅具有神力和創造奇蹟的能力，還有庇護和保佑的作用。在當時的沙皇俄國，乾屍經常以內部或半公開的形式，以所謂的乾屍匣或約框，在教堂裡長期保存和展覽。17—18世紀，俄羅斯教會及其主教公會認為，除了有真實的、公認的聖徒乾屍外，有些人為了私利而偽造聖徒乾屍，因而遭到教會的譴責；19—20世紀初，俄羅斯教會裡出現了懷疑派，某些教會人士和神學家雖然也是「遵守教規者」，但對聖徒乾屍不朽性產生了懷疑。1918年—1920年，蘇俄政府根據廣大人民的要求，在神職人員代表的參與下，在蘇俄14個省份裡，當眾打開了63個聖徒乾屍匣。諷刺的是，多數乾屍匣裝有一堆半腐爛的屍體，而在另一些乾屍匣裡，甚至放著一些人造的屍骨和一些不相干的東西。至此，「乾屍不朽」的傳說被視為「驚天大騙局」。在今天看來，乾屍崇拜的「最大價值」，無疑是給東正教會帶來了巨額財富。因為每年前往教堂朝拜聖徒乾屍的香客，都會給教會「供奉」一筆又一筆的錢財。
東正教會人士認為，聖像跟聖徒、乾屍一樣，可以顯靈，能起保衛者、庇護者的作用。可以保護人們的生命和財產不受侵害，可以戰勝一切敵對者。甚至有部分教會人士認為，聖像「作為活物」，可以發揮看、聽、哭、跑、跳、遊、飛等功能。與聖徒崇拜一樣，聖象崇拜也源自拜佔廷帝國。羅斯教會以君士坦丁堡教會為榜樣，製作了一些「顯靈的聖像」並廣泛宣揚，在羅斯居民中產生了重大影響。譬如兩軍對壘時，奪取敵人的聖像，一度被視作終極作戰目標。因為人們堅信，奪取敵方的聖像，即可解除對方的軍事抵抗在今天看來，聖像與軍旗有著相似的含義。
另外，俄羅斯的東正教會經常把聖像描繪成統治階級（沙皇和封建主）的代表。譬如在17世紀，一幅穿著金袍的聖像被視為沙皇米哈依爾·羅曼諾夫（即米哈伊爾一世）；18世紀，一幅具有神威的聖像，被視為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喀山和費多羅夫城的聖母像之所以特別備受敬仰和頌揚，是因為這幅聖像被視為是羅曼諾夫王朝的庇護者。
與乾屍崇拜一樣，聖像崇拜不僅充斥著一定的迷信色彩，也是教會積累財富的重要途徑之一。到了今天，一些俄羅斯東正教神學家認為，聖像是無生命的東西，所謂「顯靈的聖像」完全是臆造出來的，並主動放棄了對聖像的崇拜。可即便如此，聖像崇拜依然是教會在思想和心理方面影響教徒的重要手段。
自從羅斯受洗後，東正教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並擁有著種種特權。作為俄羅斯的「主體宗教」，對其他宗教採取著什麼樣的態度呢？
1645年夏，沙皇米哈伊爾病逝，年僅十六歲的阿列克謝繼位，成為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二位沙皇。為了鞏固政權，他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教會，為自己服務和「撐腰」。為此，他實行了大刀闊斧式的宗教改革。他任命尼康牧首為東正教會改革的領導人，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把莫斯科教廷東正教的各種典章制度，按照拜佔庭方式加以改革，統一各地教會宗教活動。
坦誠地說，改革舉措引起了大貴族和教會的恐慌。因為人們一致認為， 作為 「第三羅馬」的莫斯科，是「高於拜佔庭」的拜佔庭帝國的繼承人，將莫斯科教廷的宗教禮儀按照拜佔庭方式進行改革，是無法理解和容忍的。尼康進一步提出，沙皇應該成為整個東正教世界的統治者，莫斯科及全俄東正教大牧首是整個東正教世界的精神領袖，俄國的首都應該定於君士坦丁堡。尼康的這個想法，一度得到了沙皇的支持。1654年俄羅斯—波蘭戰爭爆發後，阿列克謝一世率兵親徵，成為實際政府首腦（即攝政王）的尼康，進一步加大了宗教改革力度，俄羅斯東正教會進入了動蕩期。拒絕尼康改革的舊禮儀派，最終從莫斯科東正教會中分裂了出去。
惱羞成怒的尼康，對舊禮儀派開始大規模的迫害，審判並處死了舊禮儀派的領袖。可即便如此，舊禮儀派的信徒們還依然沒有屈服，為躲避迫害，他們從莫斯科逃亡到至森林茂密的伏爾加河流域，向烏拉爾，向西伯利亞，向北部地區，向頓河、外高加索一帶逃亡。
此後，尼康進一步提出了「神權應高於世俗權力」的觀點，這無疑觸及了阿列克謝一世的底線，雙方關係逐步趨於冷淡。自1660年開始，莫斯科教會開始了對尼康的審判。最終，他的大牧首職位被剝奪，並被流放到了一座偏遠的修道院。1681年，尼康病逝於返回復活修道院的途中。
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稱帝後，對內加強專制統治，對外實行擴張政策。他奪取喀山後，對伏爾加河流域的伊斯蘭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摧殘，不僅摧毀清真寺和學校，還把穆斯林居民趕出了城，伊斯蘭教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此後的200餘年，沙俄政府及其官方教會一直致力於將國內的穆斯林「東正教化」，但收效甚微。20世紀初，風雨飄搖的沙俄政府終於制定了法律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可即便如此，穆斯林在日常宗教生活中仍遇到很多限制。
對於「近親」天主教會，沙俄官方和東正教會既有寬容的一面，也有排擠的一面，但排擠更多於寬容。伊凡四世時期（1547—1584），官方允許西方人士信奉自己的天主教，但禁止他們向俄羅斯人傳教，更不允許他們在俄羅斯土地上建造天主教教堂。彼得大帝時期（1682—1725），官方倒是準許他們在俄國創辦宗教學校，但他們的傳教行為激起了俄國上下的嚴重不滿，因而在1688年被驅逐出國，18世紀初，儘管天主教學校「死灰復燃」，但很快就以「非法為由」被勒令停辦。
19世紀初期，天主教的傳教活動迎來了「全面復興」。天主教傳教士不僅在東正教教徒中發展教徒，還公開宣稱天主教比東正教更具越性。他們的「挑釁」行為，引起了俄東正教會的強烈不滿和斥責。1820年，他們再一次被全面驅逐。亞歷山大二世（1855—1881）執政時期，居住在俄羅斯西部的波蘭天主教徒因民族糾紛而舉行起義。起義失敗後，沙俄官方強行將這些波蘭天主教徒遷到西伯利亞。天主教修道院被關閉，修士遭到流放，財產被沒收，教堂歸東正教所有。1905年，沙俄政府公布「信仰自由法」，天主教會的傳教活動日趨積極了起來。不過，由於歷史原因，沙俄當局對待天主教依然持有「不寬容態度」——儘管法律上東正教教徒可以改信天主教，但實際上這樣的改信是不允許的。
十月革命後，天主教和其他外來宗教一樣，遭受了沉重打擊。20世紀20年代初，天主教會學校在蘇聯幾乎全部被關閉。到了赫魯雪夫時期，天主教組織在蘇聯已近乎絕跡，教徒基本上全面轉入地下活動。
最初從德國傳入的基督新教，在俄羅斯並不屬於傳統宗教，而是外來的「異教」。基督新教有許多派別，先後傳入俄羅斯的有路德派、浸禮派、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等。16世紀，俄東正教莫斯科扎哥爾斯克聖三一修道院院長引進了路德派福音思想。路德派否認聖物，反對宗教儀式，追求對基督的精神信仰，與東正教的交易可謂大相逕庭，進而受到了東正教會的指責。當時，基督新教思想的傳播者一經被發現，就會被當作異端處以火刑。17世紀，官方對新教的鎮壓有增無減。沙皇命令異教徒從首都遷出城外，不許他們僱用東正教徒做工，還將一個自稱「先知」的德國人作為異端處死。葉卡捷琳娜二世當政時期（1762—1796），一方面對新教實行寬容政策，譬如允許居住在俄羅斯的德國人信奉新教；另一方面，官方規定新教的傳教活動，只可針對穆斯林進行，不能向東正教徒和青少年傳教。官方規定，新教組織舉行宗教活動時，須繳納一定的稅款；牧師的薪水，每年須繳納64—96戈比所得稅，而東正教會及其神甫則免去一切稅款。
19世紀80年代初，新教路德福音派學說傳入俄羅斯。由於當時國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氛圍很濃，因此對福音派的追隨者們並未加以限制。令東正教會始料未及的是，該派的一些頭面人物試圖進入國家宗教管理機構「聖主教公會」裡任職的行為，引起了聖主教公會的警惕。於是，聖主教公會開始全面圍剿福音派。1882年，他們在聖彼得堡警方的協助下逮捕了該派的部分領袖，路德福音派損失慘重。截止20世紀30年代末，蘇聯境內的路德派教堂全部被關閉，神職人員被關押。
到了50年代中葉，路德派已經在蘇聯領土上消失匿跡。
同路德派一樣，新教浸禮派在沙俄和史達林時代一直處於受壓的地位。1881—1891 年，拉脫維亞浸禮派的3名負責人被沙俄當局驅逐，許多知名新教活動家被禁止活動。20世紀30年代，蘇當局查封了位於莫斯科的浸禮派總部，並關閉了位於列寧格勒的福音堂，該派多數領導人被捕、被流放，從而導致許多組織自行解散。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領導人，也曾因宣揚「異端」而遭蘇聯當局的監控。1934年，該組織所有領導人均遭逮捕，其主席列波薩科死於監獄裡，繼承人格裡高利耶夫牧師也遭監禁，該組織的200名神職人員，絕大多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到了1938年，最後一個禮拜堂在列寧格勒被關閉。1954年，該會主席馬查被驅逐出莫斯科；1960年，該會的圖書檔案全部被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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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3—15世紀，猶太教伴隨著移居到俄羅斯的猶太人而傳了進來。不過，俄國的統治階層們一直都有著很強的反猶意識。
統治階層對猶太教的仇視和不寬容以及瀰漫歐洲全境的反猶思想，猶太教在各個層面都處在受歧視的地位。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統治期間，反猶法規繼續存在，尤其是發生於1903年的基什尼奧夫大屠殺事件，引起了許多國家的抗議。十月革命後，一部分猶太人選擇支持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另一部分猶太人反對布爾什維克黨。1918年，蘇俄發布官方公告，關閉了所有的猶太教會堂，並限制猶太人的宗教活動。即便是赫魯雪夫執政時期，蘇聯國內依然存在著嚴重的排猶情緒。1967 年，中東戰爭爆發，蘇以兩國斷交，猶太人的宗教信仰受到限制，一些猶太教會堂被關閉；勃列日涅夫繼任後，排猶政策依然如故。
直到蘇聯解體後，包括猶太教在內的各宗教教派才得以獲得了喘息的機會。
蘇聯解體後，在葉爾欽總統的就職典禮上，全俄東正教牧首阿列克謝二世率先為其致賀詞，葉爾欽也在隨後的講話中，表明了自己對東正教的熱愛，並肯定了東正教在國家復興中的重要作用。
不過，儘管俄羅斯宗教法中規定「政教雙方互不幹涉內部事務」，但這絕非指「政教雙方互不關心」。為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權利得到最佳發揮，國家制定法律，對宗教組織進行規範化管理。同時，宗教組織也不限制其成員的公民權利。教徒同其他公民 一樣，有權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這樣，政教分離的內涵，便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在耶路撒冷聖墓教堂的天主教教宗方濟各與東正教會普世牧首巴爾多祿茂普京執政後就一再強調：「一個國家必須要有一些基本的、極為重要的價值觀，即我們的愛國主義，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宗教」；在慶祝耶穌誕生2000年之際，他在致俄羅斯東正教會發出的賀信中指出：「東正教在新世紀將有助於俄羅斯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有助於國家精神道德的復甦。」根據2011年的數據顯示，俄羅斯的東正教徒佔國民總數的50％，其中絕大多數屬於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教徒。
作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宗教組織，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傳統功能在當代俄羅斯得以全面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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