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策劃、製造出來的。其中的主謀，即後被稱為日本關東軍「大腦」、日本軍隊的思想家、政治家的石原莞爾。
石原莞爾（1889年－1949年）從小時起，就被他當過警察署長的父親，用「武士道」精神教導，要其勇敢而不懼艱險。石原在陸軍幼年學校畢業後，考入士官學校，並於1915年再考入當時被稱為日本精英中精英的陸軍大學。石原學習不甚刻苦，卻成績出眾，1918年以第2名的成績從陸大第30期畢業。
從陸大畢業後不久，1920年，石原莞爾被派到中國武漢。在別人看來這是一份受排擠的差事，但石原無所謂，他早就想來中國了。石原莞爾在武漢的頂頭上司，就是後來一起策劃「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徵四郎（時任駐中國公使館武官助理）。
在中國，石原用一年多的時間，跑遍湖南、四川及南京、上海、杭州等地。1928年10月，石原再次來到中國，這一次他的頭銜是日本關東軍中佐參謀，此時的石原，已儼如一個理論家了。他出版了一本至今仍為某些日本人津津樂道的著作《最終戰爭論》。石原的基本判斷是在40年代中期，將發生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白人之間的，瓜分世界勢力範圍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會是以日本為首的黃種人，和以英美為首的白種人之間的對決。
由此，石原在《最終戰爭論》中提出了「滿蒙生命線」的理論，他認為日本應該先將中國東北拿到手，以此為基地，徵服蘇聯遠東地區，再南下徵服中國政府，最終與美國進行一場東西文明的最終對決。
石原莞爾這一代人成長的時候，是在日俄戰爭結束，然後日本轉向以國粹為核心的愛國主義，這些人和他的上一輩人，即全心傾慕西方的那一代領導人（如西鄉隆盛，伊藤博文）對西方的認識，已完全相反。認為西方在技術上雖然有可學的地方，但是從價值觀上面完全是一個反動的，不能接受的。從心靈和精神上來說，石原為代表的那些少壯派軍人，就是無意中走向了一種封閉，成為了一種對西方，取「日本不高興」的基本心態。
1929年5月板垣徵四郎調任關東軍大佐高級參謀，他邀請石原一起來到了中國東北。在1929年日本關東軍的一次參謀會議上，石原莞爾強調滿蒙問題的解決，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徑，他的論據有三點。一，為解除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需要對外戰爭。二，解決滿蒙問題，不僅是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大多數中國國民的利益。三，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與其說滿蒙屬於中國，不如說應該屬於日本民族。
為證明最後一點，這年二月，石原莞爾特地回日本，拜訪了當時日本中國問題的頭號專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內藤湖南博士。石原莞爾問，從歷史上看滿蒙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內藤湖南毫不含糊，中國的。石原不死心，不能說是日本的嗎？日俄戰爭為保住那塊土地，日本付出了那麼大的犧牲代價。內藤博士搖搖頭：作為一個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張滿蒙是日本領土，但學問是不可以歪曲的。
儘管不能從理論上論證滿蒙屬於日本民族，但石原仍有足夠的理由，將滿蒙問題當成他們日益關注的問題。所以，石原等人喊出一個口號，「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為了解決這個生命線，如果這個生命線不掌握在日本人手裡，日本人沒法生活下去。
在1930年起，石原等日本關東軍少壯派，便開始積極進行具體的策劃滿洲事變、進而侵佔整個東北的計劃。對此關東軍高層，甚至日本軍部和政府，對這些少壯派的策劃，已都有耳聞。但，所有人都在裝聾作啞。對於關東軍的行動，雖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謹慎態度，軍隊高層也不想出現意外事件。但一旦冒險成功，日本政府與軍部，都是不會拒絕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的。
1931年9月初，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因為反對石原等人擅自進行的陰謀計劃，便派了作戰部次長建川美次少將，從日本轉經朝鮮來到中國東北，阻止這場驚天的事變。
建川乘坐的火車還在路上，9月15日，日本關東軍少壯派高級參謀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等四人，在奉天特務機關會議室，密謀如何對付建川美次的到來。板垣拿了一支鉛筆樹豎在桌子上說：問天命吧，鉛筆往右倒下就不幹了；往左倒，咱們就賭了。結果鉛筆向右倒下，計劃要終止。四個人面面相覷，好半天沒有吭聲。突然關東軍參謀今田新一郎少佐喊了一聲，你們不幹我一個人幹！這句話說出了四個人的心聲，本定於9月28日採取的軍事行動，提前到了9月18日。
建川美次9月18日晚到達奉天，當晚在一家名叫菊文的日式酒家裡，他被人灌醉，次日醒來，日本關東軍已經佔領了北大營，「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九一八事變」時，在東北的關東軍只有一萬零六百人，而張學良的東北軍則有44萬人。由於中國軍隊奉命不抵抗，結果，日本人不費什麼力，12個小時即佔領瀋陽，隨後，在幾個月內佔領全東北。
六十年後，張學良回憶當年的情形說：我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這麼幹，我想，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沒有下達抵抗的命令，國人批判我是「不抵抗將軍」，我不承認。但是我承認，我沒有能識破日本人的陰謀。
「九一八事變」後，「下克上」的石原等人不但沒有受到懲罰，軍銜反而升為大佐。但是，石原莞爾一生的高峰，也基本在此停步。雖然，他後來他還升為了中將，但他對日本軍隊的影響力，卻很快被邊緣化了，直到最後被打發到陸軍大學裡去教書。
因為，石原雖然敢於冒險，但他在理智上卻並非完全贊同蠻幹。作為陸軍大學的高材生，石原始終信奉其先輩兒玉源太郎大將（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的日軍總參謀長）的一個理念：決定戰爭開始之際，就要準備好這場戰爭何時結束。
因此，「九一八事變」事變後第四天，石原莞爾聯合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等，將滿蒙問題解決方案，遞交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方案中，石原便主張不再擴大戰爭，只經營好滿蒙，與中國修復關係，養精蓄銳，日後對付蘇聯。後來，「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石原再次上書，反對日本擴大對中國的戰爭。按照石原莞爾的想法，中國角色是作為日本的原料提供者，而不是佔領它（滿蒙除外）。對蘇聯與美國，則將來是要進行決戰的。所以，不可以把有限的國力，消耗在像中國這樣的地方。
但當時主持內閣與軍隊的東條英機等人，卻主張擴大與中國的戰事，在東條英機的背後，是眾多贊同「拓展我們皇國疆土」的日本民眾，及石原莞爾的效訪者們。石原莞爾原來是一個中佐，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之後，迅速升為大佐，然後變成將軍。這個榜樣，激勵了後面還有的無數小兄弟們，都是中佐、少佐，也急等著要建功立業，和平時期的時候，軍人怎麼立功？不能說你石原立了功，然後，從此就踩了剎車，把我們的路堵了吧。
因此，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後，石原莞爾基本被日本人自己晾到了一邊。一次，一位拜訪石原的陸軍大學官佐，說想去順便看看同是陸大畢業的東條英機陸軍大臣，石原竟嘲笑說：哦，你是說東條上等兵！因為政見不一，性格又不和，東條英機執掌軍隊大權後，就讓石原退役。
因禍得福。退役了的石原在日本戰敗後，便逃過了戰犯的罪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甲級戰犯名單裡，有石原莞爾的好友板垣徵四郎 、土肥原賢二，也有他的對頭東條英機，而且都上了絞刑架。194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四周年紀念日當天，石原莞爾在山形縣高瀨村的家中，口述完名為《新日本的進路》的遺書後，死於膀胱癌引起的尿毒症，終年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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