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一向稱自己「放逸、急躁、嫉惡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適於軍政大任」的少帥張學良一改「懦弱、無能」的表現，孤注一擲的聯合楊虎城的西北軍發動了震驚全國的「兵諫」，史稱「西安事變」或「雙十二事變」。
此次「兵諫」似乎異乎尋常的成功，除了邵元衝因受槍擊搶救無效死亡之外，其他軍政大員全部被扣，蔣介石翻牆外逃，亦被捉回。
西安事變前夕的張學良和楊虎城
有人說，西安事變打亂了蔣介石「一舉殲滅赤匪」的「最後五分鐘」決戰，這句話誠然不錯，可關鍵在於，這「最後五分鐘決戰」真的只是「殲滅赤匪」嗎？恐怕未必，因為就在蔣介石親往西安督戰之前，就有用中央軍替代張學良東北軍承擔「剿共」的計劃，如果該計劃最終得以實行，那東北軍接下來的命運如何恐怕不難想像，恐怕這也是張學良最終發動「兵諫」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即便把中央軍調來剿共，就一定能成功嗎？
要知道，此時此刻的紅軍已經不再是「流寇」，經過了長徵的洗禮之後，紅軍高層無比團結，紅軍指戰員無比希望打勝仗保衛最後的根據地，他們迸發出的驚人戰鬥力讓張學良的東北軍心驚膽戰，在與紅軍的交手中，東北軍失利頗多，甚至有師長、團長等高級將領戰死、被俘的情況。而如此同時，在中共的宣傳和策反下，大批地方武裝與紅軍達成默契甚至是相互幫助生存——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是中央軍來了，就能在毛澤東的手下討到便宜？
要知道，別說是有了根據地的紅軍，就說是「居無定所」的「南方八省遊擊隊」，不也堅強的生存下來了很大一部分嗎？
陳毅等人表示蔣公的圍剿簡直弱爆了
直到今天，都有人在探討「無能」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到底給中國帶來了什麼影響，在赤血看來，張學良的「孤注一擲」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不但來自國內，也來自國外，直到今天，極端兩極化的評價仍然出現在這位「少帥」身上，但有一點不容置疑，那就是張學良發起的這次「兵諫」徹底改變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
也正是這一點，讓無數「果粉」「扼腕嘆息」。
攘外必先安內，這是當年被堅持數年，也被抨擊數年的政策，他到底正確嗎？今天赤血就來說說自己的想法。
在赤血看來，「攘外必先安內」這政策一點問題都沒有！這政策絕對是當年中國需要的政策！
當年中國的敵人是日本，日本領土面積超過德國和義大利領土面積之和，有七千多萬受過教育的人口，能成產從步槍到飛機在內的幾乎所有軍事裝備；而反觀中國，國家實際上處於軍閥割據之下，全國連貨幣都沒有統一，小學教育都沒有普及，生產個步槍都要仿製國外產品，如果不加強國家統一，不完成對國內的整合，根本無法對日本的入侵進行有效的抵抗。
用個通俗的話來講，以當時敵強我弱之勢，唯有全國上下萬眾一心，團結起來共同抗日，才有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希望。一盤散沙、內鬥不止的情況下，是沒辦法「攘外」的。正是因為如此，「攘外必先安內」是有合理性與正確性的。
但關鍵問題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央政權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瘋狂剿共」，這能叫做「安」嗎？「攘外必先安內」中所謂「安內」並不一定就只是戰爭方式，先不說蔣介石是否有時間和能力將紅軍斬盡殺絕，就算他有，那接下來呢？是搞定地方軍閥以進一步「安內」還是就此開始「攘外」？
軍閥內戰中的一幕
事實上，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咄咄逼人，面對蘇聯以及共產國際的重重壓力，中國與其領導下的紅軍早已放棄了「反蔣抗日」的立場，就在西安事變之前十天，毛澤東與十九位紅軍將領聯名致信蔣介石，表示願意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共同抗日」，再信中，毛澤東寫道：
去年8月以來，共產黨、蘇維埃與紅軍屢次向先生要求，停業內戰，一致抗日，自此主張發表後，全國各界不分黨派，一致響應……吾人雖命令紅軍停止向先生部隊進攻，步步退讓，竟不能回先生積恨之心……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讎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吾人誠不願見天下後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願天下後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傑……
看過這封信，你也許就會明白為什麼西安事變發生之後，中國代表周恩來無比希望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了吧，因為早在西安事變之前的十天，毛澤東就已經表示願意「共同抗日」，為此不惜聽從蔣介石的領導——西安事變發生之後，毛澤東曾親口對人說，公審蔣介石再槍斃對我們很好，但中共最終沒有將這個「對我們很好」的意見告知張學良，因為抗日從來不是「我們」一個方面的事情，為了達成抗日統一戰線，周恩來願意和平解決。
當時的新聞報導
不知道為什麼蔣介石沒有對十天之前的「紅軍來信」做出反應，要知道只要蔣介石利用這封信「逼」一下中共和紅軍，就可以在未來的抗日統一戰線中佔據絕對的領導位置，甚至可以利用此信將抗日大旗舉得更高，更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聲望，進一步確立自己的領袖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對付紅軍還是國民黨內各軍閥都是很容易的。如果按照這封信的方式進行國共合作，蔣介石將會一改歷史上的被動地位，即便是在戰後出現了」國共和平談判「，主動權也會牢牢掌握在國民黨手中。
想必蔣介石的政治智慧要遠遠高於赤血，那為什麼蔣介石會對這封來信不作回應？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蔣介石瞧不起這區區萬餘紅軍，覺得一戰可定，自然無需回應；另一方面，則是此信一旦回應，就將會進入到複雜的「政治博弈」，今後將很難有更好的「剿共」機會，所以蔣介石甘願放棄，哪怕共產黨已經明確態度願意「被領導」，果真如此，則說明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不過是「剿共」的一個藉口罷了。
這也許才使蔣介石真正的態度
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蔣介石在諸多可以選擇的「安內」政策中選擇了最差勁的方式，這才是蔣介石的「無能之處」，而西安事變的出現最終才「改變」了這個「早已」跑偏的既定政策。
其實，當年在蔣介石的種種政策之下，不顧「安內」問題而要求「攘外」的全國民意下，全國動亂不斷，就在西安事變之前，南方同樣發生了帶有「反蔣抗日」色彩的「兩廣事變」，在這種情況下，西安事變的發生絕不是一種意外。
這裡是鳳凰箴言，我是赤血之城，謝謝你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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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飛去，空餘聲聲嘶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