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1年證詞」（1641 Depositions）是不同社會背景的人有關他們在1641年愛爾蘭叛亂中經歷的證詞，這些人主要是新教徒，但也有一些天主教徒。這些證詞記錄了財產損失、軍事活動以及據稱愛爾蘭叛亂者所犯的罪行，包括襲擊、剝去衣物、監禁和謀殺。這批材料在近代早期歐洲的任何地方都是獨一無二的，它們為1641年叛亂的起因和經過，以及17世紀愛爾蘭、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社會、經濟、文化、宗教和政治史提供了獨特的信息來源。
1741年，約翰·斯特恩主教將「1641年證詞」捐贈給都柏林三一學院圖書館。都柏林三一學院手稿和檔案研究圖書館現存約8000份證詞或證人陳述、審訊及相關材料，共計19010頁，被裝訂成31冊。這些材料難以閱讀（有些幾乎無法辨認），拼寫前後不一且不規範，語法和標點符號的使用也是如此，而且筆跡千差萬別。其中11冊證詞有關倫斯特，10冊有關芒斯特（其中7冊涉及科克郡），2冊有關康諾特，8冊有關阿爾斯特。這些證詞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據稱發生的事件後一兩年內記下的證詞，另一類是在17世紀50年代收集的證詞。早期的證詞或多或少都是自發的報告；後期的證詞則是司法審訊的記錄，內容也相應地更集中，表達方式也更公式化，但還是包含了很多有價值的內容。1641年12月成立了一個「被剝奪臣民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Despoiled Subject），負責收集難民的證詞。該委員會由8名愛爾蘭國教會教士組成，領導人為基爾莫爾座堂主任牧師亨利·瓊斯。1642年3月，到達都柏林的芒斯特難民人數明顯很少，一名委員菲利普·比西執事長奉命去該省收集證詞，並有權挑選地方行政監察專員來協助他。在17世紀40年代收集的所有證詞都是由在都柏林的委員會及其芒斯特分部收集的。17世紀50年代的材料是由分散在愛爾蘭各地的70多名專員收集的。他們既有軍官，也有地方官員，他們的責任是協助新成立的高等法院，收集針對那些謀殺或屠殺嫌疑人的證據。
阿爾斯特是叛亂最早開始的地方，與那裡有關的證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是我們歷史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17世紀初的幾十年裡，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新教拓植者（他們越來越多地自稱是「英國人」）在該地殖民，他們往往剝奪了講愛爾蘭語的當地天主教徒的財產。證詞材料生動地呈現了這些土地轉讓和新移民的定居模式：他們建造了設防的莊園、村落、學校和教堂；他們砍伐森林、排水和圈地；他們發展了城市居民點和原始工業（製革、煉鐵、玻璃製造、織布等）。證詞中的證言也指證了王權在多大程度上對愛爾蘭 「文明化」和「英格蘭化」。王權長期以來決心將英格蘭的法律、政治、行政、土地和榮譽制度，連同英格蘭的語言和宗教（即新教）以及英格蘭「文明」——服飾、習俗和行為規範——和英格蘭（低地）的經濟和農業實踐一塊強加給愛爾蘭，這是一切殖民事業的核心。這些證詞揭示了英格蘭租佃關係制度的性質，以及低地的商品經濟到1641年在多大程度上在愛爾蘭得到確立。它們記錄了具體地主如何通過推廣耕作來改良土地、如何從磨坊中獲得最大利潤、如何開發莊園的自然資源以及如何引進新的牛種。
描繪1641年起義暴行的印刷出版物，圖為愛爾蘭新教徒被剝去衣物後被趕到冰天雪地凍死
「1641年證詞」還是「1641年叛亂始於對新教定居者的大屠殺」這一極具爭議說法的主要證據，因此它們在愛爾蘭歷史上最持久、最激烈的爭議中處於核心位置。不同時期的宣傳份子、政治家和歷史學家都曾利用過這些證詞，圍繞它們的爭議也從未得到圓滿解決。其實，1641年的「大屠殺」與威廉國王的博因河大捷（1690年）、索姆河戰役（1916年）一樣，在阿爾斯特新教/英國集體身份認同方面的形成和維持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2010年，時任愛爾蘭總統瑪麗·麥卡利斯與北愛爾蘭新教徒領袖伊恩·佩斯利共同參觀「1641年證詞」原件展覽傳統上人們認為這場叛亂可以充分解釋為對阿爾斯特拓植的必然反應。如今大多數學者認為這種解釋過於簡單，並將叛亂的直接爆發視為對斯圖亞特王朝三個王國政治形勢的反應。天主教徒的境況在次督託馬斯·溫特沃思統治下惡化、蘇格蘭起義成功以及國王與英格蘭議會關係破裂，使得在愛爾蘭仍然擁有財產和社會地位的天主教徒擔心，如果國王的權力受到嚴重限制，他們將面臨沒收財產和迫害的危險。他們認為國王正在尋找盟友來協助他維護自己的特權，於是他們制訂了一個複雜的陰謀，替國王奪取愛爾蘭政府的控制權。結果，這項事業沒有得到普遍支持，計劃是在阿爾斯特一小撮愛爾蘭人的領導下實施的，他們是在殖民地被優待的「合格愛爾蘭人」（deserving Irish）中的一份子。他們未能達到奪取都柏林城堡這一主要目標，起義一開始僅限於阿爾斯特，他們依靠的是那些失去財產的愛爾蘭人的支持。起義形勢並不明朗，因為領袖們為了得到擁護，聲稱他們是奉查理國王的「衣帶詔」，代表國王舉兵。但不久之後，儘管大多數參加叛亂的人認為他們是「國王的士兵」，顯然他們還是決心推翻殖民地。正是由於叛亂者的目標有限而且忠於國王，「柵欄區」（Pale）各郡的老英格蘭移民（他們中有些人在早期階段參與了陰謀）才有可能在12月都柏林當局的敵意使他們手足無措時加入北方的起義軍。他們得到了其他省份的響應，還引發了英格蘭的內戰以及隨後英格蘭議會與蘇格蘭的結盟，這反倒坐實了最初「捍衛國王利益」的說法。南方的同盟領導人從未打算剝奪殖民者的財產，並禁止愛爾蘭人收回原有的財產。但毫無疑問，領導人的目標有悖於許多追隨者的期待：叛亂的精神充滿了對過去不公的怨恨和反攻倒算的決心。一開始，戰爭形勢對叛軍不利，因為官軍在蘇格蘭和英格蘭的增援下贏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勝利。1642年8月，英格蘭爆發內戰，使得增援無法繼續到達愛爾蘭。隨著當局的反撲停滯不前，天主教徒獲得了至關重要的喘息時間，正式成立了以基爾肯尼為根據地的同盟。在接下來的7年裡，一場難分勝負卻血腥的衝突摧毀了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直到1649年奧利弗·克倫威爾來犯。
「1641年證詞」項目由愛爾蘭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理事會和都柏林三一學院圖書館出資逾100萬歐元，由都柏林三一學院、阿伯丁大學和劍橋大學合作進行。該項目始於2007年，於2010年將全部證詞轉寫並數位化，在都柏林三一學院網站（點擊「原文連結」）上免費開放。使用者可以通過關鍵信息檢索或瀏覽的方式，查看證詞的轉寫文本以及相應的掃描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