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略觀察:日本武士文化的傳承

| 方略

【提要】提起日本的傳統文化，人們總會想起櫻花與武士道，似乎這兩樣事物，已經定格為東瀛的象徵。日本傳統文化中有崇尚兇猛、神秘的一面，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日本有句諺語「花數櫻花，人數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會受到的普遍尊崇。武士精神對日本國民性的影響至深至遠。日本走上侵略擴張道路，與其民族文化中濃厚的武士道精神密不可分，武士道精神越千年，生命力極端頑強，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武士道滋生於日本封建幕藩制度土壤中，是日本意性文化的結晶，代表著古代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

 

文化是歷史的積澱，文化價值是民族的靈魂。武士在戰爭實踐以及圍繞戰爭的軍事訓練、軍事競賽等軍事活動中，即在作戰和備戰中創造的武家軍事型文化，源於武士以戰爭為職業的生活方式，是武家社會成員共同認可的價值追求、道德規範、思想意識、敬業精神和行動準則。武士道作為武家文化的核心內容，以共同的價值觀念將武家社會全體成員的心凝聚在一起，形成「以奪取戰爭勝利為第一要義」的、一致對外的戰鬥集團。

1899年，即甲午戰爭之後四年、日俄戰爭之前五年，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寫作的《武士道：日本之魂》在美國出版，「將武士道奉為大和魂，並將它作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紹」。宣稱：「知識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間接地都是武士道的產物。」

武士道對日本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戰前，日本民族主義、大東亞主義、脫亞論、興亞論、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等不同層面的精神信條、理論觀念等，都曾被日本政府當做國家精神總動員的工具而大加宣揚。作為日本國民的道德規範或行為準則的武士道，在日本國民的精神深層發揮著其他精神難以企及的作用。

以日本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倫理文化、企業文化為例，明治維新後，武士道經過資產階級武士政權的批判性繼承和改造，在明治、大正昭和初期，形成了資產階級武士政權的政治理念和統治思想，成了全體日本國民的理想價值和行動準則。

明治年間，日本在建設近代國家、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時，前朝遺留下來的武士道這一倫理文化遺產在企業文化中就已發揮顯著作用。這一點恐怕比當今日本的狀況更加突出得多。以武為本、軍事立國的政治理念，武勇、忠誠的民族文化特色，強調忠誠、奉獻、敬業和命運共同體意識的企業文化，也都是來自於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為日本軍國主義推波助瀾，軍國主義因武士道而惡性膨脹，更加瘋狂和肆無忌憚地侵略擴張。軍國主義為武士道的「戰爭和侵略之道」提供物質載體和作惡空間，武士道為虎作倀，充當軍國主義精神支柱、思想淵源和戰爭工具，使日本軍國主義更具侵略性、破壞性。「與萬國對峙」的基本國策確立後，武士道為軍國主義戰爭政策營造軍國主義氛圍，動員和組織起龐大的戰爭隊伍，使「大多數日本人要求實行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

在武士道軍國主義教育原則指導下，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統統服從於侵略擴張的基本國策，學校教育軍事化、軍隊教育民眾化，在國民中間樹立徵戰光榮思想的戰爭意識在國民腦海中的蔓延、升華，逐漸形成蠢蠢欲動、躍躍欲試的心理，滋生出日益強烈的對外侵略欲望。武士道精神武裝的軍隊——「皇軍」，被訓練成人類歷史上最粗暴、野蠻和兇殘的軍隊，將軍事侵略滿足日本人的國家利益視為天經地義的神聖事業。

日本人常說：「咬肚臍是沒有用的」。在20世紀30年代，軍國主義是被公認的手段，他們想憑此得到世界的欽佩——一種基於他們的武力的欽佩——他們也承受了這樣一種計劃所要求的所有犧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神聖的聲音告訴他們，日本失敗了。他們接受了這一事實所意味的一切。它意味著他們侵略企圖的失敗，意味著美軍的佔領，於是日本人接受了這種佔領。

日本是一個富有「文化自信」的民族，也是一個佩服強者的民族。這與武士文化的薰陶有很大關聯。戰後日本人始終認為自己是被美國人打敗的，美國作為戰勝國，佔領日本是理所應當的，他們心甘情願接受了這種佔領。

日本投降後的第10天，他們的報紙《讀賣新聞》就寫了關於「新藝術與新文化的開始」的話題，論述道：「在我們心中必須有一個堅定的信念，軍事失敗與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價值無關。軍事失敗應該作為一種動力，需要拿出勇氣來正視戰敗這一赤裸裸的現實，（但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信念投放到明天的日本文化上。」他們的社論反覆說，「日本必須在世界各民族中得到尊重」。日本人的責任就是在嶄新的基礎上贏得這種尊重。這些報紙的社論不僅僅是少數知識分子的聲音，東京街頭和偏遠農村的普通民眾也有同樣的根本轉變。

日本的倫理觀念是一個人對自己行為的所有必然後果負責，這些必然後果甚至可以是一場全面戰爭的失敗。在日本人的詞典裡，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是用誹謗、嘲笑、鄙視、侮蔑以及強調不光彩之表象等手段對他人或他國進行侮辱的。當日本人相信自己受到了侮辱，復仇就成為一種美德。

二戰結束前夕，美國政府為實施對日作戰和戰後管制的需要，委託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文化作了專題研究。《菊與刀》就是本尼迪克特於1944年為戰時政府決策撰寫的內參，為美國對日決戰和戰後制定對日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正是基於對日本民族情感的深刻認知，這位人類學家在其著作中提醒美國政府：美國對日本佔領的有效性取決於美國人在這一點上的自我克制。因為日本人會把他們所強烈憎惡的嘲笑與「必然後果」分離開來，根據日本投降條款，這些後果包括諸如非軍事化並承擔戰爭賠款等。

美國曾擔心日本人會對其佔領採取沉悶和敵對的態度，擔心會蓄意破壞和平的計劃。美國的政策和麥克阿瑟的管理避免了在擦洗乾淨之處記下新的羞辱的符號，這種做法取得了效果。天皇制的保留雖然引起受日本軍國主義侵害國的普遍不滿，但麥克阿瑟為了順利接管日本堅持保留了天皇制，美國的政策使日本人得到了滿足。

照理說，中國在戰後不僅沒有佔領日本本土，而且還放棄了日本的戰爭賠款，日本人應該對中國感恩戴德才是，但事實卻與此大相逕庭。戰後，美國實現對日本的軍事佔領和政治統治，儘管美國是對日本傷害最深的國家，但日本人並不憎恨美國。中國是受日本傷害最重的國家，日本人卻反而懷恨中國。

無怪乎安倍所言：「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就是抗日主義」。中國連篇累牘地拍攝花樣翻新的抗戰片，層出不窮的抗日勇士、英雄們，似乎個個都是天兵天將，人人都是英勇神武。這種脫離抗戰實際的臆造，無異於阿Q的「精神勝利法」。尤其讓世人難以理解和接受的是，有的抗戰片甚至突破《戰爭法》底線，屢屢呈現槍殺戰俘的場面，不知是編導者的無知，還是民眾情緒的縱容，這樣的情節所產生的的負面效應以及對中國形象的傷害是難以挽回的。影視藝術作為文化的媒介，這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來說，無疑是一種硬傷，而不是軟實力。

由於擔心過上讓他們心理付出較輕代價的生活風險，日本被軍國主義者引上了一條沒有止境的道路。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之後，日本又變得自以為是，並鄙視有著較少苛求的倫理觀念的民族。他們擔心受到國際社會的歧視，希望在和平國家中贖回一個受尊重的地位。日本的行為動機是隨情況變化的。如果狀況允許，日本將在和平的世界中謀求他的位置；反之，就是在一個組織成武裝陣營的世界裡謀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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