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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年第3期
【內容提要】蘇聯對北朝鮮最初的政策是希望與美國合作，通過建立國際託管和「聯合政府」的形式，在朝鮮建立一個對蘇聯保持友好關係的統一政府。隨著美蘇關係緊張和朝鮮政治局勢的變化，蘇聯力圖在北朝鮮整合政治力量，推動經濟發展，並在此基礎上促進朝鮮民族的統一，從而保證通過全朝鮮普選建立起統一的、實行對蘇友好政策的政府。在美蘇聯合委員會工作中斷而聯合國在朝鮮南方實行單獨選舉後，蘇聯支持和幫助朝鮮北方建立單獨政府，以實現對北部朝鮮的控制，並以此與美國對抗。
【關鍵詞】蘇聯佔領政策蘇朝關係蘇美關係朝鮮勞動黨
【作者簡介】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241）
朝鮮半島最初並非各大國關注的地區，戰後不久出現的美蘇對抗局面及冷戰在歐洲的爆發，迫使雙方在亞洲也採取了相應的強硬立場，半島分裂的結局在所難免。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佔領軍開始扶植金日成建立朝鮮勞動黨，並把北朝鮮建成蘇聯的衛星國。
關於蘇聯佔領時期對北朝鮮的政策，以及此期北朝鮮內部政治和社會變動的情況，中國學術界關注較少。實際上，自冷戰結束以來，有關這些問題的俄國檔案已有大批面世。儘管都是原始文件，頗為分散零亂，但一些西方、韓國及俄國學者還是利用這些資料貢獻了一批論著[1]。筆者參考已有研究成果並在梳理新史料的基礎上，擬從政權建構的角度，觀察和論述蘇聯在北朝鮮的政策變化及權力轉移的歷史過程。
1943年，羅斯福、蔣介石和邱吉爾共同籤署的《開羅宣言》宣告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朝鮮以自由和獨立[2]。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則確定戰後由中、美、蘇、英四國對朝鮮實行臨時託管，但會議文件並未具體談到如何進行託管[3]。在波茨坦會議開幕的前一天，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向杜魯門提交了一份備忘錄：為避免蘇聯單獨佔領朝鮮，應儘快要求實行託管，而在託管期間，至少要有一支象徵性的美國軍隊駐在朝鮮[4]。會議期間，在得知原子彈試製成功的消息後，美國駐蘇大使哈裡曼和總參謀長馬歇爾都提出了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登陸的問題[5]。但是，美國領導人在首腦會談時沒有提出這個問題，而把它作為具體的作戰問題留給了軍人。美、英、蘇三國軍事領導人確曾同意「在朝鮮整個地區就美國和俄國的空軍和海軍的作戰範圍劃一條界線」，至於地面作戰或佔領區域，則沒有進行任何討論[6]。
1945年8月9日凌晨，蘇聯150萬大軍對關東軍突然大舉進攻，無疑加速了戰爭的結束進程，同時也把朝鮮問題提上了盟國討論戰後遠東問題的議事日程。當大批蘇軍開始「湧進」朝鮮時，距離朝鮮半島最近的美軍部隊還在數百公裡以外的衝繩[7]。從史達林輕易同意了美國關於以三八線為界劃分兩國在朝鮮的軍事佔領區的提議可以看出，蘇聯希望把戰時盟國合作關係保持下去，而對朝鮮半島也沒有單獨佔領的打算[8]。
早在1945年6月，蘇聯外交部為參加波茨坦會議準備的背景報告就提出了解決朝鮮問題的五個方面的結論，其中講到：「朝鮮的獨立必須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鮮變為未來侵略蘇聯的基地，不管這種侵略來自日本還是任何試圖在遠東對蘇聯施加壓力的其他國家；朝鮮獨立和蘇聯遠東地區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證就是建立蘇聯和朝鮮之間的友好密切關係，將來在建立朝鮮政府時必須要反映這一點。」[9]這個報告完全符合史達林頭腦中的安全觀念，它非常清楚地說明了蘇聯在朝鮮半島的基本目標。不過，由於美蘇關係的變化，史達林對朝鮮的具體政策也隨之做出了調整[10]。大體說來，直到1950年以前，蘇聯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5～1946）：在對北朝鮮實行有效管理的基礎上，通過國際託管的方式，與美國合作，在朝鮮建立一個對蘇聯保持友好關係的統一政府——在史達林心目中這當然是最佳方案。
第二階段（1946～1947）：加強朝鮮北方的政治經濟力量，並在此基礎上促進朝鮮民族的統一，從而保證通過全朝鮮普選建立起統一的、實行對蘇友好政策的政府——這是在與美國利益發生衝突時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第三階段（1947～1949）：在美蘇聯合委員會工作中斷而聯合國在朝鮮南方實行單獨選舉後，支持和幫助朝鮮北方建立單獨政府，以實現蘇聯對北部朝鮮的控制，並以此與美國對抗——這是在冷戰爆發後無可奈何的選擇。
正是經歷了這樣的過程，朝鮮半島從最初似乎是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變成了美蘇爭奪的角鬥場，而北朝鮮則與東歐各國及蒙古國一樣，最終成為蘇聯的衛星國。
一 蘇聯在北朝鮮的「聯合政府」
蘇聯佔領朝鮮的最初目的不是要獲得對整個朝鮮半島的控制，甚至在也沒有分裂朝鮮半島、單獨佔領朝鮮北方的意圖。相反，史達林只是希望未來在朝鮮建立的統一國家保持對蘇友好，使蘇聯與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和影響達到平衡。因此，剛剛到達北朝鮮的蘇聯佔領軍採取了「掠奪」方針。同蘇聯戰後進入的所有被佔領國家（包括中國東北）一樣，蘇軍在朝鮮也實行了大規模收繳「戰利品」的政策[11]。按照美國情報報告的說法，從10月到12月中旬，蘇聯人似乎對他們的軍隊失去了控制，進入朝鮮的蘇聯軍隊大肆掠奪日本人和朝鮮人,也拆運走了許多在朝鮮北方的工廠。正是根據這一事實，美國情報部門相信：俄國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鮮的[12]。
這種短期行為源於史達林最初制定的戰後蘇聯外交政策，其本質是與西方特別是美國延續同盟關係，而實現雙方合作的基本做法就是在共產黨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無論其是否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內，均貫徹建立「聯合政府」而不是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策，從而消除西方的危機感和恐懼感[13]。在北朝鮮，蘇聯的佔領政策同樣是建立起「聯合政府」。關於這一點，史達林1945年9月20日向佔領朝鮮的遠東第一方面軍第25集團軍發布的命令說得非常清楚：「不要在北朝鮮領土上建立蘇聯政府的委員會和其他機構」；「幫助北朝鮮在廣泛聯合各抗日民主政黨和團體的基礎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府」；紅軍進入北朝鮮「不是為了在朝鮮實施蘇聯的制度，也不是為了獲取朝鮮的領土」[14]。史達林這樣說並非只是做做樣子，因為這是一道內部命令，10月12日發布的《駐朝鮮蘇聯第25集團軍司令官命令》，幾乎重複了來自莫斯科的命令第4～6條的全部內容，卻刪去了本文所引的前兩條[15]。
隨著日本投降和蘇軍進佔，各種地方自治機構在北朝鮮相繼建立，並自行承擔起管理地方的職責。在此基礎上，由蘇軍佔領當局認可，組建了臨時權力機構，即人民委員會。曹晚植是在北朝鮮最早建立起地方自治機構的人物之一。曹晚植在日本統治時期就是著名的基督教活動家、民族主義者，甚至受到日本人的關注和信任[16]。就在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即8月17日，62歲的曹晚植便拒絕了與日本人的合作，而在平壤成立了平安南道建國籌備委員會，並就任委員長。在其22名委員中，民族主義者佔絕對多數。8月26日蘇軍全面進駐平壤，並設立了佔領軍司令部。29日，司令部召集各方人士開會，正式建立了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員會，選舉曹晚植為委員長，玄俊赫作為共產黨員當選為副委員長，在32名委員中，共產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各佔一半。據遠東第一方面軍政治部梅克列爾中校回憶，他們當然知道曹晚植不是共產主義者，但也知道他「在北朝鮮居民中的聲望最高」[17]。與此同時，北朝鮮各道、府（市）、郡亦紛紛建立起臨時權力機構，不過名稱大多為人民委員會[18]。
10月8～10日在平壤召開了北方五道人民委員會代表大會，討論各道人民委員會合併、建立臨時政權的問題。與會者170人，代表各種黨派、社會人士和群眾，第25集團軍司令奇斯佳科夫上將到會講話。會議決定將朝鮮北方現存的各種自治權力機構統一改為人民委員會，確定了各級委員會委員的人數以及選舉程序[19]。此時，在蘇聯得到培養和信任的共產黨人金日成剛剛回國，便立即被推上政治舞臺。10月14日，在第25集團軍司令部和政治部認真準備和組織的平壤群眾性大會上，金日成在朝鮮公眾面前第一次公開亮相，並與曹晚植同臺發表演講。不過，蘇聯佔領軍並沒有立即把權力交給金日成，而是安排他擔任蘇聯駐平壤軍代表的助手（平壤衛戍副司令），他的戰友則擔任了北朝鮮各道、郡的相應職務[20]。作為在蘇軍支持和指導下的北朝鮮中央行政管理機構，即11月19日在平壤宣告成立的北方五道行政局，還是把民族主義領袖曹晚植選為委員長。行政局委員會的30名成員都是朝鮮人，包括同等數額的民族主義者和共產黨人[21]。行政局下屬各司幹部總計154人（12月1日），按社會成分劃分，農民33人、地主5人、商人15人、職員101人；按黨派劃分，共產黨17人、共青團1人、民主黨12人、無黨派124人[22]。這的確是一個多黨派「聯合政府」的結構，為此蘇聯佔領當局頗花費了一番心思。
還在蘇軍到達之前，各種政黨和社會團體就在北朝鮮紛紛出現，包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民族社會黨和其他民族主義組織，以及青年團、工會、農會等，其中比較活躍、影響比較大的是共產主義組織。從蘇聯佔領軍的歷次報告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這一情況心裡是非常清楚的[23]。不過，根據莫斯科的政策，在北朝鮮既然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政府」，就一定要有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來領導，因此關鍵是要扶植一個對蘇聯友好的政黨。考慮到現有各資產階級政黨的反蘇傾向，佔領軍需要新建一個黨[24]。北朝鮮民主黨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蘇聯當局了解的情況是：朝鮮民主黨總部在漢城，代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雖然十分反動，但影響最大，黨員眾多[25]。於是，民主黨成為首選目標。10月19～21日，在第25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和政治部的協助下，北朝鮮民主黨籌備委員會討論並起草了黨綱、黨章和宣言草案。11月3日，召開黨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綱、黨章和宣言，並選舉曹晚植任委員長。大概是對曹晚植還不放心，剛剛回國的昔日金日成在蘇聯營地的親密戰友崔庸健被選為副委員長。黨的主要目標是：建立民主人民共和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首先是蘇聯建立友好關係，維護和平，為工業、農業、民族文化的繁榮和發展而奮鬥[26]。北朝鮮民主黨的確是在蘇聯的主導和幫助下建立的。據說，蘇軍司令部最初建議曹晚植建黨遭拒絕，便請金日成和崔庸健輪番出面遊說金學俊：《朝鮮五十七年史》，第116～117頁。。曹晚植在代表大會發言時也提到，是「金日成主張成立民主黨」[27]。此外，筆者在俄國檔案中發現了一份朝鮮民主黨的俄文黨章，翻譯者便是金日成[28]。這或許也可以說明，金日成參與了民主黨的建黨工作。
但無論如何，對佔領地區初期的有效管理實際上還要靠佔領軍本身，這一點在南方和北方都一樣，區別只是美國在南方採取的是取締自治機構、建立軍政府的直接管理方式，而蘇聯在北方採取的是改造自治機構、建立民政局的間接管理方式[29]。
蘇聯佔領軍在北朝鮮建立的軍事管制機構最初是衛戍司令部。蘇軍到達伊始，濱海軍區軍事委員會便頒布了在各地組建衛戍司令部的命令。根據命令，先後建立了98個衛戍司令部，其中6個道級、7個市（府）級、85個郡級。除了警衛排，道級司令部包括軍事代表及其助手，定編22人，郡級司令部6人，市（府）級司令部視情況而定。郡以下未設軍管機構，但通過85個郡級衛戍司令部以及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的朝鮮地方團體或組織，蘇軍的控制已經涵蓋了所有城市和鄉村[30]。10月18日，遠東第一方面軍政治部頒發了軍事代表簡明手冊，規定了衛戍司令部的任務和責任[31]。總體看，衛戍司令部的主要任務還是維持地方治安，清點和保管日軍的武器和物資，至於如何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生活，組建朝鮮的行政機構，就遠非這些軍人所能夠勝任的了。
根據當事人的回憶，管理民政事務的問題是1945年10月初提出的。奇斯佳科夫上將認為，應該建立一個特別機構來負責朝鮮的內政事務，並向方面軍司令梅列茨科夫元帥提出了正式建議。梅列茨科夫批准了這個建議，而濱海軍區軍事委員會委員什特科夫上將則挑選羅曼年科少將擔任這個機構的長官[32]。10月17日，副外交人民委員洛佐夫斯基向莫洛託夫報告了梅列茨科夫關於建立北朝鮮民政局的建議[33]。到年底，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正式下令在駐朝鮮蘇軍司令部設立負責民政事務的專職副司令，並領導一個由50名軍官組成的民政管理機構——民政局，下設政治顧問部、工業部、財政部、收購貿易部、土地林業部、醫療衛生部、司法監察部以及對警察進行監督和領導的部門。濱海軍區軍事委員會依然任命羅曼年科擔任此職。直到1947年5月，根據副國防人民委員布爾加寧的命令，正式將這一機構命名為蘇聯駐北朝鮮民政管理局，負責北朝鮮一切與民政有關的事務，任命集團軍軍事委員列別傑夫為局長，集團軍政治部主任伊格納季耶夫為政治副局長。1946年2月以後，民政局的所有蘇聯幹部均成為北朝鮮臨時政權機構五道行政局及下屬各司的顧問，同時負責蘇軍在各地軍事代表處的工作[34]。
不過，這還只是朝鮮北方的臨時政權機構。蘇聯的這些努力，都是為了儘快與美國共同在朝鮮半島建立起一個蘇聯可以信得過的統一政府。而要做到這一點，只能通過託管制。
託管制最早是美國提出來的，目的是對法西斯國家戰敗後出現的「權力真空」進行過渡性控制，以免因持續混亂和無政府狀態而引起國際衝突。蘇聯開始認為託管不過是殖民地宗主國為掩蓋及維護殖民權益行徑而構想的資產階級統治機制，但很快就意識到，從國家利益層面來看，對過去的殖民地或軸心國統治地區實行國際託管制，是蘇聯在這些地區擴大影響力乃至控制力的可乘之機，所以應採取積極參與和合作的立場[35]。俄國外交部檔案館的文件表明，至少在雅爾達會議之後，託管政策已經成為蘇聯處理朝鮮問題時考慮的首選方案，並被認為是抵消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和加強蘇聯在東北亞地位的有效手段。蘇軍佔領朝鮮北部地區以後，1945年9月，外交部提交了兩份報告。一份報告開列了遠東太平洋地區一系列應實行託管的地方，另一份報告則明確提出，「盟軍對朝鮮領土的軍事佔領期結束後，朝鮮必須置於蘇聯、美國、英國和中華民國四大國的共同託管之下」；「對朝鮮實行託管的目的必須有助於朝鮮人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恢復獨立，有助於推動朝鮮按照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76款逐漸地朝獨立方向發展」[36]。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只能通過由美蘇主導的託管制。
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討論的結果應該令史達林感到滿意。在蘇方建議基礎上形成的會議公報指出，為解決朝鮮問題，應由美蘇佔領軍司令部代表組成聯合委員會，同朝鮮各民主政黨和社會組織協商，準備成立臨時民主政府的各項建議，這些建議應送蘇、中、英、美四國政府考慮，最後由蘇美兩國政府決定。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經過以五年為限的四大國託管時期，建立獨立的朝鮮政府。會議還責成美蘇佔領軍司令部共同制定方案，「以期建立行政及經濟事務上之經常聯繫」[37]。於是，雅爾達會議確定的四國託管原則，實際上變成了美蘇兩國的責任。然而，莫斯科會議關於託管的安排在整個朝鮮引起了強烈反對。
激烈的反抗首先在南方爆發。各政黨和社會組織紛紛發表抗議聲明或文章，還舉行了群眾性示威遊行，甚至出現了「反託管委員會」等機構。左翼政黨開始也反對莫斯科會議的決定，但在1946年1月3日，顯然是收到了來自北方的指示，共產黨及其附屬團體發表聲明，表示支持託管制。為了分化反抗力量，穩定社會秩序，爭取朝鮮人的支持，美軍佔領當局在1946年2月成立了一個臨時權力機構——「民主議院」，並挑選李承晚為議長。由於被任命參加議院的幾乎是清一色的保守分子，一些主要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拒絕在那裡工作[38]。
在蘇聯管制的朝鮮北方，情況自然要好得多。1946年1月6日共產黨組織了10萬人的遊行，表示擁護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決定。不過，反抗的聲音和行動也頻繁出現，而最讓當局感到憂慮的是以曹晚植為首的民主黨的立場。曹晚植拒絕了共產黨提出的籤署聯合宣言支持莫斯科會議決定的建議，並要求發表廣播講話，甚至威脅說，如果遭到拒絕，他對居民中出現的騷亂將不負任何責任。在1月4日舉行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曹晚植在發言中號召拒絕接受蘇聯和美國司令部的決定。第二天討論關於莫斯科會議決定的決議時，曹晚植明確表示，只要他還在委員長的職位上，贊成莫斯科會議決定的決議就不可能做出。結果，曹晚植及其他三名人民委員會民主黨委員被迫辭職[39]。據一些當事人的回憶，羅曼年科在會前曾單獨找曹晚植談話，希望他出面支持託管制，並允諾推薦他擔任未來政府大總統，而讓金日成擔任主管軍隊的民族保衛相（一說是首相）[40]。什特科夫後來回憶說：「我們抓住這個機會，徹底與曹晚植算了帳。」[41]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曹晚植不僅從政治舞臺上，而且在朝鮮社會中消失了[42]。2月24日召開的民主黨代表大會做出決議，解散了原中央委員會。缺席會議的曹晚植及其支持者被開除出黨，當選為民主黨新委員長的是崔庸健[43]。
曹晚植被拋棄和民主黨的改組，預示著史達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在北朝鮮已經很難再繼續推行。面對複雜而動蕩的政治形勢，蘇軍佔領當局不得不全面倚重朝鮮共產黨人。
二 整合朝鮮的共產主義組織
在後來成為統一的共產黨組織——朝鮮勞動黨當中，就其出身而言存在著很多派別，除了從蘇聯回國的「遊擊隊派」和從中國回來的「延安派」以外，比較有影響的還有：「國內派」——日本統治時期在朝鮮北方堅持抗日鬥爭的革命者，代表人物有玄俊赫、金鎔範、樸正愛、張時雨、朱寧河、李周淵、樸金喆等；「南方派」（又稱南勞黨派）——日本統治時期在朝鮮南方開展抗日和革命活動的共產黨人，代表人物有樸憲永、李英、許憲、李承燁、洪命熹等；「莫斯科派」（又稱蘇聯派）——主要是日本投降後從蘇聯回國的朝鮮革命者（多數保留了蘇聯國籍），代表人物有許嘉誼（又譯許哥而）、樸昌玉、樸義琓、金承化、樸永彬、南日、方學世、林隱等[44]。朝鮮共產黨一向派別林立，派爭不斷，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對此早有領教。如果說過去莫斯科幫助朝共實現統一力所不及，那麼現在對朝鮮各派革命力量進行整合已經具備了足夠的能力和條件。
蘇聯佔領當局最早看重的是樸憲永。樸憲永1921年組織朝鮮共青團，同年加入朝鮮共產黨，兩次被捕入獄；1928～1930年在莫斯科列寧國際學校學習；1931年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工作，是朝鮮事務「三人小組」的成員；1932年被派往上海負責朝鮮共產黨重建工作；1939～1945年回到朝鮮領導地下工作。日本投降後，樸憲永於8月18日在漢城召集地下黨員小組會議，組建恢復朝鮮共產黨的籌備委員會。該委員會8月20日通過決議，認為「朝鮮正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應實行「漸進性民主」，而當前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一個新的統一的朝鮮共產黨」，以領導正在出現的革命運動。但同樣是地下黨出身的李英反對這一決議。李英主張在朝鮮應直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號召工人、農民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1945年9月11日朝鮮共產黨開會，選舉樸憲永為中央委員會書記。李英則另起爐灶，組建了一個新的中央委員會（即「長安派」），並宣布自己為總書記。不久，李英又親自跑到平壤，向蘇聯當局匯報。顯然，李英的主張違背了蘇聯的既定方針。什特科夫在談話中指出了李英的錯誤，並責令他回到南方後停止分裂活動[45]。
以樸憲永為首的朝鮮共產黨影響日益擴大，也得到了來自莫斯科的認可。1945年12月16日聯共（布）中央通過一項決議，命令濱海軍區軍事委員會向朝鮮共產黨中央調撥1 500萬日元，作為1946年的活動經費[46]。但在公開的活動中，蘇聯不想給人留下這種印象，似乎平壤試圖在美國佔領區也積極開展宣傳鼓動工作。當時朝鮮共產黨的總部設在漢城，在美國佔領軍及南朝鮮反共組織的破壞和壓力下，朝共中央曾多次請求蘇聯佔領當局給予支持，特別是幫助說服美國佔領當局允許朝鮮共產黨合法地開展活動，但蘇軍司令部拒絕進行任何有效的幹預，反而要求他們與美國佔領當局合作，並解釋說「只有通過對朝鮮國際地位達成合適的諒解才能產生正確的戰略路線」，美國與蘇聯「在朝鮮問題上的觀點是沒有矛盾的」。儘管當時美國的佔領政策在南朝鮮遭到強烈反抗，而共產黨的活動對於他們自身的政治發展也極為有利，但來自朝鮮的報告根本沒有提及蘇聯在南朝鮮的任何宣傳鼓動工作[47]。由於擔心美蘇之間矛盾的加劇，蘇聯後來不得不把整合共產黨組織的中心轉移到北方。
當時，幾乎所有的朝鮮人都不會想到三八線會成為永久的分割線。坐鎮漢城的朝鮮共產黨中央，一方面需要來自平壤的支持，一方面也在北方積極開展了建黨工作。日本宣布投降後，北朝鮮各地的共產黨員也紛紛出來活動，總計2124人，但他們「各自為政」，與漢城的中央也沒有聯繫[48]。樸憲永最初選中的合作對象是在北方共產主義運動中頗具聲望的玄俊赫，並幫助他在平壤建立了朝共平安南道委員會[49]。但是玄俊赫在1945年9月3日，即他擔任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員會副委員長的第五天遭到暗殺[50]。接替玄俊赫的是金鎔範，蘇軍司令部對其經歷了如指掌，認為可以接受。金鎔範1925年在蘇聯接受政治培訓後被派往滿洲工作，1927～1931年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之後又被派回滿洲。1939年金鎔範回到朝鮮開展地下工作，與他同行的是假扮為妻子（後來與其結婚）的白春娥，即60年代成為朝鮮勞動黨核心人物的樸正愛[51]。1945年10月1日在平壤召開了有朝鮮共產黨各道領導人出席的會議，討論朝共的統一行動問題。會議決定，在以樸憲永為首的朝共中央下面建立一個組織局，具體領導在北朝鮮的共產黨各級組織[52]。這一安排說明，蘇聯最初的設想也是以漢城為中心在整個朝鮮半島開展工作。但就在這時，金日成回到了朝鮮。
1945年9月5日，金日成率八十八旅朝鮮工作團成員離開北野營。原計劃經滿洲回國，9月9日到達牡丹江。後因交通問題改道哈巴羅夫斯克乘船[53]。至於金日成回到朝鮮的具體時間，史料中有不同的說法。金日成在回憶錄中說，他們乘蘇聯軍艦9月19日到達元山，22日到達平壤[54]。但據多份俄國檔案記載，金日成等人乘坐的普加喬夫號船是10月初到達元山的[55]。但無論如何，10月10日朝鮮報紙已經刊登署名文章，說「令反動分子畏懼的金日成」已經回到祖國！[56] 10月7～8日在平壤再次召集了各道共產黨領導人會議，會議仍然決定支持在漢城的中央委員會，並在近期召開代表會議，以建立北方領導機構[57]。據韓國的資料，會議期間樸憲永也秘密來到平壤，在羅曼年科的主持下與金日成會面，討論南北朝共組織的關係和聯繫問題。據說，金日成主張將朝共中央遷至已經解放的平壤，羅曼年科支持這一主張，勸樸憲永來平壤工作。但樸憲永堅持漢城是朝鮮的政治中心，朝共中央應該留在那裡。會談最後達成協議，朝共中央作為領導機構仍在漢城，在平壤設立北朝鮮分局[58]。
1945年10月13日，朝鮮共產黨在平壤召開會議，與會代表69人。會議決定成立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後稱北朝鮮共產黨中央組織委員會），隸屬於漢城的中央委員會，選舉金鎔範為第一書記，吳琪燮（1932年從蘇聯畢業回國，樸憲永的親密朋友）為第二書記，委員還有金日成、張時雨、鄭達憲、金策等，總計16人。金日成只擔任秘書。但什特科夫在11月提交莫斯科的報告中特意指出，北朝鮮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人是金日成，他也是未來朝鮮政府領導人最合適的人選[59]。不久，到12月17日北朝鮮分局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時，金日成便當選為第一書記。金鎔範降為第二書記，同時將延安派的領袖人物武亭選為第三書記（兼幹部處處長）[60]。共產黨的力量也在北方迅速擴大，截至1946年1月1日，在北朝鮮的共產黨已擁有6個道級委員會、80個郡級委員會和1 360個基層黨組織[61]。黨員也從1945年11月的6 000人猛增到1946年2月的3萬人[62]。半年後更激增到27.6萬人[63]。毫無疑問，此時蘇聯整合朝鮮共產主義組織的重心已經從漢城轉向平壤。
筆者在俄國檔案中發現了一封信，是1945年11月1日樸憲永寫給金日成的。在信中，樸憲永希望北方幫助辦一個幹部培訓班，再提供辦刊及印刷經費135萬元、日常開支100萬元，還需要無線電臺和手槍[64]。這大概可以說明樸憲永在南方力不從心而不得不依賴北方的困境。看來，共產黨工作的中心向平壤轉移是遲早的事情。據韓國學者考察，關於朝鮮共產黨北方機構的名稱，直到1946年1月29日正式使用的還是「朝共北朝鮮分局」，而到4月19日則開始改為「北朝鮮共產黨」[65]。其意圖顯然是要突出平壤在整個朝鮮共產主義運動和革命中的核心地位。但此時在北朝鮮的共產主義組織並非只有朝鮮共產黨一家，與其並存且影響較大的就是延安派幹部組織的朝鮮新人民黨。
金枓奉等延安派幹部1945年12月回國後，很快就沿用舊名成立了以金枓奉為主席的朝鮮獨立同盟會，由於名聲在外，剛一成立便有萬眾追隨[66]。不久金枓奉便在此基礎上組建了新人民黨，繼續擔任委員長，崔昌益和韓斌為副委員長。該黨1946年2月15日正式註冊時，黨員即有1.1萬人，半年後就猛增到9萬多人[67]。蘇聯人對這支隊伍評價不低：金枓奉是「朝鮮一位著名的大政治活動家」，「在知識分子中頗有威望，對蘇聯情況熟悉」；崔昌益是一位「有威望的優秀幹部」；韓斌「通曉俄語、知識面很廣」（但立場有些動搖）[68]。與共產黨一樣，新人民黨擁護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決議，積極參與北朝鮮臨時政權的建設，支持蘇聯在北方所實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69]。但令蘇軍司令部擔憂的是，新人民黨與共產黨有分庭抗禮的跡象[70]。據報導，北朝鮮「開會時到處都掛著列寧、史達林、金日成和金枓奉的照片」[71]。不過不同的地方也有區別：在平壤和其他主要城市，「金日成萬歲」的標語多一些，而在黃海道和平安道，較多的則是「金枓奉萬歲」或「武亭將軍萬歲」的傳單[72]。
此外，還有一股力量，即蘇聯派，他們雖然沒有成立任何黨派或組織，但素質較高、人數不少，且都擔任重要工作。這一派來源於戰後從蘇聯回國的朝鮮移民。由於擔心日本人的進攻，史達林在1936～1938年將蘇聯遠東地區的朝鮮人全部強制遷移到中亞地區。1939年人口普查表明，蘇聯的朝鮮族人總計約18萬人，其中大部分（約17萬人）被驅逐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共和國[73]。蘇聯佔領朝鮮以後，急需大量懂朝鮮語的幹部、專家及翻譯人員，於是便大批啟用在中亞的朝鮮族幹部。1945年9～11月有128名蘇聯籍朝鮮人來到北朝鮮，都被派到部隊工作[74]。還有材料說，僅1945年11月，蘇軍總政治部一次就從中亞地區黨、蘇維埃和教育工作領導崗位上選拔了127名蘇聯籍朝鮮幹部，派往北朝鮮擔任軍事、民政幹部或翻譯[75]。至1946年8月前，這批幹部至少已有200多人[76]。
個人出身、革命經歷、教育背景甚至語言習慣完全不同的幾撥共產黨人在一個時間走到一起，這也是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特點之一。北朝鮮內部的政治狀況迫切需要蘇聯佔領當局對革命力量進行整合。與此同時，外部的壓力也在增大。
按照莫斯科會議的規定，美蘇聯合委員會1946年3月20日在漢城徳壽宮召開會議，討論的主題是成立朝鮮臨時政府。蘇方要求不與任何反對託管制和莫斯科會議的人商議建立朝鮮政府的問題，而美方則堅持不能限制言論思想自由。第一輪會談舉行了24次，雙方各持己見，無法達成一致。5月8日會議宣布無限期休會[77]。在這種情況下，美蘇雙方都開始單獨在各自佔領區籌劃和組織未來朝鮮政府的基礎，以利於加強自己在朝鮮半島的地位。不過，在1947年美蘇聯合委員會停止工作之前，雙方都曾試圖通過各自所控制的朝鮮人在整個朝鮮進行普選，進而成立一個有利於己的統一的朝鮮臨時政府。這種外部狀況就更需要蘇聯儘快把北朝鮮的政治力量統一起來。於是，一個新的政黨應運而生，這就是朝鮮勞動黨。
列別傑夫在1946年5月的報告中指出，為了控制未來的選舉，保證在朝鮮建立一個親蘇政府，必須加強共產黨的力量[78]。而要達到這一目的，關鍵的一步，正如伊格納季耶夫的調查報告所說，就是把「新人民黨與共產黨聯合為北朝鮮勞動黨」，「這一聯合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國際意義」，其結果無疑將「加快建立朝鮮臨時民主國家」[79]。7月28～29日，北朝鮮共產黨和朝鮮新人民黨在平壤舉行兩黨擴大委員會會議，決定實行合併，建立北朝鮮勞動黨。金日成在聯席會議上做了關於兩黨合併的報告[80]。合併建議是新人民黨提出的，但列別傑夫報告說，「自上而下共產黨員都是主動發起者、組織者和鼓動者」[81]。8月28日在平壤召開了有801名代表參加的北朝鮮勞動黨成立大會，討論並通過了黨綱、黨章及告全體黨員和朝鮮人民書。在31日的第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金枓奉當選委員長，金日成和許嘉誼當選副委員長。在13名常委中，除了金日成、金策、金一等遊擊隊派，還包括延安派的金枓奉、崔昌益、樸一禹，國內派的樸正愛、朱寧河，以及蘇聯派的許嘉誼、樸昌玉、奇石福、金烈等人。按照聯共（布）中央國際部報告的說法，讓金枓奉當委員長，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因為金日成已經擔任了幾個月前成立的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報告還介紹說，「金日成既是一個天才的組織者，也是一個精力充沛、有政治素養的領導者；在國內享有巨大威望和名聲；被人們稱作朝鮮人民的領袖」[82]。
應該說，1946年8月北朝鮮勞動黨的建立，標誌著蘇聯佔領當局對朝鮮共產黨人的整合已經初步完成，同時也開始為未來朝鮮統一、獨立政府選舉作政治準備。然而，朝鮮半島的局面此時卻發生了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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