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今所說的東北亞，狹義上主要包括，西太平洋西北區域的朝鮮半島、日本、俄羅斯以及在太平洋全境有巨大的權勢存在和頻繁幹預的美國。從現當代至庶可預見的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狹義的東北亞地區大抵上一直是最緊要的區域之一，不僅是在地緣政治、國家安全和戰略權力意義上，也頗大程度在地緣經濟意義上。
這種情況總的來說與傳統大為不同,畢竟受前現代的幾乎所有最基本要素，尤其是地理和基本生產方式等要素影響，在大部分歷史時期裡,無論是華夏帝國，還是華夏亞帝國(即只統治大約半個或小半個華夏，但仍行使對華夏區域以外諸異族的統治權或者說宗主權的王朝國家)，其面對的主要「蠻夷」是居於邊疆內外兩側的大陸(特別是內陸)，過著或遊牧或農耕生活的人民。
華夏帝國或亞帝國與東北亞諸邦的交往源遠流長、複雜多變，在大部分歷史時期裡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既體現在安全方面，也反映在維繫帝國光榮、影響國內政治功能等方面。不僅如此，這一歷史過程還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其早期歷史發端於西漢武帝時期，始於他徵伐四方的大擴張過程中一次掉以輕心、代價沉重的冒險，即派遣兩棲大軍徵服衛滿朝鮮，由此開始了近兩個世紀的對半島北部的統治。其後直至曹魏結束，華夏帝國和亞帝國與東北亞諸邦的複雜能動的關係延續不絕。它首先由東漢帝國與東夷之間鬆散和起伏的關係構成，根據其開創者、「方平諸夏，未遑外事」的光武帝的對外政策「總綱」，其根本特徵是「羈縻之義，禮無不答」。在這一階段的末期即三國割據時代，華夏亞帝國曹魏對東北亞諸邦進行了深度介入，明顯改變了該地區的勢力版圖，並同古代日本建立了較之以往更為頻繁的外交關係(雖然仍屬於名義上的宗主權)。
某種意義上特別重要的是，東漢初至曹魏末，伴隨政治、外交和社會文化交往的增進，關於東北亞諸邦諸族的華夏知識顯著豐富化，產生了華夏關於夫餘、挹婁、高句驪、沃沮、濊、韓(馬韓、辰韓、弁韓)和倭的最早的「民族志」(ethnology)，而且對其中的多數來說，大概是它們自己可見的唯一最早的「民族志」。正是考慮到這段開端歷史的重要性，本文對這一歷史時期內與東北亞區域諸邦互動過程中的重要事件逐一論述，進而就古代中華帝國的外交特徵做一整體式概論。
西漢武帝對朝鮮國家的「皮洛士式」徵服
在漢代，兩國關係通過戰爭而深化。公元前109年，漢帝國徵服朝鮮，並將其併入一個頗為鬆散的、由幾個郡構成的統治區域內，但在兩個世紀後西晉王朝覆滅時為高句驪所獲得。從國際關係史的角度看，這次徵服行動中充斥著一系列可怕的外交失敗和拙劣的軍事行動，似乎從未取得任何真正的戰略勝利，但開啟了華夏帝國和亞帝國與東北亞地區在政治領域的互動歷程。
在戰國時代後期，朝鮮據說曾是燕王國的東北邊郡。「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這說明，自先秦至漢代伊始，朝鮮很可能是華夏帝國的一個聯繫鬆散的附庸國。此後，由於「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作為衛滿朝鮮而獨立。
在「宗主權」外觀下，西漢帝國對新成立的朝鮮政權，有著充實邊防的戰略和外交期待。這種雙邊關係不僅大大強化了衛氏朝鮮國家的獨立性，而且有利於它在半島的擴張:「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裡。」
到了頗負雄略的漢武帝時代，兩國關係逐漸惡化。當時朝鮮政權「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不僅如此，「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因而朝鮮成為擊破匈奴之後，漢帝國的擴張之路在東北方向上的阻礙。元封二年(前109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朝鮮頑固蔑視帝國的態度表露無遺。結果，「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帝國使節通過施行謀殺的方式，作為對上述蔑視的不體面的報復。漢武帝對涉何的作為並不反感，反而「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謀殺者得到君主晉升而非懲罰，對獨立的朝鮮國的敵視自然更上一層樓。結果「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謀殺導致攻襲，攻襲反過來又為帝國遠徵提供了發動理由。
武帝派遣大軍，兩棲作戰徵討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朝鮮進行了堅決有效的抵抗:「右渠發兵距(據)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如後所述違合軍之約，擅自先發兵攻襲——筆者注)，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徵討大軍遭遇非常嚴重的挫折，幾近慘敗。
帝國行外交勸降，但也因為戰時自然深嵌的強烈互疑而收效甚微。「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
之後，漢軍在王險城下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圍城戰:「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
伴隨著軍事上的一籌莫展，兩位帝國指揮將領及其各自麾下大軍之間也漸生齟齬，不僅完全互不協調，而且事實上彼此暗中損害:「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因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
不僅如此，這種齟齬還從軍中擴散到軍政層面，進一步起了互相拆臺的效果:「天子曰將率(帥)不能，前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至最後，內鬥逐步升級，最終以陰謀和血腥收場:「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朝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並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
幸虧，漢帝國對手的抵抗意志終告瓦解。大軍壓境之下，敵方陣營內「叛徒」發起的內鬥和弒君拯救了這場遠徵:「左將軍已並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並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前108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最終，漢帝國實現了徵服的目的。這場代價巨大的徵戰的最終結果是，朝鮮被併入一個頗為鬆散的、由幾個郡構成的統治區域。
令人唏噓，整個徵伐期間不但全無真正的軍事和外交成功，亦無留名的英雄。涉事將領幾無善終:「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洌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正如司馬遷總結的那樣，「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羈縻之義」：東漢帝國與東夷之間鬆散和起伏的關係
「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從此朝鮮國家開始出現在華夏視野中。之後，「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漢武帝經過一番「皮洛士式」徵服而徵服之。此後，東北亞諸邦即「東夷」始通上京。儘管王莽篡位使邊疆一度陷入動蕩，但東漢帝國建立後，「建武(光武帝年號，25～56年)之初，復來朝貢」。可以看出，華夏帝國的相對國際權勢，是由華夏的內部基本形勢決定的。整個東漢一朝，「濊(huì)、貊、倭、韓，萬裡朝獻，故章、和已(以)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安帝年號，107～113年)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
東漢時期，關於東北亞區域的華夏知識體系在以下三方面被大大豐富化了:一是廣義的朝鮮(Chosun)(包括當時地理位置縱聯當今東北和半島的高句驪)二是古代東北諸族，三是日本。比較幾個世紀前的《史記·朝鮮列傳》(《漢書·朝鮮傳》大致是其複製)就能看出，就前兩項而言這種豐富化何等明顯。通過梳理這些愈益豐富的史料，可試著對這一時段華夏帝國與東北亞諸邦的關係分類略做評論。
(一)夫餘和挹婁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裡。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裡，本濊地也」。按今日的地理概念來說，該民族的主要活動區域在松花江上遊平原。東漢建立初期，夫餘就出現在華夏帝國的視野內:「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49)，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然而，這種關係不穩定，在半個世紀多的時間裡作為一個馴順的附庸後，「至安帝永初五年(111)，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抄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由此，夫餘面對東漢時叛時附。「永寧元年(120，安帝時)，乃遣嗣子尉仇臺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臺印綬金彩。順帝永和元年(136)，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牴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161)，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167，桓帝時)，王夫臺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174)，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雲。」如此，關係始終難以穩定。
在《後漢書》中，挹婁對華夏帝國而言，似乎更不值得一提。一句「法俗最無綱紀者也」表明，在華夏知識體系眼中，這個比夫餘更東北的族裔，較之夫餘更為原始和野蠻，甚至連一絲一毫的「前近代性」都沒有。
(二)高句驪
直至今日，對這個曾存在8個世紀之久的擴張主義王國的爭議性討論仍在持續。在民族主義視域下，人們在爭議其歷史的族裔/政治屬性的同時，也為這個千年前的族落賦予了更多被提前設想的當代含義。
在東漢時期，高句驪這個國度還處於最早期發展階段，與它權勢頂峰時相比弱小得多。儘管如此，它與東漢帝國的關係已經頗不穩定，反叛、入侵、擄掠和反擊時有發生。
華夏典籍對於高句驪的記載，可以被視作它在最早期階段的「民族志」。首先是對其地理位置和地形的記錄。「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裡，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半島北部的部落;東沃沮大致位於今朝鮮鹹鏡道，北沃沮大致位於圖們江流域——筆者注)，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裡，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其次，從國體制度看，它應是一個經濟貧瘠的、部落性「國家主義」(statist)國度。「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優臺、使者、帛衣先人。」在與「東夷」區域的其他某些部分一起被武帝徵服後，高句驪在華夏帝國的行政秩序中處於較低等級。「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在華夏儒家文化精英的眼中，這是一個有其淫俗、群歌和鬼神天地崇拜的異質文化的族裔:「其俗淫，皆潔淨自憙，暮夜輒男女群聚為倡(唱)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即靈星，主稼穡——筆者注)，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協』。其國東有大穴，號禭(suì)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biàn)。」而且，奉行原始而殘酷的「司法」慣例:「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家庭制度也頗為原始，不無準母系社會風貌:「其昏(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然而，考慮到他們後來強烈的擴張主義，最重要的應是他們兇猛好鬥好掠的天性:「其人性兇急，有氣力，習戰鬥，好寇鈔(抄)，沃沮、東濊皆屬焉。」
西漢之後，從肆開外釁的篡奪者王莽到東漢終結，高句驪與華夏帝國的關係始終處於一種頗不穩定的狀態，具體表現為斷斷續續、周期式的反叛、入侵、擄掠和反擊，然後歸於短暫的和平。王莽代漢後，「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強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悅)，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王莽的挑釁和盤剝，導致高句驪的反叛、入侵和擄掠必不可免，「寇邊愈甚」。
東漢光武政權成立後撥亂反正，王莽的狂野政策被徹底扭轉，並代之以「祭肜(róng)」等施行得更為行之有效的軟實力外交方針，於是華夏與高句驪的關係復又平靜。「建武八年(32)，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
兩國的平穩關係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但隨東漢帝國由盛轉衰，在「宮」——一位頗具侵略性同時又在戰略上靈活或者說無常易變(「桀黠」)的國王——之下，高句驪對華夏帝國的威脅突然變得嚴重起來。從此，連同來自鮮卑的攻擊，東北區域成了那個時代最受威脅的帝國邊疆。「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105)春，復入遼東，寇略(掠)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111)，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118)，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
面對很具謀略的宮及其子，華夏帝國付出了沉重的軍事代價。「建光元年(121)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厄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亦作遼隧，縣名，故址在今遼寧海城市一帶——筆者注)，殺略(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陣，死者百餘人。」在戰爭的危急時刻，夫餘這一當時華夏帝國的附屬起了重要甚或決定性的戰略作用，幫助帝國取得了一場關鍵勝利。「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臺將二萬餘人，與州郡併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並最終迫使「高句驪降」。
之後，高句驪掌權者換代，「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在國家實力得到加強的基礎上，華夏帝國改行方針，以充分的威嚴容納已降的高句驪。「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122)，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zūhǎi，酷刑——筆者注)，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掠)小民，動以千數，而裁(才)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以)後，不與縣官戰鬥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值)，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這一政策取得了效果，等到「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132)，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靈帝年號)二年(169)，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雲」。困擾多年的高句驪邊患總算暫告一段落。
(三)沃沮(東沃沮、北沃沮)
沃沮同為東北朝鮮族民之地，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西漢武帝徵服朝鮮後，「以沃沮地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為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為沃沮侯。光武帝願意接受帝國邊疆威勢的減弱，將先前的帝國「主權」改變為鬆弛的「宗主權」或者說僅在名義上的「宗主權」。隨著東漢政權的戰略收縮，沃沮也進行了外交轉向。「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為婢妾焉。」這說明，當時沃沮的真正統治者是奉行盤剝性擴張主義的高句驪。
(四)濊
濊位於半島東部，「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華夏知識體系將其視為傳奇中的「箕子朝鮮」，是一個早在傳奇時代就已接受了華夏文明的「教化」與「靖安」、文化程度高於其他邊疆化外之民的國度。「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濊民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國家。以後，它被雙族裔的衛滿朝鮮兼併，華夏影響愈益具有決定性。「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前128年)，濊君南閭等畔(叛)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
歷史性轉折出現在漢武帝治下，華夏帝國徵服和兼併該地區，試圖施行直接統治。「至元封三年(前126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罷臨屯、真番，以並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嶺)(即長白山——筆者注)已(以)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以)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
然而，這一直接統治維繫的時間並不長。如前所述，東漢光武帝願意接受帝國邊疆威勢大為減弱的現實將先前的帝國「主權」改為一種鬆弛的「宗主權」，甚至是僅僅名義上的「宗主權」:「建武六年(30)，省都尉官，遂棄領(嶺)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在光武帝的戰略收縮之後，濊成為一個事實上獨立的「邦聯」。「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
(五)三韓
半島南半部，族裔和文化上是獨立的「近乎充分」的韓(Korean)。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裡，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它們大都由當時較零碎的氏族社會構成，在「原始王國」馬韓的大體僅名義上的統治之下。
馬韓比辰韓和弁韓大得多，但遠不如它們「文明」。「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慄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原始性:「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jì，毛氈)，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為飾，及縣(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不戴帽子)露紒(jiè，髮結)，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歡呼為健。」
辰韓比馬韓先進得多，「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這種先進性的來源，大概是因為華夏移民。「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
弁韓與辰韓較為相似，且常雜居在一起，「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文明程度也較高，「其人形皆長大，美發，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
三韓部落，特別是馬韓人，一度被衛滿朝鮮對半島的徵服行動間接波及，但此後恢復了獨立。「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之後，曾暫時臣屬於東漢帝國(肯定是很鬆散地臣屬)，作為名義上的帝國領土和實質上的附庸而存在。「建武二十年(44)，韓人廉斯人蘇馬諟(dì)等，詣樂浪貢獻。光武封蘇馬諟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
(六)倭
倭與華夏帝國的正式關係開始於光武帝統治末期。「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這是典型的東漢帝國外交，滿足於名義上的「宗主權」。當然，也可能是基於這樣一種心理，即帝國為向國內聽眾宣揚國威而將一種單純的雙邊接觸予以誇大。不過，雙方確實存在進一步的真實交往。「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直到「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即邪馬臺國女主)，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這或許是歷史編纂中關於古代日本的首項相對詳細的記述，也是倭與華夏帝國和亞帝國的正式關係的開端。
(七)州胡國
州胡(濟州)，是當時一個很原始的部落:「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晚至唐代，他們仍無多大發展。《新唐書·流鬼傳》記其古代民俗:「俗樸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穀，耕不知用牛，以鐵齒耙土。」
華夏亞帝國曹魏對東北亞區域的武力進擊和外交
漢末三國時期，大一統政權瓦解，群雄割據，但作用於東北亞區域的華夏勢力——無論是華夏地方軍閥還是曹魏亞帝國政權——不減反增。在本文所說的開端時代的末期，華夏亞帝國對東北亞區域的影響長久而不可磨滅。
(一)漢末三國割據時代的東北亞局勢
漢末三國時代，與東北亞區域的代表性勢力高句驪進行互動的主體是領有東北邊疆的華夏獨立軍閥和曹魏。「宮死，子伯固立……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高句驪一度成為東北軍閥的一個附庸，為其效命。「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
之後，高句驪國內發生分裂。高句驪王伯固死，長子拔奇和幼子伊夷模皆欲為王，結果國人共立伊夷模為王。「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此時，拔奇因怨自己「為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大概即今遼寧渾江——筆者注)」，後往遼東，「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於是「更作新國」。這位合法國王建立的新高句驪國不甘於繼續做附庸，向曹魏發動攻擊，卻慘敗，「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
伊夷模死後，其國內淫灌奴部(部落名)「生子名位宮」，被立以為王。位宮「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高句驪人在這位新王身上，看到其曾祖——那位在東漢帝國衰落時期有著強烈侵略性且靈活易變的國王宮——的影子。這使新高句驪與華夏曹魏王國的關係更具不確定性，雙方的新一輪衝突在所難免。「景初(明帝年號)二年(238)，太尉司馬宣王(司馬懿——筆者注)率眾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242)，宮寇西安平(今遼寧丹東九連城——筆者注)，其五年(244)，為幽州刺吏毌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二)曹魏亞帝國時期毌丘儉遠徵東北亞
「青龍(233～237年)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在作為邊疆總督和軍區司令調往東北後，毌丘儉245年前後對高句驪發動縱深進擊，粉碎敵軍並幾乎摧毀該國。
毌丘儉往遼東赴任後，初期主要同當地割據勢力公孫淵作戰。「(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此後，曹魏遣太尉司馬懿討伐公孫淵，不僅毌丘儉隨之出徵，高句驪新王「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平定遼東後，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
然而，在失去共同的對手後，兩國關係迅速走向激化。「正始(240～249年)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古水名，高句驪始祖朱蒙居於此，大概即今遼寧渾江——筆者注)上，大戰梁口(今吉林通化市江口村，梁音渴——筆者注)，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懸)車，以登丸都(丸都山城，位於今吉林集安市區外2.5公裡處，修建在起伏險峻的丸都山上，曾作為高句驪王都使用——筆者注)。」在攻佔敵首都後，「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
245年，毌丘儉又對高句驪發起第二次徵伐，迫使高句驪王「宮遂奔買溝(今朝鮮鹹北會寧——筆者注)。儉遣玄菟太守王頎(qí)追之，過沃沮千有餘裡，至肅慎氏南界(約在黑龍江伊春至俄羅斯符拉迪沃斯託克一線——筆者注)，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今吉林集安市，高句驪都城——筆者注)」。此乃一個華夏王朝向東北亞區域縱深進擊的最遠的一次。
(三)曹魏亞帝國介入東北亞諸邦的影響
東沃沮、北沃沮指的是東北朝鮮(NortheasternChosun)人，受擴張主義的高句驪支配和盤剝。因此，他們有格外不幸的經歷，即遭毌丘儉遠徵予以的毀傷。「毌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位於半島東部的濊，同樣被毌丘儉擊潰高句驪的附帶效應波及。曹魏軍隊對高句驪的全境徵討，令這個高句驪的附庸國也飽嘗曹魏的徵伐並臣服:「正始六年(245)，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濊人種落)侯等舉邑降。其八年(247)，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徵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在半島分立和相對原始的三韓(馬韓、辰韓、弁韓)部落政權，其政治獨立性也因曹魏介入而被大致取消。「桓、靈之末，韓濊強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治所在今朝鮮黃海北道——筆者注)，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237～239年)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韓人大部落長帥名稱——筆者注)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
(四)曹魏亞帝國對古代日本的外交及幹預
如上所述，古代日本與華夏帝國的正式關係開始於光武帝統治末期，但華夏知識界對彌生時代的古代日本的首次較詳細敘述(同時也可能稱得上是關於日本的知識起源和大和民族最早的「民族志」)，是由成書於西晉的《三國志》提供的。曹魏與古代日本之間形成的明顯較為頻繁的正式外交關係，應該為該書作者陳壽的撰寫過程帶來不少方便。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魏志》作倭人伝重在今韓國金海市附近;《後漢書》作拘邪——筆者注)，七千餘裡，始度一海千餘裡至對馬國(今日本長崎縣之對馬島——筆者注)。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裡，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擒)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糴(dí)。又南渡一海千餘裡，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裡，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巿糴。又渡一海，千餘裡至末盧國(即今日本佐賀縣唐津市——筆者注)，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裡，到伊都國(即今日本福岡縣行橋市——筆者注)，官曰爾支，副曰洩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裡，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裡，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瀰瀰，副曰瀰瀰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裡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後漢書》作拘奴國——筆者注)，男子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裡。」
邪馬臺國是所有從東漢到5世紀《後漢書》成書時候華夏已知的日本諸國的霸主或「宗主」，對其的華夏記述自然較詳。除上面的(「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以外，還有:「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這些史料不僅記載了邪馬臺國的地理風貌，也透露出其國家構造、政治屬性、宗教面貌和在日本列島上的「國際」地位——一個由女王卑彌呼為首的較原始的部落國家，同時也是30多個部落國的霸主或「宗主」。
曹魏與邪馬臺國的外交，首要目標仍是取得名義上的「宗主權」。「景初二年(238)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汝所在逾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正始四年(243)，「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
然而，隨著雙邊交往的相對發展，曹魏對古代日本更進一步採取了主動積極的外交行動。「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之後倭國政權出現繼承危機，曹魏使節進行了幹預。「卑彌呼以(已)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作為帝國使節，「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曹魏對古代日本明顯加強的外交行動，可能蘊含著在割據時代背景下，向華夏國內民眾彰顯其自身帝國合法性的動機。
結語
華夏帝國和亞帝國與東北亞諸邦的政治關係始於西漢武帝，始於他徵服衛滿朝鮮儘管這一過程以徵伐大軍幾近慘敗、勸降外交同樣受挫為主要特徵。其後,東漢帝國與東夷之間的關係鬆散、起伏，而帝國有關政策的根本是「羈縻」。再後,華夏亞帝國曹魏在這一複雜關係開端時代的末期明顯加大了對這一區域的幹預力度，特別是毌丘儉遠徵和近乎擊滅高句驪，並且進一步加強始於東漢的對日外交(儘管其實質仍是希望取得大致名義上的「宗主權」甚或只是單純的外交)。不僅如此，通過《後漢書·東夷列傳》和成書更早的《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我們似可認為，東漢初至曹魏末，隨著東漢年間雙方政治、外交和社會文化交往的增進，關於東北亞諸邦諸族的華夏知識顯著豐富化。因而，這兩個篇章也成了華夏關於夫餘、挹婁、高句驪、沃沮、濊、韓(馬韓、辰韓、弁韓)和倭的最早的「民族志」，而且對其中的多數書寫對象來說，這大概也是它們自己可見的最早的「民族志」。
通過對這一開端時代的評論總結，我們似可基於本文涉及的和更廣泛的史實，就傳統的華夏或者說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做些較普遍、較宏觀的談論。華夏帝國的明顯特徵——朝貢體系——肇始於西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2年)，其時經過宣帝的大規模遠徵打擊、匈奴內部的大分裂和大衝突以及宣帝的協調/包容性外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籓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同樣，優勢力量的行使或依憑這樣的力量施加的實在或潛在威脅，加上至關重要的協調/包容性外交，導致上述「建武之初……遼東太守祭肜威讋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裡朝獻，故章、和已(以)後，使聘流通」。在此之前，雖有華夏帝國與「蠻夷」間的朝貢關係，卻是前者對後者朝貢即初漢高祖、呂后、文帝、景帝向匈奴帝國朝貢，以求弱者忍辱負重的和平。
無論如何，朝貢體系只是華夏或者說中華帝國對外關係體系的一部分，它們與帝國間的對抗和衝突並存。例如，漢武帝和唐太宗時有對朝鮮、南越、西南夷等的經帝國徵服得來的統治或宗主控制，但對北方強蠻——最強勁、最危險的外部力量——不存在同類關係。順便提一下，附庸國有時可發揮的一大功用，是被用作帝國對付外部強蠻的戰略/軍事輔助，例如前述121年高句驪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臺將二萬餘人，與州郡併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不僅如此，歷史上存在「分裂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反覆出現，且往往漫長甚而非常持久，其間大致不存在中華帝國及其朝貢體系。朝貢體系只真正存在於它的四個典型時代:一是西漢在近乎永久性地將北匈奴驅至遠西之後，二是唐初至唐中期，在將北方和西方的蠻族驅至遠西或予以宗主式徵服之後，三是元帝國，四是全盛時代的清帝國(即康熙年間至鴉片戰爭爆發)。
粗略地說，傳統的華夏或者說中華帝國的對外戰略主要有四大形態:「羈縻」、「懷柔」、幹預和徵伐。「羈縻」被歷來最佳的對外戰略論文之一——班固《漢書·匈奴傳》末長篇評論稱作「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即「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這頗有道理。前面的史錄就記述了光武帝對高句驪的「羈縻」政策，即「建武八年(32)，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羈縻」首先注重成本和風險的最小化，同時高度警覺意中得益所包含的虛幻成分。再有「懷柔」，往往有其華夏或者說中華版本的偏頗性，因為己方自覺的「柔」不一定被彼方亦認作「柔」，而且它往往是暫時而非經久的。它有時出自「綏靖」的需要，反過來又被用來辯護「綏靖」。幹預一般基於帝國對附庸的實力優勢及威望優勢，旨在從帝國的利益出發，塑造附庸國內部的政治秩序，無論是維護還是改造，連同塑造附庸國與外部強蠻之間或不同附庸國互相之間的關係。至於徵伐，在此要說的只是在真正的朝貢體制存在時，它大致為施行懲罰的「警察行動」，其代價往往高昂，有時高到綜合而論得不償失的地步，從而令人懷疑其原初的必要性。
還要指出的是，朝貢體系在世界史上廣泛存在，並非東亞特有。帝國是人類最悠久的政治實體形態之一，作為帝國的常有維度之一的朝貢體系也是如此，不管它被稱作什麼。它以不同的具體方式，可見於居魯士創始的阿契美尼亞波斯帝國、古典希臘世界的雅典帝國、羅馬帝國初中期、某種意義上的神聖羅馬帝國(最鬆散的和幾乎僅僅是名義上的)、印度莫臥兒帝國、19世紀埃及的阿里面對的奧斯曼帝國等。
最後，還需討論朝貢體系或「華夷體系」的視點和相對性問題，華夏人從帝國中心看問題，與有關「蠻夷」在那些擁有內政和外交自治權甚或實際「主權」的朝貢國看問題，圖景往往大為兩樣。例如後者大概包括上述49年在「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之後接受祭肜「恩信」而「皆復款塞」的高句驪酋首，還有上述236年「求詣天子朝獻」和被授予「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的倭女王卑彌呼。換言之，對朝貢體系乃至帝國/附庸關係的全面和精當的考察要求多維度而非單維度的視野，要求多國的而非單獨一國的史料收集和審閱，而在只有單獨一國的書寫史料存在的場合，需要儘可能地以多國的考古類史料甚至妥當的想像力予以補充。
文章來源：《日本文論》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