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進，1960年4月出生，北京人，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1989年獲前蘇聯碩士學位。曾在美國、日本等多國採訪，採寫過大量獨家新聞和參與策劃了一系列重大新聞採訪活動。著有《波赫戰地採訪手記》一書。現任《環球時報》總編輯，人民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我在香港、我與陶傑共話香港
《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對話香港文化名人陶傑
陶傑，祖籍廣西，1958年8月17日出生與香港，曾居於英國16年，原名曹捷，另筆名楊非劫、蔣一礁等，香港專欄作家，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稱，與林夕，梁文道、陳志雲被媒體譽為新一代「香港四大才子」。電臺、電視、報紙、雜誌均可見其蹤影，文章題材廣泛。
9月1日晚，陶傑和胡錫進和陶傑在香港電臺進行直播對談近一小時。胡錫進此番香港之行，受到了香港社會的極大關注。胡錫進也在微博發表了對這次直播談話的談後感。
胡錫進老胡今晚在香港電臺與陶傑先生辯論，主持人是被輿論認為對特區政府十分犀利、強硬的利君雅女士。辯論已在臉書上直播。老胡特別喜歡參加直播辯論，因為這樣不會遭到任何剪裁。我這次在香港，接受多家媒體採訪，都沒有要求對方提供採訪提綱，也沒有對問題設限，因此問題對我來說都是臨時隨機提出的，我做到了每問必答。
我覺得，內地輿論界與香港輿論界需要增加溝通，坦誠、直率交流的效果也會相對更好。我深信，內地社會與香港社會是高度的利益共同體，兩地雖然價值體系有差異，但利益的相通是最根本的。相反，美英和西方社會雖然與香港社會有一些價值的相通之處，但彼此的利益已經嚴重不同。我相信香港社會的集體情商終將幫助一些人在認識上撥亂反正，搞懂內地社會才會真正願意香港好，並且會以這種願望作為出發點構建國家對香港的各項政策。
他們與我二對一，這不重要。真正了解這類對話的人都懂，重要的是主持人利君雅女士掌握著議題設置和決定由誰做每一個議題「最後陳述」的權力。老胡肯定是要打「逆風球」的，但老胡還是要去。內地和香港輿論場之間有一道無形的屏障，很多時候我們這邊聲音很大，但過濾到那邊就變形了。他們那邊的聲音過濾到這邊也是一樣，這是雙方隔閡的重要原因。
老胡此行在香港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都是在香港影響力非常大的。我來香港在當地成了新聞，那些媒體因此願意報導我的意見，這是內地輿論界與香港輿論界溝通的一個機會。
這樣的輿論溝通，誰都不應拿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從我這方面說，希望的是能在客場把道理講出來，能讓香港電臺等港媒受眾聽得進去，而不是要在「氣勢」上與對方爭個高下。如果特別在意後一點，那老胡的目的一定不是為了與香港的受眾溝通，而是有別的「私心雜念」，把這場溝通當成我個人對內地輿論場的某種「秀」。
說實話，老胡對這次對話的效果還是挺滿意的。它在臉書上的直播有1.6萬人實時觀看，對香港電臺的這個欄目來說，這個數字相當高。另外，主持人雖然把提問的犀利都對準了我，而且把每個議題的「最後陳述」大多給了陶傑先生，但我表達出了不少主要觀點，有些觀點顯然是香港社會大多數人從未聽說過的。而且我在香港和海外多名朋友收看直播後，第一時間發來信息，認為我的表達方式是香港及海外受眾比較容易接受的。
老胡這幾天在香港接受採訪，都沒有要求對方事前提供採訪提綱，也都沒有對問題設限，而是在隨機交流中每問必答，多個採訪被完整播出，這個結果恰是老胡最希望的。與陶傑先生的對話是直播，時間近一個小時，至少在直播時無法剪裁，這是最好的。
還有一種對話是辯論，對抗賽的那種，專論輸贏的，但那不是老胡想要的。
我必須說，除了對我自己的表現感到滿意，我也想對陶傑先生和利君雅女士的表現給予積極評價。他們二人顯然存在對我「二打一」的默契，但這是我去香港電臺演播室接受這種對話方式時就需要預期並且接受的，而且我覺得他們對這種優勢的利用比我之前想的要克制。我參加過美國一家媒體的類似對話，那裡對我搞「三打一」，完全是陷阱。後來我拒絕再參加該媒體的「對話」。相比之下，香港電臺這次對話給我留下的印象還是不錯的。
媒體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媒體人同樣如此。真正的、有價值的媒體溝通很不容易實現。老胡此行的幾次受訪和對話只能算作充滿善意的嘗試。希望得到網友們的支持和鼓勵。
胡錫進：我在這個時候來香港，原因有三
老胡要就維護香港高度自治說些大實話——香港發生的騷亂已經持續十多周，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輿論都大多圍繞具體發生的事端以及相關的急迫話題開展討論。老胡想回到香港高度自治的原點，談談與它相關的幾個基本問題和內地公眾的基本看法，我認為這樣的停頓和回顧對為整個局勢注入冷靜很有必要。
第一，香港高度自治是必須保持的，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實事求是，也是唯一可行的原則。不搞「一國兩制」，不堅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能有別的選項嗎？「一國一制」在當前是完全不現實的，中國內地沒有直接治理香港的政治和法律資源，如果取消香港高度自治，香港的整個社會運行邏輯都需改寫。那將意味著巨大的治理風險，包括香港很可能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這些風險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所以說，香港所有人要對國家堅持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保持堅定的信心，國家完全沒有理由和動機取消香港高度自治，讓內地的政治元素大規模進入香港，讓香港內地化。
第二，香港的高度自治不能導致這座城市與國家政治上的對立，這是「一國兩制」原則的一條底線，它體現在了基本法中，包括反映在香港雙普選機制的設計中。香港不能夠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做特首，這完全在國家政治的情理之中。香港有一些人鬧事和一旦出現特區政府帶領香港社會對抗中央，這完全是兩回事。
香港反對派應當理解國家設立這樣的政治底線，調整他們的政治活動策略，開展建設性的「反對派政治」探索，不能試圖在基本法和國家憲法上打一個洞出來。在這一點上國家的態度會非常堅決，反對派無論得到美國和西方世界多麼大的支持，也不可能成功。
第三，內地民意的基本面貌是希望看到香港保持自己在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形成的原有社會風貌的。中國的土地上有一座「西方城市」，這多好，幹嘛要把它「中式化」呢？很多內地城市還在仿造「西式一條街」呢。主動把香港搞成「一國一制」或者「一國1.5制」，在內地決無真正的民意基礎，網際網路上有時會看到這樣的話，但它們大多是針對香港發生極端事件時的氣話。
第四，由於香港和內地實行不同政治制度，香港一些人對內地在政治上不信任，導致了一些激進表現的出現和國家試圖抑制這種極端表現的努力，香港反對派為了政治利益往往會致力於擴大這種隔閡，西方輿論則會支持這種方向上的各種政治及輿論運動，從而讓「一國兩制」的「隔離牆」附近越來越敏感，直到變得不可收拾。
比如在香港推動國民教育，說實話這真的不過分，是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應該的。但這件事就是變得很敏感了，很多類似的摩擦共同構成了嚴峻的現實。
第五，必須實事求是地說，香港和內地是高度的利益共同體。兩個社會的價值體系有交叉，也有不同，但中國內地社會是最真心希望香港好的社會，如果香港因為動蕩而走向衰落，最痛心的是內地社會，最不希望看到這種風險成為現實的也是內地社會。這是由兩邊社會的利益連接和文化的強大紐帶決定的，希望香港廣大市民對內地社會這一真實善意要瞭然於胸，不為任何蠱惑和挑撥所動。
我來香港坐的是國航與國泰的共享航班，實際執飛的是國泰航空。在飛機上感受到的是如常的良好服務，空姐們熱情有禮，機上的餐食也算不錯，與內地大航空公司的相比，少了一份小零食，但多了一份哈根達斯冰淇淋。就是經濟艙有很多空位，清楚折射了香港今天的局勢。
聽說之前香港的激進示威中有一些國泰的空姐等空勤人員。我實在無法把我眼前看到的情景與那些激烈、衝動的場面聯繫起來。也許是國泰的不同人員吧，也許有一些在熱情服務和惡意洩露乘客信息兩者之間一言難盡的隱情吧。香港的事情我相信比我們通常想像的要複雜。老胡就是衝著這種複雜而來的。
老胡今天下午參觀香港無線電視臺TVB並接受專訪。主持人說，內地媒體罵香港示威者是「廢青」「蟑螂」，很傷香港公眾的感情。我說，內地輿論使用這種稱謂針對的是極少數暴力示威者，不是指大部分和平示威者，比如環球時報，我們是把極少數暴徒與大多數示威者分得很清的。香港法律允許和平示威，很多抗議性集會都收到了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人們參加那種集會，表達訴求，是他們的權利。但是集會結束後，一些人搞暴力活動，那些蒙面的、拿著鐵棍砸警車打警察的、還有那些把國旗降下來往海裡扔的極少數人被我們視為暴徒。我覺得環球時報把極少數暴徒和大部分示威者區分得比你們很多香港媒體區分得要清楚。
另外，中國內地網際網路上有一些激烈的聲音，一些氣話，但是哪兒的網際網路上都這樣，香港網際網路上罵內地人是「蝗蟲」的聲音也有，但我們不認為那些聲音反映了香港社會對內地人的主流態度。同樣，香港媒體也不該把內地網際網路上最激進的聲音看成是內地社會的主流態度。
我特別強調，內地社會對香港是充滿善意的，非常希望香港好，也真心願意香港保持高度自治，保持它在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形成的獨特社會風貌。我說，內地很多城市都喜歡搞一條西方的風情街，比如義大利風情街、德國風情街等等。香港就相當於整個中國的西方風情街。大家來香港旅遊，希望看到的就是香港與內地不一樣的風貌，誰願意香港變成一座內地化的城市呢？網際網路上也有「一國一制」的主張，但它們有很多是氣話。
一旦香港衰落，內地社會是很心疼的。也有內地人在網際網路上說，香港爛就讓它爛去，但那很多時候也是氣話。香港衰落了，內地是唯一真正心疼的社會，美國、英國人家才不心疼呢。美國巴不得香港變成它把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遏制的前線，他們憑什麼心疼香港的衰落？越亂才越好呢。
胡錫進：香港普通人家安居之艱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今天老胡去香港九龍城紅磡的「唐房」採訪，唐房都是沒有電梯的舊房子，比較破舊。我被帶到一個大約五六十平米的房子裡，裡面又隔成了三戶人家，最小的一戶只有大約六七平米，中等的一戶應該不到20平米，但內部又被搞成「兩室一廳」。另一戶稍大一點，也許有30平米，廳裡放了一個雙人小沙發。三戶人家各有各的廚房、廁所，廚房和廁所是合在一起的，馬桶幾乎挨著灶臺，一共一平米多一點。
陪同我採訪的旅遊界人士說，香港這種居住條件的人有很多，他說有約100萬人，但這個數字我無從查證。
在樓下碰到一位正在工作的大姐，她的工作間像是個很亂的洗衣房。她說自己姓李，40年前從廣東中山移民香港，如今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都沒有結婚，沒有房子住是主要原因。她說她的家住的是公屋（就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約29平米。她說，小孩子們鬧遊行她很不喜歡，但他們心裡有氣。
這一次香港行，我走訪了幾個普通家庭，房子最大的是約50平米的三居室，然後是30平米，以及更小的。香港房價之高，普通人住房之艱難，給我留下極其深刻印象。
我個人覺得，香港住房的問題這麼嚴重，需要很認真地拿出對策。搞街頭政治解決不了問題，也未必一屆政府就能立竿見影重塑住房面貌，但需要長期堅持不懈地接力奮鬥。我覺得國家也有必要以某種方式為香港解決這個問題提供幫助，比如大灣區建設也許能夠提供某種動力。香港大多數永久居民是中國公民，大家勁往一處使，沒有邁不過去的坎。
今晚走訪了香港金融業新員工小吳先生的家庭。小吳23歲，今年6月剛從香港大學畢業，直接進入金融業，起薪2.7萬港元，他說，漲到4、5萬港元會是挺快的事。但他屬於香港年輕人裡的幸運者，他的女朋友也是剛開始工作，進入了一個會計師事務所，起薪1.5萬港元。
小吳的家在香港上水，靠近深圳羅湖，從他們家的窗戶可以看到深圳的高樓。一家人說，那個方向過去什麼都沒有，眼看著高樓在這些年拔地而起。
小吳家的房子50多平米，有一個大一點的起居室，3個比較小的臥房，最大的臥房目測大約5平米，另兩個更小。這套房子是30年前買下的，如今價值一家人不太清楚，但認為可能三、四百萬港元。香港的房子很貴，所以面積都很小，現在買一套房比他們家還小的房子，位置如果離市區更近一些，價格要更貴，小吳的父母說，不知道年輕人們能怎麼買房。
小吳說，他可以和女朋友合著買房，就會輕鬆很多，他還是對未來挺有信心的。
小吳沒有參加近期的香港示威，但他說他這樣的屬於少數。他在大學裡也沒有參加過抗議活動，他說，搞抗議活動的更多是文科生，他們理工科、醫學和商科參加的都比較少。
這一家人都不贊成香港目前有這麼多示威遊行，他們希望社會是穩定的。他們過去經常去深圳，但是小吳說，他最近不敢去了，怕被抓。他說，自己這麼年輕，是男性，怕被誤解是示威者，抓起來，他周圍的人現在都不敢去內地了。他說，過一段時間等到平靜了再去。看來香港媒體把內地描述得好可怕。
小吳的父母早年從內地來到香港，小吳出生在香港。如今父母都已退休，父親在家裡收費教小孩子畫畫。問這一家人覺得他們的生活水平在香港屬於什麼樣，小吳說，他在中小學的時候，他的家境屬於比較好的，但到了大學裡，他的家境屬於中等的。
這一家每個月的房屋物業費約600港幣，這比內地的物業費貴很多，但我們看到樓道裡確實很乾淨，雖然是30多年的老房子了。水費很便宜，但電費比較貴，冬天時一個月的電費不到1000港幣，但是夏天一個月約1700港幣。醫療除了掛號費，其他基本是免費的，但是有些病在公立醫院治療預約需要等候很長時間。
搞好民生顯然是香港保持政治穩定的關鍵。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等幾位先生看到我在香港的消息後，主動聯繫我，講述香港旅遊業面臨的困境。他們表示，香港過去暑期裡每天從內地來300多個旅行團，現在每天不到20個，而香港旅遊業對內地遊客的依賴度超過85%（以上數據都是他們提供，老胡未作證實），所以旅遊業面臨崩盤，很多從業者已經兩個多月沒有收入，生活陷入困難。與旅遊直接相關的餐飲、酒店等行業大蕭條，過去2000港幣一晚的酒店現在降到了五六百塊錢還是沒人住。
他們希望通過老胡向內地旅遊團保證，內地旅遊團來港會是安全的。他們說，香港動亂只發生在局部地區和局部時間裡，其他時間和其他地區裡都正常運轉，他們決不會把內地旅遊團帶到發生抗議示威而有可能造成安全風險的地方。他們還說，旅遊界絕大部分都是愛國愛港人士，如果有誰參與反國家的政治活動，他們就不會讓那樣的人繼續待在這個行業裡。他們決不會讓那樣的人參與對內地遊客的服務。
他們特別強調，目前學校開學，很多家庭都要為孩子們就學支付新的費用，但他們失去了收入來源，十分困難。他們懇請內地多向香港發團，解他們的燃眉之急。
平心而論，老胡在這一周裡親眼所見，只要不是示威時間和示威地點，香港社會的秩序依然存在，至少老胡感覺安全也是有保障的。老胡看到旅遊業者因一些激進人士鬧事而首當其衝蒙受損失，他們很多人屬於「手停口停」的人群，真心有些同情他們。
我們的社會要擴大共識，從根本上說，是要築牢並擴大各社會群體和階層之間的共同利益。人們有著不同訴求，差異是絕對的。但是有序的社會治理又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和願望，這是社會圍繞法治擴大共識的基礎。
自由派觀點在中國知識界一直有一定影響，還是應該對持這種觀點的人多團結，逐漸摸索一個讓自由派人士能夠有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途徑。這有助於增加他們對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的認同。如能把他們的貢獻更多納入進來，也有利於減少潛在的分歧，或者將分歧轉化為社會的彈性。這是個不容易的過程，過去的經驗是很難把握好度，經常在這周圍發生疑似有損政治穩定的波動。但這個問題又是繞不開的。把它解決好，磨合好，是國家進一步擴大共識，實現長治久安的一項硬功夫。
加強社會共識是國家政治思想領域的基礎建設。但它的工作遠非局限在意識形態領域。把民生建設好，讓經濟持續強勁，在加強社會凝聚力的同時讓基層的生活面貌更加寬鬆自由，創造最大多數人身心愉悅的環境，這些都有利於促進共識的不斷擴大和增長。共識強大，萬眾一心，中國就沒有扛不過去的風雨。
身邊有年輕人對我說，我們這一代是最幸運的，趕上了國家的全面開放，趕上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人生充滿了各種可能性。而他們不可能再有我們這代人的人生經歷和感受了，他們說中國經濟在放緩，美國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面遏制，中國社會領域的管控也比過去嚴了，因此他們有迷茫感。
看到周圍有年輕人這樣想，老胡首先挺心疼的。年輕人朝氣蓬勃，我們大人都希望孩子們過得比我們更好，怎麼他們會有人覺得沒我們幸運呢？我多麼希望年輕人都開開心心的。
老胡仔細回憶了自己的年輕時代，和我們那一代人的經歷，又對比了今天年輕人的時代環境，希望自己如實道來，年輕人也能跟我一起思考。
我要說，我們這代人過的每一天都不輕鬆，當時都充滿了煩惱。老胡1960年出生，直到1977年宣布高考，之前的中小學都沒正經上。年輕時社會逐漸開放，但與我們的直接利益關係是什麼並不清楚，青年時代的最大感受是貧困和消費的無力，連對東南亞、也就是「南洋」人的生活都羨慕不已。我們的機會和幸運都是今天回頭看才有的總結，是過去幾十年的痛苦和糾結換來的。
今天中國的確處在世界性的變局中，而且我們因為樹大招風了，首當其衝。值得指出的一點是，美國惡化對華關係處在初始階段，中國能怎樣駕馭國際變局，能從中獲得什麼尚不確定。現在就斷言中美關係緊張及所導致的相關變化將對中國年輕人的人生產生決定性的塑造力，這種判斷過於悲觀、匆忙。
首先當代中國年輕人的人生起點是近代以來中國年輕人最高的，與我們年輕時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中國迄今的發展和業已形成的大市場、中國仍具有的廣泛潛力綜合賦予了中國年輕人展開人生的諸多條件，使得中國年輕人在今天水平上繼續改善人生的機會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說實話全世界多數國家的年輕人都有點彷徨，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年輕人尤其如此，中國年輕人處在社會發展水平已經不錯、但國家發展潛力仍有待繼續釋放的承前啟後的歷史位置上，它仍然是個優勢位置，這是前後左右一比較就一目了然的。
美國根本性改變對華關係，但中國的對外開放除了美國之外仍有廣闊空間。中國又不是回到自我封閉的年代，現在是華盛頓出於極端地緣政治思維要關上美中之間的部分交往通道，但它不可能全面關上，美國社會也不幹啊，我覺得中美之間的綜合交往量能實際減少1/5就算多的。而且世界又不光只有美國，只要中國自己不想對外關上大門，誰能關上我們的門呢？那麼有人問：中國會不會自己關上大門呢？我想說，你我他都不願意，國家怎麼會願意呢？請相信，咱們大家什麼樣，國家最終就會什麼樣。
從社會管控的角度說，今天社會的綜合寬鬆度由於網際網路等工具性的介入、中國人在國內和國際流動能力的增加，人們謀生和個人發展領域的空間與我們年輕時相比有了很大拓寬。只要一個人不學著做「異見人士」，他受到的限制就會很少。當然了，老胡也主張改革開放要不斷落到實處，各地應當不斷審視，是否有一些社會管控措施屬於過度的，要重視一些人有「社會管控趨緊」的感受。
今天的年輕人羨慕我們這一代人，怎麼說都沒有道理。他們的起點比我們高這麼多，實現願望的條件和工具也比我們多多了，未來要靠他們自己去創造。一切還沒開始，就先斷言他們創造不出來我們這一代人取得的成就，我不認為這是一代人應有的態度。
有人說，房子啊，今天年輕人怎麼奮鬥也買不了上一代人買的那些房子了。我想說的是，房子問題只是一代人人生面貌的線索之一，它在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它在哪個國家都不是一代人命運的軸心。而且今天的房子困局主要集中在中國一線大城市，是一部分移民精英們面對的問題。這是國家把那些年輕精英們留在一線大城市、保持他們活力所需解決的一個難題，也是世界各大中心城市共有的難題，我很理解移民到一線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們，強烈主張國家下力氣解決、緩解它。但我真的不希望這個問題被拿到整個一代年輕人的信心層面上擴大化。
今天的年輕人要有能力承擔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我們這一代人作為「改革開放的長子」參與了社會財富的艱難積累，把國家推向了今天的水平。今天年輕人是遭遇了相對高水平上的一些瓶頸。他們要做出的是集體新拓展，這一代人的選擇和可資利用的資源都比我們要充裕、從容得多。
形象地說，我們這代人是騎著自行車、甚至徒步趕路，並且在筒子樓的狹小空間裡追夢的，當時的社會公平制度性建設尚支離破碎。今天年輕人不僅有好得多的物質條件，而且社會公平機制逐漸配套，他們得以在全新的物質和精神綜合基礎設施平臺上規劃自己的人生之路。
我還記得自己畢業時分配到燕山深處，是多麼絕望。每一步往前走都是那麼艱難。物質生活得到有單元住房那樣的改善已經是40歲的事情了。看未來不會有像看過去那樣的清晰，其實就是跟著「大撥轟」，但認真一些，腳踏實地，時間會積累出收穫。
老胡最後勸年輕人都鼓足勇氣，在各自選擇的路上積極進取，選擇輕鬆的人生也能夠自得其樂。莫怨天尤人，相信每一份耕耘都不會白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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