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6年，柏金斯就寫道：「工業革命在18世紀晚期從英格蘭開始，然後席捲歐洲其餘各地和北美（包括前蘇聯盟國），用了150年時間，提高了一個區域的生活水準，而這個區域囊括了今日世界總人口的大約23%。然而，如果中國努力成為工業化國家的嘗試獲得成功，那麼世界又將有23%的人口將在短短四五十年間生活在工業化的世界。」
僅僅幾十年後，柏金斯的預言已成為現實。以經濟規模來計，中國已成為今日世界中的一個大國，僅僅位列美國之後。甚至與其他迅速成長的經濟體相比，中國的成績仍然是最了不起的。正如創造「金磚國家」（BRIC）一詞的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在2011年寫道：「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我應該考慮將『C』從『BRIC』中拿走，因為中國有如此巨大的自我依賴性。當然，也有人說，如果我把『C』從『BRIC』中拿走了，其他國家也就沒有什麼故事好講了。這兩類人有一個共同的看法：中國是我們這一代最偉大的故事。」
中國的經濟增長令人矚目，堪稱「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蹟」。因此，中國在世界歷史上已經獲得了新的重要地位。這種史無前例的增長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經濟奇蹟？為這個問題尋找一個合適的答案，是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一個重要任務。
中國已創造出來的經濟奇蹟，要求我們對19世紀中期西方到來之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作深入廣泛的研究。正如柏金斯所提醒我們的那樣，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很顯然，中國的歷史仍然照耀著它的今天。過去可以見諸許多方面。中國的今天是其過去的一種持續，或者稱為「過去的延續」（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st）。江南地區（即長江三角洲）執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之牛耳。在過去的一千年中，江南都是中國最發達的區域。儘管如此，就其經濟發展水平而言，在1979年中國經濟改革開始之前，江南已遠遠落後於西歐。然而，在1979年接下來的30年中，特別是1992年以後，長江三角洲的經濟大幅增長。2009年，長江三角洲創造出的GDP佔了中國17.8%，達到了8 786億美元（名義GDP），而1978年只有443億美元，1992年為654億美元，由此形成強烈對比。而且，如果用購買力平價（PPP）來核算，2009年長江三角洲創造的GDP可能還要多一些，可達到16 000億美元（以2009年美元來計）。換言之，如果長江三角洲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來進行核算，它將位列世界第10位，僅僅比第9名義大利略小一點，而比許多重要經濟體要大。這些經濟體包括墨西哥、韓國、西班牙、加拿大、印度尼西亞、土耳其、澳大利亞、伊朗、中國臺灣地區和波蘭，它們分別位列第11至20位。因此，把江南經濟增長稱為中國的最大奇蹟，也即「奇蹟中的『奇蹟』」是公允的。然而，若及時地回頭看，我們就不會對這個奇蹟感到非常吃驚。江南在過去的一千年中一直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也已被視為今日的中國故事的「主人公」。
這種無與倫比的重要性也賦予了江南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在過去的100年中，為何這一區域的經濟史得到了最為深入細緻的研究；許多關於中國史的重要且影響深遠的觀點和理論事實上都是根據這一區域的經驗而得出來的。
2010年，我的書出版之後，有一些討論20世紀以前中國GDP的論著也發表了。它們涉及全國，並涵蓋了幾百年。中國是一個具有大洲幅員的國家，存在著巨大的地區差異；而幾百年中，將發生諸多劇烈的變化與波動。對全國和長時期的通盤研究應該建立在透徹的區域研究的基礎之上。依我之見，儘管在中國GDP研究中存在多種方法，至少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較為合適的方法是，先根據時間和空間，選擇中國經濟增長故事裡一個較小的片段，進行集中、深入和全面的研究，然後再進行更加綜合性的研究。因為現在尚沒有這樣的案例研究，所以有必要進行嘗試。這本書就是這類嘗試的成果。本書中文版的寫作，歷經五年的艱苦工作，於2009年完成，並於2010年在中國出版。該書並在2012和2013年5月獲得兩個獎項。2014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同意了出版英文版的提議。同年，翻譯工作開始，並於2016年完成。接下來幾年，主要工作是校對，對引用的原始文獻及其譯文進行反覆核校，尋找專有名詞、技術用語、特定稱謂等的慣用英文譯名。我還改正了原中文版和英譯初稿中存在的許多小錯訛，並刪減了一些冗長的論述。這些工作頗為繁瑣費時，因為相關名詞、術語和稱謂非常專業，數量又甚多，其中有許多無法在先前的常見的英文學術成果中找到。此外，在2010到2019年的九年間，江南經濟史研究領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進展。為使這本書能夠反映最新的學術進展，我採用了我以及其他學者的某些最新研究成果。以此為基礎，我撰寫了大量的新章節、段落和注釋，進行英譯本的增訂。正文中的許多注釋太詳密而冗長了。我或者將其壓縮，或者將其放入新寫的三個附錄之中（附錄18、19和20），這樣，正文對中文世界以外的許多學者來說就更容易讀懂了。
因為改動太多了，這個英文版與原中文版有相當大的不同。從此意義上來說，這個英文版應該被視為中文原版的全面修訂版。
最後，我還要就這本書的寫作風格說兩句。既然這本書是一部經濟史著作，這個研究中所用到的分析和討論都在經濟學的框架和話語系統中展開。因此，寫作的基本風格通常也如同經濟學家所使用的一樣。然而，我也用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那些忠告來提醒自己：一部經濟史著作應該有其自身特點，不應該是經濟學著作的複製品。作為一部歷史著作，這本書應該有現代史學的基本特徵。這對本書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它不僅是將GDP研究方法用於研究20世紀以前的中國經濟史的首次嘗試，也是對早期近代中國某一地區的經濟所進行的一個個案研究，深入研究其經濟史。
先前中外學界，無論是對江南，還是對松江地區，都進行了很多的研究，儘管如此，華婁地區經濟史的許多方面和細節，仍然未能涉及。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針對這一區域的個案研究。為能給本書的研究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我在實證研究方面付出了大量精力：梳理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和現代調查報告，從中搜尋有用資料，核對各種細節以判斷它們是否正確，然後把資料處理成可以使用的數據。上述這些工作需要歷史學家的技巧和歷史學家所使用的寫作風格。因此，這本書的寫作風格是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寫作風格的結合，即經濟史家的寫作風格。
從一般意義上說，這本書也可以看成是中國、日本和美國經濟史家寫作風格的結合。這本書裡大多數具體文本研究都放在注釋和附錄中，而基本的分析則於正文中呈現。有些西方讀者不太熟悉中國和日本經濟史家的寫作風格，可以集中讀正文，而僅在需要之時再去核對注釋和附錄。既然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學術也就如同其他事物一樣，正在經歷全球化。只有越來越多不同風格的學術整合在一起，真正的「全球化學術」的風格才能形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方讀者實際上可能會從本書的這種混合風格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