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盧溝橋事變78周年紀念日，標誌著日本全面侵華的開始。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戰後國際軍事法庭也對戰犯進行了相關的審判。你或許了解懲處德國納粹的紐倫堡審判（1945年11月—1946年10月），也或許熟知針對日本法西斯的東京審判（1946年1月—1948年11月），那麼你是否知道，作為這兩次戰犯審判的「後續」，1949年12月還舉行過一場集中揭露日軍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活體試驗及細菌戰罪行的伯力審判？
伯力，現譯哈巴羅夫斯克，俄羅斯遠東城市。66年前，在蘇聯人組成的軍事法庭上，包括最後一任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在內的12名日本戰犯當庭受審，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至25年不等。
審判集中揭露了日軍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活體試驗及細菌戰罪行，而這正是東京審判前後，在美國的操縱下被遺漏乃至通過「交易」隱藏的——那些細菌戰的罪魁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乃至親自批准實施細菌戰的裕仁天皇等，皆逃脫了法網。
1940年11月吉林省農安縣鼠疫「防疫」活動中關東軍鼠疫防疫隊
孫家紅是《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的編者，他表示：「伯力審判產生於冷戰背景下，長期遭受人為的『曲解』和掩飾，大眾對伯力審判知之甚少。它與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在時間和邏輯上緊密相連，儘管它存在一些合法性爭議，在法庭組織、審判規則、實體運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審判所揭露的日軍細菌戰罪行不容否定，這也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審判細菌戰罪行。」
《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
細菌戰造成的長期危害，相關戰犯未被清算，使這一惡魔跨越了時間的邊界。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美軍也曾針對平民使用細菌武器。孫家紅告訴青閱讀，當時以英國李約瑟博士為首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對此進行了實地調查。人們還發現，美軍使用的細菌武器與當年日本細菌部隊的研究有很大關聯。
對伯力審判最重的才判了25年，量刑是不是太輕的疑問，孫家紅解釋說，蘇聯1947年廢除死刑，1950年予以恢復。「伯力審判特意選在1949年底進行庭審，也就避免了死刑，當時蘇聯最高刑期就是25年。」事實上，蘇聯人並沒有按照判決將12名戰犯禁閉在勞改營，而是送往伊萬諾沃市郊外的第四十八將官收容所，待遇也有所改善。孫家紅讀過受審戰犯三友一男的回憶錄《細菌戰の罪》，按照書中描述，刑期最短的兩人刑滿釋放回國，另有一人因腦溢血死亡，一人自縊，根據日蘇間後來達成的協議，最終包括山田乙三在內的其他人都於1956年被遣返回日本。
伯力城審判日本戰犯（左一三友一男，右一山田乙三）
一、為什麼會有伯力審判？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蘇聯選擇在其遠東城市伯力城舉行這場歷史性的戰犯審判，至少基於以下三方面因素：
第一，犯罪事實與定性。日本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便開始進行活體細菌實驗，並在陸軍少佐石井四郎等人的策劃推動下，經天皇批准，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長春等地成立特別細菌部隊（即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和100部隊），隨後又在北京、南京、廣州乃至新加坡等地設立其他分支（如北京「甲字1855部隊」、南京「榮字1644部隊」、廣東「波字8604部隊」、新加坡「岡字9420部隊」），專門從事細菌武器開發、活體實驗，並多次針對平民和軍政人員施放細菌武器，所造成的巨大人員傷亡至今都難以統計清楚。
被冠以蘇諜罪名被「特別移送」到「731」部隊作為活體實驗對象的趙成瑞，正面像和側面像
日軍的各項細菌戰罪行，不僅通過這場審判，以大量書證、人證等證據資料雄辯地加以證實；數十年後，更因在中國、美國、日本發現731部隊等方面大批原始資料，令當年實施和掩蓋細菌戰罪惡的一些當事人無所遁形。
第二，公開審判的可能。在1945年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後，日本關東軍全線潰敗。由731部隊長石井四郎親自指揮，包括哈爾濱731部隊、長春100部隊在內的在華細菌戰部隊大舉消滅罪證，並攜帶大量原始實驗數據、檔案材料、設備器材等輾轉撤回日本國內，藏匿起來。儘管如此，蘇軍在戰爭中俘虜了大批日本戰俘，這其中便有多名當年主持、參與細菌戰和活體實驗的日本軍士，乃至最後一任日本關東軍司令長官山田乙三大將。《伯力城審判》一書所載多項「文件證據」表明，當年蘇軍還曾截獲不少未及銷毀的軍政材料。本書明確提及的各類案卷證據就有22卷，而檔案編號則多達869號；並且可以肯定，這只是蘇軍所截獲全部證據的一部分。這極大彌補了由於細菌戰相關主犯逃回日本所造成的被動情勢，更為這場審判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可能條件。
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接受審訊
第三，戰犯審判的必要。從國際政治角度看，1949年底進行的這場伯力城審判是「冷戰」背景下的產物。美、蘇兩大強國不僅在二戰結束之初便著手開發更為尖端的殺人武器——包括彼此業已投入多年的細菌武器，並在東京審判的國際舞臺上，圍繞當年日本細菌戰罪行的審判問題，上演了一場場「明暗相間」的大國博弈。
對於731部隊昔日大量的「科學實驗結果」，美國和蘇聯皆欲得之而後快。但後來的事實表明，在偵緝、爭取和掌控日本細菌戰犯的效果方面，美國明顯更勝一籌。並且，在駐日盟軍司令麥克阿瑟將軍與美國政府的勾連串通下，很快與石井四郎等細菌戰犯達成交易，以美國政府保證其免予起訴、保全其個人性命，乃至重加利用為條件，從對方手中獲取了大量人類活體實驗、細菌武器實驗等方面的數據和材料。作為在日本細菌武器試驗和細菌戰爭中受害最深的中國一方，在這一骯髒交易之下顯然是被漠視和犧牲掉了。而國民政府對於美國政府和日本細菌戰犯之間的這場交易是否知情，又知情到何種程度？在南京市地方檢察院已經掌握「多摩」部隊進行細菌和活體實驗的罪行，並於1946年8月29日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交了文件證據後，為何既沒有在東京審判中堅持追訴，又沒有在後續國內數次審判戰犯活動中重提此舉？對於這些謎一樣的問題，因為目前掌握材料有限，尚無法給出完整而確切的結論。
就在美日達成交易前後，蘇聯作為日本細菌試驗和戰爭的另一方受害者，以及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控方之一，對於揭露日本細菌戰爭的罪惡頗不遺餘力，不僅支持中國政府就日軍細菌戰罪行提起公訴，甚至從西伯利亞押解兩名日本細菌戰犯（川島清和柄澤十三夫）親到東京，進行訊問，並作筆錄，以坐實相關指控。雖然蘇聯方面進行伯力審判的真實動機，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分析，而且這場審判的國際合法性也存在一定爭議，但相比之下，美國犧牲他國以謀取本國利益的做法實在不夠光彩。
二、為什麼中國沒有參與伯力審判？
伯力城審判完全是在蘇聯的主導下進行的。儘管它與此前舉行的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在某些形式上較為接近（如配給辯護律師，賦予被告當庭抗辯權利，並輔以翻譯），而與當時蘇聯國內刑事司法審判的主流形式相去甚遠。但是，缺少其他主要戰勝國家的參與，勢將折損這場審判的國際影響力和判決說服力。當然，在當時「冷戰」思維的極度深寒下，如果美國來參加這場細菌戰犯審判，顯然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中國作為日軍細菌戰和活體實驗罪行的最大受害者，以及該等罪行的主要「案發地」，同時鑑於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邀請新生的中國政府以及日本細菌戰爭的受害者（或者代表）參加這場審判，實在是應然之舉。但遺憾的是，我們在蘇聯伯力城審判過程中並沒發現中方參與的任何線索。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在這場審判過程中，中國官方媒體不斷地轉發塔斯社的「新聞通稿」，以及在這場審判結束後，中蘇兩國政府就進一步審判包括日本天皇和石井四郎在內的數名細菌戰主犯，而進行的公開函電往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何英珍(前左一)、周福菊(前右一)，以及前日本律師聯合會會長土屋公獻(前右二)、731部隊細菌戰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前左二)等在日本東京街頭參加遊行
由於大批日軍戰俘早為蘇軍俘獲，而731、100等特種細菌戰部隊所在的哈爾濱、長春等地也一直被蘇軍佔據，所以不管是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軍隊，即便當時對日軍的細菌戰罪行有所了解，若欲進行調查取證，事實上皆有所不能。而在蘇軍撤退後，國共雙方更是汲汲於內戰中決雌雄，無暇顧及相關調查，雖然令人遺憾，但也勢所難免。
再從時間上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方告成立，12月25日蘇聯方面即開始在伯力城正式庭審細菌戰犯。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裡，新政權百廢待興，若因其未能參加這場歷史審判而苛責之，顯然也有失公允。事實上，毛澤東於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訪問蘇聯，伯力城審判正是在此期間。可以推知，對於這場審判，中國的新生政權顯然是知情者；但具體知情到何種程度，是否有所參與？只有相關檔案公布之後，我們才能找到答案。
伯力城審判期間，中國主要的官方報紙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導，甚至請曾經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方法官梅汝璈出面撰文，藉以表達中國人民對於日軍細菌戰罪行的極大憤慨。不言而喻，這些報導本身即代表了當時中國政府的積極反應。
三、美國的尷尬和反擊
蘇聯在伯力城審判進行過程中，不僅採用公開審判形式，準許一些民眾到場參觀，更借用塔斯社等國家媒體向全世界發布相關消息。而在審判完成後，又很快將審判資料彙編成書，並翻譯成中、日、英、德等多國文字，全面揭露日本細菌戰罪行。
對此美國政府其實是最尷尬的，因為他們不僅無法利用業已掌控在手的原731、100等部隊人員（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站出來公開予以反駁——其實也無法反駁；更無法否認在東京審判期間，曾經接到中國和蘇聯關於日本細菌戰罪行報告的事實。窘境之下，美國政府只能開動宣傳機器，重點揭批蘇聯伯力城審判的法律程序和實體瑕疵，尤其特別強調這完全是冷戰對手——蘇聯政府所操控的一場「政治秀」，因而在邏輯上，這場審判所揭示的內容絕不可信。
其實，1946年初，《紐約時報》《太平洋星條旗報》《赤旗報》（日本共產黨的報紙）等媒體紛紛對日軍在中國東北的細菌武器實驗，以及原細菌戰隊員回日後的潛藏情況進行披露。但與美國關係最為密切的《紐約時報》《太平洋星條旗報》這方面的報導很快便受到「遏制」，乃至1947—1948年間（也就是東京審判進行期間）對細菌戰的問題一直保持沉默。有的學者研究發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的28名日本戰犯中，半數以上與細菌戰罪行存在關聯，甚至直接參與其中；負責起訴的檢察官中也至少有6人明知日本的細菌戰罪行，卻對此保持了沉默。（謝爾頓·H·哈裡斯：《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很明顯，當時有能力策劃和操控這場陰謀的，只能是事實上主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麥克阿瑟將軍及其背後的美國政府。
在「冷戰」敵對狀態下，尤其在特別強調客觀證據的美國法律文化背景下，美國的策略居然獲得了巨大成功，以致美國民眾數十年間對於日本細菌戰罪行懵然無知。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一位美國記者在《原子科學家公報》上撰文揭破美國當年與日本細菌戰犯進行秘密交易的內幕。隨後，又在美馬裡蘭州的底特裡克營軍事檔案館裡發現大量當年731部隊的細菌實驗原始材料。其後，隨著美國政府相關檔案逐步解密，人們更是發現：美國當時以極低的金錢成本（有說法是20萬日元）便從石井四郎等人手中獲取了這批罪惡資料，數位昔日當事者都承認這是一件十分划得來的「交易」。
（本文摘編自《莫讓青史盡成灰——1949年蘇聯伯力城審判的背景、過程及其遺緒》，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研究員。）
日軍的防毒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