湧入歐洲的難民，再次挑戰著現代民族國家的版圖和邊界。美國主導的地緣政治，古老歐洲的文化精神，在遷徙中開始鬆動。而在伊恩·布魯瑪所著的《零年》中，曾經記述過二戰之後國際政治和地理的一次變動，德國也是其中的主角——1945年的波茨坦會議，英、美、蘇三國元首一致同意「以有序而人道的方式」驅逐中、東歐的德裔居民。
《零年》（節選）
作者 | [荷] 伊恩·布魯瑪
譯者 | 倪韜
1945 年的夏天，酷暑難耐，英、美、蘇三個戰勝國的領導人在波茨坦會晤，會上宣布的決定聽起來就像是正確的大白話，甚至有些索然無味。在驅逐中、東歐的德裔居民一事上，盟國首腦達成以下共識：「三國政府在全方位考慮了這個問題後，確信把留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裔人群以及相關人員遷至德國一事勢在必行。各方同意，屆時出現的任何人口流動都應以有序而人道的方式進行。」
聽上去很公道。兩年前的德黑蘭會議上，邱吉爾、羅斯福和史達林已經同意把波蘭東部大片領土割讓給蘇聯。這項遣返德國人的協議，倒是和領導人之間令人意外的友好氛圍頗為協調。美國總統哈裡·杜魯門（Harry Truman）和史達林顯得尤為投緣。（杜魯門不太喜歡邱吉爾；英國首相曾試圖拍杜魯門馬屁，結果熱臉貼了冷屁股。）在位于波茨坦的總統官邸「小白宮」內，杜魯門為史達林和邱吉爾彈奏了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1]的G 大調小步舞曲。史達林叫道：「啊，真好，音樂真是個好東西，它驅走了人類內心的獸性。」
杜魯門對史達林的熱乎勁兒似乎為當時許多美國軍人所共享。美軍軍報《揚基人》在有關波茨坦會議的報導中，寫到史達林「很輕鬆地成為這場高朋滿座的盛會吸引士兵關注的一塊最佳招牌。而且這還是在流言四起、說他事先已得知日本人會投降之前的事。來自紐約州長島市的約翰·圖沃希（John Tuohy）下士在參軍前是派拉蒙電影公司的訂票員，如今在大腕雲集的小白宮前站崗放哨。他形容史達林『比預想中的要矮小些，但身上一塵不染，穿著漂亮的軍裝』」。《紐約時報》把三個戰勝國首腦在廢墟中磋商的畫面形容為「三個走進墓地的人；他們手上握有全世界大部分權力」。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決定1 100 多萬德裔移民命運的生殺大權。他們中不少人在如今屬于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地區擁有很深的根基。
波茨坦會議上的言論蒼白乏味，但潛藏在背後的思潮則顯得冷酷無情得多。蘇臺德區、西裡西亞和東普魯士的幾百萬德國人已經被趕出家園。就在波茨坦會議召開前，史達林還讓捷克斯洛伐克總理茲德涅克·費林格（Zdeněk Fierlinger）放寬心：「我們不會妨礙你們。把他們都趕出去」。
在雅爾達，邱吉爾告訴史達林，他「對用武力驅逐幾百萬人的想法並不感到驚訝」。史達林也向英國首相拍胸脯保證：「（波蘭）再也不會有德國人，因為我們大軍殺到的時候，德國人將聞風而逃，一個都不剩。」邱吉爾接著他的話說道：「那麼就有一個問題，如何在德國安頓這批人。我們殺了六七百萬德國人，戰爭結束前估計還得再殺個100 萬。」史達林喜歡精確的數字，他想問個清楚：「究竟是100 萬還是200 萬？」邱吉爾答：「哦，我可沒打算設什麼上限。這樣的話，就能在德國騰出空間，那些有用的人就能填補這一空間。」
一些遭到驅逐的德國人曾是納粹的熱情擁護者，甚至還是戰犯。生活在德意志帝國邊陲的德國平民中，有不少——甚至可能是絕大多數——都對納粹黨和其當地部屬懷有好感，特別是在蘇臺德區。雖然富甲一方，但那裡的日耳曼人早在1938 年之前就深感捷克人把他們當成二等公民。即使這樣，許多人還是跟納粹撇清關係，有些還積極反抗過納粹。但無論是邱吉爾，還是史達林，都無意作這種細化區分。所有德國人都得捲鋪蓋走人：罪犯、納粹、納粹反對者、男人、女人和兒童，無一例外。
在史達林和希特勒的政策裡，人口遷移、大規模驅逐和邊界變動都是司空見慣的事。但邱吉爾腦子裡想的是另一起先例：根據1923 年的《洛桑條約》，希臘同意讓國內的穆斯林移民土耳其，土耳其則讓信奉希臘東正教的土耳其人遷往希臘。實際上，由於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戰爭，早在1923 年前就已經有很多這樣的人口流動，而且都是自發形成的。官方主導下的人員交換相對而言較少出現流血。但在1945 和1946 兩年裡，中、東歐出現的人口流動在規模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當然了，人員交換多少還是有的：波蘭東部併入烏克蘭，那裡的波蘭人就搬到了西裡西亞。這片曾經的德國領土，現在已經一個德國人也不剩了。說是交換，但真實情況是，差不多1100 萬人被迫背井離鄉，而且其過程很少是有序而人道的。
柯尼斯堡的漢斯·格拉夫·馮·倫多夫醫生相信人類之所以表現得像野蠻人，是因為他們背離了上帝。他曾一度試圖徒步離開被炸彈和大火毀壞殆盡且被劫掠一空的故鄉。他估摸著，如果擠上一班開往西方的火車——通常是煤車或牛車——實在太過危險，於是，他就在悽風冷雨中走過一片「荒無人煙的大地」：
（經過）一片片無人收割的農田……彈坑、被連根拔起的樹木、翻進壕溝的軍車，以及被燒毀的村莊。我在一間破敗的屋子裡躲避風雨，突然感到有什麼東西在動。磚頭地面傳來一陣響聲。一些衣衫襤褸的人這兒那兒地站著，凝望天空。他們中間有三個孩子瞪著我，眼神中帶有敵意。很明顯，他們也想逃離柯尼斯堡，但是被困在了這裡。被俄國人抓住後，他們被命令哪也不準去，因此進退維谷。他們的最後一頓飯，是從稍作停留的俄國卡車上拿來的幾個土豆。我沒問這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但從他們說話的口氣來看，很明顯，姑娘們為此又吃了一次苦頭。老天爺，誰還能從這些可怕的記憶裡獲得些許慰藉呢？
還有比這糟得多的事情。但比起許多施虐狂濫用暴力、大開殺戒和饑荒的傳言，這則故事更能反映出那些突然失去家園的人內心的無助和無奈。他們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在一片人口衰減、落入他人之手的土地上，被困在了僵局中。
倫多夫排斥坐火車是有道理的。因為這不僅會連著幾天被困在超載貨物的車廂裡，緊挨著別人，不吃不喝，想解手也沒地方，還要忍受日曬雨淋。另外，中途還很可能被人帶走，送進強制勞工營，或者最起碼也會遭遇攔路搶劫。保羅·羅貝（Paul Löbe）是一名記者，因為加入社民黨曾被納粹政權逮捕。他描述過乘火車橫穿西裡西亞的一次經歷：
俄國人把火車頭和車身分開後，扣留了我們22 小時。類似的中途停車還發生過幾次……列車共被人打劫了四次，兩次是波蘭人幹的。兩次是俄國人幹的。過程很乾脆。鐵軌被人扒掉，列車一減速，劫匪們就爬上車廂，搶走我們的行李箱和背包，扔在路堤上。半小時後，他們跳下車，收集戰利品。
在這段無法無天的時期，警察等官員常常跟劫匪是一路貨色，因此火車站就成了最危險的地方。那些不得不在車站過夜的倒黴蛋常被成群結隊的劫匪盯上。婦女不分老幼，都有可能被喝醉後撒酒瘋的士兵強暴。失去家園、孑然一身的一種可怕之處就在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別人可以對你恣意妄為。
從某些方面來看，西裡西亞、普魯士和蘇臺德區的德國人所遭受的暴行，其實是德國人對其他人——特別是猶太人——所作所為的恐怖翻版。許多公共場所禁止德國人入內；他們必須戴上印有字母N 的袖章（N 代表Niemiec，即波蘭語裡的德國人）；德國人不準購買雞蛋、水果、牛奶或奶酪；此外，德國人還被禁止同波蘭人通婚。
當然，這種類比還是存在局限性。保守派日記作家恩斯特·榮格的朋友曾從捷克斯洛伐克的獄中給他寫信：「就眼下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德語區和匈牙利語區的悲劇而言，唯一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只有猶太人大屠殺」。這純屬胡扯。對於遣返過程中到底有多少德國人喪生目前依舊存在巨大爭議。一些德國歷史學家稱死了100多萬，反對者則表示實際死亡人數只有差不多一半。但就算50萬也已經夠慘的了。話雖如此，但當時並不存在系統性滅絕所有德國人的計劃。而且西裡西亞和蘇臺德區土生土長的德國人有時得到過加入波蘭或捷克國籍的選擇權。納粹魔爪下的猶太人可沒有這樣的權利。
德國女人時而會遭到蘇軍、波蘭人或捷克人的性侵，她們管自己叫Freiwild，也就是平等獵物的意思。所有無家可歸、喪失權利的人基本上都會淪為這種獵物。1945 年之夏，西裡西亞是人們口中的「狂野西部」。波蘭人把過去的德國城市但澤更名為格但斯克，在那裡建立了新政府，過渡政府領導人宣布一場「掘金潮」已拉開序幕：「條條馬路上都能見到來自波蘭各地的人，只要有交通工具，他們都在風風火火地趕往格但斯克這條『克朗代克河』[2]，他們只有一個目標：不是勞動致富，而是強取豪奪。」 德國人的房子，德國人的公司，德國人的一切資產，包括德國人自己，都如囊中取物，唾手可得。
然而，1945 年發生的種族清洗遠不止是停留在遣返或奴役德國人的層面上。赫伯特·胡普卡（Herbert Hupka）具有一半猶太血統，家住上西裡西亞的拉蒂博市（Ratibor，今波蘭的拉齊布日，Racibórz）。他記得曾被人在雨中趕著走，途經自己就讀過的學校。過去他的父親在此任教，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胡普卡留意到地上有一堆破破爛爛、溼漉漉的書，有託馬斯·曼（Thomas Mann）[3]的，有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的，有弗朗茨·韋爾弗（Franz Werfel）[4]的，還有其他被納粹封殺的作家的作品。這些書在被納粹政府沒收後扔進猶太公墓，現在不知怎麼的出現在大街上，拿胡普卡的話來講，「無人認領，就這麼堆在體育館前」。
1945 年，德國文化遭遇滅頂之災，連同其被一鍋端的還有那些傳承德國文化的人。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的一些地區歷史悠久，其中部分名城——布雷斯勞（Breslau，今波蘭的弗羅茨瓦夫）、但澤、柯尼斯堡、倫伯格（Lemberg，今烏克蘭的利沃夫）、布魯恩（Brünn，今捷克的布爾諾）、切爾諾維茨（Czernowitz，羅馬尼亞城市）、布拉格——都是上流德國文化的中心，傳承這一文化的常常是講德語的猶太人。如今，這些城市必須經歷「去德國化」。路名和商鋪的標牌被重新粉刷，地址更改，德國人的圖書館被一搶而空，紀念碑被毀，刻在教堂等公共建築上的銘文——有些歷史十分久遠——被一一抹去；德語本身必須取締。《揚基人》刊載了一篇發自布拉格的報導，文章這樣寫道：
如果你用德語問路（除非你不會講捷克語），別人只會對你投來異樣的眼光……不是說捷克人聽不懂德語。多年來，德語幾乎算得上是他們的第二語言。一名被迫在布拉格一間工廠為德國人幹活的捷克人……這樣說道：「請別在這兒講德語。這是畜生的語言。」
中、東歐人從他們的生活中剔除德國人和德國文化的做法有諸多動機。不僅如此，甚至連他們存在過的記憶也要一併抹去。對於共產黨人來講，這麼做是革命需要，旨在擺脫一個令人憎惡的資產階級。對於黨外的民族主義者，比如捷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而言，這麼做是對叛國行為的報復：「我們國內的日耳曼人……背叛了國家，背叛了民主，背叛了同胞，背叛了人性，背叛了人類」。一位在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會任職的位高權重的神甫大聲呼籲：「千年等一回，跟德國人清算的時候到了，他們壞透了，所以『愛吾鄰居』的訓誡對他們絲毫不起作用。」 所有人都有仇德情緒，但將這點表達得最鏗鏘有力的是波蘭首任總統瓦迪斯拉夫·哥穆爾卡（Władisław Gomułka）。他在波蘭工人黨的黨中央大會上表示：「我們必須驅逐所有德國人，因為國家是建立在單一民族的基礎上，而不是多民族的基礎上。」
就這樣，希特勒的「宏圖偉業」最終卻由那些仇恨德國的人代為完成了。他的計劃建立在種族純潔和單一民族國家的想法之上，這些想法可以追溯至20 世紀第一個十年，甚至比這還要早得多的年代。就算我們充分考慮到戰後發生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等國令人毛骨悚然的種族清洗，我們也不應忘記，摧毀中歐地區德國文化的罪魁禍首其實是德國人自己。中歐的猶太人中間有相當一批都是德國上流文化堅定不移的守護者，德國人將他們趕盡殺絕，等於是咎由自取地開啟了埋葬德國文化的進程。而在戰後，通過把德國人趕出去，波蘭人和捷克人以最快的方式為這項工作收了尾。
注釋：
[1] 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波蘭作曲家，鋼琴家，政治家。
[2] Klondike，加拿大西北部的一條河，因為勘探出金礦而引來人們挖金的熱潮。
[3] 託馬斯·曼（1875—1955），在排猶狂潮中曾頂著壓力，歌頌猶太人的善良性格，作品因此被列為禁書。
[4] 弗朗茨·韋爾弗（1890—1945），奧地利著名作家，猶太人。
本文摘自《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經譯者授權發布
《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
作者：[荷] 伊恩·布魯瑪
譯者：倪韜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2015-1
編輯｜my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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