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研究員/夏之冰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國防戰略分析與評估中心
1989年蘇聯解體與柏林圍牆倒塌，宣告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時代正式結束。從此，世界進入以美國全球霸權為基本標誌的後冷戰時代。時至今日，儘管並未發生像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那樣的顛覆性大事件，但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全球霸權之根基正在經受內外各種因素越來越嚴峻的衝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或將面臨新的震蕩。自去年後半年以來，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等多家智庫不約而同地關注到這一問題，並展開相關研究。其中，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分析認為，後冷戰時代已經終結，世界正在進入「後後冷戰時代」。
如果僅僅將後冷戰時代終結看作美國的衰落與不幸，那就大錯特錯了。「地球村」實在太小，任何地緣政治板塊的沉降摩擦，都可能引發「地震」或「海嘯」，進而殃及「池魚」。更何況，在當前及可預見未來，美國依然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絕不會輕易將經營多年的全球利益拱手相讓，更不會輕易放棄多年來對其廣大盟友（包括臺灣地區）做出的安全承諾。再考慮其它複雜的國際因素，未來世界註定將更加充滿兇險。為此，本文在參考國外有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重分析後冷戰時代終結的成因、走向及其可能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
支撐美國全球霸權的四大根基發生動搖
如上所述，後冷戰時代的根本標誌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擁有毋庸置疑的軍事、政治霸權。究其實質，該霸權主要建立在四大根基之上——即強大的軍事霸權、強大的盟友體系、強大的國內意志、強大的道義力量。然而，目前來看，由於種種因素的衝擊，四大根基均已在一定程度上發生動搖：
（1）國防經費不足，軍事霸權維持乏力。作為一個奉行實力至上的國家，美國後冷戰時代的全球霸權首先建立在強大的軍事實力的基礎之上。自20世紀90年代早期以來，美國的國防開支長期維持在世界各國總國防開支的35-45%。美國不僅在東亞、歐洲等戰略要地駐有大量軍隊，而且擁有強大的制空、制海、指揮控制與戰略投送能力，控制著全球公域幾乎所有海上要道與經濟命脈。1991年「沙漠風暴」軍事行動中，美軍以空前的快節奏和小傷亡比壓倒性地擊敗薩達姆率領的號稱「中東第一、世界第四」的伊拉克軍隊，向世界展示了美國在全球絕對的軍事統治力。然而，近年來，由於國內經濟不景氣，美國的國防投入出現大幅下滑。2010年，當美軍還未完全撤離阿富汗、伊拉克戰場時，美國的年度國防開支達7680億美元；而到2015年，美國的年度國防開支只有5950億美元，大約縮水1/4。據稱，「此次國防減支速度比韓戰以來其它任何一次戰後國防減支都快。」
國防預算削減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些重要的現代化投資受到很大影響。近期五角大樓的一些官員證實，儘管「第三次抵消戰略」的初衷是促成有助於應對其它重大軍事挑戰的能力與作戰概念，但以當前的資金投入看，是很難完全實現的。2016年，主管採辦、技術與後勤的國防部副部長弗蘭克·肯德爾曾無奈地指出，「我們的想法是好的，但我們沒有足夠的美元作支撐」。1同時，美軍戰備狀態也出現「告警」，像極了越戰結束後很長一段時期的「空心部隊」。其中，「受傷」最嚴重的是陸軍——按照美國防部計劃，美國陸軍總人數到2018年將減少至45萬人，比「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前還要少3萬多人。空軍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近期一份報告稱，「當前美國空軍的規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小的。」如果再考慮中俄等復興大國在軍事領域取得的日新月異的成就、日益棘手的朝核問題以及諸如「伊斯蘭國」恐怖組織之類的潰瘍式低端威脅，美國相對軍事優勢面臨的挑戰就更加捉襟見肘了。美國陸軍參謀長馬克·米勒上將曾焦慮地指出，「當前美國陸軍常規部隊僅有1/3旅戰鬥隊能夠應對高端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以作為當前美軍戰備狀態的寫照，同時也是當前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中東問題上面臨窘境的根本原因。
（2）盟友能力下降，能夠獲得的助力減少。除自身實力強勁外，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立起來的強大的盟友體系（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日同盟、美澳同盟、美韓同盟、美新同盟等）是美國稱霸全球的重要依託。按照盟約，這些盟友不僅為美國提供重要的軍事基地、為美駐軍分擔巨額軍費開支，而且還將自身軍事力量「捆綁」在美國的戰車上，與美軍共進退，共同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1994年，美國在歐洲與亞太地區的核心盟友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和佔全球所有國家GDP之和約47%，軍事開支之和佔全球所有國家軍事開支總和約35%。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二十多年時間裡，由於人口規模有限、經濟增長乏力，再加上龐大的社會開支（包括福利、養老保險、政府開支等），美國盟友的經濟實力與軍事能力均經歷斷崖式下滑。到2015年，前兩個比值分別下降至39%和25%。2
相應地，英國海軍軍力規模削減至原來的一半，潛艇只有原來的1/3，英國皇家空軍戰鬥機、地面突擊飛機中隊的總量從16支減少至7支，其它部隊也遭遇類似的削減。3德國曾擁有歐洲最大的陸上力量，而目前德國陸軍總規模從1997年的24萬人下降至今天的63450人，空軍戰鬥機中隊與地面突擊飛機中隊的總數從16個下降至8個，武器裝備與戰備水平出現很大「欠帳」。至於法國，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1997-2015年間，法國陸軍總規模從22萬人下降至11.5萬人，海軍艦艇從原來42艘主戰水面艦艇驟減至23艘。4這些能力下降在具體軍事行動中表現得也十分明顯。例如，歐洲盟友在利比亞戰爭、打擊「伊斯蘭國」恐怖組織方面的貢獻度明顯式微，同時保衛本國應對俄羅斯威脅的能力也在相對減弱。2016年初，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曾挖苦地稱，「美國的盟友在整個聯合軍事行動中的貢獻率非常低下，像是僅僅象徵性地出現一下。」川普總統更是多次貶稱北約及美國的其它盟友關係為「老舊的破車」。
（3）孤立主義抬頭，國內意志凝聚力下降。「內因決定外因」，領導世界的內在動力來自於國內統一而堅定的意志。然而，自立國以來，美國國內始終存在一種孤立主義勢力。特別是在經歷長達十年之久的艱難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後，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情緒深重。據調查，2013年，約52%美國人認為，美國「應當操心本國的事務，而不是多管閒事。」5這種思潮在歐巴馬政府期間時不時被放大。有人聲稱，「我們的國家建立在自己國家的基礎之上，而非海外。」有人指出，「戰爭和介入海外的時代應當翻篇了」。甚至有人警告道，「美國與國際秩序面臨的最大危險並不是做得太少了，而是做得太多了。」
近期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情緒，集中體現在美國總統換屆選舉前後。選舉期間，美國國內瀰漫著大量對全球化及其副產品抱怨的情緒和言論。他們批評道，「國際貿易是導致工人失業、國內經濟不安全的主要因素」，「美國盟友是美國的寄生蟲」，「其它國家走向富裕是以華盛頓的巨大付出為代價的」。川普上臺後，無論是決絕地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還是不惜重金在美國與墨西哥之間漫長的邊境線上修築隔離牆，抑或是籤署號召「買美國貨、僱美國人」的行政命令，都可看作新時期美國孤立主義的突出表現。從根本上講，川普就是要改變「美國應當使用美國納稅人的錢支撐現有國際體系」的傳統觀念。在許多美國國際主義者看來，當前美國國內濃厚的孤立主義情緒已經成為美國繼續放眼天下、領導世界的主要內在挑戰。
（4）失道寡助，國際上陷入信任危機。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說明我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便認識到道義對於領導力的重要性。相比而言，崇信肌肉與力量美的歐美人對此認識並不深刻。例如，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等美國智庫在討論美國全球霸權衰落時，並不沒有提及這個因素。然而，無法否認的事實是：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在長久的冷戰對峙中最終勝出，與其搶佔道義制高點有很大關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民主制度（涵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是最好的國家制度，並極力向世界輸出這種價值觀。當時，相比於蘇聯及其它共產主義國家過於刻板僵化的政治經濟制度（當然，這並不否認共產主義本身的先進性），這種價值觀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特別是蘇聯解體後，東歐地區眾多前華約國家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改弦易幟，一夜之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從統計數據看，1990年全球民主政治國家共76個，而到2000年已經增加至120個。6作為除蘇聯之外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儘管在國際風雲變幻中始終不變質、不變色，但早在1978年便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逐步與國際接軌——這同樣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其時，美國儼然一副世界盟主、國家楷模的樣子。2002年，時任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躊躇滿志地宣稱，「20世紀的偉大鬥爭以自由的力量取得決定性勝利而告終。」
然而，自千禧年以降，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擴張進入停滯狀態，甚至出現倒退跡象。究其原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總是打著「民主」的幌子、喊著「人權大於主權」的口號，在中亞、東歐、中東地區大力煽動與支持所謂的「顏色革命」，圖謀推翻原政權，卻置當事國於長期動亂和民不聊生之中。長期以往，廣大國家對美國宣揚的所謂「民主」心存芥蒂，談虎色變，甚至公然起而對抗。川普總統執政以來，情況變得更為糟糕：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逆經濟全球化大勢而動；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推卸大國責任，罔顧人類未來與子孫福祉……所有這些，都顯示出當代美國的「小家子氣」，完全失去當年領導世界的宏大氣象，而又如何能夠得到其它國家的廣泛認同和追隨呢？即使在北約內部，與美國離心離德的盟友也越來越多。例如，前些天G20漢堡峰會結束後，德國總理默克爾聲稱，「美國只代表美國，不代表G20。」
美國的全球戰略正走在十字路口
長期以來，美國決策層與戰略界對「戰略」的理解邏輯為：「目標（目的）=方法（概念）+手段（資源）」。簡言之，他們認為，一個好的戰略必須具備目標、方法、手段三個要素，「這三個要素恰如三腳凳的三條腿……如果這三條腿長度不等，那麼凳子（即戰略）就會失去平衡……不匹配程度越大，風險也就越大。」7照此理解，對當前美國國家大戰略而言，一邊是川普總統「重新讓美國偉大起來」的宏圖遠略，另一邊卻是充滿挑戰的嚴苛的國際環境以及不斷縮水的可用資源——這樣跛足的美國大戰略必然面臨很大風險。正如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所警告的，「美國正處於戰略破產的邊緣……一旦對此置之不顧，美國國運很可能在未來某個時候由於突然陷入某種戰略困境而萬劫不復。」在此背景下，時下美國不得不做出艱難的戰略抉擇。同樣，從上述戰略邏輯可以直觀地發現，擺在美國面前的僅有三條路可走：
第一選項：降低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使命（承諾）目標，使其與相對萎縮的軍事實力相適應。很顯然，假如美國無法維持或兌現現有的全球戰略目標（承諾），那麼最直接的方法便是：適當減少或去除某些目標，進而減少由於空洞的承諾而面臨的種種危機或失敗的風險。換言之，如果美國決定從目標這一側努力縮小「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差距，那麼就應當考慮將未來若干年內最困難、代價最大的某些使命或承諾打一下折扣。例如，以明確或模糊的方式，減少對東亞或東歐敏感國家或地區（如臺灣、波羅的海國家等）的安全承諾——儘管可以繼續通過軍售等方式間接幫助這些國家（或地區）實現自衛。8
這一選項是有先例可循的。20世紀《尼克斯條令》（Nixon Doctrine）（註：該條令指出，在中東地區，儘管美國仍將致力於保護夥伴國家與準盟友免遭伊朗等邪惡國家發起的常規侵略行為，但僅僅提供軍售、情報共享等間接援助。）9的實施以及美國撤離越南戰場，相當於美國主動放棄其無法維持的安全承諾，進而形成防禦戰略態勢。另一個重要案例是，19世紀末，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逐漸放棄其不再能夠承擔的全球性使命（或承諾）。最開始，英國一方面故意拖延美國、日本等新興國家的崛起進程，另一方面又依靠這些國家維持一個可接受的國際秩序。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倫敦甚至鼓勵華盛頓承擔許多之前由英國承擔的全球責任。10
目前來看，川普總統在競選前後都反覆呼籲，「讓盟友分擔更多的義務」。然而，這與美國減少全球範圍內承諾是兩碼事。川普最終想要的依然是美國主導下的全球霸權，只是在不想過多付出的前提下令各路「諸侯」為其效力而已。事實上，要讓美國削減其志在全球的使命或目標並非易事。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所說，「一個人（國家）如若喪失他（它）經驗中慣於享受的美好東西，就會感到很難過。」換言之，面對這一選項，美國首先難以徵服自己的霸權欲，甚至從心底裡不樂於這種霸權有絲毫減損。
第二選項：加大國防投入，提升美國軍力，恢復與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如要繼續維護現有全球大戰略，美國就必須加大國防投入，力求使美軍能力與其使命任務相適應。如前所述，在過去幾年中，由於面臨日益複雜的軍事挑戰，美國的軍事能力受到很大削弱。要重建這種強大的軍事能力，美國就需要去除《預算控制法案》的「緊箍咒」：不僅要增大資源投入的力度，還要創造長期穩定的預算環境；不僅要增加採辦現有能力的數量，還要加大研發、裝備未來能力的力度。特別地，要瞄準中、俄等強大潛在敵國以及伊朗、朝鮮等中等潛在對手，打造高端常規軍事能力。與此同時，還要積極創新旨在擊敗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與其它威脅的作戰概念，進一步理順國防部採辦程序，提高五角大樓運用各種手段的效率與效益。
假如美國想恢復到以前那種能「同時打贏兩場重大地區衝突」的能力，那麼應當採取國防小組委員會（National Defense Panel）於2014年提出的建議。該建議對美軍兵力規模的最低要求為：常規陸軍部隊49萬人；海軍陸戰隊18.2萬人；海軍艦船323-346艘（如今只有274艘）；儘管對空軍規模沒有作明確要求，但肯定比歐巴馬時代的預算構想要大得多。11更進一步，假如美國考慮到當前全球有3個地區熱點有待解決的事實而追求同時打贏「2+或3場大規模衝突」，那麼顯然需要更大的國防投入。美國傳統基金會估計認為，一支旨在打贏「2+場大規模衝突」的軍隊的構成應包括50個陸軍旅戰鬥隊、346艘海軍艦船、624艘海軍艦載機、1200艘空軍戰鬥機/攻擊機、36個海軍陸戰隊營。12此外，美國企業研究所（AEI）所做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十年後，一支旨在打贏「3場大規模衝突」的軍隊應當包括陸軍常規部隊60萬人、海軍陸戰隊常規部隊超過20萬人、海軍艦船346艘，空軍飛機數量也要大幅增加——以F-22先進戰鬥機為例，需要從目前的185架增加至十年後的450架。13
很顯然，這些雄心勃勃的建議（尤其是關於打贏2+或3場重大地區衝突的建議）需要非常大的國防投入。麥凱恩預算認為，在未來5年內，相比於歐巴馬政府最後一年大約583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申請，需要大幅增加年度國防預算——到2022年，至少要超過8000億美元。142015年底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則建議認為，在未來十年內將需要13萬億美元的國防預算。15
可見，這一選項正是當前美國政府精英們最推崇的選項。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必然會遇到許多棘手的問題。首先，在國內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美國國內廣大選民很難同意將本應用於醫保、社保、教育等方面的大量經費預算撥轉用作國防經費開支。其次，美國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勢必會刺激中、俄等大國做出同樣的舉動，進而引發軍備競賽，最終使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再次，在科技擴散迅速的現代國際社會條件下，美國能否如願實現「第三次抵消戰略」，尚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
第三選項：虛張聲勢，但必須忍受可能出現的高風險。假如美國既不願意在國防上投入巨大資源，又不想削減其全球戰略目標，那麼就需要做好接受高風險的準備。近年來，由於使命目標已經超出其能力所及的範圍，事實上美國已經滑入這一選項的軌道。可以說，這也是歷史上許多外強中乾的超級大國在很難抉擇的情況下的默認選項，同時也是歷史上許多超級大國最終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這裡所說的「高風險」主要包括兩方面：
一是外強中乾的事實被戳穿的風險。一旦美國外強中乾的本質被戳穿，也就是美國的安全承諾（如保衛波羅的海三國或臺灣）在某個時候受到嚴峻考驗而美國又無法兌現，那麼美國不僅會在世界上威信掃地，而且其對外威懾能力也將大打折扣。人們不應忘記二戰中「新加坡時刻」的教訓——當時，世人普遍認為英國是強大的日不落帝國而新加坡是這個帝國的「東方前哨」，而當兇橫的日軍擊敗英國組建的遠東艦隊並佔領新加坡後，英帝國外強中乾的本質顯露無遺。從此，英帝國江河日下，在世界舞臺上說話的分量越來越小。
二是衝突升級至不可控的風險。當然，美國可以通過更具風險的手段追求能力與目標之間平衡。例如，美國可以更加依賴強大的核打擊能力、核報復能力和（或）網絡攻擊能力，保衛其在東亞或東歐的盟友。這在歷史上也有先例可循。20世紀40年代末，當北約成立的時候，杜魯門政府清楚地知道，如果蘇聯發起決定性攻擊，美國是很難有效保護歐洲國家的。儘管如此，美國依然對歐洲盟國許下安全承諾。美國的如意算盤是：蘇聯也不想由於對美國盟友的進攻而甘願冒全球大戰之風險——特別是在美國核壟斷時期尤為如此。16該方法似乎符合一定的邏輯。當前，在北約波羅的海三國、波蘭、臺灣等敏感地區，無論爆發何種形式的武裝衝突，一旦美國鐵了心深度介入，那麼無論對中國還是俄羅斯而言，都會面臨極大風險。即使不能夠通過直接挫敗對方進攻的手段保衛盟友，美國還可以運用核、網絡或其它手段使中、俄等國得不償失。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相比於臺灣、克裡米亞等被中俄視為核心利益的地區，美國是否真的甘為所謂的「盟友」而引火燒身、火中取慄呢？此外，作為美國的潛在敵國，中、俄兩國已擁有可靠的二次核打擊能力，可以對美國施以殘酷的核報復。這也是美國所不得不顧慮的。另一方面，正如人們在烏克蘭事件中所看到的，中俄等國還可以採用混合戰爭、代理人戰爭等方式，在避開與美國直接衝突的前提下獲取其想要的利益。對此，美國似乎也無有效的應對手段。
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將遭受巨大衝擊
如前所述，如果僅僅將後冷戰時代終結看作美國的衰落與不幸，那就大錯特錯了。「地球村」實在太小，任何地緣政治板塊的沉降摩擦，都可能引發「地震」或「海嘯」，進而殃及「池魚」。更何況，在當前及可預見未來，美國依然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以2015年計，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8萬億美元，比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多7萬億美元；美國年度國防開支大約是中國（作為世界上國防開支第二的國家）的3倍。更重要的是，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長久積累起來的軍事優勢（註：由於美國的歷史從來沒有中斷過，這種軍事優勢甚至可以從美國立國開始算起；相比而言，我軍幾乎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家的。）並非他國一朝一夕可以趕超的。特別是在航空母艦、大型運輸機、網絡戰、核力量等方面的能力，美國至少超前中國數十年；更遑論美軍在現代高技術戰爭經驗、條令、規程等方面隱形卻異常重要的雄厚積澱。俄羅斯儘管繼承了蘇聯的衣缽，但受限於國內人口規模、經濟狀況等因素，在可預見未來也不可能成為與美國全面競爭的對手。正因為看到這一點，美國人警告道，「當前，儘管美國的全球霸權受到很大挑戰；但與任何一個地區國家比起來，美國仍然具有絕對的軍事優勢。」
簡言之，後冷戰時代結束並不意味著美國的全球霸權已經終結。而是說，美國的全球霸權由於遭受空前的挑戰而發生動搖，並因此將世界從一個相對平靜的年代（相對於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而言）帶入一個更為激蕩的年代，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正步入決定未來走向的關鍵時期。不容忽視的是，儘管實力相對衰弱，但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美國仍處於世界舞臺的中心。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的全球政策走向關乎未來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動。
（1）如果美國選擇收縮戰略，勢必引發強烈的地緣政治動蕩。如果美國選擇收縮戰略，即降低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使命（承諾）目標，很可能帶來崩塌性的連鎖反應。例如，美國對波羅的海三國（即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安全承諾並不是孤立的，而是美國對整個北約承諾的一部分。假如美國在愛沙尼亞受到俄羅斯侵略時不願意拔刀相助，那麼怎麼能夠指望波蘭等盟友對美國、北約及其未來抱有信心呢？同樣，在亞洲雙邊盟友體系下，如果華盛頓宣布不願意保護臺灣了，那麼馬尼拉、首爾或東京的領導人必然會擔心：下步他們會不會成為美國拋棄的對象呢？一旦出現這種情況，這些盟友勢必疏遠華盛頓，進而向中、俄等其它大國靠攏。久而久之，美國在國際社會上就會成為「孤家寡人」。
當然，美國還可能抱有另外一種期望：將盟友體系內的責任更多地轉嫁至其它盟友，以減少美國的負擔。這一點從川普競選總統到當選總統直到現在，都體現得十分明顯。如前所述，他曾多次批評北約盟友在分攤軍費方面有欠帳，要求盟友儘快將軍事支出提高到本國GDP的2%以上；同時要求日韓等盟友為駐地美軍繳納更多的「保護費」。這些言論往往不留情面，令美國的許多盟友很不快。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美國的有意「縱容」下，諸如日本之流的好戰國家很可能順水推舟、借船出海，大力發展軍力，為日後可能發生的戰爭做積極準備。特別地，川普任前受訪時曾稱，「美國已經支付不起保護日本這樣的國家的成本，日韓兩國可以擁有自己的核武器以抵禦來自朝鮮的威脅。」——儘管這樣的言論曾遭到歐巴馬政府的強烈批評，但由此展現出來的政策趨勢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卻不得不令人深思。很顯然，如果美國採取「綏靖」政策鼓勵日本之類的不良國家發展軍力，必然為未來國際地緣政治動蕩埋下禍根。
19世紀末、20世紀除，英國之所以能夠順利退出「世界老大」的位置，是由於美國接過管控世界秩序的重任。而如今，美國很難找到合適的代理國。美國的大多數盟友（包括日本、英國與其它歐洲盟友）正面臨長期的、更嚴重的經濟和人口挑戰。印度、巴西這樣的二流國家在未來幾十年內都很難擔當大任。唯有復興的俄羅斯和中國具有領導世界的氣象，但這兩個國家的意識形態與美國存在很大差異，是美國所不信任與容忍的。可以預期，無論出於自願還是情不得已，未來如果美國選擇「全身而退」，國際上必然諸侯林立；再考慮各個國家（甚至非國家實體）之間在種族、文化、宗教、歷史等方面的差異和矛盾，勢必出現強烈的地緣政治動蕩，或許正如中國唐王朝之後五代十國大分裂時代。
（2）如果美國繼續推行全球霸權戰略，勢必出現激烈的大國對抗。古往今來，絕大部分霸權國家不會主動選擇收縮戰略。例如，無論是中國的秦、漢、唐帝國，還是西方的羅馬、奧斯曼、法蘭西帝國，無不是被新生力量所摧毀或瓦解的。這與人的本性有關，正所謂「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幾乎沒人（國家）願意將到手的利益拱手出讓。然而，不爭的事實是，與日益複雜而嚴峻的國際挑戰比起來，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卻在相對衰弱。特別地，中國的經濟體量與軍事實力增長很快（已經步美國之後，成為世界第二），「一帶一路」大戰略凝聚國際共識，航空母艦、量子衛星、大型運輸機、J-20五代機、深潛器等重大軍事技術連續取得突破，同時在中國南海、東海、臺灣等問題上據理力爭態度堅決；俄羅斯作為復興的大國，儘管在國內經濟、人口規模方面面臨很大問題，卻在軍事上銳意進取、奇招迭出，不僅用混合戰爭手段吞併克裡米亞，而且在敘利亞問題上搶足風頭，並在東歐地區與北約形成軍事對峙態勢。於是，一方面是美國要行使其全球霸權，另一方面是中、俄等地區大國挑戰美國的權威，兩者產生直接而尖銳的矛盾。這很容易使人想起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個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業已存在的大國，而業已存在的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從而使得戰爭不可避免。
在現代條件下，也許有核國家之間發生高端戰爭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中美等地區大國之間的激烈對抗卻在所難免。事實上，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國家大戰略的一項基本目標就是，「阻止出現足以挑戰美國霸權的地區性強國。」美國領導的北約不斷東擴北進，從根本上講就是要繼續擠壓俄羅斯的生存空間。美國在東亞地區時不時挑唆日韓等地區盟友與中國發生領土糾紛，甚至在中國南海以「維護自由航行權力」為由親自赤膊上陣，從根本上講也是為了幹擾或羈絆中國前進的步伐。另一方面，在純軍事上，美國一刻也沒有放鬆針對中俄等地區大國的戰爭準備工作。例如，近年來，美國國防部倡導的「空海一體戰」（後來升級為「全球公域聯合介入與機動作戰」）就有專門為中國「量身定製」的明顯意圖。鑑於中國軍隊日益增長的戰機與飛彈攻擊能力，美軍甚至給中國軍隊的這種能力取名為「反介入與區域拒止能力」（A2/AD），並研習大型基地後移、重要基地分解、開發「睡蓮」式基地、大範圍網絡化散布作戰等針對性應對方案。
結語
從川普執政以來的情況看，很難判斷時下美國究竟選擇何種戰略走向。正如許多評論家所說，川普治下的美國政策尚不明朗。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支撐美國全球霸權的根基已經發生動搖，相對平靜的後冷戰時代已經結束。未來，無論美國採取戰略收縮，還是繼續推行其全球霸權戰略，國際地緣政治都將更加充滿兇險。對此，我們既要提前預判，抓住複雜國際形勢背後的本質；又要未雨綢繆，做好迎接新時代的準備。
1 See Sydney J. Freedberg Jr., 「Pentagon Can’t Afford to Field 3rd Offset Tech Under BCA: Frank Kendall,」 Breaking Defense, October 31, 2016.
2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and ERS, 「GDP Shares by Country and RegionHistorical.」
3 As part of its 2015 Strategic Defence and Security Review, the United Kingdom did commit to fielding two operational aircraft carriers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Whether those carriers will in fact carry a full complement of planes remains somewhat unclear.
4 Onthe military capabilities of Franc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se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7(London: IISS, 1997), pp. 50–55, 69–73; and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5(London: IISS, 2015), pp. 90–100,147–153; see also F. Stephen Larrabee et al.,NATO and the Challenges of Austerit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2012);「Germany’s Disarmed Forces: Ramshackle Military at Odds with Global Aspirations,」 Der Spiegel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30, 2014;and Justin Huggler,「German Army Used Broomsticks Instead of Guns During Training,」 The Telegraph,February 18, 2015. For a more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diminishing capabilities of U.S. allies, see Hal Brands, Dealing with Allies in Decline:Alliance Management and U.S. Strategy in an era of Global Power Shifts(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2017).
5 Paul Lewis, 「Most Americans Think U.S. Should 『Mind Its Own Business』 Abroad, Survey Finds,」 The Guardian, December 3, 2013.
6Freedom in the World 2013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2013), p. 29,available at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IW%202013%20Booklet.pdf.
7 ArthurF. Lykke, 「Defining 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y Review, Vol. 69, No. 5, May 1989, pp. 2-8.
8 Theidea of cutting Taiwan loose has occasionally been floated in recent years. Foran analysis of those proposals, see Nancy Bernkopf Tucker and Bonnie Glaser,「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 Taiwan?」 Washington Quarterly 34, no. 3, Fall2011, pp. 23–37.
9 The Nixon Doctrine, issued by the president in 1969, stated that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keep its existing treaty commitments in Asia and defend itsallies against aggression by a nuclear power (e.g., the Soviet Union or China),it would provide only military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to allies and partners facing other types of threats, namely insurgencies. For the Nixon Doctrine, see Robert S. Litwak, 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Pursuit of Stability, 1969–197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10 See Andrew Krepinevich, Simon Chin, and Todd Harrison, Strategy in Austerity(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2); John Gooch, 「The Weary Titan: Strategy and Policy in Great Britain, 1890–1918,」 in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p. 278–306; and Paul MacDonald and Joseph Parent, 「Graceful Decline?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no. 4, Spring 2011, pp. 7–44.
11 NDP,Ensuring a Strong U.S. Defense for the Future. Because the NDP called for areturn to the 「Gates budget」—the last pre-sequestration budget—while makingclear that even this level of spending might not be sufficient to meet the multiplicity of threats the United States now confronts, it seems likely that follow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panel would produce a force somewhat larger than these numbers indicate.
12 Heritage Foundation, 2016 Index of U.S. Military Strength. Note that, in contrast to theother proposals discussed here, the Heritage proposal avoids discussions oftotal end strength for the Army and Marines, preferring to focus on the number of BCTs. Heritage contends that this is a more useful way of calculating actualcombat power.
13 Marilyn Ware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To Rebuild America’s Military (Washington,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5), especially p. 25.
14 McCain,Restoring American Power, p. 20.
15 Donnelly,「Great Powers Don’t Pivot,」 p. 7. See also Marilyn Ware Center, To Rebuild America’s Military, p. 70.
16 See Melvyn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and 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87–90.
（平臺編輯：黃瀟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