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弗洛伊德將「潛意識」的概念帶入大眾視野以來，無數古怪的實驗紛紛試圖證明「潛意識」的存在。有人描繪了一種十分強大的潛意識，不僅能處理很多類別的信息，還能輕易地影響人們的行為。但也有人認為，「潛意識」根本就不存在，大腦像一臺雷達，只有它偵察到的信息才能進入我們的意識領域。
撰文 | 阿塞爾·克萊爾曼（Acel Cleermans）、阿德萊依德·德艾爾林（Adélaïde de Heering）
翻譯 | 戚譯引
在表現精神的種種意象中，最著名的無疑是那座漂浮的冰山。海面上的部分代表了意識，浸沒在大海中的部分代表了潛意識，意識的部分比潛意識的部分要小得多。這幅圖像出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之手，現在它已經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如今，有很多學科都在試圖研究潛意識。其中顯然包含臨床心理學（尤其是精神動力學方法），以及社會心理學、社會學、認知神經心理學，甚至市場營銷。人們常說是潛意識主導了我們的心智和行為，這種觀念又被迅速發展的人工智慧所激化，因為人工智慧完全沒有意識，卻能在圍棋、西洋棋等領域中表現出超越人類的水準。這樣看來，我們對世界產生的意識無非是某種副產物，它的主導力量難以被我們辨識。
直到今天，潛意識論仍然廣為流傳。它就像催眠術、殭屍和吸血鬼一樣，讓我們感到人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行為，而我們似乎就喜歡這樣的故事。然而，對於那些不受我們掌控，卻能操縱我們的力量，我們同樣也感到恐懼。
首先來回顧一下美國人詹姆斯·維克裡（James Vicary）在1957年做過的著名研究。維克裡聲稱，在電影放映時插入一些「閾下圖片」（一閃而過，無法有意識地清晰辨識出的圖片），就能促使觀眾購買更多的可口可樂和爆米花。儘管維克裡的研究後來被證明純屬編造，但是意識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操縱的觀點，卻已經深入人心。
20世紀80年代末，英國發生過一起著名事件。一些父母對搖滾樂手奧齊·奧斯本（Ozzy Osbourne）提起了訴訟，指控他在一首歌曲中插入了邪惡的信息，倒放時就能識別出。這刺激了很多孩子實施自殺行為。在同一時期還誕生了一整個「閾下磁帶」產業，在使人放鬆的原聲音樂中插入聽不見的語音信息，試圖讓收聽者停止吸菸、學會中文或者成功減肥。
除了這些把戲之外，數量眾多的研究還帶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在潛意識中處理哪怕很複雜的信息都是有可能的。這其中最明確的證據來自病理學研究，而最不可思議的案例就是盲視症候群。
20世紀70年代，英國科學家尼古拉斯·漢弗裡（Nicholas Humphrey）最先在獼猴身上發現了這種症候群。隨後，另一位英國學者拉裡·維斯克蘭茨（Larry Weiskrantz）在人類身上也觀察到了同樣的現象。盲視症候群一般發生在大腦血管受損之後，特徵是枕葉部分或全部受損，這是初級視覺皮層所在的區域。患者自述已經失明，但他們往往還能完成一些似乎需要具備視覺意識才能完成的任務，例如避開前面的障礙物，或者在碰到想要抓住的物體之前就讓手掌做出相應的動作，儘管他們自我報告說，並沒有察覺到物體的存在。此外，在猜測面前的物體時，他們的表現也比隨機猜測更好。
這些獨特的現象表明，即便不藉助意識，視覺的許多功能也能運行。不過，同樣的現象會發生在健康人身上嗎？或者進一步說，除了處理某些信息之外，潛意識是否在認知中扮演了某種角色，從而成為我們心智真正的參與者？
潛意識這個概念誕生很晚，因為弗洛伊德的工作才廣為人知。但是，德國哲學家愛德華·馮·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在1869年就出版了《無意識的哲學》（Philosophie des Unbewussten），並在30年後啟迪了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當符合科學範式的心理學剛剛萌芽時，《無意識的哲學》就引發了研究人員的興趣。
受此啟發，美國實驗心理學的兩位先驅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約瑟夫·賈斯特羅（Joseph Jastrow）於1884年開展了一項研究。他們對受試者的手指施加壓力，並詢問這個指頭受到的壓力比另一個指頭受到的大還是小。受試者（其實就是他們兩人）還要對自己的答案打分，用四個等級表示自己對答案的信心。皮爾斯和賈斯特羅證明，即使在他們本人對答案沒有任何信心的情況下，人們分辨壓力之間微小差異的能力還是比隨機猜測強。換言之，或許在意識缺席的情況下，知覺也能作出準確的判斷。
1898年，蘇聯心理學家鮑裡斯·席德斯（Boris Sidis）也做了一項類似的試驗，他要求受試者判斷遠處的一個符號是字母還是數字。他指出，即使受試者報告無法辨認圖像，甚至感覺自己什麼都看不見，在選擇最終的答案時，大多還是能答對。
這些研究在當時就有爭議。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個領域才迎來了新的研究成果，其中的先驅就是英國心理學家安東尼·馬賽爾（Anthony Marcel）。馬賽爾的研究採用了實驗心理學家非常熟悉的一種技巧，也就是所謂的啟動效應。它的原理非常簡單，當人們事先觀察或接觸過一個刺激或與之相關的刺激，之後就會對這個刺激更敏感。例如，要求受試者判斷「醫生」（DOCTEUR）是不是一個詞時，提前幾百毫秒讓他看到「護士」（INFIRMIÈRE）這個詞，他的判斷就會變得更加輕鬆。畢竟「護士」的詞義和「醫生」的詞義有關聯，因而能在處理「醫生」這個詞時提高敏感度。
藉助這種方法，馬賽爾證明了啟動效應很容易影響受試者，哪怕受試者並沒有意識到這個過程。為了確保啟動刺激不可見，馬賽爾藉助了一種遮蔽技術，也就是在啟動刺激出現之後為它加上一層可見的、順序混亂的字母。稍後我們再討論這個非常核心的問題，也就是它如何確保受試者沒有意識到啟動刺激的存在。
2006年，斯坦尼斯拉斯·迪昂和同事們繪製了這張圖像，以區分大腦處理一個視覺刺激時所呈現的基本狀態。顏色的深淺表明該部位大腦活動的強度，彎曲的白色箭頭表明了這些部位之間的相互作用。較粗的黑色箭頭指示注意力的整體方向（轉向刺激或偏離刺激）。比利時心理學家丹尼爾·奧朗德（Daniel Holender）在1986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馬賽爾的研究方法不合理，進而反對他的研究工作，甚至反對整個專注於閾下知覺的研究領域。
20世紀80年代中旬，大腦成像技術的誕生使行業發生了改變。1998年，法國的斯坦尼斯拉斯·迪昂（Stanislas Dehaene）及合作者們發表了一項研究，首次揭示了閾下刺激啟動效應的底層神經機制。2005年，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約翰-迪倫·海恩斯（John-Dylan Haynes）和傑蘭特·裡斯（Geraint Rees）證明，即使對於一個受試者自述沒有感知到的刺激，我們也有可能識別它在視皮層中激發的大腦活動，其精度足以輔助受試者在二選一中確定到底是哪一種刺激。正如比利時根特大學的馬賽爾·布拉斯（Marcel Brass）和同事在2008年證明，我們甚至能夠在受試者尚未意識到自己的選擇之前（提前多達十秒）預測選擇的結果。
這些研究表明，仔細分析大腦活動，我們有可能對閾下知覺信息進行重構，甚至預測未來的行為。我們該為此感到驚訝嗎？如果說我們的心智活動完全由大腦活動以及它與自身、世界和他人的相互作用所構建，那麼很顯然，我們或許能夠在大腦活動中找到意識的根源。
許多社會心理學研究也表明，我們的大多數行為都植根於意識機制。例如在2008年，美國科學家勞倫斯·威廉（Lawrence William）和約翰·巴奇（John Bargh）證明，只需要在手裡拿著一杯冷飲或者熱飲，就能影響我們對面前的人的印象。在2012年的另一項研究中，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阿塞爾·斯克拉（Asael Sklar）和同事們證明，即使我們沒有意識到所展示的數字，也能用它們完成簡單的數學運算。最後一個案例是，荷蘭科學家阿普·迪斯特赫什（Ap Dijksterhuis）於2006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對於像買房子或買車這樣的複雜決策，避免有意識的思考反而能作出更好的選擇。
一些科學家認為，這樣的研究證明我們能夠「在潛意識中思考」。也就是說，認為潛意識系統能夠像意識一樣對信息進行處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潛意識或許能夠處理外界呈現的符號，例如數字或單詞，然後判斷它的含義。精神分析認為潛意識就像一個容器，裝滿了我們的衝動、未滿足的欲望和創傷回憶，這一切都被抑制，讓意識過程得以保持完整；而認知科學和社會心理學有時候將潛意識描述成整體當中的一個「系統」，其中的自發活動可能輕易影響我們的行為。
描繪出這樣一個「強大」的潛意識，自然引起了方法上和觀念上的爭議。在這個領域中，有數量眾多的研究從未被成功重複，顯然，這說明這些研究的有效性令人懷疑。也正是這些失敗引發了心理學上的可重複性危機。
強大的潛意識本身也同樣引來了批評。例如，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重新發現心智》（Rediscovery of the Mind）中，美國哲學家約翰·塞爾（John Searle）直接批評了弗洛伊德的象徵性的潛意識。他指出，想像一個運作方式與意識完全相同，卻沒有意識的潛意識是荒謬的。塞爾認為，要清晰地描述潛意識，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使其進入意識，他稱之為「連接原則」（principle of connection）。
後來，英國華威大學的認知心理學家尼克·查特（Nick Chater）也對「深層」潛意識的觀點提出了批判，他認為事實恰好相反，「精神是平的」，每一個精神活動都是一次瞬間的創造，然後進入大腦活動，而不是潛意識處理的結果。在2006年出版的《新的潛意識》（Le Nouvel Inconscient）中，法國神經科學家裡昂奈爾·納卡什（Lionel Naccache）為豐富、完善的潛意識活動進行了辯護，同時對弗洛伊德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並非全盤否定弗洛伊德，而是補充了一些觀點，指出所謂的壓抑，或者說象徵性的潛意識，與認知神經科學所了解的知識相悖。
對潛意識的不同觀點可以總結為以下問題：如果說潛意識執行著與意識完全相同的功能，那麼意識究竟有什麼用？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僅需要十分了解意識的功能，也需要了解它的機制。今天我們還遠遠沒有達到這樣的水平。不同理論爭鋒相對，卻沒有一個能夠給出一種確定性的解釋，幫我們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
將現有的理論一一排序是不可能的，但是將理論區分成兩種類別也許有幫助。第一類理論建立在這樣一種觀點上：意識是一種基於神經表徵（相當於一套特定的神經活動組合，表明對應的信息是如何在心智中被呈現的）的屬性，例如不隨時間變化的穩定性，或者循環過程模型中展示的周期循環性。但是，這些理論都難以解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信息處理過程有什麼差異。
反之，第二類理論的基礎是意識取決於特定的神經機制。其中之一便是全局工作空間理論，這或許是目前接受程度最廣的理論。該理論認為，在大腦皮層有一套神經網絡，這個網絡的基本功能是讓神經表徵能夠被整個大腦感知，當某個神經表徵發生在這個網絡中時，它就變成了意識。
那麼，潛意識就是除此以外的信息處理過程，也就是那些沒有進入這個神經網絡的信息處理過程。理論還區分了閾下處理和潛意識過程，在閾下處理過程中，刺激還不夠強，沒有足夠的能量進入全局工作空間。另外還有前意識（通常認為介於潛意識與意識之間）的處理過程，這個刺激足夠強，但是由於我們沒有對此分配注意力，它仍然沒有進入意識。
美國哲學家戴維·羅森塔爾（David Rosenthal）還提出了高階思想理論，他認為當主體意識到一個精神表徵的時候，表徵就成為了意識。換言之，存在一種（潛意識的）「高階思想」，即「我意識到我存在於這種精神狀態」，讓精神表徵成為現實。從這個角度看來，意識就像雷達之類的監控系統，持續觀察、分析著大腦活動的狀態。
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潛意識又是如何分布，具有什麼樣的結構，這些問題還遠未得到解答。最近，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梅根·皮特斯（Megan Peters）和霍肯·勞（Hawkan Lau）對87位學者進行了非正式的問卷調查，他們發現雖然有94%的人認為，大腦在無意識狀態下處理信息是有可能的，但僅僅三分之一的人認為閾下信息的處理很好地得到了試驗證明。
的確，儘管病理學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複雜的潛意識處理過程是可能的，在健康人身上進行的試驗卻沒什麼說服力。對無意識認知的研究表明，這些試驗在方法上存在重大缺陷。
研究者們面臨的最主要的質疑在於，他們能否證明，在試驗中意識確實沒有起作用。然而，證明意識的缺位本來就是不可能的，而且無法證明不等於它不存在。另一方面，我們有時候會忘記，對於健康的受試者來說，「關閉意識」是不可能的——哪怕我們嘗試用他們什麼都察覺不到的方式與之互動，受試者的意識也會一直參與其中。因此，要想構建一個試驗場景，讓受試者的行動完全如同殭屍一般，這根本就是一個幻想：受試者看到的每一個光斑，都會不可避免地同時激發意識過程和潛意識過程。
試驗證明：安德裡亞·阿拉米亞和同事們所進行的試驗證明了無意識學習過程的存在。受試者首先要盯著屏幕上的一個十字，然後觀看一團由朝著不同方向運動的點構成的雲，並判斷點陣雲的整體運動方向是向左還是向右（a）。受試者不知道，在點陣雲的三種顏色中，有兩種顏色與運動方向有關（b）。試驗結果表明，受試者都學會了將點的顏色和它的運動方向聯繫起來，儘管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方法論的第二個失敗在於，當我們用測試評估受試者是否意識到了事物的某種狀態時，他們對這些測試是否足夠敏感？這裡必須區分主觀報告和客觀測試。主觀報告即向受試者提問，讓受試者報告自己對刺激的主觀體驗（看見/沒看見），這種方式很難量化，並且容易受到個人偏見的影響。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理察·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和蒂莫西·威爾遜（Timothy Wilson）在1977年提出，我們的口頭描述常常與自身的心理狀態並不一致。這樣的論斷讓我們懷疑，當我們向受試者提問的時候，他們的回答能否準確描述自身真正的精神狀態。
由於這些困難，不少研究者轉而採用另一種方式來評估一種外部刺激是否進入意識。研究人員要求受試者在刺激出現的時候作出行為上的反應，例如用手指按壓來回答一閃而過的數字是比5大還是比5小。
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的測試方式，都面臨著一個尖銳的問題：這些措施是不是排他的、徹底的？換言之，研究人員的測試能否確保評估意識的措施評估的僅僅是意識的內容，而不是其他的內容（排他性），並且能夠評估意識的全部內容（徹底性）？例如，口頭報告就可能不具備徹底性。另一方面，強迫辨別任務等客觀測試方法有可能不僅受到意識內容的影響，還受到潛意識內容的影響。
不同的測試方法能夠通過不同的方式排除我們意識中的某些特定信息。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三種策略，都建立在同樣的基本觀點上，即意識是一套檢測系統，與對空雷達十分相似。要怎樣騙過這樣一臺雷達呢？第一種策略是減弱信號，例如採用一架足夠小的飛機，使雷達不容易發現。第二種策略是轉移雷達操作員的注意力，例如製造多種誘惑。第三種策略是改變雷達的報告，目的並非讓操作員認為那裡什麼也沒有，而是讓他認為那裡有點什麼，但現實和他想的並不一樣。接下來讓我們逐一分析這三種策略。
我們在前文中提到過，席德斯的試驗中就使用了閾下刺激：儘管受試者無法察覺刺激，卻能據此改變自己的回答，因此刺激能夠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這樣的試驗想要證明的是知覺不一定需要意識參與。這裡最常用的一種策略就是減弱刺激，其中包括減弱對比度（減少刺激和背景之間的差異），或減少刺激在屏幕上展示的時間（只展示幾毫秒），或讓它（以很小的時間間隔）在另一個「掩蔽刺激」之前或之後出現，例如馬賽爾的試驗。
還有其他的掩蔽技巧，包括在呈現刺激的同時呈現幹擾刺激，甚至對一隻眼睛展示色彩多樣、十分鮮豔的動態圖像，而對另一隻眼睛展示目標刺激。與其他刺激方法不同，這種方法的優勢在於能夠使遮蔽時間長達幾秒鐘。
這類研究面臨著一個基本問題，即強度和有效程度之間的矛盾：如何確保刺激弱得無法進入意識，又強得足以影響行為？這個問題至今都沒有明確的答案。
為了探索不藉助遮蔽而達成閾下刺激的方法，我們最近在比利時自由大學開發了一種設備，能夠在屏幕上展示最短只有20毫秒的視覺刺激。這一設備能夠讓圖像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屏幕上閃現，不需要任何遮蔽，受試者也不會意識到圖像的出現。那麼，如果將這種圖像用於啟動效應試驗，我們會發現什麼呢？
初步試驗結果顯示，在這樣的條件下，只有當刺激可見時，它才會對行為造成影響。只有當受試者報告察覺了刺激，我們才會觀察到啟動效應。令人驚訝的是，從無法感知到能夠感知之間，時間的差異極小：當圖像展示175毫秒時，受試者看不到圖像，也不會產生啟動效應；當圖像展示350毫秒時，受試者報告看見了圖像，我們也能觀察到啟動效應。這或許表明遮蔽的作用原理主要是改變注意力，而不是通過對比讓刺激減弱。
第二種策略是通過轉移受試者的注意力，讓一個刺激變得不可見。我們知道，有意識的感知有時候取決於刺激的質量（如持續時間、對比度），以及我們在一個情境下的注意力。「變化盲視」現象（對電影中的場景添加一個物體，我們會無法察覺）就很好地解釋了注意力在意識處理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999年，美國科學家丹尼爾·西蒙斯（Daniel Simons）和克里斯多福·查布裡斯（Christopher Chabris）進行了一項著名的試驗。他們讓受試者觀看一部短片，內容是兩個三人小組在狹小的空間內互相傳球，一組隊員身穿黑色球衣，另一組身穿白色球衣。研究人員要求受試者計數，看看穿著白衣服的隊員進行了多少次傳球。受試者們不知道，第七個演員穿著戲服扮成大猩猩的樣子，從右側緩緩走進鏡頭，並且在場地中央停下來，拍打自己的胸脯，然後從左側離開。只有寥寥幾個受試者報告看到了不尋常的鏡頭，這令所有人大吃一驚。而且，如果讓他們重新觀看短片，不計算傳球次數，所有人都能馬上發現那個闖入者！這個「看不見的大猩猩」試驗的各種版本如今已經在全世界廣為流傳，告訴我們人類對世界的感知是不完備的，而且我們很難承認這一點。
通過其他方式讓一個刺激消失也是有可能的，例如注意瞬脫：要求受試者在一系列的刺激物（每秒6到29個物體）中識別出兩個特定的刺激物，它們與其他刺激物的顏色或性質不同，從而直接操縱受試者的注意力。當這兩個目標物出現的時間間隔足夠短暫（相差幾百毫秒），受試者就不會意識到第二個目標。
這些研究面臨著另一個兩難的問題：只有當受試者的體驗結束之後，觀察者才能提問。提問的過程本來就會馬上吸引受試者的吸引力，使其轉向我們所尋找的、本該處在意識之外的東西。
第三種策略更加微妙，它對情境進行了描述，讓受試者對情境的感知與現實並不相符。這樣的案例包括安慰劑效應、暗示，甚至催眠，這些方法都能影響受試者對事物的感知。
2016年，在法國土魯斯腦與認知研究中心，安德裡亞·阿拉米亞（Andrea Alamia）和同事們就在一系列試驗中採用了這樣的策略，他們證明了確實存在無意識學習現象。研究人員讓受試者觀看一團由點構成的雲，點朝各個方向運動，受試者需要判斷大部分的點運動方向是向左還是向右。經過若干次嘗試之後，這些點被塗上同一種顏色（綠色、紅色或藍色），受試者有時需要回憶它們是什麼顏色。受試者所忽略的一個信息，就是這三種顏色中有兩種與點的運動方向相關，他們可以據此回答問題，而第三種顏色與運動方向無關。因此，儘管用其他方法來完成任務都會十分困難，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就是觀察顏色，這能大大改善受試者的表現。
在試驗過程中，沒有一個受試者報告發現了顏色和答案之間的關係，但是試驗結果表明他們全都（無意識地）逐漸注意到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樣的關聯，或許是因為顏色的出現被研究人員描述得就像另一個點，與其他的點之間沒有任何關聯。
在簡單回顧了所有策略之後，我們能總結出什麼？對於從閾下感知到無意識學習的各種潛意識認知現象，我們有兩種可能的態度。首先，我們可以全盤否認這些現象，認為我們精神生活的全部都必須是有意識的。儘管這種觀點看起來沒什麼說服力，一些研究人員卻大力捍衛它，不僅毫無理由地批評方法論中的諸多不確定性，稱它持續汙染著這個領域，還將所觀察到的結果歸因於使用的測試方法不夠靈敏，或受到了沒有被充分控制的變量的幹擾。儘管大腦確實能夠在意識不參與的情況下處理信息，例如盲視現象所證明的那樣，但是這些能力的存在無法證明存在一個強大的潛意識認知。或者說，我們可以認為這些能力並非來自於意識，而是來自於一些簡單的神經功能，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自發的。
另一種態度就是承認某些信息能夠在意識不參與的情況下得到處理，例如語義信息。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始終無法得到解決，這種潛意識認知的界限究竟在哪裡？根據現有的研究證據，我們能夠肯定地回答，儘管這些無意識處理過程確實存在，但它們都是短暫的、表面的，通常不會對行為造成影響。所以，沒什麼理由擔心我們有可能被操縱，因為相比操縱我們的潛意識，通過勸說或建議的方式直接影響意識要容易得多。如果確實存在那樣一座冰山，那麼浸沒在水下的部分就是意識的神經基礎，而非我們的心智中某個隱藏的部分。
要想將這個辯論再推進一步，一種方式就是假設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邊界是流動的，它很容易受學習過程的影響而發生大幅度的改變，並且在一生中都具備彈性。
我們以駕駛汽車為例來解釋。在車子啟動階段需要有意的控制，需要意識的介入，但這一過程逐漸被一系列的自發行為所取代。自發的駕駛十分流暢，一個熟練的駕駛員能夠毫無困難地一邊驅車行駛在道路上，一邊和身邊的乘客聊天。在這樣的情況下，意識不完全是缺失的，更像是可選擇的。但是這種情況與閾下感知十分不同，它促使我們反思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關係，即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我們對世界的有意識感知是一個動態過程。這有點像一條河流，隨著時間的推移，河水的流動也在塑造著河床；自發的信息處理也是一樣，它既發生在我們的精神世界中，又改變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要想辯論更有意義或許還需要持續發展技術，將大腦過程可視化、量化。今天的大腦成像技術，尤其是某些分析方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碼大腦活動，為探索無意識和意識處理過程之間的關係提供美妙的可能。
2018年，在日本京都的國際先進通訊技術研究所，文森特·塔斯切羅-杜姆切爾（Vincent Taschereau-Dumouchel）和同事們證明，只要記錄患有蜘蛛恐懼症的人的大腦活動，同時要求他們嘗試通過思想控制屏幕上一個圓圈的大小，就能減輕焦慮。受試者們沒有注意到，圓圈的大小是隨算法控制而變化的。算法實時追蹤他們大腦中的活動，觀察一個與蜘蛛相關的神經通路的活動變化。換言之，通過這種神經追蹤方法，我們能夠通過抽象圖像有意控制潛意識活動。這樣的方法無疑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潛意識，同時更深入地了解意識本身的機制。
文章選自《環球科學》雜誌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