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武術與軍事武藝同源異流，並且始終交叉地發展著，它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先秦到清朝，我國的戰爭相當頻繁，無數次的戰爭中產生了許多卓越的軍事家，結出了兵家理論的累累碩果。好些武術家便將若干兵家理論溶進了武術理論，兵法與武法的關係隨著歷史的腳步也愈發密切。
保國為民
寫出《孫子兵法》的春秋時期軍事家孫武指出，用兵作戰是「國之大事」，其目的在於「誅暴亂，禁不義」，「誅暴君而振（賑）苦民」，即在於保國為民，使國家、民眾不遭受殘暴敵人的危害。楚莊王說：「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他既反對用戰爭去侵犯其他國家，又反對用戰爭去實現個人野心，魚肉人民，這是兵家理論異常光輝的精華。
武術理論汲取了兵家理論的這一精華，主張「為國出徵把敵拿」，「濟困扶危救眾生」。許多優秀的武術家都奉行這個主張，為國為民而學習武術、施展武藝。劍俠荊軻即是代表。他反對秦國任意吞併其他國家、實行暴政，前去刺殺秦王，雖英勇犧牲，卻譜寫了一曲悲壯之歌，「名垂後世」。
清朝武官世家所著《王堡槍譜》
有備對無備
無淪做什麼事，都要預先有所準備，才可能成功。作戰更加如此，孫武說：「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認為作戰準備十分重要的一環，是訓練軍隊。吳起強調「用兵之法，教戒為先」，否則，軍隊倉促上陣，臨陣磨槍，不但無法戰勝敵人，反而會使自己遭到慘重的失敗。
兵家這個理論，為武術家們所服膺。他們無不重視準備，諄諄告戒習武者「有備能制人，無備受人制」「交口之前要考慮，動手之前要準備」（拳諺）。他們也無不重視訓練，諄諄告戒習武者：「七十二藝須苦練，春夏秋冬不休閒；每天練習數百遍，持恆定然成好漢。」正是由於這樣，歷代武林中湧現了許許多多的高手，他們能夠克敵制勝。
自己要作好準備，對敵人則要「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以虞（準備）待不虞者勝」，這也是兵家理論的一條準則，所以，武術理論也力主學習它，拳諺中就有「乘其無備而攻之，出其不意而擊之」的說法。優秀的武術家們每每照此行事，博得了勝利，正像《水滸傳》描述他們的典型形象——武松打蔣門神那樣：
「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白吃了那一驚，……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裡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腳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將過來，那隻右腳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著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人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這醋缽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臉上便打。」武松有備而來，一下子將無備的蔣門神打倒了。
武松醉打蔣門神
膽氣當頭
戰爭關乎著雙方的生死存亡，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不管是將帥還是士兵，首先都必須具有膽量、勇氣，兵家理論便將膽氣作為將帥的首要條件之一，要求他們「氣凌三軍，志輕強虜」「勇於大敵」，同時將膽氣作為士兵的一個必要條件，要求他們「必以膽為主」。它認為「兵戰之場，……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勇於犧牲便勝利，貪圖苟且便敗亡。
武術搏鬥雖然不像戰爭似的與國家、軍隊的命運息息相關，但也決定著個人或群體的勝負、生死，因而武術理論也要求武術家首先必須具有膽識、勇氣，如拳諺說的：「一膽，二力，三功夫。」「放膽必成功。」
智謀為上
軍事當然要用武力，然而兵家理論卻更崇尚智謀，所謂」上兵伐謀」，最好的用兵之道是運用智謀戰勝敵人。因為一者運用智謀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既能戰敗敵人，又能使自己不受任何損失，那是「善之善者也」；二者「兵無常勢」，戰爭是異常複雜、變化多端的，沒有智謀，光靠猛衝猛打是不行的。基於此識，兵家理論要求軍事家充分發揮才智，「老謀深算」：戰前要研究、制定戰略戰術等，即「未戰而廟算」；戰時要隨機應變，「因敵變化而取勝」。
武術理論同樣將智謀置於武藝之上。所揭示的武打的一個特點是：「微妙莫測變無窮」（拳諺）。它認定：「有智贏，無智輸」（拳諺）。它強調：「勁變招變，敵變我變」（拳諺），「隨人所動，隨屈就伸」。「不要站定成式，不可專用成法。或掌或拳，望著就使；起落進退，變化無窮；是用智而取勝於敵也。」
知己知彼
打仗是雙方的戰鬥，因而軍事理論告知一切統帥，必須熟知雙方有關的種種情況，據此決策。孫武說得好：「知己知彼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後來的將帥們，凡是聽信孫武的話的便都嘗到了凱旋的甜果。
對此，武術立論家們亦深信不疑。陳鑫即說：「外觀諸人，內觀諸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武禹襄也指出：「以已依人，務要知己，乃能隨轉隨接；以已粘人，必須知人，乃能不後不先。」這是因為武術搏鬥跟打仗一樣，也是由雙方進行的，既要對自己有個清醒、切實的認識，又要對對手的功力、長處與短處有所了解，這樣才會立於不敗之地。 （原文：劉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