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統治的特殊工具
任何一個朝代的建立都是要進行階級或者是不同信仰之間的淘汰和權威的重新組建。當然，為了保證權威的順利組建，一般當政的皇帝都會建立一支隸屬於自己的真正的特務組織來監督和督促權威的威嚴性和穩固性，這種特務組織就是一種特務政治的有力執行和護衛者。
作為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自己強有力的執政手腕和一系列針對下層民眾的監視和監督機構。這些如果放在當代，可以歸類於「公檢法」。但是在古代，所有人必須聽命於皇帝一人，也就是王權集中在一個人的手中。這就迫使歷代的皇帝都費盡心思地建立起一支真正隸屬於自己、別無二心的心腹部隊。在明朝，這支部隊就是錦衣衛。
錦衣衛早在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時期就已設立。在王朝剛剛建立的初期，皇上為什麼要急於設立這樣一個特務組織呢？
明史專家吳晗在《朱元璋傳》(1949年版)中這樣回答道：「這一批並肩作戰、驍悍不馴的將軍們，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勢力，有社會聲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咽氣，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麼對付得了？到太子死後，太孫不但年輕，還比他父親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們讀古書，講三王道理，斷不是制馭梟雄的角色。他要替兒孫斬除荊棘，要保證自己死後安心。為此，便有目的地大動殺手，犯法的殺，不犯法的也殺，無理的殺，有理的也殺。錦衣衛的建立，為的是便於有計劃地栽贓告密，有系統地誣告攀連，有目標地靈活運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師下的北鎮撫司獄，備有諸般刑具，罪狀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預備好，不容分析，不許申訴，犯人唯一的權利是受苦刑後書字招認。不管是誰，進了這頭門，是不會有活著出來的奇蹟的。」
吳晗分析得入木三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強調了錦衣衛的職能：有計劃地栽贓告密，有系統地誣告攀連，有目標地靈活運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錦衣衛是個什麼組織，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
明朝著名文人王世貞專門寫了一本《錦衣志》，他的結論也是如此：錦衣衛是內廷的偵察機關，東廠則由宦官提督，最為皇帝所親信，即使是錦衣衛也受其偵察。錦衣衛初設於明太祖時，是內廷親軍，皇帝的私人衛隊，不隸屬於都督府(其他衛隊隸屬於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鎮撫司，南鎮撫司負責本衛內部刑法，北鎮撫司專門掌管詔獄，可以直接憑藉皇帝詔令行事，不必經過外廷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法律手續。
清朝官方編纂的《明史》，其中的《刑法志》有不少篇幅涉及錦衣衛，書中說到：「錦衣衛獄者，世所稱詔獄也……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師者，收系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為多。」當時令人噤若寒蟬的「胡惟庸黨案」「李善長黨案」「藍玉黨案」，先後殺戮4萬多人，就是錦衣衛一手操辦的。後來，朱元璋大概意識到「法外用刑」並非守成之君的所為，便下令撤銷鎮撫司詔獄，燒毀刑具，囚犯移送刑部處理。
此後，燕王朱棣發動軍事政變，把建文帝趕下臺，但由於名不正、言不順，遭到建文舊臣的強烈反對。為了肅清政敵，鉗制輿論，他又恢復了鎮撫司詔獄。永樂初年，再度重現洪武年間的恐怖氣氛，由「誅九族」發展到「誅十族」。那時，受株連而處死的不僅有直系親屬、旁系親屬，外加朋友門生一族，還出現了「瓜蔓抄」，即把案犯家鄉的村莊化作廢墟，沒有一人得以倖免。這些都是錦衣衛的「傑作」。
廠衛間的明爭暗鬥
遷都北京以後，明成祖朱棣另外建立了一個由親信太監掌控的東廠，目的是「刺臣民隱事」，並且負有監督錦衣衛的使命。
錦衣衛、東廠和明憲宗朱見深年間設立的西廠最終成為人們所熟知的廠衛制度，由此形成明朝著名的特務體系。廠，就是東廠、西廠、內行廠；衛，即錦衣衛，合稱廠衛。內行廠是在明武宗朱厚照初年設立的。
事實上，東廠與錦衣衛雖說是兩個系統，但關係卻極為「密切」，甚至「狼狽為奸」。錦衣衛官員往往是由掌管東廠的司禮太監的親信出任。據《明史·刑法三》所記載：然廠衛未有不相結者，獄情輕重，廠能得於內。而外廷有扞格者，衛則東西兩司房緝之，北司拷問之，鍛鍊周內，始送法司。即東廠所獲，亦必移鎮撫再鞠，而後刑部得擬其罪。故廠勢強，則衛附之，廠勢稍弱，則衛反氣凌其上。
東廠的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起初，東廠只負責偵緝、抓人，並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力，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審理，但到了明末，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東廠的首領被稱為東廠掌印太監，也稱廠主和廠督，是宦官中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的二號人物。除此以外，東廠中設千戶一名，百戶一名，掌班、領班、司房若干，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
隨著進一步發展，東廠的偵緝範圍也越來越廣。朝廷會審大案、錦衣衛北鎮撫司拷問重犯，東廠都要派人聽審；朝廷的各個衙門都有東廠人員坐班，監視官員們的一舉一動；一些重要衙門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種邊報、塘報，東廠都要派人查看；甚至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價格，也在東廠的偵察範圍之內。東廠獲得的情報，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相比錦衣衛必須採用奏章的形式進行匯報，要方便得多。
自從東廠這個機構成立後，不光是朝廷百官倒黴，連錦衣衛也跟著鬱悶，因為他們原本就是特務，東廠的人卻成了監視特務的特務，錦衣衛的地位為此大受影響。
對於廠衛之間的爭鬥，當年明月也曾在《明朝那些事兒》中有過風趣的描述：「中肯地說，在東廠成立之前，錦衣衛也算是個有前途的職業，許多『有志青年』出於各種目的，紛紛投身於明朝的特務事業，但東廠機構出現後，其勢頭就蓋過了錦衣衛，搶了錦衣衛的風頭。原因很簡單，東廠是直接向皇帝負責的，而且其首領東廠掌印太監是皇帝身邊的人，與皇帝的關係不一般，也不是錦衣衛的首領錦衣衛指揮使能夠相比的。所以在之後的明代的歷史發展中，原本和東廠平級的錦衣衛卻逐漸變成了東廠的下級，有些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掌印太監甚至要下跪叩頭。」
由此，錦衣衛和東廠也結下了近兩百年的恩怨，並一度消沉下去。
最終墮落的群體
錦衣衛的頭目，在《明史》中是有小傳的，不是列入「佞幸傳」，就是列入「閹黨傳」。在「佞幸傳」的有紀綱、門達、逯杲、江彬、錢寧、陸炳；在「閹黨傳」的有田爾耕、許顯純。這些人都是宵小之徒，靠臥底、告密而發跡，為皇帝懲治不同政見者不遺餘力，加官晉爵之後，氣焰囂張，收受賄賂，敲詐勒索，無惡不作。
關於錦衣衛或者廠衛的斑斑劣跡，可以說貫穿於整個明朝，而且愈演愈烈。到了明熹宗天啟年間，廠衛橫行到達頂峰。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兼任東廠總督，利用明熹宗朱由校的昏庸，專權亂政，他手下的十員幹將，號稱「五虎」「五彪」。所謂「五虎」，是中央政府的文職高官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他們為魏忠賢出謀劃策。所謂「五彪」，是具有軍職的高官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充當魏忠賢的打手與屠夫。
在明代後期，濫用私刑、殺害忠良已然成為錦衣衛和東廠的家常便飯。當時人描寫的鎮撫司詔獄的酷刑，令人毛骨悚然。進入詔獄，首先就是拷問。接下來是用酷刑逼取口供，每次用刑「一套」，包括十八種，如械、鐐、棍、拶(夾手指)、夾棍等。一套刑用下來，無不血肉潰爛，悽厲的呼號聲一陣緊似一陣。「詔獄」裡面的牢房是地下室，牆壁厚達幾尺，室內鬼哭狼嚎，隔壁聽不到一點聲音。曾經拘押在詔獄的犯人，將鎮撫司詔獄與刑部監獄做比較，竟然有地獄與天堂的差別。
崇禎皇帝朱由檢即位後，嚴懲魏忠賢及其閹黨，魏忠賢畏罪自縊，他的爪牙田爾耕、許顯純等也被押上斷頭臺。
但之後不久，廠衛橫行依然如故。崇禎四年言官許國榮向皇帝上疏，希望對廠衛進行制裁。他說：「皇上或許以為有了廠衛，『天下無遁情』，臣卻以為『天下從此政多隱情』；皇上或許以為『秘訪所致，得於獨聞』，臣卻以為廠衛『藉此為招搖之榜樣，納賄之便門』。況且只有廠衛可以偵緝他人，而沒有其他人可以偵緝廠衛；他們能夠顛倒是非，而無人敢於評判他們的是非，以至於廠衛肆無忌憚恣意妄為。」
縱觀明朝的錦衣衛，儘管也出過袁彬、牟斌這樣比較正直的指揮使，但總的來說，其職能主要還是為明朝的極端專制制度充當幫兇。有了錦衣衛這樣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壓制起士大夫階層、下層民眾就顯得更加得心應手，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社會活力的極大降低。這也是為什麼明朝雖有200多年歷史，但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上卻無所進展，甚至還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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