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竊聽：「二戰」美軍審訊營秘密監聽檔案解密》，三聯書店2017年1月，經公眾號「三聯書店三聯書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授權轉載。
1942至1945年間，美國情報機構在華盛頓附近的亨特堡秘密營地對數千名德國戰俘施行監聽，並留下了厚達幾十萬頁的記錄。這些記錄不久前才被公諸於世。歷史學家菲利克斯·略莫爾是第一個對這份檔案進行整理和研究的人，他的闡析為我們開啟了一個關於戰爭的全新視角。在戰友間的談話中，士兵們講述各自的前線經歷，吹噓自己的種種「英雄事跡」與「惡行」，袒露其內心的恐懼以及對希特勒的看法。檔案中記錄的每個士兵的生平經歷，也讓我們對這些人的生存狀態、行為自由度以及思想和行為獲得了真實的了解。這份特殊資料的公開，使軍服下的德國國防軍第一次露出了個人化的面目。
士兵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固然沒有多少獨立性，但只把他們看作完全被動的棋子也是不恰當的。
拍攝於1947年3月4日，一位被美國俘虜的德國士兵，回到自己在法蘭克福的家鄉卻只發現一片廢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約1700萬名軍人穿著納粹德國軍裝走上戰場。不過，僅僅因此就說明他們都是為了納粹的「卐」字符而戰嗎？值得思考的是，這些士兵的行為中哪些是他們身處的納粹時代及社會所獨有，哪些又是與其他時代、其他國家軍人的共性相吻合？如果德國軍人脫下納粹軍裝，換上美軍、意軍或日軍軍服，他們的行為是否會不同？如果在亨特堡被監聽的戰犯不是納粹國防軍，而是蘇聯紅軍或英軍，他們的言語意味會不同嗎？如果參戰的是德意志帝國或聯邦德國國防軍的部隊，他們的作戰方式是否會與納粹德國國防軍有什麼不同呢？
暴力在任意不同的時代背景或國家對人的影響是否始終相同？「戰爭就是戰爭」這句老話是否經得起推敲？戰爭暴力是否具有各自時空文化特點？歷史心態、社會觀念或意識形態信仰對於實施和應對暴力有何影響？此外要弄清楚，士兵個人觀點和看法對其行為有多大影響。軍事和戰爭是否真的消弭了所有個體差異？或者對士兵的想法和感受造成了不同的影響？士兵們在戰鬥中各自秉承著自己的價值觀和看法，這對他們的行為有何影響？無論是大日本帝國、大英帝國、魏瑪共和國還是納粹「第三帝國」，情況是否都一樣？
這些問題顯然沒有統一答案，答案都要從戰爭的本源去尋找。誰也無法回到過去，去了解當時的人到底在想什麼。至於真正推動當時行為的契機——我們只能去推測而無法找到證據。進行社會心理學實驗，也無非是模擬重建某一場景，依然無法將過往還原到當下。對戰爭中士兵行為所下的結論，除從歷史角度推斷得出之外，也是從當時士兵的言論中總結的。亨特堡監聽檔案這樣的信息來源，造成了我們討論視角的分野。顯然，戰爭和軍隊具有其不變的基本特徵和一定之規，然而如果不考慮交戰國的文化因素，就無法把戰爭解釋清楚，遑論戰爭在歷史上表現出的多樣性。
亨特堡監聽記錄——用打字機記錄的「房間對話」
在戰爭中，士兵的行為至少受到四個方面因素的影響，並處在不斷變化之中：自身戰鬥經歷和戰爭動力，各自社會及軍隊的歷史文化背景，所在部隊文化以及士兵個人的性格、氣質等。這些因素自身不斷變化又相互交織，以不同的分量塑造出各異的戰爭態勢。國家的軍事文化、軍事標準體系和代表模式也同樣決定著戰爭的方式方法。戰爭經驗反過來影響士兵對現實的感知，實踐則塑造了士兵對暴力的個人標準。至於戰鬥方式，主要取決於參戰部隊的特色——來自每個士兵以及他們的上級。
如果各場戰鬥是戰爭的核心，那麼第二重要的必然是各國參戰的士兵。戰場上發生的事情多與對肉體的傷害有關，並往往帶來生理方面的過激反應。例如飢餓、寒冷、疲勞、疼痛、復仇欲望、炮火轟擊、對死亡的恐懼、殺戮、戰傷，這些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給人帶來的感官衝擊顯然不會與先前或之後的戰爭衝突有任何本質區別——對法國或美國士兵來說，感受也與德國士兵沒什麼不同。連爆炸聲和槍炮彈藥的呼嘯聲，戰場上的殘肢斷臂還有瀰漫的屍臭也別無二致。暴力對士兵心理的影響也大體類似：戰鬥引發士兵的壓力，釋放腎上腺素並激發下意識反應。無論如何，暴力本身並不因文化和歷史背景不同而變化。類似的並行狀況也存在於軍隊的內部生活中，部隊的集體力量不是因其屬於某個國家或存在於某個時空背景而產生的特性，相反，很大程度上與人類的社會屬性相關。在任何地方，集體發揮作用的方式是基本一致的：集體的標準高於個人標準，內部的階級則在此基礎上決定個體如何服從集體規範。這並非歷史特有，而是社會心理學普遍原則，這個原則在民間社會的共存生活中也起著同樣的決定性作用，在軍隊中則表現更為顯著。簡言之，「二戰」中各國士兵有不少共同點，在戰爭中的表現也有相同和相近之處。但是，不能讓這些基本屬性的相似造成對軍隊行為差異的誤解。
從歷史文化層面看，戰爭的發展過程既形成了統一性，也存在了分歧和差異。各參戰國的士兵來自不同的社會，秉承不同的道德標準——同時又互相重疊、交叉。「二戰」中，各國軍隊心理預期和出發點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自19世紀起就在各國萌芽發展，在奉行納粹主義的「第三帝國」則表現得尤為極端。軍國主義並非德國專利——在其他國家，對軍人、武力和雄性力量的狂熱崇拜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普遍存在，各國男性對軍事和戰爭的認知也頗為相似。不僅是德國士兵，他們的盟友和對手也肯定希望做個好戰士，當個勇猛的真漢子。不過，各國軍事文化在此基礎上的各自發展是不能忽視的。
一位美國士兵正在瞄準準備射擊，1945年3月拍攝於萊茵河谷
「第三帝國」軍隊中，士兵們深受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軍國主義、袍澤情誼和硬漢情結的影響，渴望戰鬥和出徵，履行義務、勇於犧牲成為他們的信條。那些身經百戰、矢志不移的戰士便是上述精神的化身，而這在其他國家軍隊中也同樣如此。一支軍隊中有多少這樣靠內生力量戰鬥的軍人，是由軍隊歷史背景決定的。在國防軍中，這個特點無疑非常突出，不僅是由於德國民間的尚武傳統，而且還與德國當時常年徵戰造就的堅強軍人核心不無關係。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國防軍即使早就明白將要戰敗，尚能在「二戰」中堅持如此長時間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國防軍通過推行集權意識形態實施肆無忌憚的獨裁也是其歷史特徵之一。當然，這也不是說每名國防軍士兵都被這種意識形態武裝到了牙齒。亨特堡的監聽記錄顯示，許多普通士兵的政治思想水平並不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政治和意識形態對他們沒有絲毫影響。士兵不議論這些話題，並不說明他們對此沒有自己的看法。他們中的大多數直到戰爭結束仍然效忠於希特勒，而且在他們看來，為自己的國家而戰，理所當然。忠誠是德國軍人的常態，因此他們也非常忠於他們軍人的身份。他們的認知模式和對敵人的印象可以說受了意識形態的徹底影響。國防軍並不是一支政治化非常徹底的軍隊，國防軍士兵中按老一套做法狂熱地為世界觀而戰的軍人不過是很小一部分，但其政治背景決定了不少崗位仍是由政治化程度較高的軍人來擔任的。
德軍士兵的心態與其他參戰國的士兵相比到底有何突出之處，這點仍需進一步研究，目前成果是有限的。因為要系統地比較德軍士兵與「二戰」美軍或蘇聯紅軍的區別，我們仍然缺乏足夠的資料作為研究基礎。亨特堡的檔案固然理想，還需獲得盟軍士兵的材料作為比對，這些資料當然是不存在的。直到我們發現一個例外：數百名義大利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關押在英國戰俘營裡，他們之間的對話也受到了監聽。最近對這些檔案的研究分析揭示了其中的巨大差異：義大利士兵對軍人角色的理解與國防軍相去甚遠，他們對投入戰鬥的認識明顯不足。對於那些在德國國防軍中廣為傳誦的如勇敢無畏、戰鬥意志及犧牲精神等價值觀，義大利士兵也並不十分看重。不難推測，義大利軍隊與德國軍隊間的這些區別導致意軍戰鬥力明顯低下。
1945年拍攝於德國
在戰場表現這個戰爭的核心問題上，文化特色的確也能夠產生不小的影響。例如巴爾幹和蘇聯境內的暴力文化特點就是很好的例證。當地存在一些西方軍隊中不常見的暴力行為：例如將俘獲或處死的敵人像儀式般地肢解，「二戰」前後的其他戰爭也能證實這一點。在蘇聯紅軍中，對自己人下手是很常見的。他們常常不顧己方士兵死活的態度所引起的內耗相較於納粹軍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蘇聯紅軍的作戰方式和國防軍在其他戰鬥中所經歷的對手不同，這點任何一個在東線參戰的德國士兵都不會否認。
從戰爭狂熱角度來說，沒有任何一支軍隊能出日本帝國軍隊其右。太平洋戰爭中的統計數據盡人皆知，更能生動地說明一切。美軍活捉的日軍戰俘數量低到不成比例。這一方面是由於美軍部隊中奉行的種族主義——不少戰鬥中美軍都實現了「零戰俘」。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軍的文化特質。他們早已認定，一旦在戰鬥中被活捉入獄便會遭虐待和被殺——按照之前亞洲發生的各次戰爭，這種認識已經根深蒂固。在日本社會中，人們也認為士兵在戰場上被敵人生擒是奇恥大辱。如果軍人不戰鬥到最後一息甚至還主動投降，那麼不僅會被認為是犯了大忌，整個家庭都可能名譽掃地。「二戰」中日本士兵赴死的勇氣無人能比，很多人甚至被俘前選擇自殺，只有此類特殊心態才能解釋這一切。這一例子也證明：戰鬥表現並非在任何國家或時代都一成不變，而總是受文化和歷史背景的影響。而戰爭也確立了其自身規律，很多在平民社會中被視為禁忌的事情在前線都司空見慣。不過兩者也不能完全割裂，畢竟士兵始終是他們所屬社會的產物和其中的一分子。
假如真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戰爭風格，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個前線的戰鬥應大同小異——事實顯然並非如此。西線戰場和北非、東線戰場不同，對巴爾幹地區的爭奪和太平洋戰爭也大相逕庭。造成區別的原因中，像戰場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這些是不可改變的，其他因素則都是人為的。一地的戰鬥是否比其他地方更激烈，首先取決於軍隊將領的意願——例如在德國進攻蘇聯的計劃和謀略；另一方面，戰爭中暴力的激烈程度也是不同鬥爭方式和暴力文化對撞的結果。這樣看來，「戰爭就是戰爭」這句老話並不確切。
東線戰場上的德國兵，1942年春
在國家層面之下，士兵身處的軍事環境也造就了進一步的差異：這些區別不僅存在於各國間的戰爭整體之中，在不同國家、部隊中也同樣存在。每一支軍隊都擁有數量繁多的下屬部隊和各類組織，其風格和特點各異。各兵種及每支部隊中又都有獨特的部隊文化和標準。各國特有的價值觀體系自上而下地為部隊的普適標準奠定了基調，也決定了在士兵眼中什麼是理所當然的。在一般的步兵部隊中，這一差異並不大。然而在精英部隊和特種部隊中，情況卻大不相同，其集體觀念無疑將體現在戰場上。如武裝黨衛隊的核心部隊與國防軍或傘兵部隊的精銳部隊相比，作戰風格更為頑強。
然而，就戰鬥力強弱而言，僅考慮部隊文化間的差異是不夠的。因為即便是同一序列中的部隊，也會表現出相當大的區別——例如，最明顯的差別即存在於那些組建較早的老牌部隊和戰爭後期才組建、戰鬥力明顯下降的新部隊。像大多數 1943年至 1944年間組建的武裝黨衛軍部隊，其戰鬥力已無法與國防軍精英部隊相比。國防軍的戰鬥力也同樣有所下降，例如，精銳傘兵部隊的戰鬥力一度能與武裝黨衛軍特種部隊抗衡。但是隨著戰爭的不斷深入，由各路人等重新組建的傘兵部隊早已今非昔比。在部隊的整體環境下，士兵個人也扮演一定角色。集體從根本上說都是成員個體的總和，這一原則對軍隊同樣適用。一支部隊的表現，除了和戰場狀況有關外，顯然也受士兵裝備、武器和供給等物質條件制約。不過戰士的個人經驗、能力和主動性才是決定性因素。因為一支部隊的戰鬥表現是由每一名士兵的戰鬥意願共同組成的。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方能解釋為何國防軍不同部隊在類似的裝備及作戰條件下，表現差異仍如此之大。
德國國防軍
由此，便涉及了戰爭的個人層面。在軍隊和軍事領域的大環境下，士兵個人的性格也是關鍵性因素。對亨特堡監聽記錄的分析揭示了國防軍士兵間迥異的性格和習慣作風。雖然他們都必須遵守軍隊的集體標準和價值觀，避免失格，但他們個人對國防軍軍人道德的認同程度不盡相同。對於基本共識之外的事情，士兵們的看法往往各異。我們將國防軍士兵的戰鬥動機分為群體因素和內生動力兩個方面：群體因素迫使他們去服從命令和要求，滿足上級和戰友的期望；內生動力則是士兵們內心中被國防軍推崇的軍人美德：戰鬥成為這些人的個人願望，戰爭則完全主宰他們的思維，以至於即使在被俘後，他們聊天的話題也不外乎戰爭和軍事。
許多證據證明，士兵的不同習慣、動機也會導致他們的行為差異：當群體因素和客觀現實共同作用時，在如何利用好戰爭中那些漸進發展的迴旋餘地這個問題上，士兵們的表現是有差別的。個人意願和形勢的緊迫性哪個對士兵行為影響更大？從眾心理以及戰爭本身的驅使能對國防軍士兵的行為做出不少解釋，但並不是全部。儘管在暴力面前，個人是無能為力的，不過考慮客觀實際和其所處的軍階，士兵在決斷力和承擔個人責任方面還能有些作為。
士兵對自己軍人角色的詮釋，會再次受到其文化背景的影響。士兵們在早期平民生活和之後的軍旅生涯中受群體影響的過程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亨特堡的監聽記錄使我們得以對此展開研究：我們從中了解到國防軍士兵的個人氣質如何影響其戰爭心態，同時也證明社會階層、教育程度、出生地、宗教信仰或政治傾向等因素都無法單獨左右士兵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從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角度出發，才能了解士兵是如何被社會環境打上烙印的。社會因素對大多數國防軍士兵的影響比較細微，他們很少會極端地對納粹教條全盤否定或狂熱支持。在多數情況下，士兵們不管與納粹政權和軍隊是接近還是疏遠，過程大都是漸進性的。社會烙印很少使士兵們從根本上支持或反對納粹，其更多的作用在於讓士兵在國防軍這個強調「隨大溜」的空間中找到所處的位置，以及如何去接受和扮演自己的角色。此外，年齡這個個人指標對士兵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學家早已對此有所揣測，亨特堡的監聽檔案則給出了確鑿的證明：國防軍中的年輕一代成長在「第三帝國」，他們自幼便接受納粹主義教育並最終成了極為忠誠的軍人。受社會影響的時間、條件和環境對士兵們受群體影響的程度有顯著作用。美國對國防軍戰俘所做的問卷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與那些成長在「第二帝國」或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年長戰友相比，希特勒青年團時期的年輕一代更加忠於希特勒和納粹政權，並篤信德國會最終取得勝利。這說明納粹的教育和「洗腦」是有效果的。
1942年秋，一名德軍士兵在史達林格勒市中心的建築上懸掛納粹旗幟
在國防軍中，士兵的軍人屬性不僅與其個人氣質緊密相關，還會對其進一步加以塑造。儘管存在集體約束，士兵的從軍歷程仍然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畢竟制服本身能對士兵習慣的改變不多，只有投身戰場方能在歷練中真正成軍。不少人在少年時或在希特勒青年團中便有志參軍，也是拜德國社會文化傳統和較高的軍事化程度所賜。大多數德國人對軍隊心生興趣，要求他們參軍也並非難事。直到真正投身戰爭，受群體影響的決定性階段才剛開始。士兵在軍隊待的時間越長，其作為士兵所獲得的認可越多，他們與軍隊的共生程度也就越深。一般來說這是條必經之路，因為正常人做事之前都先要明確其意義——尤其是在實施暴力時，施暴越多，為自己開脫便越多。士兵在前線戰鬥越久、殺戮越多，便越堅信戰爭的軍事信條，因而更能以嚴守軍人的道德風紀為己任。士兵受戰爭錘鍊的程度，除了與他們的戰鬥位置、所在部隊和職能直接相關外，也與他們的年齡和生活經歷有關，如何實施暴力則取決於他們的固有動力。然而，為了合理安排這些久經戰爭考驗的士兵，德國並沒採取世界各國軍隊普遍認同的邏輯，而更多的是來自國防軍和納粹政權，具有本國社會特徵的特殊模式，使得其軍隊群體性進一步受歷史文化作用的影響。
國防軍士兵的認知也同樣受個人特點和歷史文化的雙重影響。研究國防軍歷史，不能對其歷史文化背景避而不談。人們的行為並不直接由假想的客觀情況決定，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對客觀存在的主觀認知。人們對現實的態度通常來自自己眼見的現實。對亨特堡監聽記錄及問卷調查的分析證明，士兵對戰爭的感知與其所處的不同地位密切相關。他們同國防軍及納粹體制依存程度越高，世界觀越與納粹保持一致，也越可能否認時代的總特徵。偏見程度取決於個人態度，越是固執己見的士兵，越無法客觀估計戰爭形勢，反之亦然。德軍中的一些中堅分子直到 1944年底、 1945年初仍相信德國會最終獲勝。當戰爭發展到毫無退路時，這種觀點往往大行其道。特別是對於那些掌握話語權並發號施令的指揮員來說更是如此。因為士兵並不全是受現實驅使的人，也不是軍事機器中完全處於被動的客體，將國防軍中軍隊組織與士兵間的關係只看作完全單向的梯度關係，顯然是不適當的。國防軍整體結構和其中個體間的辯證關係顯然更加相輔相成、各有千秋。在戰爭中，普通士兵普遍無力左右戰爭的整體局勢，他們受到來自機制與規則、客觀事件、上級和團隊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而矛盾也恰恰始於此：團隊終究是由各個成員組成，僅僅是每名士兵在軍中的存在便影響著部隊整體對個體的控制行為。在他們觀察戰友行為的同時，也時時承受著來自戰友的目光。士兵處在軍隊環境中並受其制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自己造就的。
1941 年10 月28 日，維爾納與赫爾曼在東線戰場偶遇。這是一對境遇懸殊的兄弟：赫爾曼身著精英坦克部隊的特殊制服，翻領上有鐵十字勳章，胸前別著重傷勳章。維爾納身上也不乏軍人氣質，與身邊面容嚴肅的弟弟相比，明顯遜色了不少
國防軍中的群體秩序並非一成不變，一名士兵在戰場上生存時間越久、戰鬥力越強，立功和所受嘉獎就越多，其享有的權威便越高，也能更多地參與下達軍令。當這些人的地位在有形或無形的軍隊階級中不斷上升，他們在部隊中的權重就越大。不管最後是憑藉經驗逐漸成為部隊權威，還是直接被任命為指揮官，從最基層幹起的老兵皆須經歷這一過程。下層軍官和士官規模不斷擴大，並通常成了部隊的頂梁柱。在部隊結構的頂端，這個原則又生動地體現在下級和中級指揮員身上。這些人中大部分常年徵戰，早已與部隊和戰爭融為一體，為納粹政權戰鬥的信念早已深入腠理。他們多年服役的經驗以及受到的嘉獎和認同使他們在各自的部隊中成為了正式長官或非正式的領導人物，他們在國防軍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現有的部隊中他們是脊梁，在新組建的部隊中他們則是核心。他們影響著整支部隊的結構和風氣，在戰鬥中為其他士兵做出榜樣，並承擔傳播政治思想和軍人習慣的職責。他們是整支軍隊的核心，也是國防軍最強有力的支柱。士兵在國防軍的格局中融入越深，他們擁有的掌控力便越大。在歷史上，軍官和他們的副官是形成戰爭意圖的主要因素。雖然他們也同樣承受著來自群體的壓力，客觀上也常常無能為力，但是他們所處的地位使其能夠直接決定前線上的戰爭走勢。他們自己具有影響外界的力量，諸如世界觀和政治理念等個人態度也在發揮作用。首先，這些領軍人物有能力將其意識形態灌輸到部隊行動中。受到這些軍官和軍士中忠實的納粹分子的影響，國防軍在戰鬥中也體現出潛在的納粹意識形態特徵。並不是所有國防軍士兵都得通過軍服上的納粹黨徽來證明他們有能力為納粹政權而戰，當時許多指揮官這麼做就足夠了。
然而，這些不同級別的指揮官卻最終漸漸從「二戰」的歷史中消失了，確切地說是從後人對歷史的描述中消失了。時下的歷史學研究越來越忽略個體及個體對歷史的影響，認為各種行為的根源都是那些不由個人決定的力量，如人類的固有本質、社會心理學概念中的下意識行為以及地緣條件、最高領袖，等等。本書的研究揭示了之前未受重視的一些因素：首先是打消了那種對在集體化緊急狀態和極端暴力環境下仍能實現個體自決的理想主義看法。如果只從這種角度解讀歷史，那麼在一些情況下，對歷史的描繪就會顯得過於骨感。例如，在當前對尼基塔·赫魯雪夫這位史達林主義者的一項研究中，他一生的所作所為僅僅被解讀成「出於恐懼」，就如同把歷史研究拉回到傳統意義上那種只考慮帝王和獨裁者自身影響力的「偉人生平」水平上一樣。士兵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固然沒有多少獨立性，但只把他們看作完全被動的棋子也是不恰當的。
書名：《竊聽：「二戰」美軍審訊營秘密監聽檔案解密》
作者：[德] 菲利克斯·略莫爾
譯者： 強朝暉、俞悅、高玉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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