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久沒有寫點什麼了。
並不是我不想寫，實在是因為太忙了。9月中我兩周時間，開車走了3012公裡，真的有些力不從心。今天的內容，也不是什麼罪案，但卻是一個讓我有了很多思考的事件。
2018年10月10日，東京靖國神社對外發表聲明：靖國神社的宮司（神社的最高負責人）小堀邦夫「退任」。退任這一詞，字面意思就是離職，然而在外界的角度看起來，小堀宮司的這一「退任」，其實相當於免職。
小堀邦夫為何會被免職呢？這要從靖國神社與天皇的關係說起。
對靖國神社的歷史有所了解的讀者們，應該聽說過靖國神社建立的原因：1869年，明治維新之後的明治政府，為了紀念在新政權與幕府的內戰之中喪生的士兵們，而在首都東京建立了「東京招魂社」。1872年，東京招魂社竣工。而這，就是靖國神社的最初的雛形。
隨著日本建立了君主立憲制的政體之後，現代化進程也在不斷加快，並且開始了一系列對外戰爭。按照靖國神社建立時的宗旨，所有在對外戰爭中陣亡的將士都被加到了靖國神社所祭拜的範疇之內，設有靈位進行紀念。這其中，就包括了中日甲午戰爭、侵佔臺灣、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九一八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的日本軍人們。
1945年8月，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後，聯合國佔領軍也曾經對「靖國神社是否應該繼續存在」進行過討論。然而在當時美蘇爭霸即將開始的背景之下，美國最擔心的並不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而是可能出現的日本赤化共產化。於是經過權衡，美國最終決定同意日本保留靖國神社，但要將其當作「神道教的宗教信仰場所」，而不是「宣揚軍國主義的基地」。
而另一方面，在二戰之後，日本天皇的地位也被極大地削減了。從戰前的「天照大神的血脈」、「神道教最高領袖」，到「我是個普通的人（昭和天皇的《人間宣言》）」，天皇從神格降為了普通人。即便如此，作為日本政府的權力象徵，天皇的象徵意義仍然是不可動搖的。
作為「天照大神的血脈」，天皇乃至整個皇室，至今仍然在日本神道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這也就決定了一種默認的規則：日本的全部神宮、神社，都仰仗著天皇的（象徵性的）宗教權威而存在。
如果各位朋友有機會去諏訪大社、伊勢神宮、鹿島神宮、平安神宮、熊野三社這些分布在日本各地，具有廣泛信仰的神社神宮遊覽的話，一定會發現這些地方都會在最顯要的位置，立起「某年某月某日，天皇及皇后陛下蒞臨此處」的高札。而天皇及皇后來參觀得越頻繁，捐獻金額越高，越代表該神社的地位顯赫。
背景就說到這裡，下面來講講這次事件的風波。
2018年1月底，上一任靖國神社的宮司德川康久，突然提出了辭呈。原因是他認為，在靖國神社中不應僅僅供奉在明治維新之後，「為日本新政權作戰而陣亡的將士」，而是應該把作為新政權的敵人的「幕府軍隊」也列入供奉範圍。
他的觀點是在內戰中，無論是新政府軍還是幕府軍隊，所期望的都是國家的興盛，所以即便是作為現在政府的敵人，幕府軍隊的犧牲也不是毫無意義的。既然靖國神社是「為了供奉所有為國捐軀的戰士」的地方，那麼德川幕府的軍隊也應當位列其中。
然而，他的這一主張並未獲得任何輿論的支持，在失望之餘，德川康久便在64歲辭去了宮司一職。從慣例來說，靖國神社的宮司的規定退職年齡是75歲，所以他的這一辭職，便首先在日本掀起了一波對「靖國神社存在的意義」的大討論。
2018年3月1日，在德川康久辭職之後，靖國神社從伊勢神宮請來了小堀邦夫，來擔任新的宮司一職。
小堀邦夫，出生於1950年，畢業於京都府立大學文學系，1977年進入伊勢神宮任職，並升到了「禰宜」的地位（也就是宮司的副手）。說到這裡，就不能不再普及一點與日本神社有關的小知識。
幾乎日本所有的神社，都歸屬於一個被叫做「神社本廳」的機構進行管轄。神社本廳的起源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政府推行「政教分離」的政策時，為了將神社事務與政府機構分隔開來，才由以伊勢神宮為主導的神道教人士們所建立的機構。因此，在日本的幾乎所有神社中，供奉著「天照大神本位」的伊勢神宮，是被視為「日本神道教信仰起源」的所在。而伊勢神宮的禰宜，自然也就在日本的神社系統中，具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
然而，靖國神社卻是個異例：它並不在神社本廳的管轄範圍之內，而是一個獨立的神社。靖國神社能夠將擔任伊勢神宮禰宜的小堀邦夫請來擔任宮司，可以說是傾盡了全力。究其原因，是因為在2019年，靖國神社將迎來建立150周年的慶典，因此靖國神社由上至下，都對新任宮司期待頗高。
上任伊始，小堀邦夫馬上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自1975年以來，兩任天皇都再也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這是為什麼？
如果要問為什麼，這恐怕靖國神社的人自己是再清楚不過了。1979年4月，時任靖國神社宮司的松平永芳，將二戰中的日本A級戰犯的牌位也列入了靖國神社的供奉牌位之中進行「合祀」。此舉極大地刺激了昭和天皇。在當時擔任天皇的「大管家」，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的日記中，曾經寫道：
「...我以前也聽說過，有人提出要把A級戰犯和一些準戰犯列入供奉牌位之中的話，前宮司筑波藤麿說會慎重地考慮此事（日本人說「慎重」，基本就是拒絕的意思）。松平永芳他爸爸，也是個愛好和平的人，沒想到當兒子的（永芳）卻根本不理解他爸爸的心。所以從合祀這件事以來，我就不會去靖國神社參拜了，這就是我真實的想法。」
另一方面，昭和天皇家的侍從卜部亮吾，也在日記中記錄下了相關的內容：
「在吹上御所，天皇在長官拜會中聽取了與戰犯合祀相關的內容，以及中國政府所提出的抗議。」
「不參拜靖國神社，這事與天皇陛下討厭A級戰犯合祀一事直接相關。」
「天皇不快地說，接受了合祀的松平永芳就是個大蠢貨。」
在昭和天皇看來，將自己堂而皇之地擺在了神化的地位上，利用「為天皇效忠」的旗號而發動了侵略戰爭的A級戰犯們，無疑是他自己最為憎恨的人吧。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昭和天皇在1975年最後一次參拜過靖國神社之後，就再也沒有踏入過這個離東京皇居僅一街之隔的靖國神社。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裕仁去世，繼任的平成天皇明仁也堅守了其父的遺志，拒絕前往靖國神社進行參拜。說到平成天皇明仁，這個笑眯眯的小老頭的所作所為，實在是令人敬佩。
1992年，做為「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紀念活動一環，我國政府通過日本駐華大使館，發出了「希望邀請日本政界首腦來華訪問」的邀請。然而，當時日本國內的對華形勢卻並不樂觀。一方面，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諸國，正在積極地推行「對華封鎖」的政策，從外交上對中國施壓；另一方面，隨著泡沫經濟的結束，日本國內保守派的勢力正在抬頭，政界人士也紛紛將「訪問中國」視為畏途。因此，在接到這一邀請後，駐華大使橋本恕其實是犯了難的。
橋本恕首先做的，就是將中方的這一意願，通過外務省匯報給了首相宮澤喜一。隨後，日本政府內閣便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討如何應對中國的這一邀請。考慮到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如果首相接受了中方的邀請，這無異必然會招致美國方面的方案，因此緊急會議的商討完全沒有結果。
隨著中方邀請的確認期限逐漸來臨，內閣卻遲遲拿不出結果，這一情況也令日本外務省的亞洲局局長池田維感到無計可施。同時，外交上所面臨的困境，也被內閣成員中的保守派洩露給了媒體，於是一時間，日本社會的輿論也開始關切地討論起「訪華問題」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池田維提出了「是否可以請天皇訪華」的大膽提案。
自有史以來，日本從未有過任何一任天皇踏上過中國的土地進行訪問。因此池田的這一提案，當即就被政界內外人士認為是「無稽之談」。
聽到這個消息，一些極右翼團體開始蠢蠢欲動，他們向池田維和橋本恕的家中發去了死亡威脅，揚言「如果你們讓天皇訪華，就要在你家中放置炸彈」。 甚至連擔任天皇侍從的手塚英臣的家中，也接連幾周時間，在夜裡不斷接到騷擾電話。
然而，池田維卻通過自己的渠道，上下奔走後，將這一提案遞交到了對天皇進行例行匯報的內容之中。當明仁天皇從宮內廳的匯報中，聽到了「邀請訪華」的內容後，卻立即表示同意：「我其實一直都傾心於中國的文化，如果由我出訪可以促進兩國之間的交流的話，那這就是我做為天皇的使命。」
就這樣，令政客們頗為為難的「訪華問題」，卻在明仁天皇的一句話之下，迎刃而解。
1992年10月15日，在明仁天皇訪華日程開始的一周之前，明仁天皇和皇后接受了記者會見，並對自己訪華一事進行了這樣的講話：
問：中日兩國的歷史中，從未有過天皇訪問中國的先例，請問您是怎麼想的？
明仁：中國和日本在地理距離上極其接近，也有著長期交流的歷史。日本人自古以來，就從中國學習了文化，從漢字中創造出了日語假名，中國文化從方方面面都養育了日本的文化。因此兩國之間應該互通有無，求同存異。我認為，秉承著這樣的想法，令兩國之間彼此感到好奇的人們能夠加深對彼此的了解，從而增進中日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這是極為主要的事情。因此，我很榮幸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去出訪中國。儘管訪問的時間很短，能夠走訪的地方也很有限，但是能夠這樣直接接觸到中國的文化和歷史，與更多的人們進行交流，加深彼此的理解，促進友好關係的建立，這就是我此行所要努力的方向。
於是在1992年10月25日，平成天皇明仁實現了歷史上對中國的首次訪問，也自此打破了西方諸國對中國實行的外交孤立。
在任30年中，明仁曾經多次前往二戰中被日本侵佔的亞洲地區，在各地紀念那些在戰爭中陣亡的士兵和當地受害民眾。然而，他一直堅定地回絕著靖國神社發出的「參拜邀請」。這一點不但令靖國神社的極右翼擁躉們頗為不快，也讓靖國神社感到十分尷尬。
隨著明仁天皇決定退位的日子臨近，2018年3月新上任的靖國神社宮司小堀邦夫，在今年6月份一次靖國神社委員會的內部會議上，說出了這樣的話：
「明年天皇就退位了，如果不能讓他在退位之前來一趟靖國神社的話，那麼就會出現「天皇完全無視靖國神社」的先例了，這對我們極其不利。」
「陛下拼了命地到處去訪問，對世界各地的戰爭死亡者們進行慰靈，這不是有意地疏遠我們靖國神社嗎？」
「實話實說，天皇這是想要我們靖國神社完蛋吧。」
「現任天皇如果不來靖國神社的話，那麼我們也就沒法指望下一任能來了。」
這些話原封不動地被靖國神社的內部人員錄音後透露給了媒體，也自然而然地傳到了明仁天皇的耳中。對於他從不參拜靖國神社的這種批判，明仁天皇什麼也沒說，但是靖國神社卻坐不住了。
2018年7月1日，靖國神社委員會對外宣布：「宮司小堀邦夫的言論，完全是他個人的觀點，絕不代表靖國神社的意志。鑑於這些言論並非官方對外發表的內容，希望媒體和民眾不要過度解讀。小堀宮司的這些言論，我們認為極其不妥當。」
2018年10月10日，小堀邦夫宮司對外宣布，「退任靖國神社宮司」。
靖國神社的運營，在二戰之前是由日本政府撥款，進行政府運營。然而在二戰之後，政府對靖國神社的開支完全取消。時至今日，靖國神社的收入僅來自於三方面：
戰爭陣亡者家族、以及二戰老兵、極右翼團體的捐款；
「靖國神社支援者」團體的會員費；
戰爭展示館「遊就館」的門票收入，以及靖國神社內部小賣部的銷售收入。
隨著戰爭陣亡者家族和二戰老兵的高齡化，為靖國神社主動進行捐款的數量已經急劇下降；另一方面，「靖國神社支援者」的這一團體，會員數目也隨著日本和平化教育的深入，逐年呈減少的趨勢。因此從靖國神社目前的局面來看，每年20億日元的經營預算，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
為了能夠增加收入，促進日本民眾和遊客到訪靖國神社，神社的運營方必然會希望能夠獲得天皇的「加持」。然而，明仁天皇「絕不踏入靖國神社」的這一堅持，實實在在地給愛好和平的人們做出了榜樣，也令靖國神社的角色，越來越尷尬。
我真心越來越喜歡這個小老頭了。
其實，一些A級戰犯的後代，也提出過「將作為戰犯的先祖牌位移出靖國神社」的想法。
在這些後代看來，自己作為「戰犯的後代」，其實一直生活在一種恥辱感當中。「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一家都背負著戰犯家屬的名號，只能隱姓埋名地躲回老家。我直到30歲前，都不敢跟別人提起父親的名字，因為他是戰犯。」「不希望這種給全家人都帶來恥辱的先祖，現在還被展現在千千萬萬的人們面前」。
然而，阻止這些後代「移走先祖牌位」的人，恰恰是那些鼓吹著所謂「戰爭榮耀」，但自己卻根本沒上過戰場的極右翼分子們。
為了自己的私利和愚蠢，卻讓別人蒙受恥辱和痛苦，這樣的人鼓吹著戰爭、美化著侵略、貫徹著洗腦。
雖然這些話可能有些過激，但是我還是想說：
無論是懷著怎樣的好奇心，當你來到東京旅行的時候，如果有興趣，可以去靖國神社外面溜達一圈，但是千萬不要買遊就館的門票，不要去神社裡求籤，也不要扔硬幣許願，不要去自販機上買飲料，不要在攤位上買紀念品。
一分錢都不要給他們。
餓死他們。
「牢記戰爭歷史」，「反思侵略罪行」的做法，不是這樣的。靖國神社所做的事情，叫「掛羊頭賣狗肉」。裕仁、明仁兩代天皇都能看清這一點，你肯定也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