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作重要演講，提出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意味著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布局更加清晰，與中亞各國的經貿合作勢必加強，也意味著中國在中亞地區與其他大國互動將更加頻繁。中亞地區在冷戰後成為俄美競爭的新領域，俄羅斯為此提出「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的構想，其中「歐亞經濟聯盟」（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已付諸實踐，並取得一定成效。美國提出了「大中亞計劃」（Greater Central Asian Partnership），後調整為「新絲綢之路計劃」（New Silk Road）。中俄美三國在中亞地區存在一定的戰略重疊，將會引起本地區權力格局出現新的變化。
一、權力轉移理論與中亞格局變遷
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由美國學者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在其著作《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中首次提出，經過其本人和追隨者的不斷完善，已經成為頗具影響力的國際關係理論之一。
（一）權力轉移理論的主要觀點
首先，權力的構成是實力加意圖。與所有現實主義學者一樣，奧根斯基理論構想的出發點是如何在無政府狀態的世界上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對於國家利益的追求就是對權力的追求。權力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特徵，是「按照自身的目的影響他國行為的能力」。另外，奧根斯基特別強調使用權力的意願對國家權力的影響。他指出，如果一國擁有強大的實力，但是無意參與國際競爭，不對他國施加影響，那麼該國的實力並不能完全轉化為權力。
其次，金字塔式的國際體系是穩定的。奧根斯基從根本上否定了現實主義的均勢觀點，而是從「權力轉移」的角度來分析戰爭的根源。他認為「均勢對和平是不可少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甚至是不合邏輯的」，恰恰相反，國家間的實力差距越大，就越可能實現和平。他還認為，國際體系的穩定取決於國家間權力的分配。國際體系是由一個公認的有合法意識形態的結構構成，只有各成員承認其合法性時，該體系才是穩定的。因此，金字塔結構是理想的國際體系，即一個服眾的霸權國位於金字塔頂端，最弱的國家在塔基的結構。國際社會的穩定主要取決於權力與滿意間的平衡，所以「權力的追求程度和滿意程度是鑑別一國是否會威脅世界和平的重要特徵」。
第三，主導國與挑戰國的關係定位。根據奧根斯基對權力和國際體系的界定，可以把體系中的國家分為四種類型：強大而滿意型、強大但不滿意型、虛弱而滿意型和弱小但不滿意型。其中，強大而滿意型的國家基本屬於國際社會的主導國，他們建立了現有的國際秩序，制定了國際規則，並且以實力來保障規則的運行，以此來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強大但不滿意的國家屬於挑戰國，他們經過不斷的發展，實力已經成長到可以與主導國抗衡的地步，但是國際社會的運行規則並非由他們制定，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必須通過改變規則來進一步維護自身利益，因此他們成為國際社會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總之，權力發生轉移的基本要素在於：無政府主義狀態下，對權力的追逐不僅要擁有實力，還要有意圖；國家間實力對比與國際體系穩定的關係，表現為差距越大越趨於穩定；一般情況下，權力的轉移發生在強大而滿意型與強大但不滿意型國家之間。這一理論視角對於分析中亞地區權力轉移的過程與緣由，有著特殊的指導意義。
（二）冷戰後中亞權力格局變遷
縱觀冷戰後中亞地區的權力格局演變，大體經歷了以下三個時期。
1、權力真空期（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中亞各國均為前蘇聯的成員，獨立後該地區也一直受到俄羅斯的控制和影響。俄羅斯獨立之初，經濟面臨崩潰，社會危機四伏，對中亞地區採取了「甩包袱」戰略。俄羅斯的政策使中亞國家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從而給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介入以可乘之機。「對美國而言，歐亞大陸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美國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全方位介入中亞地區事務。但是，在這一時期美國並未真正的重視中亞地區，「中亞政策只是美國整個歐亞大陸政策的從屬部分。」
2、美俄爭霸時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
俄羅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並沒有收到西方真正的援助，促使俄羅斯改變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對獨立國協國家的外交政策。1995年9月，俄羅斯政府通過《俄羅斯對獨立國協國家戰略方針》文件，闡述了其對獨立國協的目標是「將獨立國協建成在國際社會中享有應有地位的、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國家聯合體」，此後，俄羅斯強化了「多極化」思想在外交中的地位，不再唯西方國家馬首是瞻，調整自己與中亞國家的雙邊關係，加強在中亞地區的軍事存在，恢復對此地區的經貿援助，與白、哈、吉成立「關稅同盟」，加強經濟一體化。
面對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調整，美國在波赫內戰結束後也騰出手來關注這一地區的形勢。首先，在能源方面，美國鼓勵本國企業參與中亞的能源開採，對中亞能源實行外運管道多元化。其次，在軍事上，美國加強與哈、烏的合作，開始對中亞地區出售武器，試圖打破俄羅斯對這一地區的安全控制。第三，在反恐問題上，美國於2000年把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列為恐怖組織，更加擔心「塔利班所推行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政策的影響波及原本宗教傳統十分深厚的中亞地區。在許多美國政治家眼中，中亞地區的民主化進程才應該是美國關注的中心。」
3、從美國強勢介入到中俄美三方平衡（21世紀初以來）
「9·11」事件後，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反恐成為最重要的事務。中亞由於其在反恐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也受到美國的特別關注。2002年11月27日，美國國務院發布報告指出，「美國在中亞的戰略利益包括安全、能源和內部改革三個方面。」美國發起的阿富汗戰爭和反恐行動得到俄羅斯及中亞各國的支持。美軍全面進入中亞地區，迅速在中亞取得優勢地位。同時，還不失時機地在能源和民主化方面對中亞國家進行援助和滲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總得來說，在「9·11」事件後初期，美國在中亞地區取得了一定的優勢地位，中亞地區的權力格局開始發生部分轉移。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單邊主義」讓美國失去民心。2005年烏茲別克斯坦發生「安集延事件」，美國向烏施壓。面對美國在中亞地區咄咄逼人的「顏色革命」，中俄兩國在莫斯科元首會晤期間，表達了雙方對「顏色革命」的共同立場：必須尊重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傳統及其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發展和維護國家統一的努力。中俄和中亞國家加強聯繫的同時，兩國聯手藉助「上海合作組織」平臺擴大在這一地區的影響，以抵制美國的強勢滲透。
（三）權力轉移理論與中亞權力轉移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一個國家的權力是由國家實力和意願共同組成。在中亞地區，俄羅斯在三國中實力最弱，但卻是地區主導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羅斯把中亞看作自己的「後院」，在此區域的戰略意圖最為強勢，決不允許其他大國過多介入和染指。美國的綜合國力最強，但是中亞並不屬於其核心利益，美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意圖較弱，可以預見，美國在此區域的權力正呈現下降趨勢。中國是全球性的新興國家，同時也是中亞地區的新興國家。中國的國力增長客觀上提高了在中亞的影響力，由於中國外向型的經濟模式，「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實施會彰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意願。實力和意願的雙重提升必然導致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權力格局中會呈現上升趨勢。
此外，在權力轉移理論中，金字塔型的國際體系最為穩定，冷戰後的中亞地區權力格局即這種穩定的金字塔型體系。俄羅斯一直在本地區處於金字塔頂端，是絕對的權力主導國，而其他中亞五國實力遠不及俄羅斯，無力也無意挑戰本地區的權力格局。此後，域外國家美國進入中亞地區，希望在這一地區尋找自己的戰略利益，客觀上扮演了「強大但不滿意」型的角色，構成了對本地區原有權力結構的挑戰，誘發了中亞地區的權力轉移現象出現。冷戰之後，特別是「9·11」事件之後，美俄在中亞地區爭霸成為地區權力格局主流，二者影響力此消彼長，交替領先。由歷史演變可以看出，美國依靠其強大的實力，一度在本地區取得優勢地位，威脅到俄羅斯作為主導國的地位，但是由於其政策失當和意願下降，並未完成對主導國的取代。
權力轉移理論似乎陳舊，尚有不完善之處，但作為一種獨特的理論依舊可以解釋冷戰後中亞地區權力轉移過程。中亞權力格局經歷了從權力真空，再到美俄爭霸，以及正在演化的中俄美不等邊三角關係的不同發展時期。地區權力架構正在經歷從集中到分散，未來可能繼續整合的歷史過程。由於各種勢力的較量一直存在，地區局勢也始終保持在一種動態的進程之中，權力轉移或部分轉移的可能性一直存在。
二、中俄美的中亞戰略及其地區影響
英國近代地緣政治學家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提出了著名論斷：「中亞是歷史的地理樞紐，是歐亞大陸的心臟，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能統治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了世界。」作為歐亞大陸的中心，中亞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布熱津斯基曾指出，中亞是歐亞大陸的巴爾幹，美國要「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單獨控制這一地緣政治空間」。
（一）中俄美三國的中亞戰略
冷戰結束之後，中亞地區的權力格局幾經變化，經歷了真空期、美俄爭霸期、美國強勢介入期，到現在的中俄美三方平衡期。近年來，中俄美三國陸續提出自己的中亞地緣戰略，形成了新的戰略對衝，越發引人矚目。
俄羅斯作為中亞地區的傳統大國，歷來是地區主導國。2011年10月，普京在《消息報》發表的文章中正式提出歐亞聯盟的概念。以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三國的關稅同盟為基礎，聯合其他獨立國協國家，試圖創建一個超國家聯合體。歐亞經濟聯盟的發展包括建立統一經濟空間，實行統一貨幣，建立共同能源市場，實現商品和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等。普京試圖把歐亞聯盟建設成一個「強有力、超國家的聯盟模式」 但由於自身實力所限，又有意在與中國合作對抗美國，為本地區的「權力轉移」提供了客觀條件。上個世紀末，美國就提出了新絲綢之路計劃。倡導人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亞和高加索研究所負責人弗雷德裡克·斯塔爾（Frederick Starr）教授。他認為，後阿富汗戰爭時代，恢復阿富汗的古絲綢之路可以為美國解決阿富汗問題提供途徑。另外，他還強調美國需要在阿富汗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提供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金融體系，制訂一個統一的計劃來綜合統籌。美國政府採納了斯塔爾教授的計劃，2011年7月20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蕊·柯林頓在印度金奈首次對外宣布新絲綢之路計劃。隨後，美國國務院官員在多種場合闡述了美國的「新絲綢之路」。美國的官方文件認為，「2011年首次提出的新絲綢之路倡議，通過恢復被破壞的傳統貿易路線和重要基礎設施，使阿富汗進一步融入本地區。今天，阿富汗及其鄰國正引領這一關鍵領域，建設新的南北交通和貿易路線，重現歐亞大陸貫穿東西的活力。」儘管斯塔爾教授反對將「新絲綢之路」構想上升為地緣政治經濟戰略。 但是政府版「新絲綢之路」計劃依然有濃厚的地緣政治意味，明顯將俄羅斯、伊朗和中國排除在外，而且也面臨資金來源和印巴矛盾難以調節等困難。
2013年中國提出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其作為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的倡議。特別強調建設中的「五通」，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後來這「五通」再次概括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通西部通道，與中亞和歐洲實現經濟聯動，同時，也不乏戰略上的規劃，「絲綢之路經濟帶」意在擴展中國在西部疆域的戰略空間，緩解中國在東部受到的阻力。
（二）中俄美三國中亞戰略的差異
首先，三者的戰略意圖不同。普京的歐亞聯盟戰略目標絕不僅僅停留在經濟聯盟，還包括實現政治聯盟和軍事聯盟等。希望把歐亞聯盟打造成一個可以和美國、歐盟、中國抗衡的多極中的一極。普京上臺伊始就明確了恢復俄羅斯榮光的目標，提出：「俄羅斯唯一現實的選擇是選擇做強國，做強大而自信的國家。」俄羅斯歐亞聯盟的戰略目標就是鞏固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的絕對優勢，恢復俄羅斯強國地位。而美國推出新絲綢之路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為後阿富汗戰爭時代做準備，整合地區經濟，重做安排，使自己抽身阿富汗泥潭。新絲綢之路計劃不同於歐亞聯盟戰略，其不主張地區一體化，只關注地區經濟發展，同時刻意提高印度在此區域的地位。中國倡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以促進地區合作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邊與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在和平發展的旗幟下，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目的可以歸結為：擴大開放、支持中亞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與中亞各國人文交流和反恐合作等。相比較而言，前兩者地緣政治色彩更濃厚，並傾向於強化各自在中亞的勢力範圍。而中國的中亞戰略更多的是從經濟和社會發展角度出發，兼容性更強，更強調互惠互通和共同發展。
其次，三者開放程度不同。從涵蓋的地理範圍來看，俄羅斯的歐亞聯盟戰略覆蓋面僅限於前蘇聯地區。而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則主要針對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國，美國官方的解釋是「通過支持貿易和打開新的市場，連接阿富汗，中亞，巴基斯坦，印度等。」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點是「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等」。由此可見，中國的開放區域更為廣闊，包括歐亞大陸的主要國家，美國其次，而俄羅斯最窄。同時，從三者的開放區域看出來，絲綢之路經濟帶是東西合作模型，而新絲綢之路計劃是南北走向模型，歐亞聯盟是環形走向模型。
第三，三者合作形式不同。俄羅斯提出的歐亞聯盟是一個一體化組織，希望重組後蘇聯空間的國家，建立一個超國家的聯合體。普京在《消息報》上的文章指出，歐亞聯盟是更高程度、更深層次的實現獨立國協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是擁有超國家機構的主權國家的聯盟。歐亞聯盟的努力方向是建立一系列「硬機制」，包括法律機制、決策機制、組織機制等，以主導地區發展。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構想是：建設一個連接南亞、中亞和西亞的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網絡， 側重於一系列的項目合作。通過提出建設項目，鼓勵沿途各國進行開發合作。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既不同於歐亞聯盟，也不同於新絲綢之路計劃，其合作形式介於二者之間。既以雙邊和多邊合作組織為依託，設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又以項目為基礎，擴大經濟帶沿岸各國的交流與合作，建立全新的地區合作機制。
（三）三國中亞戰略引發的中亞地區權力格局變化
冷戰結束以來，中亞地區一直處於大國角力的態勢。近年來，中俄美各自拋出自己不同的中亞戰略，都在某種程度上對中亞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和中俄的戰略對接，正深刻地改變著中亞的權力格局，一種不等邊三角關係正在形成。
對俄羅斯而言，為了繼續維持自身在中亞地區的主導國地位，提出歐亞聯盟戰略，試圖重新凝聚獨立國協國家。但由於戰略乏力，希望藉助中國力量平衡美國影響。主要問題在於獨立國協其他成員國對此抱有一定的戒心，俄羅斯很難有大的突破。為確保自己在中亞的主導國地位，俄羅斯有意與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達成戰略對接，為中國在中亞地區開展經貿交流開綠燈。 這樣既平衡了美國在中亞的力量，控制了中亞國家，也可以參與中國在中亞的經濟合作，起到防範中國的作用。俄羅斯的「中亞準入政策」客觀上提升了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並促使中亞地區中俄美不等邊三角關係的形成。美國的中亞戰略中有意拉攏印度以制衡中俄，2014年歐巴馬總統和莫迪總理的會晤強調了美印合作的重要性：「美國促進與印度的聯繫，使貿易和能源更自由的流動。」美國希望可以通過拉攏印度來對抗中俄和伊朗，由於美國只是部分支持印度在此地區的戰略利益，無法滿足印度的需求，因此印度對此並不積極。尤其是美國在阿富汗問題上仰仗巴基斯坦的支持，也使得印度頗為不滿。在最新公布的阿富汗與南亞戰略(the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and South Asia)中，川普（Donald Trump）不僅表示不會撤出阿富汗，而且將同印度發展戰略夥伴關係，讓印度在阿富汗戰略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由此可見，美印關係的重要性不斷上升，而中亞地區的地位則相對下降。
對中國而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推行勢必對中亞權力格局的改變產生較大影響。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沒有在中亞地區擁有較大影響力。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雖然中國致力於加強與各方在反恐等領域的多邊合作，但是一直受到俄羅斯的牽制，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依然有限。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上升，與中亞各國的交往也日益增多，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也越來越多元化，除了反恐之外，能源、貿易、交通等領域都是中方關切的利益點。當前，「絲綢之路經濟帶」已經得到了一些中亞國家和沿途國家的歡迎，並已開始了一些實質性的合作，例如，「中國和俄羅斯正在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跨歐亞鐵路以及歐亞經濟聯盟對接，中俄達成歷史性的東線天然氣合作協議……中國與阿拉伯國家計劃開展絲綢之路文化之旅活動，中歐鐵路貨運班列快速發展。」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將加快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和反恐等多方面與中亞地區各國的戰略溝通，尤其是中國正在與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進行戰略對接，凸顯與中亞主導國力量之間的合作，將會不斷提升中國在該地區的地位和影響力。
三、中亞權力轉移的特殊性與中國策略選擇
隨著國際局勢的不斷變化，作為解釋工具的權力轉移理論也衍生出了新的內涵，以便擴大解釋力，更加適合國際關係發展的需要。中亞五國是中國的近鄰，是我國經濟發展和歐亞大開發戰略實施的重要區域，其豐富的能源儲藏是我國能源進口多元化和確保能源安全的保障條件之一。同時，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通道，中國與中亞地區的合作直接關係到「一帶一路」戰略的成敗得失，其重要性不容忽視。中亞權力轉移具有其特殊性，因勢利導地調整中國的中亞政策，對於確保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順利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一）權力轉移理論的嬗變
冷戰結束之後，區域問題成為研究的熱點，一些學者將「權力轉移理論」引入區域層面研究，探討區域的權力體系。其中，美國學者蘭姆克（Douglas Lemke）就提出了「多樣性等級模式」理論 (Multiple Hierarchy Model)，試圖研究區域層次的權力轉移現象。 他認為，權力轉移的現象不僅僅會出現在國際層面上，同時也會出現在地區層面上。例如，許多國家在區域層次的權力增加後，不會在全球層面上挑戰主導國，但是可能在區域層次挑戰地區強國，從而引發地區性戰爭。事實證明，冷戰後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解體，造成許多地區的權力真空，一些地區性強國頻頻動作，以爭奪更多的地區權力，導致了地區性動蕩。中東的伊拉克和伊朗、東南亞的越南等皆是如此，某種程度上會導致區域性權力轉移。
除此之外，金宇祥（Woosang Kim）也對權力轉移理論「否定均勢與同盟」的觀點進行了修正。奧根斯基的原有理論認為，權力轉移由國家自身的實力提升與下降決定，同盟並不是增加國家實力的手段。而金宇祥通過對歷史上的大國戰爭進行研究，質疑並修正了奧根斯基的觀點。他認為，大國間聯盟的組成和變化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改變了大國間的實力，而軍事聯盟更是如此，實力的組合使得權力猛增，導致權力轉移的可能性增加。 這一論斷增加了權力轉移理論的解釋範圍，同時也間接地接受了均勢和同盟思想，是追隨者對權力轉移理論做出的最大的修正。
（二）中亞權力轉移的特殊性
首先，出現了中俄聯手抗美的三方制衡局面。權力轉移理論否定均勢與同盟的作用，但是中亞地區的權力轉移藉助了準聯盟關係來進行。長期以來俄美在中亞爭霸，由於俄羅斯實力較弱，為保證自己的主導國地位，不得不引入「外在力量」——中國來平衡美國的實力。中國欲在中亞地區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也必須藉助俄羅斯的傳統勢力。2015年5月，中國和俄羅斯共同籤署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針對雙方的中亞發展戰略，聲明指出：「俄方支持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願與中方密切合作，推動落實該倡議。中方支持俄方積極推進歐亞經濟聯盟框架內一體化進程，並將啟動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方面的協議談判。」可見，中俄努力實現戰略對接以避免彼此發生衝突。由於中俄美三國在中亞地區各自戰略的差異和內涵的不同，三者均為「強國」，但是誰都無法取得絕對的主導地位，一種不等邊的三角關係正在形成，多方的介入和制衡使得共生、共存成為必然。
其次，大國間相互依賴與競爭關係並存。權力轉移理論的一大缺陷即忽視了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的相互依存。如前所述，中俄美三國的中亞戰略都有以經濟為支柱的內容。其實，三國在能源、交通和貿易等領域的戰略交叉，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使三方在中亞地區的合作，以增加在本地區的相互依賴程度。中國和俄羅斯已經開始進行戰略對接就是很好的例證，同時，俄羅斯也在積極承接美國在中亞的項目。總的來說，三國在中亞地區的合作可以作為權力轉移過程中的潤滑劑，緩解三者的矛盾。誠如美國助理國務卿琳恩M.特雷西（Lynne M. Tracy）所言：「我們也歡迎中國努力發展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包括習主席最近訪問期間宣布的項目。我們認為，這些努力都是相互促進，有利於中亞國家和阿富汗的。」「我們願意與中俄進行合作，來支持地區穩定。」
第三，崛起者或挑戰國的特殊性。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崛起國家，即強大但不滿意型的國家一定是挑戰國，而忽略了強大國家主觀圖變的重要性。中國在中亞地區扮演著新興大國的作用，但是中國的定位並不是挑戰國，而是建設者。美俄在中亞地區更加重視軍事部署與政治事務，而中國則一向以經貿合作為主，積極融入該地區建設，在能源、交通和貿易等方面的多邊合作中積極有為，這是中國對中亞外交政策的主要基點。同為中亞地區的後來者，與中國相比，美國則更加具有威脅性。正如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說，即便是最強國也可以是現狀的破壞者。
（三）中國在中亞「權力轉移」中的策略選擇
中國與中亞各國的機制化建設始於1996年的「上海五國」會晤機制，在此基礎上2001年正式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其宗旨是：「加強成員國之間的互相信任與睦鄰友好；鼓勵成員國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環保和其它領域的有效合作；聯合致力於維護和保障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向中亞地區的發展和融合勢在必行。「權力轉移」理論的秉持者們認為，這無疑將改變地區原有的力量架構，並挑戰現有的權力格局。由於「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實施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經濟、人文等方方面面的內容。中亞地區也歷來不是權力真空地帶，因此中國在推進經濟帶建設過程中，更須講究策略，審慎實施。
首先，秉持「親、誠、惠、容」原則，努力擴大與中亞各國的共識。中亞各國政治生態迥異、利益訴求多元，對於中國的友好程度不同，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因此，中國在推進項目時應統籌兼顧，綜合保障。要以道路和基礎設施建設為突破口，加快建設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D線和「雙西公路」哈薩克斯坦段等重大工程項目，切實造福沿線各國人民。此外，要加強公共外交，夯實民意基礎。與基礎設施建設相比，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的「民心相通」工程更為緊迫和重要。必須把實現民心相通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從國家戰略的層面進行頂層設計，統籌規劃。通過擴大留學生交流、加強旅遊合作、強化醫療合作、加強科技合作、發揮政黨與議會交流、加強民間組織交流等手段，不斷改善中國在中亞的國際形象，消除「中國威脅論」。
其次，要重視協調與俄羅斯的關係。中國與俄羅斯已經籤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雙方在中亞地區的戰略對接已經取得一定的進展。但是也有學者指出，目前中俄戰略對接缺乏具體的措施，具有一定的難度。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之後受到美歐的制裁，急需中國的戰略支持，而中國在中亞地區開展活動也必須得到俄羅斯的幫助。然而，中亞歷來是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俄羅斯對中國在中亞地區活動必然心存戒心，如果來自西方的壓力減小，也不排除調整與中國關係的可能性。因此，中國需要在推行「絲綢之路經濟帶」時，一方面要充分考慮俄羅斯的利益關切，建設中俄「利益共同體」；另一方面，也要儘快制定中國的中亞地緣戰略，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順利實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第三，要加強對川普政府新中亞政策走向的關注。川普入主白宮之後，主要精力放在處理國內的亂局上，外交事務中主要關注反恐與大國關係，無暇顧及中亞。但是，對於美國來說，中亞既是潛在的貿易夥伴，也是打擊恐怖主義的前沿。在「美國第一」的外交政策中，川普政府把反對恐怖主義作為最優先任務，有可能尋求與他國在中亞地區的安全合作。當選後的川普除了與美國的傳統盟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領導人立即直接通話外，還專門打電話給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在反恐、核不擴散和美俄關係等方面交換了意見，並表示此次通話「非常成功」。而最新版的阿富汗和南亞戰略顯示，美國有意拉印度在中亞與南亞制衡中國。面對中亞局勢可能存在的變數，中國須加強對美國中亞政策走向的關注，並及時制定新的應對策略。
最後，發揮和拓展上合組織的作用。上合組織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的安全保障，安全合作一直是其優先發展方向。中俄和中亞五國皆為上合組織成員，可以藉助上合組織的力量和現有成果深化彼此間合作。上合組織成立15年以來，在加強內部合作，聯合反恐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視的成績，但是總體而言，還存在一些不盡人意之處。例如，在經貿領域的合作推進緩慢，組織效率低下，應急能力也明顯不足。在區域安全公共物品供給意願和能力方面的欠缺，也使得它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挑戰並存的新形勢下，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上合組織有必要進一步轉變觀念，明確定位，通過推動成員國之間的戰略協調與政策溝通，提升公共物品供給水平與塑造組織認同等路徑，在地區合作中發揮更大作用。
結 論
權力轉移理論詮釋了世界格局轉換的規律，而區域權力轉移的理論修正則較微觀地解讀了一個地區力量格局重組與重建的過程。冷戰之後中亞地區歷經時代變遷，權力格局的不斷變化，既印證了這一理論的客觀性，也不斷豐富了它的內涵。隨著近年來俄羅斯、美國、中國三國中亞戰略的實施，尤其是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推進，中亞地區的權力格局出現了向中俄美不等邊三角關係方向的漸變，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得到了不斷提升。中國應該抓住時機，努力「走出去」，加強與中亞國家的政治互信、經貿往來、文化交流和社會交往等。同時，中國也要充分考慮川普政府對美俄關係、美印關係與中亞地區帶來的影響，做好中亞地區平衡者的角色，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面對中亞地區複雜的權力結構，中國應該尋找自身在本地區的準確定位，配合「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繼續擴大與各國的開放合作，以互利共贏為理念，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另外，要善於利用國際組織和機制來擴大自身影響力，加強文化交流，凝聚人心，提升中國在中亞地區的軟實力，夯實合作基礎，打造經得住考驗的「命運共同體」。
作者：劉長敏（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中國周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李益斌（中國政法大學2016級國際關係方向博士研究生）
載於《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