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美關係態勢影響著美國政府對臺政策。中美關係具有戰略性的轉折變化在2017年川普上臺後出現。美國戰略界主流和川普政府決策層認為中美建交以來的對華影響和接觸政策已經失敗，中國正在崛起中加快挑戰美國的權勢與霸權，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競爭為主的階段。與此伴隨的是，美國精英層充滿焦慮心理，對華強硬心態與政策主張佔據主導。在中美戰略競爭架構下，臺灣問題在美國對華政策議程中的位置提升，捲入到川普執政後美國國內民粹和選舉政治當中，親臺政治話語、論述在美國戰略和智庫界成為一個熱點。
（一）美臺實質關係提升的動因分析
第一，美國對中國遏制戰略需要將臺灣視為資產。歐巴馬執政後期，美國國內「棄臺論」銷聲匿跡，「挺臺論」成為美國戰略界和政策界的主流看法。在川普任內，共和黨對華戰略鷹派企圖動員美國全政府、全社會、全領域重視和應對所謂「中國威脅」，奉行統合國家意志與社會共識的對華遏制戰略。全政府是要整合外交、經濟、情報、執法、軍事等國家力量的全要素，增強美國對華長期戰略競爭的整合性與協同性。全社會是要集合社會各元素，包括各層級的政府、私營部門、組織和個人，支持美國實施對華競爭與遏制政策。全領域是從對華競爭的諸領域如貿易、科技、軍事、外交、社會、文化、意識形態、對外影響力等進行戰略動員和實施。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啟動了川普政府對華遏制戰略。2018年國防部制定和公布《國防戰略報告》，確立美國在應對大國競爭複雜安全環境下的國防戰略方向，將對華軍事能力競爭作為國防部重點工作。2021年1月12日，下臺前的川普政府解密2018年2月制定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文件。該戰略文件突出中美制度、模式和價值觀之爭，指導了川普政府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及反制中國經濟、對抗中國影響力的各項戰略和計劃等。其中涉及中國的重要戰略判斷包括：區域力量平衡變化將繼續驅動印太地區安全競爭；美中戰略競爭將持續，中國將規避國際規則和準則來獲得優勢；中國著眼於瓦解美國在區域的盟友和夥伴關係；中國經濟、外交、軍事影響力近期將繼續增加，挑戰美國能力；中國數位技術、信息控制和影響力行動將損害美國推廣價值觀和國家利益；中國將採取更強力步驟迫使與臺灣統一等。基此，《美國印太戰略框架》文件提出「美國要防衛第一島鏈，包括臺灣」。
美國對華戰略是影響對臺政策的重要因素。從美國國家戰略報告看，臺灣獲得了比歐巴馬時期更多的戰略重視。新冠疫情暴發以及川普政府應對失敗，導致美國染疫和死亡人數全球最高，2020年GDP萎縮3.3%，國內階級、種族矛盾進一步上升。這種情況下競選連任的川普，大幅升級對華強硬政策以掀動美國內部民粹主義，操作「臺灣牌」成為其一項重要選舉策略。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前，不少學者擔心川普可能伺機製造臺海事端（被媒體稱之為「十月驚奇」），驟然升高中美對抗、攪亂美國政治、推高反華民粹主義，以刺激和拉抬川普和共和黨的選情。選前川普政府一連串高官訪臺和對臺軍售被視為這種操作的表現。
第二，美國親臺政治力量推動作用。國會是美國親臺力量匯集地，隨著中美形成戰略競爭態勢，其對美國行政部門對臺政策的影響行動增多。川普上臺之初展現將臺灣作為交易籌碼的決策思維，曾引發親臺國會組織「臺灣連線」的擔憂。「臺灣連線」通過渲染反中意識形態，鼓吹促進美臺關係議程，特別是在2018年3月制定「與臺灣交往法」，規制了川普對臺考慮。「與臺灣交往法」的高票通過增加了「臺灣連線」和蔡英文當局以立法手段提升美臺實質關係、虛化「一個中國政策」的期望值。隨著2020年疫情疊加中美戰略對抗，美國國會頻繁拋出涉臺法律草案。
2020年3月26日通過的「臺北法案」是川普任內繼「與臺灣交往法」之後第二個專門針對臺灣問題的「法律」，全面支持臺灣當局拓展所謂「國際空間」。2020年12月21日，美國國會在通過《2021財年聯邦政府綜合撥款法案》（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2021）時夾帶通過《2020年臺灣保證法》（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20），其中相關條款敦促美國國務卿檢視和去除國務院「對臺交往準則」。此外，2020年由國會提出但未能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草案主要有：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推出「臺灣防衛法（Taiwan Defense Act）」草案，要求保持美國阻止中國大陸對臺灣實施「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行動的能力，目的是長期維持臺灣「事實獨立」、海峽兩岸「不統」狀態。參議員馬基（Edward Markey）、盧比奧（Marco Rubio）等提出「臺灣研究獎學金（Taiwan Fellowship Act）」草案，推動美國聯邦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人員赴臺灣學習、工作，加強美臺「戰略夥伴關係」。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拋出「臺灣主權象徵法（Taiwan Symbols of Sovereignty Act）」草案，允許臺灣訪問美國的政要和軍事人員展示「主權符號」或「穿著軍服」。參議員盧比奧提出「臺灣關係強化法案（Taiwan Relations Reinforcement Act）」草案，旨在從外交、軍事、商業領域提升美臺關係。眾議員邁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贊成終結美國傳統「戰略模糊」政策，改成「戰略清晰」，給予協防臺灣的承諾。2020年9月底，共和黨眾議院「中國任務小組（China Task Force）」公布報告，向美國行政部門提出啟動美臺貿易談判和允許臺灣駐美國代表機構更名為「臺灣代表處」等建議。
「臺灣連線」在2021年1月新成立的第117屆國會仍有相當規模，繼續使用立法權影響和推動拜登政府對臺政策。如眾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貝拉（Ami Bera）、眾議員柯蒂斯（John Curtis）提出「臺灣國際團結法（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草案，挑釁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2758號決議[]。「臺灣連線」共同主席、眾議員夏伯特（Steve Chabot）提出「臺灣外交檢討法（Taiwan Diplomatic Review Act）」草案，要求將臺灣駐美機構正名為「臺灣代表處」、「美國在臺協會」（AIT）臺北辦事處處長的任命須經美國參議院通過，並為臺灣駐美國官員創立專用籤證，加強美臺關係[]。從近些年美國涉臺法律的通過情況，以及法律草案內容轉化為政策的方向看，美國國會對美臺關係的影響力和塑造力獲得明顯提升。
第三，蔡英文當局對美國「一邊倒」政策。2016年5月以來，民進黨執政和全面控制島內政經社會，以對美國「一邊倒」政策壓制島內「親美和陸」的平衡主張，利用臺美實質關係升級鞏固蔡英文執政地位、拓展臺灣「國際活動空間」和推行「去中國化」、「臺灣正名」等「漸進式臺獨」。2020年1月蔡英文以獲得817萬張選票贏得連任後，表示「臺美之間已經從雙邊夥伴關係，升級成全球合作夥伴」，繼續宣揚「臺灣位處東亞第一島鏈重要樞紐，是民主國家對抗專制政體的最前線」，支持美國霸權和西方價值體系構建的「國際秩序」。對於中國強勁的科研投入，科技創新轉化為商業產品的強大能力，以5G、新基建為主的科技產品對外輸出及搶佔國際市場，川普政府單方面發動對華貿易戰、科技戰，推動中美科技脫鉤儼然成為美國重新贏得對華戰略競爭優勢的手段。新冠疫情暴發以來，蔡英文當局配合川普政府「印太戰略」，升級「聯美抗中」姿態，聲稱在經貿、科技、安全問題上發揮「關鍵作用」。美國將臺灣作為重要「經濟與安全夥伴」，要求臺灣在科技、5G、供應鏈、投資審查、醫療產業等領域以美國政策為導向。2020年7月美國國務院提出「5G清潔網絡（5G Clean Networks）」，禁用一切被認為「不可信」的IT供應商（包括中興和華為）通過包括傳輸、控制、計算或存儲設備在內的方式接入任何國家和運營商的5G網絡。臺灣被納入美國打造的「清潔國家聯盟」，加快推動臺美半導體產業合作，要求臺積電赴美設廠。2020年3月18日，臺灣涉外部門與「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發表「臺美防疫合作聯合聲明」，構建雙方防疫夥伴關係架構。蔡英文當局不顧島內社會民意反對，宣布2021年起開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國豬肉進口，亦是展現對美國「一邊倒」政策和增強臺美關係動力的政治操作。
（二）美臺關係面臨的限制性因素
2020年新冠疫情與美國總統選舉相互交織與作用，導致中美關係螺旋式下滑，在川普任內美臺關係似乎出現與中美關係逐步脫離的現象，引發長期觀察中美關係與臺灣問題的政策界與學術界的擔憂。在中美大國戰略競爭的歷史階段，中國國家統一問題無疑是中美競鬥的關鍵場域，也是測試和影響中美關係的重大戰略性變量。受中美關係競爭性、對抗性因素擴大的作用，美臺關係會獲得一定提升的動能，但仍將繼續面臨諸多制約。
第一，美國霸權相對削弱限制其介入臺海的戰略能力。川普政府將中國定位為對美國霸權構成系統性挑戰的戰略競爭對手，中美大國競爭與對抗的關係大於接觸與合作的關係。美國戰略界、政策界和跨黨派精英多認為臺灣日益進入中美戰略博弈與競爭的前沿地帶，海峽兩岸實力對比幾乎決定性地有利於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推動國家統一的意志、信心與能力大幅增強，因此美國傳統意義上維持臺海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架構面臨新挑戰。從川普時期開始，美國採取強化美臺關係對衝兩岸關係和大陸影響力的做法，以期維持臺灣長期「事實獨立存在」的所謂現狀。但從當前美國戰略界的判斷來看，美國從軍事上介入臺海的風險與成本已經大幅升高，減弱了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傳統威懾效應。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美在臺灣問題上達成的諒解與政策，客觀上穩定了臺海和亞太地區安全局勢，美國若拆解這一架構，例如放棄或實質修改「一個中國政策」，公開賦予美臺官方關係定位，逾越中美關係的底線打「臺灣牌」，製造美國軍艦停泊臺灣港口等重大事變，不僅將毀壞中美關係政治基礎，更危險的是將導致臺海和亞太安全形勢急劇惡化，形成高壓測試美國戰略能力和信譽的局面。而這並不是美國戰略界和政策界所樂見的結果。
第二，中國大陸有穩控臺海局勢的戰略意志與能力。從經濟、科技、貿易、軍事、國內治理和領導力等諸層面比較看，中國整體戰略競爭力繼續上行。新冠疫情疊加中美博弈，中國通過制度優勢和國內團結贏得防疫戰略主動權，有利於維護改革、發展和穩定大局，爭取更大的戰略空間與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觀察川普政府調整「一個中國政策」，採取一種快速「切香腸」方式，侵蝕一個中國原則的邊界，測試中國大陸在涉臺問題上的容忍程度。對美國而言，「切香腸」策略的有利之處在於，它不是一步到位衝擊中國的政策紅線，避免引發一場臺海危機或軍事衝突，而是逐步將美臺關係往上拉抬，不斷地製造美臺實質關係的突破，對中國進行牽制和騷擾。在川普政府利用疫情升級打「臺灣牌」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大陸有理、有力應對，不僅維護了臺海局勢總體穩定，而且積極形塑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格局。在2020年阿扎、克拉奇訪臺事件發生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強調「美方有關行徑，也將進一步損害中美在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美方必須為此承擔完全責任」。這一表態的意涵是，美國政府介入臺灣問題、頻繁打「臺灣牌」嚴重傷害中美互信，中方在美國關切的重大國際地區事務上必會採取對應的舉措。針對川普政府常態化對臺軍售，2020年10月26日中國外交部宣布，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中方決定採取必要措施，對參與對臺軍售的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防務、雷神等美國企業以及在售臺武器過程中發揮惡劣作用的美國有關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中國大陸還多軍種多方向成體系出動兵力，在臺灣海峽及南北兩端連續組織實戰化演練，進一步檢驗提升多軍種聯合作戰能力，並且點明是針對當前臺海安全形勢和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意志和能力，震懾、壓制了川普政府打「臺灣牌」的程度、烈度和冒險性。
第三，「臺獨」政權「倚美抗中」受到島內民意牽制。曾擔任川普國安顧問的博爾頓在《事發之室：白宮回憶錄》一書中，曝光川普將臺灣比喻成無足輕重的「筆尖」，印證了島內社會對美國把臺灣「棋子化」「籌碼化」的擔憂。2021年3月臺灣國際戰略學會與臺灣國際研究學會公布一份「拜登新局與臺海安全」民意調查，在被問到「美國是否真心幫助臺灣」時，僅有21.3%島內受訪者認為「是真誠的」，61.1%的人則認為美國「想利用臺灣」。可見，島內政治人物「親美」與島內民間社會「疑美」共存。臺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關於島內統「獨」民調顯示，目前50%以上的島內民眾傾向於廣義的「維持現狀」，即「永遠維持現狀」或「維持現狀再決定」。選擇傾向「獨立」的比例在蔡英文任內有所上升，但沒有改變「維持現狀」的主體民意結構。臺灣地區上述社情民意並不能夠支撐蔡英文當局「倚美抗中」挑釁中國大陸根本紅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