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銀棟1,徐英1,謝彥君2,3
(1.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內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2.海南大學旅遊學院,海南海口 570228;3.海南大學旅遊體驗研究與設計中心,海南海口 570228)
引言徒步旅遊在西方發達國家,如德國、美國、英國等地獲得了快速發展。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口素質的提高,以及現代生活方式對人的異化,人們對健康越來越重視,並渴望通過接觸、回歸大自然,來獲取身心的休養與調節[1]。德國的徒步旅遊人數已佔總人口的一半以上[2],美國戶外運動的參與人數已接近一半。徒步在西方已成為普通公眾的一種生活方式。相對而言,我國的徒步旅遊起步較晚,受「長江漂流」等民間探險及野外科考活動的影響,並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而逐漸普及。目前,全國各地的徒步組織與徒步大會不斷增加[3],但相應的徒步旅遊研究則發展緩慢[4],並且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於概念探討、產品開發、區域旅遊發展和鄉村徒步旅遊等層面,整體來看,關於現象描述與對策提出的表層研究較多[5],關於旅遊體驗等基礎理論的探討仍然較少,並且已有理論探討的深度也有待進一步發掘[6]。
在儀式研究領域,隨著學界對儀式認識的不斷深化,儀式研究開始突破人類學的宗教範疇,不斷拓展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這一發展背景下,Graburn 於20 世紀80 年代初提出旅遊儀式論[7],主要關注旅遊作為一種儀式所產生的旅遊體驗。相應地,國內相關研究在歷經30餘載的引介、述評[8-11]之後,開始關注儀式理論在旅遊體驗領域的延伸與拓展,並將儀式領域的「互動儀式」「反結構」「共睦態」等概念與旅遊體驗領域的「旅遊場」「旅遊情境」「旅遊氛圍」等概念相結合[12-13],使相關研究得到了初步深化,但目前關於儀式理論中的「通過儀式」「反結構」等範疇在旅遊情境中的深度詮釋及旅遊儀式論內生理論體系的完善仍存在較大的發掘空間。
基於以上兩方面的問題,本文嘗試從儀式的視角對徒步旅遊體驗的理論內涵進行剖析,從而揭示徒步旅遊的「深度性」所在,明晰「自虐一族」「苦行僧」的痛並快樂的內在涵義,同時推動旅遊儀式論中「通過儀式」的範疇發展。
1 文獻評述與問題聚焦1.1 徒步旅遊體驗徒步作為人類個體重新找回與自然相連接的獨特且有效的戶外運動,在西方已成為人們追尋個體幸福和身心快樂的一種方式[14-15],並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研討。
國外有關徒步的研究涉及多種主題。按照Nordbø等[16]的歸納,大體可以分為4大主題:(1)環境影響和保護問題,包括徒步對環境的影響[17]、自然災害對旅遊者徒步體驗感知的影響、徒步與環境的關係等;(2)醫藥和健康問題,包括徒步對脆弱人群的影響、與徒步相關的疾病和傷害、徒步者的營養等;(3)風景規劃和管理問題,包括徒步道和徒步設施的規劃與管理[18]、徒步者的監管[19-20]、空間競爭問題等;(4)徒步旅遊體驗和行為,包括徒步旅遊的動機、需求和意義建構等問題。從問題的廣延性來看,徒步研究已經屬於一個跨學科問題域。
單就徒步旅遊體驗方面而言,多數研究所依賴的理論主要來自旅遊學的一些傳統理論模型,其中,尤以旅遊動機的相關理論最為顯著。例如Riley指出,徒步者通過徒步旅行的方式暫時逃避社會和工作上的壓力,他們旅行的重要動機之一是追求自我獨立、自我成長和升華[21]。Svarstad將徒步旅遊的動機分為3類:一是休閒,主要指在徒步中獲得身心放鬆;二是簡單的戶外語境(the simple outdoors discourse),指生活在對現代社會的批評之外,逃離現代都市與生活方式,回歸自然環境;三是歸屬感,是指回歸舊有鄉村生活方式,找到歸屬感[22]。Collins-Kreiner等則主張,徒步旅遊在動機上分為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與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前者強調個人層面的價值和意義,後者強調對某種社會價值觀的鞏固[23]。這些表述都包含了現代人在城市化推進中,重新找回人與自然的聯結[24],提升個人快樂與幸福[25]。
而在具體的徒步旅遊體驗構成維度上,Shaffer認為徒步旅遊是美國年輕人的一種必修成人儀式,是擴大視野與自我教育的一種方式,但並未對這種儀式的內涵進行進一步劃分[26]。Hockett等通過對澳大利亞格蘭屏國家公園徒步者的研究發現,有兩個關鍵維度影響徒步體驗,分別為地理因素(geographicfactor,G-factor)和心理因素(psychologic-factor,Pfactor)。儘管在該文中作者並未加以明確,但該維度劃分仍能給人這樣的啟發:地理因素涵蓋所有影響徒步體驗的環境元素,是一種外部力量的幹涉性浸入;心理因素則專指體驗者個體基於內在生理和心理條件所形成的影響其體驗的因素,是一種內生性的自組織力量,反映了個體認知對個人心理特質和經驗的依賴。顯然,徒步者的徒步體驗是通過徒步者與地理空間環境的互動及浸入而表現出的對內心深處的、即時的感情和情感的凸顯[27]。這一結論,事實上也呼應了格式塔心理學對旅遊體驗的解釋:旅遊體驗是處在物理場中的體驗者通過將其心理場融入物理場從而構建一個動態的心物場而展開的身心浸入過程[28]。但目前對徒步旅遊體驗的關注,仍缺少從這一視角切入,這也成為本文範疇建構的一個基本立足點。
另外,人們也注意到,徒步體驗的過程並不是靜止的,這一點可以藉助傳統的體驗理論模型加以解釋。Hulliv 等的研究認為,人們不只是渴求單一的體驗結果,而是「想度過一個有興奮高潮點綴的一系列的放鬆感受」[29]。Lee 和Shafer 也認為,體驗「是動態的,通過參與者沉浸在情感和認知層面的互動過程而產生」[30],這與Patterson等用體驗模型來表達體驗的變化過程的宗旨是一致的[31]。Borrie等則進一步指出,在場體驗由3個不同的階段組成:進入(entry)、沉浸(immersion)和退出(exit)[32],雖然這種體驗常和荒野體驗相關,但並不局限於荒野。Breejen對具有不同經驗的長途徒步者的研究發現,經驗豐富的徒步者,其愉悅感水平在整個徒步過程中保持很高水平,且變動不大;中等水平的(intermediate)徒步者的愉悅感變化恰與在場體驗的三階段模型一致,經歷了進入(愉悅度低)、沉浸(愉悅度高)和退出(愉悅度低)3 個階段;而初級水平(beginner)的徒步者的愉悅感變化幅度最大,甚至在徒步結束時仍保持極高的愉悅感上升水平[33]。這一結論清晰地闡釋了徒步體驗的動態性、多階段性及其發生學上的自然屬性[34-35]。不過,人們就徒步體驗的這種特性的研究,往往還沒有走向實證的層面,對這些特性的內在機理還缺乏深刻的解剖。正如Spencer等所指出的那樣,有關徒步旅行者的行為特徵的研究仍然特別欠缺[36]。顯然,徒步旅遊作為一種特殊的深度旅遊體驗,對其體驗過程的動態變化展開研究,有利於豐富相關領域的知識內涵。這一認識也構成筆者展開本論題研究的基本動力。
此外,很多研究還將討論的重點放在徒步旅行的高峰體驗及其獲得途徑方面。Ewert等指出,戶外活動的冒險行為因其不確定性及潛在的傷害本質,反而可能給體驗者帶來強烈的認知及情感融入[37-38]。在這種活動中,參與者只要將注意力集中於當下,將其他可能分心的事排除在外,便可增強控制感,體驗活動也會自發地、輕鬆地展開,無需意識的介入[39]。Robinson 也認為,結果具有不確定性的探險旅遊可以激起參與者強烈的知覺和情感喚起[40]。顯然,這些體驗在徒步旅遊的特殊情境(如迷路、受傷)中時有發生。不過,大量研究表明,徒步的真正魅力在於旅途中困難的克服和旅行終點的抵達。例如,Breejen在對蘇格蘭西部高地之路的徒步研究發現,徒步者的愉悅體驗一般是在行程的最後達到高潮[33]。但現有研究仍缺少對徒步旅遊高峰體驗的系統論述,尤其是對徒步旅遊中個體、群體高峰體驗的分類闡述,因而本文將就此展開討論。
雖然,徒步體驗的主要過程是一種在場體驗,但同時也是一種能夠對體驗主體產生顯著後續效應並且與不同情境有關的體驗。在這方面,Vidon和Rickly 通過對徒步和攀巖旅遊者的研究發現,在接觸大自然的活動中,可以有效降低人的焦慮感及疏離感[41],重拾與人交往、與大自然接觸的親密感與歸屬感,重新發現生命的意義和激情。這一認識框架本質上是基於這樣的本體論觀點:人類的存在性本真(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常與存在性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相伴隨[42],正是本真性的虛幻性(the fantasy of authenticity)這種矛盾的辯證性關係,讓人們永久地保持著對存在性本真的尋求。因此,藉助徒步旅行體驗所獲得的存在性本真體驗,自然會消解個體的存在性焦慮,重獲生命的意義和價值。Vidon 和Rickly 的研究還指出,在徒步中有些徒步者會故意離開步道(off trail),以便在刻意的迷失(lost)中找回自我[41],這與徒步旅遊的特殊情境有關,並且徒步者在不同的情境中往往對同一體驗會有不同的描述。例如某些與徒步過程相伴隨的焦慮感或痛苦感,在徒步後回憶起來又每每覺得有趣,並被視為某種生命力的表現。這種情況廣泛存在於徒步現象中,說明對徒步體驗的研究需要結合在場體驗與事後回憶兩種方式,也需要對其中獨特的迷失或尋求未知的體驗進行分析。
可以說,徒步旅遊在國外旅遊學術界所獲得的關注在規模上已經構成了旅遊研究的重要一脈。不過,這種情況在國內的旅遊研究中還有一定差距。儘管徒步旅遊作為自助旅遊的一種,受到越來越多國內遊客的歡迎,並形成了相當可觀的規模,但與此不相協調的是,學術界對徒步旅遊的研究則開始較晚,遲至2003年才開始出現有關徒步的學術文獻[2,4,43-44]。通觀這些文獻,不難發現,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45-46]、徒步旅遊線路開發[47-48]、鄉村徒步旅遊發展[49-50]、徒步旅遊的安全體系建設[51-52]以及具體案例地對策研究[53]等問題域,並且以規範性的對策研究為主。在這些研究中,觸及理論問題的一些討論,其主要的關注點集中在徒步旅遊的參與性和體驗性、運動健身、自助性和生態環保[2]等幾個方面,強調徒步旅遊者在走近自然或原始人文景觀的過程中,通過身體上的深度體驗來獲取精神上的愉悅,以及身體的鍛鍊和意志的磨練。在這方面(也包括背包旅遊中的徒步旅遊研究),黃向對國內外徒步旅遊發展特點的比較[45],肖勝和基於需求層次的徒步旅遊動機與體驗效應分析[54],餘志遠將背包旅遊體驗視為一種成己之路[55],金喬對中國徒步旅遊的整體回顧[2],謝彥君和樊友猛在身體視角下的徒步旅遊體驗研究[56],朱璇對中西方背包客真實性體驗的對比[57],李萍等對徒步旅遊滿意度的研究[58]等,取得了較為深刻和新穎的成果,成為徒步旅遊、背包旅遊研究領域中的先行者。不過,由於徒步旅遊領域總體上仍然是規範性研究居多,關於徒步旅遊體驗的基礎理論研究還很缺乏,甚至存在將徒步旅遊簡單地當做背包旅遊、自助旅遊的一種形式看待的現象[5],因此,有關嚴格意義上的徒步旅遊體驗的理論探討仍處於匱乏狀態。
基於這種情況,本文特別地將研究問題集中於對徒步旅遊所引起的個人體驗、人際交往方面,對兩類徒步旅遊體驗進行理論探討。
1.2 儀式與旅遊體驗Graburn 率先將儀式納入旅遊體驗的理論範疇,並從儀式的視角出發對旅遊動機、旅遊本質及意義、旅遊體驗進行研究,把旅遊視為一種「神聖的儀式」,使人身心得到休養與恢復,並通過打破日常生活的等級、規矩約束,實現對例行生活的彌補[7]。隨後,國外學者對旅遊儀式論做了相應的案例分析與理論闡釋。Gottlieb認為,逆轉現象普遍存在於美國度假者中,中上及中下層級的度假者渴望在旅遊中做一天王后或國王,中上及上層階級則期待在旅遊 中 做 一 天 農 民[59]。Ravenscroft 和Matteucci 研 究了西班牙聖佛明奔牛節中遊客及本地居民對日常生活的逆轉行為,人們可以安全自由地做出離經叛道的行為而不會被認為不合規矩[60]。Harris 和Wilson認為,女士單獨旅行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異託邦,它提供了一個通過修正做女人意味著什麼的腳本來超越或違反性別意識形態[61]。此外,還包括遊船租賃旅遊者[62]、沙灘度假旅遊地[63]、酒店旅遊[64]等的研究都屬於旅遊儀式論中逆轉現象的討論。也有學者關注旅遊中的儀式性閾限體驗,Fairley 研究了追隨專業體育團隊的粉絲群體的汽車旅遊,因為匿名性的原因,群體成員交流的方式與日常生活不同,同時也更樂於嘗試日常生活中不會嘗試的事物,這種類閾限的特徵使日常社會習俗被中斷,讓個人有機會嘗試扮演不同角色[65]。Preston-Whyte認為,閾限階段是無法確定、難以捉摸且模糊的,它處於超越正常社會、文化限制的類中間空間,旅遊者在這些空間裡可以發現短暫的自由片刻[66]。Pritchard和Morgan研究發現,受到匿名性、浪漫、冒險因素的影響,酒店也是一個超越時間、空間的短暫中間地帶,旅遊者可以脫離日常限制與義務,在這裡正常的社會規則和義務被拋棄,旅遊者會隨意使用、丟棄毛巾,在床上偷吃東西[64]。此外,還有關於旅遊中儀式的真實性[67]、神聖性[68]等問題的探討。
國內學者於20 世紀末開始對旅遊儀式論進行大規模的引介[8]、述評[9],隨後也有學者做了拓展性解讀[69],並初步嘗試進行理論探索與推進,並將研究範疇延伸至空間性[11]、互動儀式[12]、共睦態[13]等層面,但關於通過儀式理論在旅遊體驗中的延伸等的探討仍然極其有限,相關研究仍然局限於通過儀式的三段論。因而,本文嘗試通過對徒步旅遊體驗的研究,對其中的通過儀式內涵進行挖掘與整理,從而促進對旅遊儀式論範疇下通過儀式的認識。
2 研究設計2.1 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的方法對所獲得的材料進行分析。紮根理論是由Glaser 等[70]於1967 年提出,經由Glaser[71]、Strauss[72]以及Strauss和Corbin[73-74]的發展而逐漸完善的一種在經驗材料搜集與分析的基礎上建立理論的質性研究方法。相對於定量研究通常採取的演繹邏輯,該方法更加注重歸納法意義上的「發現邏輯」而非演繹法意義上的「驗證邏輯」[75]。因此,也更適合對徒步旅遊體驗的複雜情境以及相應的人際互動進行探索性闡釋。在操作過程中,首先針對徒步旅遊者的徒步體驗過程尤其是關鍵情境和顯著人際互動過程進行深度訪談,獲得豐富的訪談文本資料,然後,根據這些材料,依循紮根理論的資料處理策略進行三級編碼,最終依據這些編碼結果進行理論描述和抽象。
2.2 研究對象的確定與數據收集西藏位處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000 米以上,素有「地球第三極」之稱。因長期的交通阻礙,西藏保留了原始無汙染的自然環境及善良淳樸的人文氛圍,以其「地球上最後一片淨土」[76]的想像與定位,吸引著大批現代社會的旅遊者前去找尋現代社會所缺失的自然與人文的真實,西藏旅遊甚至被稱為一種「世俗的朝聖」[77]而廣受歡迎。很多徒步旅遊者被西藏天然原始的自然景觀以及虔誠淳樸的民俗風情所吸引,用雙腳丈量大地,通過各種考驗,從而實現去往「一生必去的旅遊目的地」這一心理夙願。然而,典型的西藏徒步旅遊對於個人或群體具有何種精神意義,對於徒步旅遊體驗又有哪些理論啟示,值得深究。
拉薩是西藏的交通樞紐,也是大多數遊客往返西藏的中轉點,山南是藏文化與藏民族的發源地,擁有眾多號稱西藏第一的寺廟及拉姆拉錯、羊卓雍錯等自然景點。為了深入參與觀察西藏的自然、宗教、人文景觀,同時大量接觸徒步遊客,本研究小組分別於2017年9月25日—10月21日、2018年8月4日—30日對西藏的拉薩、山南進行了為期52天的調查。除走訪西藏知名的自然、人文景點,對西藏旅遊概況形成初步認識外,重點對拉薩東措青年旅社、西措青年旅社、平措青年旅社、塵埃落定青年旅社、安久拉青年旅社、南措之風等10 餘處青年旅社以及八廓街、大昭寺、布達拉宮廣場等遊客聚集地的徒步旅遊者進行了長度為0.5~2 小時不等的深度訪談,並在獲得受訪對象同意的情況下進行錄音。其中,首次調研對15 位徒步旅遊者進行了訪談,二次調研對31 位徒步旅遊者進行了訪談,最終共獲得46個訪談樣本(在文內用H,即Hiker進行編號)。整體來看,徒步者中男性25人,女性21人,年齡涵蓋70 後至90 後,地域覆蓋廣泛,包含來自四川、重慶、江蘇、浙江和廣東等不同省市,職業包括公司職員、學生、自由職業者、企事業單位人員等,涵蓋了主要代表性職業。將訪談錄音轉化成文本後,共獲得46 篇19 萬字的訪談文本,其中,40 篇用於編碼,6篇用於飽和度檢驗。
受訪者的徒步路線主要分為3 大類:第一類,西藏墨脫徒步。墨脫徒步線路號稱中國十大徒步線路之首,全程78千米,途中要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多雄拉雪山,穿過螞蟥區,並要隨時做好應對塌方、泥石流的準備,但隨著墨脫公路的開通,這條線路也將逐漸消失。第二類,岡仁波齊轉山徒步:岡仁波齊是苯教、藏傳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公認的世界中心,每年吸引大量朝拜者前來朝聖,全程56千米,他們用徒步或磕長頭的方式走完全程,表達對神山的崇敬,神山每年吸引大量旅遊者前來轉山觀光,徒步者需適應平均海拔5000 米以上的高海拔所帶來的高原反應。第三類,甘丹寺-桑耶寺徒步:甘丹寺-桑耶寺連接了兩座著名的寺院,曾有僧人、藏民徒步的足跡,是著名的朝聖之路,途中經過河谷、溼地、雅魯藏布江等不同景觀,對旅遊者來說是一條有宗教意義的徒步朝聖之路。由於受訪者徒步線路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基於長距離徒步者(即徒步距離在50 千米以上的徒步者)來展開對徒步旅遊的強烈旅遊體驗、增強體質、錘鍊意志等特性的研究[45]。
3 範疇挖掘與模型構建3.1 開放性編碼紮根理論所使用的編碼技術,是將資料予以分解、檢視、比較、概念化和範疇化的過程[78],其間包含著開放性編碼、主軸性編碼和選擇性編碼3 個階段。在開放性編碼階段,首先要求對原始材料逐句、逐行、逐段地分析,通過仔細檢閱,從資料中發現可以表徵概念類屬的各個意義單元(即原始符碼)並加以標註[79],同時,為這些原始符碼取名字形成概念。通過對訪談材料進行兩次開放性編碼及兩次小組討論,逐漸刪除無意義的概念,將最能體現徒步旅遊特徵的概念予以合併、聚攏、收斂,最終得到376 個基本概念。接下來,通過比較概念間的異同,將指涉同一現象的概念聚攏起來[80],並根據概念之間的屬性、結構、邏輯關係,將相同屬性的概念歸入同一範疇之下,最終抽象出16個範疇,分別為:原始生存體驗、記憶刺點、未知體驗、沉浸體驗、在場流動性體驗、「成癮」體驗、環境逆轉、活動逆轉、人際逆轉、精神狀態逆轉、互助氛圍、群體激勵、本性暴露、熟悉/陌生人際變化、個人成長和人際成長。開放性編碼示例如表1所示。
表1 開放性編碼示例
Tab.1 Example of open coding
主軸編碼是對開放性編碼所形成的分散、模糊的範疇進行進一步聯結、整合的過程,通過對開放性編碼所形成範疇的不斷比較,根據原有範疇的相互關係及邏輯次序[81],進一步合併類聚,提取主要範疇。同時,返回文本,用原始材料進行反覆驗證,使其能真實、有效地反映實際資料的主題。通過持續比較與不斷問問題的方法,將16個範疇進一步歸納為4 個主範疇:個體通過、逆轉閾限、人際通過和成長體驗。各個主範疇與下位範疇及所包含概念的關係如表2所示。
表2 主軸編碼分析
Tab.2 Spindle coding analysis
選擇性編碼是挖掘核心範疇,建立其與其他主範疇、範疇間的聯繫,並以故事線形式表達整個現象與脈絡,最終建構新的理論架構,並逐漸得出命題性結論。分析上文得出的主範疇及其間關係,本研究確定核心範疇為:通過儀式。圍繞核心範疇的故事線可以總結為:徒步旅遊是一種在逆轉閾限中發生,包含個體通過與人際通過的成長型通過儀式,由此本研究可以構建一個新的由通過儀式主導的徒步旅遊體驗模型(圖1)。
圖1 通過儀式:徒步旅遊體驗模型
Fig.1 Rite of passage:Hiking tour experience model
具體來看,徒步旅遊因其深度體驗特徵,包含了個體與人際兩種通過。在個體通過層面,個人通過脫離現代社會提供的便利,在行走、求生等原始生存的逆轉閾限體驗中,感到活著,獲得身心平衡與滿足。突發事件與極端氣候帶來的衝擊,形成記憶刺點,讓人印象深刻。迷路、泥石流等未知事件刺激身心,但又帶來自我拓寬,構成未知體驗。在專註腳下的徒步中,個體也投身在各類身體痛感、情緒滌蕩中挑戰自我,獲得沉浸體驗。以上這幾類體驗,都包含於在場流動性體驗的預備進入、身心沉浸、極度消耗、完成時刻、退出階段等不同時段。在個體的各類深度體驗中,極易達到「暢爽」的個體高峰體驗,這種高峰體驗推動形成行為慣性,並使徒步者「成癮」。正是通過以上種種典型的個體體驗,個人收穫認知、情感、意志等不同層面的成長,從而實現徒步中的個體通過儀式。
在人際通過層面,徒步群體內常共享互助氛圍與群體激勵,這樣的體驗不同於日常生活環境,表現出人際交往在等級、關係等層面的逆轉,也正是在這種逆轉的閾限中,個人暴露出本性的自我,從而發生熟悉/陌生的人際關係變動。在徒步群體內也常常共享群體交往中的平等、團結、息息相通、榮辱與共的「共睦態」群體高峰體驗,這也是徒步者「成癮」的一個因素。在經歷以上種種典型的群體互動體驗後,徒步群體獲得人際關係上的或積極或消極的成長,從而實現徒步中的人際通過儀式。
總之,個體通過與人際通過是通過儀式的表現形式,逆轉閾限是通過儀式發生的場域特徵,個人成長與人際成長是通過儀式最終達成的目標。可見,通過儀式的核心範疇起到了統領各個主範疇的作用。
最後,用剩餘6篇訪談文本對建構的模型進行飽和度檢驗,沒有新的範疇和關係產生,說明關於徒步旅遊作為一種通過儀式的模型已經發展得較為豐富,因此,本研究構建的模型已經達到理論飽和。
4 通過儀式:徒步旅遊體驗的探討法國民族學家Gennep 最早提出「通過儀式」概念來強調人在社會中的階段性通過,他認為「分離-過渡-組合」這一普適性的儀式分析模式可以用來分析人在社會生活中的階段性變化[82]。美國人類學家Turner 深化了其中的閾限(過渡)階段分析,提出了共睦態、反結構、逆轉等概念,他認為反結構、逆轉是一種對社會結構人為束縛的釋放,它們可以為結構生活注入活力,社會生活正是在結構-反結構間循環往復[83]。此後,Graburn將儀式理論引入旅遊研究,提出了「神聖遊程」的旅遊儀式論,認為旅遊如同一種儀式化停頓,可以為日常生活的規矩、單調帶來彌補與平衡[84],旅遊又如同一種通過儀式,過去傳統儀式的許多功能由旅遊來代替,如畢業旅遊、新婚旅遊、辭職旅遊等代替了原有的某些階段性通過儀式。但目前,關於旅遊中通過儀式的探討仍然有限,本文擬在現有儀式理論的基礎上,結合對徒步旅遊體驗的紮根理論分析,對旅遊中的通過儀式在範疇、命題上作進一步的構建和推動。
4.1 個體通過儀式個體通過儀式是在個體脫離原有的生活環境,進入徒步旅遊閾限,並經歷原始生存體驗、記憶刺點、未知體驗、沉浸體驗、在場流動性體驗、「成癮」體驗的種種考驗與挑戰後,最終獲得個人在身體、心理上的成長。
4.1.1 原始生存體驗
行走貫穿了人類歷史的始終,表現在原始人類的遷徙、謀生及現代人的遊牧、商貿中,行走也作為人類的一種無意識需求隱藏在腦海深處[85]。當現代社會提供的衣食住行等各類支持系統可以使人不必長距離行走時,人類的生理指徵變得不適應,並表現出空虛、迷失,因而人們渴望在行走、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等各類生存體驗中重獲與自然的連接,並滿足意識與心靈深處的渴望,重獲體力與腦力付出上的平衡。「人已經在食物鏈的頂端了,你沒有生存的問題,但是當你把自己扔回到自然裡去的時候,你又面臨了一些生存的問題,這個時候你biological(生物的)東西就會重新被激發,你就會feel alive(感受活著)。」(H33)但是,現代社會一方面加速了各類事物的移動性,另一方面交通工具的便利卻弱化了人類的身體運動,徒步旅遊因而成為人類在「後現代悖論」中重獲意志、精神、品質等意義[86]及原始需求的一種最佳方式。徒步旅遊中的原始生存體驗表現在行走、做飯、搭帳篷、找柴火等方面。
4.1.2 記憶刺點
徒步中記憶刺點的形成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因冰雹、暴雨等極端氣候的影響,使該次徒步不同於往次,形成記憶中的獨特體驗,從而構成一類記憶刺點。二是,徒步旅遊不同於普通觀光旅遊的舒適、安逸,會在深度體驗中碰到更多身體、心理上的挑戰,突發事件便為挑戰的一種形式。在遭遇腳抽筋、丟手機、泥石流等突發事件後,徒步者會將注意力、意志力等心理、意識活動全部集中於突發事件及其解決中,他們的情緒變得緊張、焦慮,但隨著突發事件的成功解決,徒步者的心理緊張得以釋懷,情緒也轉變至驚喜、興奮、歡暢,這種心理狀態由負面最低點向正面最高點的轉變,讓其中的個人感到幸福、快樂至極,並珍惜所有,這時的他們會用敏感細緻的神經去體會感知周圍的事物,平常不起眼的小事也會被賦予意義,這種因心理、情緒迅速轉變而形成的細緻入微的幸福體驗現象並不會持續太久,隨著時間的推延將變得逐漸淡化,但是這種因突發事件及其解決而帶來的情緒、情感變化體驗則因其劇烈、深刻的特徵而長留在個體記憶中,形成另一類記憶刺點。這些記憶刺點也構成了深度體驗的一個方面。
另外,突發事件、極端氣候等因素可能是影響遊客體驗的負面事件,也可能會成為加強遊客幸福體驗的反向助推事件,徒步者會因負面事件的發生而沮喪,也會因負面事件的解決而快樂加倍,徒步旅遊正因其難度較大,包含不可知的突發事件、極端氣候等特點,而給其中個人增加了記憶深刻的刺點體驗的可能。總體而言,這些記憶刺點存在於過去,但它會瞬間使潛藏於記憶深處的痛苦或快樂激活並重現。
再者,因為西藏地區平均海拔較高,一般在4000 米左右,岡仁波齊的海拔超過5000 米。低氣壓、低含氧量的環境,使初到高原的人容易產生心跳加速、胸悶、頭暈等高原反應的症狀,這類高反症狀一般休息1~2 天即可緩解。而在徒步中,因涉及爬山、長距離行走等高強度活動項目,會深層次地強烈感受到頭痛、呼吸困難等高反症狀,嚴重的還可能出現意識模糊、腦肺水腫等。為了完成徒步旅遊,徒步者需強迫自我克服高反症狀,這不僅需要體力的付出,還會面臨心理、意志的考驗,這種西藏獨特的體驗也會讓人印象深刻,另外,徒步者在旅途中遇到的磕長頭轉山的朝聖者,看到他們克服自然環境、意志力等多重考驗來實現宗教理想,而感到震撼、不可思議,有時甚至會讓他們反思生活的本質,這是除自然環境體驗外的神聖人文體驗,因而高反和神聖宗教體驗成為西藏徒步旅遊中的一種伴隨式刺點體驗。
4.1.3 未知體驗
徒步旅遊中的又一挑戰來自未知事件,因徒步旅遊需深入自然、人文風景,遠離現代社會的支持服務系統,並且在徒步中,個人因體力、節奏的不同,大群體往往分散成若干小群體或單獨個人,因此,這些小群體或個人就需獨自面對迷路、走失、不明路程等未知事件。未知事件常常伴隨著恐懼、焦慮等不安全感,在這種情境下因腎上腺素的大量分泌使徒步者也變得刺激、興奮,這有助於調動身體各機能尋求突破解決之道。在問題的解決毫無進展時,個人會感到絕望、失落,在問題解決時,個體又獲得極強烈的滿足感與成就感。這種在應對未知事件時獲得的個體身心的高度喚起,以及在解決未知事件的過程中獲得的情緒、心理狀態在積極正面與消極負面間的來回往返,使人感受極為強烈,置身其中,如同一場驚心動魄的特殊「挑戰」。雖然未知事件的發生使得徒步者懼怕危險,產生不敢再徒步的想法,但是一些經驗豐富的徒步者正是尋求這種迷失(lost)或未知體驗所帶來的新鮮、喚起感受,在徒步路上不斷故意走失、「迷路」,重獲找回自我的活著的感受。
「等你做長了就會,你會想找一種新鮮感,你的comfort zone(舒服區)會增加,有時候未必是正確的感覺,但是你去走一條新的trail(路線),有種探險、未知的刺激在裡面,也不用跟別人去share(分享)什麼東西,就會更容易放鬆在裡面。」(H33)
在對未知事件的應對或解決中,個人舒適區得到拓寬,潛能得以發揮,在未知情境中激發出的個人潛能常超越自我所認定的極限,最終使個人能力、自我認知得以拓寬。
4.1.4 沉浸體驗
不同於一般的休閒度假、觀光旅遊所追求的舒適、便捷,徒步旅遊者則尋求自我挑戰與磨礪,這點從對他們的稱呼中也可以看出,如:「暴走一族」「驢友」等。他們在徒步中放棄現代化的便利工具,用「雙腳丈量大地」,從「走馬觀花」轉變為「下馬賞花」。然而,放棄便利的同時,也意味著高強度的行走。在行進途中,徒步者往往融入周圍環境,欣賞風景的同時,專註腳下,忘卻世俗生活,放空自我。但是長距離的徒步也會帶來對自我極限的考驗,個人情緒也會經歷從希望-絕望-希望的複雜轉變,這時伴隨的還有疼痛、極度疲憊等身體痛感。
「一開始我是很有信心的,肯定能完成,然後中後段吧就有一段很累很累,腳也很疼,就是走得有點,快崩潰了,再往後你就看不見(天黑了),又比較遠,坡也挺大,那段確實是特別特別絕望,就在懷疑說,我為什麼要幹這件事情……再後來雖然也很絕望,但覺得我肯定能完成,一步一步往上挪,我肯定能挪到。」(H6)
但也就是在這種長距離步行考驗中,個人潛能在極限考驗中得以發揮,毅力得到磨練,「你所認為的自我極限根本就不是極限」(H7),自我認知得到拓展,自信也得以提升。在這種個人考驗中,個人沉浸於周圍風景或身體痛感、情緒的跌宕起伏中,在周圍的物理場,融入了個人即時感知的心理場,形成各類情緒雜糅、身心浸入的心物場,並發生動態變化。
不過,這種心物場,並非只有痛感體驗,在動輒10 小時、20 千米以上的徒步中,個人經受了劇烈的體力付出、意志磨礪及心智考驗,在中途停頓或休息、回望的某一瞬間,徒步者也會產生自我與周圍萬物融為一體的美妙感受,這時周邊的風景及其建構的客觀物理場,與徒步者個人在「歷盡艱辛,釋然」後建構的主觀心理場,融為一體,並產生了一種短暫的情境性心物場,即「偶然境遇」。這種境遇帶給徒步者一種情境性彌散體驗,使其實現景我合一併產生一種體力付出後獨有的高峰情境體驗,即「情景交融式體驗」。
「我坐在北坡休息的時候,是凌晨,我記得是兩點多吧,下去的時候是黑天,那天大概是下弦月,然後坐下來休息的時候,就我一個人,空無一人,我感覺那個整個山、整個山谷唯我所擁有,任何人……突然看到月亮從東邊那個山坳升上來,哇,那個感覺,那是一生我應該最好的感覺,整個山谷整個宇宙好像都屬於我……」(H35)
4.1.5 在場流動性體驗
長距離的徒步,會隨著徒步路程的行進,表現出心理、情緒狀態的明顯變動,這種變動即為在場流動性體驗,一般在徒步經驗較少的初級徒步者身上表現最為顯著,統觀而言,徒步過程中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預備進入、身心沉浸、極度消耗、完成時刻、退出階段(圖2)。每個階段的體驗不同,並隨時間推移呈現出流動性變化。在預備進入階段,身體各項機能處於逐漸適應狀態,而表現出放鬆、舒適的感覺,初級徒步者因對自我體力是否能完成長距離徒步保持懷疑而表現出未知、焦慮的心理狀態。隨著行程的逐漸推進,到達某個中途節點後,所有徒步者的信心都有所提升,身體機能也已適應,體力付出與已有挑戰達到平衡而產生身心一體、酣暢淋漓的暢爽感受,此階段的體驗,如同Csikszentmihalyi 所言,「很多活動的樂趣都不是自然天成的,它需要我們在開始時作一些並非心甘情願的努力。一旦個人技巧得到回饋,互動開始,自然就會產生值得的感覺。」[87]隨著徒步行程的繼續推進,所需要的體力付出已經超過自我常規的儲備而需要用意志力來推動,此時進入極度消耗階段,該階段的個體除了有強烈的身體痛感,如極度疲勞、腿疼等,初級徒步者表現出後悔、絕望,「我幹嘛要折磨自己,就是我們幹嘛要這樣子啊,怎麼不好好地躺在家裡」(H20),該狀態的持續推進,使得初級徒步者開始挑戰自我的極限,而表現出進一步的瀕臨崩潰,乃至最後放空、麻木、機械行走的狀態。在這種狀態持續一定時間後,到達最後通過終點的完成時刻,這時一部分人會在內心表現出欣慰、釋然,另一部分人則會將這種感覺外放表現出來,與朋友擊掌,歡呼雀躍,來慶祝獲得的成功。這時徒步的在場體驗並未結束,直至徒步者返回家中,他們仍會討論、回味這次徒步的感受,並在隨後的幾天、一周或一個月內又渴望再次體驗。「走完大家累得要死,然後說再也不來了,但是你看第二天,或者一個星期以後,又決定下次也要參加,完全忘記了在最後那幾公裡,質疑自己為什麼要來。」(H22)不同的人可能出於對回歸自然、放空自我、磨練意志、感受活著、結交朋友等不同目的的追求。
圖2 初級徒步旅遊者的在場流動性體驗模型
Fig.2 A model of present mobility experience for junior hikers
初級徒步者的在場流動性體驗,不同於一般的在場體驗模型,僅包含進入、沉浸、退出三階段的一次高峰,而是包含了多次高峰、多次低谷的起伏跌宕,個人的情緒、心理、意志都在這種強烈變化中得到極深刻的磨礪,這也是徒步旅遊體驗不同於一般旅遊體驗的深度表現之一,其中原始生存體驗貫穿於在場流動性體驗的整個過程,記憶刺點、未知體驗處於中後段,沉浸體驗位於中段及後段,最激烈的體驗往往位於行程的中後部分,因為這時需要調動意志力來推動前行。這些體驗都構成了流動性體驗的一部分。不過,隨著初級徒步者徒步經驗的增加,對整體線路的熟悉及掌控感的提升,這種在場流動性體驗會簡化為進入、沉浸和退出三階段,或者與初級徒步者相反,表現出臨行前興奮、徒步中淡然的特點。處於不同層次的徒步者,其在場流動性體驗各不相同。然而無論如何,徒步旅遊體驗總是表現為一種在場流動性體驗,而非單一靜止體驗。
4.1.6 「成癮」體驗
以上所描述的徒步中的各類體驗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需要身心的高度喚起,當這樣的高度喚起與自我發揮出的潛能相協調時,對於個人而言,極容易產生個人暢爽高峰體驗,對於群體而言,則因為群體中每個人的高度喚起,容易產生情感高潮狂喜的群體共睦態高峰體驗。徒步中的這兩類高峰體驗對人們的行為具有正向鼓勵作用,感受到徒步帶來的精神愉悅後,行為個體會表現出「還想再來」「非得去」等想法,在多次徒步後形成一種行為慣性,並發揮著「徒步-快樂-徒步」的正向循環,使徒步旅遊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而可以說,徒步者對徒步「成癮」。這裡需要重點分析的是徒步中的個體與群體高峰體驗的形成路徑。
(1)個體高峰體驗
暢爽體驗是指當人們全身心地投入一件事時,所收穫的樂在其中、極致愉悅的心理狀態,該體驗最早由美國心理學家Csikszentmihalyi 提出[88]。當暢爽體驗產生時,事情會進展順利,幾乎毫不費力,像自動發生一樣,而意識卻高度集中,其提到暢爽體驗的產生包括9 個要素:明確的目標、即時的回饋、挑戰與技能平衡、行動與意識融合、不受幹擾、不懼失敗、自我意識消失、遺忘時間和活動本身有目的。對暢爽體驗的達成,最關鍵的挑戰與技能的關係,以及因二者關係變化而產生的體驗變化(圖3)。
從圖3可以看出,暢爽體驗的產生(圖3中右上角「暢爽」)來自挑戰與技能的平衡,並且這裡的挑戰與技能分別指向高挑戰與高技能,相反,低挑戰與低技能的平衡只會產生平靜的淡漠感受。從圖3左上半部分可以發現,挑戰高於技能,則會產生擔心、焦慮、喚起情緒,反之,從圖3中右下半部分可以看出,技能高於挑戰,則會覺得無趣、放鬆、掌控。
徒步旅遊體驗,如圖3中上方虛線所示,因深入旅遊地,常需要體力、意志上的高投入,而表現出較高挑戰,相較於以休閒、舒適為主要目的的大眾旅遊體驗的較低挑戰(圖3 中下方虛線所示),徒步旅遊更容易產生焦慮、喚起的感覺,相應地,徒步旅遊中產生暢爽體驗的概率也大為增加。這也解釋了徒步旅遊為何更深刻,因為其高挑戰總是會帶來擔心、焦慮或喚起的感覺,在高挑戰激起個體潛能的發揮後,則容易產生挑戰與技能平衡、行動與意識融合的暢爽感受,普通的大眾觀光旅遊,因為挑戰普遍較低,因而更容易產生無趣、放鬆、掌控的感覺,這也就相應降低了暢爽體驗的發生概率。換言之,暢爽體驗的獲得需要承受較高的挑戰,以及與挑戰相適應的技能或被挑戰激發起的與挑戰相平衡的潛能。如Csikszentmihalyi 所言,「我們的潛能被恐懼、低自尊和傳統的束縛所埋沒、隱藏或禁錮了,我們常比自身認為的擁有更深厚的潛能。」[87]徒步旅遊提供了一個高挑戰的外部環境,這種環境使人不得不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的潛能以應對挑戰,當挑戰與潛能的發揮相平衡時,個人就感到暢爽,這即是徒步旅遊體驗中個體高峰體驗的發生原理和路徑。這也說明了為何徒步充滿艱辛,卻總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圖3 挑戰與技能關係模型
Fig.3 Challenge and skill relationship model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89],有調整
(2)群體高峰體驗
共睦態是指在脫離社會等級、規制結構束縛的交往中,人與人之間形成的平等同質、息息相通、榮辱與共的認同情感狀態[90],在旅遊中則表現為因在場角色扮演而達到的共鳴式移情體驗。在徒步旅遊中,所有的群體成員以一種匿名(微信名)的稱呼進行互動溝通,所有的社會標籤,如職業、收入、階層等都被暫時抹平,群體成員為了共同的目標而砥礪前行,在路途中互相激勵、幫助,共同應對危機,並在行程結束後一起籌備聚餐、聚會,達到平等、志同道合、榮辱與共的夥伴情感及同甘共苦的認同感,從而達到共睦態的群體高峰體驗。
「徒步也是一個很好的社交活動,就像現在的這個微信群,有這麼多人,一起走山也結下友情了,同伴之間互相幫助,會給你印象很深。還有隊友看到你上來之後給你鼓掌、歡呼,你會很開心。」(H43)
4.2 逆轉閾限徒步旅遊發生在一個不同於日常生活的閾限中,該閾限是對日常生活的逆轉或儀式化停頓,它通過對日常生活規矩、等級、約束的中斷,讓人在「逆轉」的閾限中感受自由、平等的不同氛圍,而實現對結構化例行生活的彌補。在這類逆轉閾限中,徒步者的個人體驗與群體體驗都不同於日常生活。具體來看,在周邊環境層面,徒步者一般選擇不同於日常的自然或人文環境徒步,通過移動[91]逃離嘈雜的現代環境,在差異化的地方獲得內心平靜。在活動內容與精神狀態層面,個人也不用應付日常生活中的複雜事物或人情往來,而是從日常繁雜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單純地專注於當下的行走中,獲得片刻的賦閒與放鬆。在人際交往層面,由於沒有結構生活中的利益衝突,人與人之間更易撕掉社交中的「面具」形成一種本真的感情交流,流露出人性美的一面,如樂於助人、關心朋友、無私付出等,以真誠、淳樸的感情相待,從而獲得日常生活中所難以獲得或缺失的一種真實的人際體驗。無論是個人體驗或人際體驗,徒步旅遊都發生在一個不同的閾限內而表現出對日常生活的一種逆轉。這樣的逆轉閾限為個體通過與人際通過的實現提供了條件與可能。
4.3 人際通過儀式人際通過儀式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在經歷互助氛圍、群體激勵、逆轉人際交往、本性暴露、熟悉/陌生人際變化後所帶來的人際關係間的積極或消極的變化。
4.3.1 互助氛圍
徒步作為一個逆轉的閾限空間,在此空間內的每個人都會展露自我不同於日常生活的溫情美好、樂於助人的一面,這一方面是受到周圍互助氛圍的影響,如碰到陌生人的提醒關懷幫助,以及親眼看到的各種幫助事跡;另一方面是因為自己曾得到過他人幫助,希望傳遞這種互助的傳統。長距離徒步因為高強度、高難度特性,在隊友出現體力危機需要幫助時,自我也幾乎處於體力的極限,「患難見真情」,危機狀況下的幫助,無論是信息溝通、情感安慰或生命救助,或大或小更顯可貴,也更易於培養「戰鬥」感情,升華友誼。這種互幫互助的友好、默契是徒步中人際互動的一個方面。
4.3.2 群體激勵
除了互助氛圍外,徒步中的人際間因強大的體力付出乃至意志支撐,也表現出群體激勵的氛圍。徒步中的群體激勵包含顯性激勵與隱性激勵兩個方面。前者發揮著直接的、正面的激勵作用,後者則表現出間接、側面的激勵作用。
顯性激勵。包括(1)情感激勵,指的是隊友、陌生人個體在痛苦前行、筋疲力盡的狀態下通過情感交流與鼓勵,給予的一種自信心的激勵,如「你肯定行,加油」「你很棒」等鼓勵歡呼行為。(2)組織激勵,是指通過徒步組織定期舉辦活動、交流經驗等而實現的對個體惰性的克服與積極性的增加,以及組織內個人的行為對周圍個體產生的提高情緒狀態,加快技能提升等的激勵。(3)場激勵,指的是徒步中各個年齡段的人表現出的徒步的積極性、挑戰的熱情、孜孜不倦的態度而營造的一種正面向上的客觀氛圍,而使身處其中的個體產生一種自我期許或對其產生直接激勵,如「媽媽帶著小孩」「老太太、孕婦和全家人」「專業徒步者」等會對個體產生一種直接激勵。這些激勵是徒步群體中人際交往的另一種方式,在這種激勵中有助於感情的建立,相互認同的提升及友誼的建立。
隱性激勵。一類指徒步個體通過社交媒體發布個人活動情況(包括文字和圖片介紹),而對其他朋友產生的一種隱性激勵作用,「我朋友圈都是我的原創,走過的路,去過的地方,那些朋友看到後很羨慕,也都開始走,不用去忽悠、說教。」(H20)另一類是指徒步個體對同行者的節奏參考,雙方互不服輸,通過暗自較勁,提高了雙方速度、節奏的過程。
「我走多快,他走多快,我走多慢,他走多慢……那段路兩個半小時就走完了。」(H46)隱性激勵也是徒步中人際互動的另一種方式,它是徒步中的一種隱性人際交往,有利於帶動徒步氛圍。
4.3.3 逆轉人際交往——本性暴露
如逆轉閾限一節所提到的在徒步旅遊的閾限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去掉了社會角色扮演的成分,而以真實面目相待。而徒步中精力的消耗,使人無力隱藏,加上突發狀況的發生所表現出的應激真實,使得徒步中更容易暴露一個人的本性,這樣的真實既包含好的品格,也包括某些不良品質。在自然屬性層面,一個人的體能狀態,如心肺功能、體力等各項身體機能在長距離的徒步中得到真實展現,「誰可以連續爬坡,誰喘得不行,心肺和身體跟不上都能看出來。」(H6)在社會屬性層面,一個人的意志力,如是否能克服困難,堅持實現目標,可以得到明確的展示,意志力不強的人會選擇中途退出。更重要的是,一個人的人格品德因為逆轉閾限的作用得到真實展現,會不會照顧他人,是否樂於付出、顧全大局,抑或只是自私自利、袖手旁觀,可以得到很清晰的展現。這樣的本性暴露,尤其是人格品德方面的暴露,會對關係進行「考驗」,並影響人際交往的走向。正如錢鍾書先生在《圍城》裡所說:「旅行最試驗得出一個人的品行。旅行時最勞頓麻煩,叫人本性畢現。經過長期艱苦旅行而彼此不討厭的人,才可結交做朋友。」[92]
4.3.4 熟悉/陌生人際關係變化
在互助氛圍與群體激勵作用下的徒步中的人際交往,具有逆轉的特徵,這種逆轉導致了人性真實一面的暴露,這樣的人際互動,對人際關係是一種通過式考驗,考驗的結果可能使人際關係更加融洽,也可能使關係趨向冷漠。除了逆轉因素的作用外,徒步中人際關係的變化也與熟悉/陌生有關(圖4)。
圖4 熟悉/陌生人際變化模型
Fig.4 Familiar/unfamiliar interpersonal change model
熟悉的人際交往有其積極的一面,相互之間了解、默契、融洽,彼此步調一致,「知道彼此的極限,可以挑戰難度更大的地方」,(H13)也可以得到忠實的照顧或陪伴,「不是親朋好友,最後大家體能都很差的時候是很難去等的」,(H22)相互之間互動頻繁,更易實現共睦態。但熟悉的群體內,也會因為徒步中暴露出的一些不良品格,而產生衝突、被群體排斥。陌生人間的人際交往,雖然存在拘束、尷尬、隔閡等情況,容易產生緊張情緒,但是通過與陌生人交往,也會結識新的朋友,開拓自我的眼界。「如果來個陌生的人的話,你就可以接觸到一個全新的世界,聊著聊著就會學到很多新的東西,你很難找其他類似的情況來獲取這些信息。」(H19)除了上文所述的互助、激勵、逆轉、本性暴露等因素影響人際交往外,熟悉/陌生程度對人際交往也會產生一定影響,不過,熟悉/陌生並沒有一定好壞標準,而應根據具體情況辯證對待。
4.4 成長體驗經歷種種不同於日常生活的劇烈個人體驗與人際體驗後,個人也將收穫個人或人際層面的成長。從個人層面來看,這種成長表現為在經歷各類身心磨練與自我挑戰後,壓力的釋放,體質意志的增強,自我的拓寬,也表現在與大自然重新連接後,收穫心靈的淨化、心胸的開闊以及對大自然的敬畏。從人際交往層面來看,受到「本性暴露」作用的影響,這種關係推進表現為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積極層面來看,在徒步中通過共同奮戰,真實、輕鬆的人際交往,而建立起真誠的友誼,也會通過認識新朋友,而開拓自己的視野,陌生或熟悉朋友都會因共同的經歷而使關係變得更進一步。但消極層面表現為,因為徒步旅遊中逆轉閾限的作用,在暴露出本真自我後,而帶來的感情的削弱和信任的減少。
無論個人或人際,積極或消極,這些成長都是因徒步旅遊不同於一般旅遊的深度性而得以實現,這也是徒步旅遊具有實質通過性的體現。
5 結論徒步作為一種戶外體育活動,不同於通常的散步,其目的性更強,也不同於傳統的體育競賽「競走」,更具休閒性,更不同於「登山」「攀巖」等體育項目,它對技巧、裝備要求較低[2]。但徒步又保留了體育運動的高參與性,具有其獨特的體驗特徵。徒步旅遊因強烈的身心上的深度體驗,相當於一種通過儀式。這種通過既包括對個人身體、意志、情緒、認知在長距離行走中的磨礪與考驗,也包括對人與人之間在徒步交往中所表現的品行、情緒、感情的暴露或改變,簡言之,這種通過儀式可以表現為個體通過與人際通過兩個方面。
個體通過是指個體在徒步的逆轉閾限中經歷了讓人感受「活著」感覺的原始生存體驗、給人帶來劇烈深刻印象的記憶刺點、使人即失落又煥發的未知體驗、忘卻外圍環境產生物我一體感受的沉浸體驗、在徒步不同的時間節點帶來情緒「過山車式」變化的在場流動性體驗以及因充實、極度愉悅的高峰體驗而形成的「成癮」體驗等一系列身心的深度體驗後,最終實現個人在身體、意志、情緒、認知等各方面的成長。個體通過中的高峰體驗表現為個人在全身心地投入徒步時所產生的身心一體、物我兩忘的極度愉悅的心理感受。
人際通過是指人與人之間在逆轉的人際交往閾限中,通過危機狀態下的互相幫助、痛苦狀態下的顯性或隱性激勵、精力消耗無力隱藏狀況下的本性暴露以及或熟悉或陌生的人際交往等各種「患難」考驗後,所帶來的關係上的鞏固或削弱。人際通過中的高峰體驗表現為群體在徒步旅遊中因共同經歷形成的同等平質、息息相通的夥伴情感,通力合作的認同感,以及因角色扮演而達到的共鳴式移情體驗,而最終實現的人際間的共睦態體驗。
通過對徒步旅遊中通過儀式的歸納,本研究嘗試突破Gennep 提出的傳統的通過儀式「分離-過渡-融合」三段論,而將通過儀式分為「個體通過」與「人際通過」兩個層面,並對徒步旅遊情境下兩類通過儀式所包含的具體範疇進行了梳理,使得Graburn的「世俗-神聖-世俗」的旅遊儀式論不只停留在宏觀概括層面,而是以具象的體驗範疇為依歸,同時Turner 的反結構「閾限」理論也在旅遊情境下有了具體的逆轉表現層次。Csikszentmihalyi 提出的暢爽體驗,與Turner 提出的共睦態體驗以及謝彥君、徐英[13]提出的旅遊共睦態體驗指向不同的高峰體驗層級,本文將兩類高峰體驗分別納入個體通過儀式中的個體高峰體驗與群體通過儀式中的群體高峰體驗而對徒步旅遊中的高峰體驗做了總結。另外,徒步旅遊中個體高峰體驗的極易形成特徵有其理論依據,文中結合「挑戰與技能關係模型」對其成因機理做了梳理,徒步旅遊的高挑戰性與高喚起性是其中高峰體驗容易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通過對徒步旅遊體驗的研究,試圖推動旅遊儀式論中通過儀式研究的縱深化發展。目前,旅遊研究中的通過儀式更多關注形式上的符號性通過,如去過法國的凱旋門、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或者北京的天安門,即被視為一種通過儀式,至於實質上的通過,如認知、情感、意志等方面的考驗和磨礪則討論較少。徒步旅遊體驗包含了身體的鍛鍊、意志的磨練,通過身體上的深度體驗來獲得認知、情感、意志的歷練或成長,因而是一種實質性的通過儀式。形式通過與實質通過的區分,無疑會加深對通過儀式的認識。當然,本文提出的通過儀式理論雖然為研究徒步旅遊體驗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但仍有待更廣泛的案例檢驗與理論完善,未來的研究可以將徒步旅遊中的通過儀式與畢業旅行、蜜月旅行等紀念類通過儀式,以及「不到長城非好漢」等必遊景點性質的通過儀式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比較其異同。另外,Lemerise 和Arsenio 認為,個體的行為受到認知和情緒的雙重影響,認知過程即是對事物價值的判斷,情緒可以作為情感因素介入[93],由於人的行為受到認知以及因此產生的情感的交互作用,所以對同一個事件,不同經驗的人因為有著不同認知而產生不同的情緒表現,未來也可以對徒步旅遊中的不同性格、年齡、不同經驗人群在情感、情緒、認知上的變化差異進行更細緻的討論,從而豐富對徒步旅遊體驗的認識。
文章發表於《旅遊學刊》2021年第9期,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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