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災難過後，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集體反抗和問責，恰恰成為了日本社會在10年間反覆爆發的力量。
今年2月13日，日本福島縣的外海發生7.3級地震，造成至少101人受傷。日本氣象廳表示，此次地震為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的餘震。
10年前，一場威力相當於120個原子彈、讓地球自轉快了1.6微秒的9級地震，在日本東北部海域登陸。這次地震，讓日本遭受了二戰結束後最嚴重的災難：在地震、海嘯、核洩漏三重侵襲下，近2萬人喪生，約6000人受傷，2500多人仍失蹤。
每年的3月11日前後，都是日本全國為此哀悼、鳴喪鐘的日子，也是各屆政客表決心的時候。政治改革者常常為民眾打雞血：日本有機會通過地震重塑自己。比如在紀念3·11大地震5周年時，時任首相安倍晉三聲稱：「要打造地震堅韌性國家。」
但大地震留下的後患，在民間依然發揮著影響力。比如，今年年初日本消費者事務廳的一項調查顯示，核事故發生近10年後，日本約有8.1％的消費者仍不願購買福島縣的食品。而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在全國的民意調查，3·11地震十周年之際，30%的受訪民眾認為：「海嘯災區復興重建」沒有進展。
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究竟如何成為日本歷史上的分水嶺，重構日本人關於災難、核電、生與死的想像與價值觀？
3月11日14時46分，日本東北地區民眾最刻骨銘心的時刻，眼前天地搖晃，人們或落荒而逃，或無助地抱頭下蹲。這樣的強烈震感持續了三分鐘，以為安全的人們沒曾想到，真正的危險還在潛伏。
約半個小時後，地震引發的海嘯席捲而來，超過560平方公裡的關東沿海地區被淹沒。
《日本時報》的供稿人用文字記錄了當時的感受：「海嘯一直蔓延到內陸，直到突然讓你不知所措。它不是電影上演的深藍色的，而是上面撒有白色斑點的泡沫，是十分渾濁的黑色。滾滾的殘留物汙染了泥土、巖石、樹木、房屋。在那之前，我從未在自然環境中看到過如此佔主導地位的武力表現。」
地震和海嘯同時襲擊了福島第一核電站，摧毀了核電站所有電力設施。福島第一核電站1至3號機組，發生了堆芯熔毀的嚴重事故——反應堆壓力容器中，失去冷卻的核燃料棒在高溫下熔毀。
在東京電力公司幾次「出現微量核洩漏」的聲明後，3月12日16時，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反應堆機組廠房發生爆炸。廠房的外牆和屋頂在爆炸中坍塌。
同時坍塌的還有日本人的生活和信仰。日本自殺白皮書顯示，即便地震過去了近10年，2020年仍發生了5起與之相關的自殺事件。而從2011年起，日本國內有超過240起因3·11地震而起的自殺，超過一半自殺者為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
這些自殺者，96%都來自於東北地區受災最嚴重的三個縣：巖手縣、宮城縣和福島縣。
活著的人，仍需要面對生離死別，投入顛沛流離後的廢墟重建。
考慮到地震後的房屋損毀以及核洩漏後的汙染，政府建立了疏散區，要求約11萬人從家中疏散。
有社會學研究認為，3·11地震的特殊性在於，直接受害者並非在城市的人們，而是那些與大海和土地朝夕相處的人。尤其是從事漁業的人，即使他們深知大海可怖的一面，依然要與大海為伴。對這類人而言，離開故土是一件令人絕望的事情。
為了舒緩災民情緒，福島縣、巖手縣、宮城縣三縣政府，在震後聯合展開「創造性復興」活動，決定不向災區徵稅，並在安全區域建造3萬戶公共住房，低價無限期提供給災民。
重建的家園卻意味著回不去的故土，這樣的情況在福島縣猶甚。
受核洩漏影響，福島縣受災區域都要進行除汙，居民被迫遠離家鄉。這些區域又按年輻射量，細分為三類：歸還困難區域、居住限制區域、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
「歸還困難」指的是不建議人類進入。長期以來，由於輻射量過高，福島核電站附近都被劃分為禁區。據日本復興廳截至2020年12月的數據，這樣的「禁區」佔福島縣面積的2.4%，佔全日本0.04%的土地。
只是，那些政府下了避難解除指令的區域，部分居民也不願再返回。這在年輕人和帶孩子的父母中尤甚。
福島縣在2019年年中發布數據顯示，福島縣外還有4.3萬名撤離者。例如，在2017年即解除撤離令的富岡町，登記人口有12374人。而截至2020年底，實際的居住人口僅有1568人，願意回鄉的人僅為10年前的1/10。
人們不願返鄉的深層原因，仍在於對政府除汙工作的不信任。據福島縣介紹，除汙工作主要依靠翻土，將表面的土與地下的土來回翻轉，減少地表的放射性元素。只是，山地和森林的除汙工作遲遲不展開，成為民間疑慮的來源。
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將「絆」選定為2011年日本的年度漢字。「絆」，在日語中指人與人的聯繫，寓意這一年的東日本大地震讓人們之間的聯繫更緊密。
地震後的人們悲憫弱者，撫慰生還者，共同憤怒於強者的無限權力，同時也自省人與自然的關係。這集中表現在兩點：一為民間反核電情緒的高漲，二是日本民眾對官僚機構的集體反抗。
《朝日新聞》曾記述，在3·11大地震發生之前，核電被視為一種提高生活質量的夢幻技術。儘管由於1945年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問題，日本民眾對核一直抱有審慎態度，但在國家意識的打包票下，他們認為核電站技術本身是無懈可擊的。
3月11日重大海嘯引發的核洩漏，開始讓民眾覺醒。他們將更多問題拋向核電技術，以及福島核電站背後的東京電力公司。2011年至2012年，人們多次走上街頭進行大規模集會，最經常的理由在於呼籲零核電。直至2012年9月，時任首相野田佳彥宣布將不再新建核電站，承諾到2030年代實現國家無核化。
值得一提的是，曾因3·11地震處理不當而辭職下臺的前首相菅直人，此後成為了堅定的反核主義者。他曾在2015年安倍晉三宣布重啟川內核電站時，批評其為「亡國首相」。
菅直人還在今年3月1日召開記者會，與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一起呼籲：「希望日本能夠超越黨派達成共識，成為零核電的國家。」
10年間，不斷更替的新首相上任時，只要出現了任何有關重啟核電站的說法，民間均會爆發大規模集會，反對核電站的重啟。
2012年3月11日，日本宮城縣石卷市，Takahiro Shito與他的兩個兒子為女兒挑選墓前的鮮花。2011年的海嘯事故中，Chisato在大川小學遇難 （來源：視覺中國）
3·11地震之後，更多的人選擇社區聯合，主動掌控自己的命運。一個突出的例子，即是在地震中有84人死亡的石卷市大川小學。2014年3月10日，學校23個遇難孩子的家庭向仙臺地方法院起訴石卷市和所在的宮城縣，要求向每個家庭賠償1億日元。
大川小學中的遇難者，包括74個孩子。而吞噬他們生命的，不是9級地震，而是在15時37分迎面而來的海嘯。在51分鐘的反應時間裡，甚至在海嘯預警時，校方領導沒有帶孩子逃到地勢較高的後山，而是去了學校應急手冊上寫的第二疏散點。這個疏散點，剛好是海嘯侵襲的地方。
2016年10月26日，仙臺地方法院做出判決：大川小學的家長打贏官司，獲得總額14.3億日元的賠償。一名為此奔波6年的申訴家長紫桃佐代美說道：「孩子被看不見的怪物謀殺了。我們向它發洩憤怒，可是它沒有任何反應。它就好像一團黑影，沒有人類的溫暖。」
在紫桃佐代美看來，這類「看不見的怪物」往往是「只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獨有的」，「隱藏在那些絕不會說對不起的人的驕傲中」。這正是日本大地震10年後民間心態的縮影。在災難過後，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集體反抗和問責，恰恰成為了日本社會在10年間反覆爆發的力量。
日本新首相菅義偉上任後的第一次「出差」，即是在上任10天後奔赴福島核電站。一個多月後，據日本媒體報導，由於用以貯存核廢水的儲罐即將於2022年裝滿，菅義偉政府發出消息，考慮向大海排出核汙水。
一時間，針對日本不對國際環境負責的言論甚囂塵上。這裡面，吵得最兇的為韓國。而日本國內也吵翻了天，福島縣居民和部分核輻射受害者表示強烈反對。
一切的惡果源自10年前的核洩露。為了儘快冷卻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堆芯，東京電力公司使用了大量的水，因而產生巨量核廢水。此外，根據福島核電站官網在「汙染水對策」上的記錄，每天約有100噸～200噸受汙染的「地下水」流入地勢較低的反應堆建築物。受汙染的地下水以及廢水，被儲存在福島核電站的約1000個儲罐中，至今為止已超過120萬噸。
引起全世界爭議的關鍵在於，日本試圖將國內處理汙水的成本，轉嫁給國際社會共同承擔。而日本政府則以「風評被害」，解釋如今的爭議。
《朝日新聞》等日本媒體也稱，全世界核電站排放的汙水都含有放射性氚，只要將其濃度控制在一定範圍，就不會造成環境問題。為了消除疑慮，日方提出用水稀釋500～600倍之後再排入海洋，預計排放時的濃度遠低於標準值。
只是，在生命健康與科學權威二者之間，經歷過東日本大地震的人們，會毫不猶豫選擇前者。對於核汙水的後患，人們心底的排斥，是源自10年前對於生活毀滅的親身感受。
2020年，上世紀70年代的小說《日本沉沒》被改編成動漫，在網飛熱映。這部40年前的小說在當代依然備受追捧，恰恰說明了日本的民族性——他們無時無刻處於自我滅亡的想像裡，並為此做好重新選擇命運的準備。
作者 | 朱秋雨
編輯 |吳陽煜 wyy@nfcmag.com
排版 | 鄭張沁蘭
看世界雜誌新媒體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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