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於美國傳統中對於族群差異的無視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在處理國際關係上犯了不少錯誤。而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在美國自身也經歷著一場深刻的、令人擔憂的變化。
作者 | 邵鵬
photo | 圖蟲創意
1909年10月5日，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首都華盛頓的一家劇院觀看英國猶太作家桑維爾的新劇《熔爐（the melting pot）》。
《熔爐》講述的是俄國基希訥烏（今摩爾多瓦）的年輕猶太人大衛的家人在著名的反猶太騷亂基希訥烏項目中全部被殺。唯一倖存的大衛移民到了美國。大衛夢想著能有一個種族之間的邊界不再存在的美好世界，並寫了一出交響樂《熔爐（The Crucible）》來表達自己的願望。他後來在美國愛上了一位俄羅斯裔姑娘薇拉。在這齣劇幕的高潮部分，大衛發現薇拉的父親，居然是負責殺害自己家人的軍官。後來薇拉的父親為自己的罪行懺悔。劇終時，兩位愛人終成眷屬，在帷幕拉下的時候，相互擁吻。美利堅合眾國，在劇中成就了大衛的夢想。
羅斯福總統看得很激動，據說看到高潮部分，居然在包廂裡大聲地脫口而出：「這是一部很棒的劇目，桑維爾先生！」
從建國以來，美國接納了世界上最多的外來移民。根據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統計，自1960年代以來，美國累計接收了5000萬以上的移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美國把自己視作一個民主化的整體，而種族的分野則潛藏在這個共有的「美國人」的定義之下。美國人的概念包括諸如華裔美國人，非裔美國人，義大利裔美國人等等。
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蔡美兒（英文名Amy Chua，艾米·蔡）於2018年出版的《政治部落：群體本能和國家的命運》（Political Tribes: Group Instinct and the Fate of Nations）對於理解當下美國的種族問題不失一本優秀的參考書。在該書中，作者試圖用人類所具有的部落主義本能，結合美國數十年來族群構成和經濟結構、文化形態的變遷，解釋當下美國族群問題和社群分裂的根源所在。她認為根植於美國傳統中對於族群差異的無視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在處理國際關係上犯了不少錯誤。而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在美國自身也經歷著一場深刻的、令人擔憂的變化。
在蔡美兒看來，歐洲與東亞多數國家都起源於並一直保持著民族國家（ethnicnations）的狀態。與這些國家不同，美國是一個超級群體（super-group）。它也有「我們」與「其他任何人」的概念，但超級群體的特點是，它包含所有從不同背景——民族、宗教、種族、文化——中來的個體。更為重要的是，超級群體並不排斥或壓制它內部的小群體的認同。美國的國家認同並不是由任何一個族群主導。相反它是一個內中含有「部落」的「部落」集合，任何在這塊土地上出生的人都是它的公民。諸如「愛爾蘭裔法國人」「日本裔韓國人」這樣的稱謂在其他的民族國家很少見，但愛爾蘭裔美國人，日裔美國人，埃及裔美國人則是非常常見的稱謂。
美國在它歷史上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並不能稱為一個超級群體。美國成為一個超級群體的過程，伴隨著長時間痛苦的掙扎，包括美國內戰，民權運動這樣的鬥爭。但今天它作為一個超級群體的未來正接受著嚴峻的挑戰。
人類是群居動物。與靈長類一樣，人類天生需要找到我們所歸屬的某種組織，不論是族群，或者是某種俱樂部或者隊伍。一旦確認這種歸屬的關係，人們的這種依附關係變得非常強大有力。心理學的研究證明，在很小的年齡，人們就表現出對於同類的歸屬感。神經科學的研究甚至發現，群體身份的認同可以導致感官的滿足感。看到屬於同一個群體的成員，即便沒有得到任何實際的益處，人類大腦的「獎勵中心」都會被激活。
這種關係有其正面的意義，也有它的陰暗面。在特定的情況下，我們看到不同群體的成員失敗或者承受痛苦，獎勵中心也會被激活。尤其是當兩個群體之間存在諸如恐懼或者嫉妒的心態，例如，兩者之間存在長時間的敵對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政治一直帶有「身份政治」的特點。不論是歷史上的廢奴運動或者是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都與某些特定的群體有關。但與今天不同的是，過去無論左派或者右派，在歷史上都保守著超越群體的價值觀。
50年前，支持「偉大社會」理念（Great society，1960年代，由美國總統林登·詹森和其在國會的民主黨同盟提出的一系列國內政策。主要目標是經濟繁榮和消除族群不平等）的自由派的人們（支持民權者）的主流聲音是超越群體的。他們的話語集中在國家的統一和平等機會上。在介紹後來成為《1964年民權法案》的議案時，約翰·甘迺迪有過一段著名的講話：「……它之所以成為一個國家，因為所有來這裡的人都有同樣的機會發展他們的聰明才智。我們無法對百分之十的人說你不能享有這項權力；你的孩子無法擁有機會發展他們的才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其言論中，始終認為美國建國的綱領性文件中所指的人們包括所有人，與膚色無關。當更為極端的、支持黑人的運動出現時，金也強調突出群體標籤會導致分裂，應該堅持一個膚色不再重要的美國。這一點贏得了公眾的支持，也帶來了後來平權運動真正的效果。
那時候自由主義的哲學運動領袖也不強調群體的分野。雖然左派關注的也是部分群體的人們所受到的壓制，但這一時期主流的思潮並不強調群體的對立。同時，保守主義者也不過分強調群體的界限，而是更突出愛國主義。後來幾乎成為半人半神的隆納·雷根（美國第40任總統）把「美國例外主義」描述成「山巔之城」。裡根同時也不接受諸如強行通過平權行動以僱傭少數族裔人士的方法。他說：「我們致力於建設一個男女具有均等機會成功的社會，所以我們拒絕使用名額指標。我們希望我們是一個不在乎膚色的社會。一個像馬丁·路德·金所說的，以人們的人格，而不是膚色評價別人的社會。」
族群認同的重要性幾乎沒有影響到美國精英階層對於國際事務的看法。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對於部落政治的忽視，導致了許多致命的錯誤。因為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政策制定者往往將處於不同地緣政治中的民族國家作為最重要的個體，將目光集中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議題之上。
「部落」這個詞看起來非常陳舊，讓人聯想到久遠的原始社會。今天的人們已經習慣了接受資本主義社會中基於「個人主義」的利益計算——同時這也是今天社會經濟考量的基礎之一——以及民主體制下公民的概念。這兩者似乎都與部落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但是部落主義實則存在於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對它的忽略，往往導致嚴重的後果。美國歷史上在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問題的處理上都犯下嚴重的錯誤，留下「爛尾工程」。
在最近這些年，美國社會出現了許多以往人們認為更容易在發展中國家和非西方國家出現的、具有極大負面效應的政治動態。這包括：族群民族主義者運動（ethnonationalist movements）的崛起，吞噬著對於現有社會體系以及選舉結果的信任；對仇恨的散布——對原有成員和外來少數族裔兼有的仇恨，以及將民主體系轉變成「零和」機器的「政治部落主義」。
這些變化，首先源於美國國內大規模人口結構的變化。歷史上，美國是一個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上都由大體上穩定的白人主導的社會。但今天，美國更像是一個由市場主導的環境。近些年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地緣和社會穩定性的降低，美國白人出現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顯的分裂。美國出現了自己的市場主導的少數族裔：人們今天耳熟能詳的沿海精英階層（costal elites）。這個名詞有一定的誤導性，它所指的人群未必完全生活在沿海地區。之所以與沿海聯繫在一起是因為美國的財富集中在居住在東西海岸的少數人手中。這個群體泛指一般意義上認為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比較富有的人群。他們把持著這個國家經濟的主要部門，包括華爾街、媒體、矽谷等。儘管這個群體不是來自單一的族群，他們有一些相似之處，共有所謂的都市價值觀，比如對宗教不熱衷，支持多元文化主義，對性少數人士寬容，支持移民以及激進的政策。與許多主導市場的少數群體一樣，美國的沿海精英群體非常封閉，與群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交往、通婚更多，住在同樣的社區，讀一樣的學校。在美國中部的許多美國人看來，他們是冷漠的，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害無益。
上述的變化讓美國白人群體的焦慮凸顯出來。乍聽起來似乎有點聳人聽聞，但美國勞工階級的三分之二，存在著嚴重的憂慮：他們認為針對白人的歧視，比針對黑人的要嚴重得多。而更為有趣的是，黑人中有29%的人贊同這一觀點。對這種反向歧視的擔憂，超越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界限。根據2016年的一項皮尤研究，約半數的共和黨人相信有針對白人的歧視。而民主黨人中也有三成持同樣的立場。另一個令人震驚的You Gov和Huffington Post聯合發起的民調則顯示，川普的選民中，相信「一般美國人（average Ameri－can）」——一個心理學家認為帶有明顯的指向「美國白人」的稱謂——遭受歧視的概率，是其他人群的五倍。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政治學者馬克爾·泰斯勒（Michael Tesler）認為，在大選中，是否認為白人目前被不公正對待，是區別川普選民的一個非常強的指標。
事實上，美國社會中的確有證據支持這些焦慮。白人中的窮困人口和勞工階級的失業率和吸毒比例在美國族裔中居於高位。據統計，沒有高中學歷的白人勞工階級的壽命持續下降，這在其他族群中幾乎看不到。白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教育系統中的困境尤為明顯：白人無法享受到平權法案帶來的實惠，同時私人家庭教師和SAT課程的花費則超出窮困家庭的負擔能力。頂級高校招生時，少數族裔可以獲得照顧，而白人的窮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則享受不到這樣的待遇。美國高校所奉行的多元化政策，對於勞工階級的白人的負面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考慮到人口的比例，勞工階級的白人，尤其是保守州的白人基督徒出身的人群在美國的精英高校中比例不成比例地低。
階層的固化是美國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雖然美國政壇——參議院中，白人的比例仍然不成比例地高，但在媒體、工業界中白人勞工階層則處在劣勢位置。1999年到2008年，眾議院的783名議員中，僅有13人曾經在成年後超過25%的時間從事藍領工作的經驗。美國白人中產階層的上升比率也很低。根據一項調查，只有24%的白人認為他們的下一代在經濟狀況上可以達到或超過他們的父母這一代的水平，而黑人和拉丁裔族群中這個數字分別是49%和62%。
除了經濟上的焦慮，許多白人也感到文化上的焦慮。對於千千萬萬的美國白人來說，主流的流行文化所展現的是一個反基督教，凸顯少數族裔、LGBTQ群體的美國，而這個美國把他們排除在外，甚至視他們為敵人。著名的美國新聞評論人範·瓊斯（Van Jones）在川普當選總統當晚的直播節目中，說他的當選，是「Whitelash——白人的反抗……白人對一個變化中的國家的反抗……」
當然，在少數族裔眼中，白人所面臨的威脅與他們所面對的問題相比，顯得不那麼嚴重。非裔美國人、穆斯林、墨西哥裔美國人，一些女性都聲稱自己的群體面臨著系統性的威脅。最後，即便是川普贏得了選舉，他的支持者們也聲稱面臨著自由派美國人的持續的、嚴重的威脅。
總之，今天每個群體似乎都感受到自己受到嚴重威脅。在過去200年間，白人在美國文化、經濟、政治上都佔據著絕對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會帶來對少數族裔的侵害，但對於社會的問題有其有利的一面。就像1960年代，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簡稱WASP，傳統意義上美國白人國民的主體）精英決定打開大門，讓常青藤名校接納更多的猶太人，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一樣，部分原因是由於社會的進步，讓精英階層感覺到這就是正確的選擇。而今天，在一個沒有絕對主導群體存在的情況下，所有群體都存在的焦慮感就不讓人感到意外了。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變成了一種所有群體都深度參與的零和的競爭——部落主義。
在美國，反建制不一定仇富。即便這個國家的窮人沒有財富，他們也希望自己變成富有的人，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為其中的一分子。窮人，工人和中產階級——包括所有種族——都渴望實現傳統意義上的美國夢。而一旦這個夢想實現的過程出現了問題，他們就會轉而表達對建制、法律、移民，或者其他的外在目標，甚至是把責任推給自己的某種推理的理論，而不是開始著手去追求夢想本身。
也許是出於對「裡根主義」的反應，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一個新的運動在左傾的群體中開始出現——一個強調群體意識、群體認同和群體標榜的運動。左派的一些人士開始意識到，一些保守派人士利用對群體邊界的無視來反對糾正歷史錯誤和繼續種族不平等。很多人也意識到，美國自由派人士的領袖，不論是在司法，政府或學術界，主要是白人男性。而他們秉持的無視群體邊界的做法對於糾正長期存在的族群不平等沒有任何作用。隨著蘇聯的解體，之前全身心投入在反資本主義的舊式左派人士開始用新的眼光考慮壓迫：重新分配的政治被「承認的政治」所取代。現代身份政治的概念誕生了。
但是身份政治一開始並沒有成為民主黨的主流立場。1990年代初期的民主黨總統比爾·柯林頓就有反駁身份政治的言論。在2004年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巴拉克·歐巴馬曾經說，「不存在黑人的美國，白人的美國，拉丁裔人的美國或者是亞洲人的美國，我們只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
但是10年之後，我們距離歐巴馬的願景越來越遠。今天的左派看來，無視族群邊界就是原罪，因為它掩蓋了美國族群間由於階層而產生的壓迫關係。毫無疑問的是，美國歷史上白人、男性新教徒在絕大多數時間裡主導著美國歷史，而且常常是伴隨著暴力。因此對於左派人士來說，身份政治是「直面美國歷史和社會，而不是模糊化它醜陋的一面」。
但是最近這些年，也許是出於對所取得的進展太少的失望或是其他的原因，左派的人士提高了籌碼。無論是語調，或者邏輯上，一些人放棄了包容性的前提——這曾經是左派人士的底線——朝著排他和分裂的方向前進。對於今天的很多左派來說，誰為模糊的群體邊界說話，就站在了對立面上，表現出了對於壓迫的冷漠，甚至是在犯罪。在許多地方，比如大學校園裡，任何沒有反壓迫立場的人都可以被定義為種族主義者。
一旦身份政治的流行被確立，它不可避免地導致分裂，導致各種群體爭相獲得承認的情況激增。今天在左派人士的字典裡，需要獲得承認的詞彙越來越多。Facebook現在列舉出的性別類型有 50種之多。我們來看LGBTQ名稱的演變。最初只是LGB，後來出現了 GLBT到 LGBTI到LGBTQQIAAP的變化——誰應該被包括在這個縮寫裡面，誰應該排在前面都成為重要的議題。
書中舉出2017年1月21日在美國全國範圍內出現的「婦女遊行（Wom－an’s March）」集中體現了上述的問題。這次遊行在全國有420萬人參與。單是在首都地區就有50萬人集會。在許多方面看來，這次遊行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成為一次表達團結的盛事。然而，在表象之下，由於政治部落主義造成的緊張在整個事件中都沒有消失。遊行最初的名字定為「百萬婦女遊行（Million Women March）」，而這正好也是在1997年黑人婦女組織的一次遊行的名字。黑人婦女組織馬上就指責組織方盜用她們的名稱。組織方承認了這些批評，改變了遊行的名稱，並且邀請了有色人種的社會活動者擔任遊行的聯合主席。但是緊張並沒有緩解。一些黑人女性感覺到被利用了，尤其加上53%的白人女性投票給川普的事實，針對白人女性的批評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不出所料，這些批評導致了部分白人女性的反彈，感受到自己「不是很受歡迎」，不理解為什麼有色人種的女性如此具有分裂性。有一些本來準備去首都華盛頓參加遊行的人取消了行程。有一位原本打算帶著自己的兩個女兒去參加 遊行的女性說，「我們 應該就同工同酬，婚姻，墮胎等等話題結成同盟。為什麼現在變成了『白人女性不理解黑人女性』了？」
雖然包容性應該是終極目的，但現在的左派人士顯然是排他性的。在2016年費城民主黨全國大會期間舉行的一場「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中，一個遊行的組織者宣布「這是一場黑人和棕色人種的抗議遊行」，請他們的白人同盟者「在遊行的後面找位置」。
同時，身份政治也抓住了右派，讓保守主義者在以往不強調膚色差異的方向上來了一個徹底的轉變。政治科學學者薩米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這個轉變中是一個重要人物。他1996年飽受爭議的暢銷書《文明的衝突》中，將伊斯蘭文化描述為與西方價值觀相對立的文化；他更富有爭議的暢銷書《我們是誰？》提醒大規模西班牙語移民對於「盎格魯新教徒文化」的威脅。這些當時看來令人震驚的觀點，在2016年的選舉中成為保守主義者的麵包和黃油。
同時，我們也看到在右派——尤其是極右翼中，針對「過於成功」的少數群體的政治部落主義。在維吉尼亞州舉行的「右派團結起來（Unite the Right）」遊行中，大衛·杜克（David Duke，極右政客及社會活動家）警告人群「美國媒體和美國政治系統掌握在極少數人——猶太復國主義者手中」。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川普的前白宮首席戰略顧問，抱怨：「美國工學院裡到處是來自南亞、東亞的人們，他們搶走了工作，而美國人無法得到工程學位，無法得到工作。」他還曾經誇大其詞地說矽谷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CEO們來自南亞和亞洲。
今天右翼政治部落主義最讓人震驚的特點就是，白人身份政治圍繞著將白人描述為一個「受到威脅，歧視」的群體。這個立場有其歷史遺留的傳統背景，但左派人士在近些年又給這把火添了柴火。左派人士指責，羞辱和霸凌所帶來的傷害恐怕多過益處。許多將選票投給川普的人們感受到左派人士的作為將他們推向了這個有嚴重缺陷的候選人一邊。
政治部落主義正分裂著美國，把這個國家變成一個人們不僅把自己的群體以外的人看作反對者，而且還簡單地給他們貼上不道德、邪惡和反美國的標籤。蔡美兒認為如果有某種可以扭轉這種局面的方法存在，它必須同時解決經濟和文化兩個層面的問題。
對於千百萬的中產階級來說，傳統的實現財富和成功的路徑已經不存在了。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拉吉·扎帝（Raj Chetty）在研究中證明過去的50年中，美國孩子的收入超過他們父母的概率從大約90%降至五成左右。皮尤慈善信託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發現，在美國社會最底層長大的孩子中，有43%卡在這個階層，約70%的人永遠無法達到中產階級的水平。另外，美國的精英階層也許從未意識到，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成為某種遺傳性的存在。今天的美國，要獲得財富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精英教育和社會資源，而絕大多數低收入的家庭無法提供這些。在文化層面上，消除隔閡，促進相互理解，是扭轉社群撕裂的必經之路。
1954年，哈佛大學教授、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高爾頓·威拉德·奧爾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他的《偏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一書中提到，通過對聯邦海軍、警察、住房等取消種族隔離狀況的研究，發現不同群體的個體面對面交流，有助於消弭彼此間的偏見，建立互信基礎。這個觀察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在全世界各地的不同群體之間一再被印證。
美國軍隊也許是最好的例子。當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通過第9981號行政命令解除美國國防力量的種族隔離時，公眾——約三分之二的人——是對此表示反對的。軍隊中的白人官兵反對的比例大致相同。在1951年的韓戰中，研究者發表的文獻表明，消除種族隔離的戰鬥單元表現等於或優於依舊採取隔離的單元。這個觀察在越戰中再一次得到了驗證。
另一個例子是對同性婚姻態度的驚人轉變。在1988年，美國人中支持同性婚姻的只佔11%。到了今天這個數字攀升到62%。許多因素促成了這個巨大的進步。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公眾對於同性婚姻了解的增進。2013年，75%的美國人有「一個朋友、親戚或者同事向他們坦陳自己是同性戀」。在1985年，僅有24%的人遇到過。
也許美國公民需要一個共同的國家認同，從填補群體間相互不了解的鴻溝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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