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報訊 熙熙攘攘的杭州武林路上藏著一家很不起眼的裁縫店。兩個身子寬的老巷子裡折進去，一間年代久遠的矮民居，櫥窗上貼著「訂做西裝」的不乾膠紅字，屋子裡頭電熨鬥水汽蒸騰。
這間胖子工作室，總共16個平方，老闆叫石國民，64歲的老裁縫。令人想不到的是，裁縫店裡擺著的衣服儘是奢侈品大牌，Giada、Dior、Burberry、Prada、Gucci......動輒幾萬十幾萬。開店近30年，胖子改過的衣服加起來價值都過億了。
年輕小夥專門從南京來改褲子
現在改衣服一半是男裝，「杭州男人，講究的」
裁縫店裡統共4個幫工，從十幾二十年前湊成走攏班子直到現在，時間一晃，當年的小夥子小姑娘都已年過半百。擠不下幾個人的工作室裡，兩根繩子吊下來的日光燈管底下，三四臺縫紉機工作的譁啦作響。
「這次代價有點大的！」一個時髦小夥子推門進來，精瘦，手上拎兩條牛仔褲，「師傅，幫我改下腰身，尺寸我自己曉得的。我專門從南京來的！」
小夥子放下褲子，掏出手機，「喏，高鐵票，2點51分剛到的。改下褲子，還是高鐵票貴，哈哈。」
石國民這間裁縫店是2002年開的，到杭州大廈也去做過，最主要就是改衣服，更早時候他在東坡路時裝一條街。
縫紉機檯面上擺著幾袋衣物。一件GIADA外套，56500元；一件BURBERRY大衣，16900元；還有一條叫不出牌子的褲子，6000多元。
「現在改衣服比從前做衣服要難了。像GIADA、CANALI、GUCCI......這種大牌衣服是很好的，就是某個客人覺得肩膀大了點、腰身緊了點。每個人買衣服，並不是每件都稱心如意。」這麼多年，石國民遇到的奇葩要求不少：把男式皮衣改成女式的；把褲子改成裙子的；把圍巾改成帽子的……
在石國民的裁縫店裡，如今送來改衣服的有近一半是男裝。
「我今天下午，進來十來個客人，只有兩個是女的。從前在東坡路，改的幾乎都是女裝，現在杭州男人也很講究的哦。」石國民扶了扶老花鏡，「印象裡，戴金絲眼鏡的男人，會更加仔細，要求要高一點。」
他大致回憶了一下，有個顧客，外套領子高了半公分，也要同你仔細探討一番；還有個顧客，改好衣服，裁縫師傅們看著蠻好的，他照著鏡子，覺得這裡不對那裡也不對，感覺好像又是不改的好。
「有的人一走進來，我一看就知道要求很高的。我跟他說，改的過程中最好也多來幾趟，多試幾次，這樣客人滿意，我們也舒服。」這是石國民解決之道。
改過最貴的是50多萬的皮衣
雖然改大牌，收費和奢侈與否無關
因為改大牌，石國民當然認識了不少「名人」。某寫字樓的董事長、某地產公司老闆、某個上市公司的老闆娘......「都是我從前90年代在東坡路改衣服就認識的，現在他們做大了，有需求還來找我，一個電話過來，『胖子，你幫我來量一下衣服——』大家生活真是天翻地覆。」
雖然在坊間有著不小的名氣，石國民的胖子工作室仍然保持著親民的價格。按照工時來算，跟奢侈品無關，改件衣服5塊錢到幾百塊不等。
他改過最貴的是一件鱷魚皮的夾克外套，50幾萬，換一下襯裡，收費100元。
也有改「壞」了的。多年前，客人要把一件皮衣的袖子改短，「當時說好的，四個月後又說太短了。我花了二萬七買回來，給女婿穿了」。
「想想從前，大家穿衣服是縫縫補補又三年。現在條件好了，大家買一兩件貴的衣服穿穿好像也沒有什麼。」石國民說。
「上一輩忙到死，都是為這個家」
專改奢侈品牌，自己卻從不買
石國民是杭州人，1957年生人，小時候就住在慶春路慶餘亭一帶，一身漂亮的裁縫手藝卻並非出自裁縫世家。
石國民一家四個兄弟姐妹，他最小。爸爸是老底子三輪車服務公司工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在城站、湖濱一帶拉客載客，相當於現在的計程車司機。媽媽是浙江塑料機械廠工人。從前日子苦，家裡衣服都是縫縫補補穿的，石國民媽媽就縫得一手好衣服。
1964年，老爸正值46歲的壯年突然因食道癌沒了。那年，石國民剛長到8歲。
「我爸爸最寵我的，他很喜歡吃酒，每次三輪車騎回來，進門就呼我『小狗兒，來吃酒！』」石國民說，「那時候家裡熱水瓶、茶壺裡全部灌的是爸爸的酒。」
爸爸過世是在清明時節，那天，媽媽讓他去廠裡幫忙請假。石國民愣愣地一路跑到媽媽廠裡，找到大人，「我爸爸死了，我媽媽說今天好不好請假？」他一路沒哭，講出這句話，眼淚就鑽出來了。回到家，屋子裡點著蠟燭，大人都在哭。石國民趴在家門口爸爸的三輪車上玩，人家走過來嘀咕一句「這家爸爸好像沒了」，他心裡突然升起一股難過與恐懼。
過兩年，碰上歷史特殊時期，家裡哥哥姐姐都不讀書了，寧可上山下鄉插隊去，幫媽媽多分擔一些家裡事。
石國民18歲時，媽媽退休，他頂了職，正趕上廠裡去九堡插隊兩年。閒下來時，他自己買了本《上海時裝》的書自學裁縫。
插隊回來，石國民繼續一邊上班一邊倒騰縫紉機，到後來，已經能悄悄接點訂做褲子的活，掛到服裝店裡去賣，賺點手工錢。
哪想到，到22歲，媽媽又去了。
「媽媽不知道自己會去（死）的。我一開始也不知道，等到哥哥姐姐跟我說，才曉得是肝癌。他們都瞞牢我。那天我下班回來，我看媽媽已經不對了。我在床邊哭，媽媽輕輕講，『不用哭的，沒事的，我沒事的，會好的。』到夜裡，她就睡著一樣，走了。我姐夫叫好車，媽剛剛斷氣的時候，我們一家人把她抬回家裡去，我們子女一路掉眼淚。」石國民說起這段，擦了擦眼角。
石國民討的老婆是從小一個牆門裡的隔壁鄰居，孩童時就一起玩，青梅竹馬。等到26歲，兩個人結了婚，老婆在食品廠上班，晚上回來了幫石國民一起踏縫紉機做衣服，小日子慢慢撐起來。
「我們上一輩的爸爸媽媽，真的苦過來的。忙到死，都是為我們一家。所以讓我去用鈔票，我真的捨不得。雖然現在還有幾個錢賺賺，但是幾千塊的衣服，我還是給老婆買買，給外孫女買買，我自己真的捨不得。」石國民說。
90年代杭州人時興買舊西裝
很多服裝老闆因此發家
那時杭州大廈還在賣布料
石國民在塑料機械廠做的是汽車班裝卸工，後來又到後勤組，這種非技術工同技術工的差別是很明顯的。到1995年，38歲，他從塑料廠裡出來決定自己幹，在東坡路開起了自己的裁縫店，還收了幾個徒弟。
石國民記得，早先在東坡路最早開裁縫店提供改衣服服務的是個男裁縫。有顧客提出改的需求，一來二去，裁縫師傅感覺到這個錢好賺。「你想，做個褲子幾十塊，花的時間又長。他改一個褲長、腰圍就是十塊，速度快呀！是不是比做衣服好賺？那時我小舅子也在東坡路賣衣服，他一叫，我也去開裁縫店了。」
「原來東坡路時裝一條街，90年代的時候，杭州人很時興買舊西裝穿的。這段故事，你知不知道？我們改衣服這行就是這樣催生出來的。」石國民突然想起這檔事。
90年代初，東坡路賣服裝的老闆們經常從福建石獅進舊西裝。這批舊衣服其實是從國外走私來的，「一大包一大包，當垃圾賣過來，死人衣服都有」。
這批衣服因為價格低、版型好、式樣多很受顧客歡迎。
石國民接著講，「店老闆就從一大包裡把新的、半舊的整理整理，燙一下掛出來賣，幾百塊一件。你想，他一大包進過來才200塊錢啊。那時光，做服裝生意，都是新衣服、舊西裝混合著賣的。人家買新衣服不合身的要改，舊衣服也叫你改，我們這種改衣服的到那裡剛剛好，老鼠掉進大米缸了，如魚得水。」
那些年東坡路一帶開過服裝店的，一大半老闆就是靠舊西裝發家。武林路上有一家奢侈品店，石國民認識十多年了，就是從前賣舊西裝發家的。「現在他賣的當然都是很好的衣服，頂級品牌，杭州大廈有的牌子他都有。一年賺的錢，不好說嘞。」石國民感嘆，「那時候，杭州大廈還在賣棉布料，二、三樓租給小的商販做衣服。後來97年香港回歸以後，杭州大廈慢慢做大，再後來B座、C座也吃進來了......」
大刀闊斧的90年代，商業、交通日新月異，老百姓的生活大幅向前。石國民總是記得自己小小的裁縫店裡各式服裝布料的氣味和縫紉機嘈雜的聲音，「我那時肯吃苦，不是吹的，每天都做到凌晨兩三點鐘，下班回去的時候，龍翔橋的菜農都挑著擔子出來賣菜了。我睡一下，到早上九點半又開門。年初一到年三十全年無休，人家都說我是不是有毛病了。」
石國民指了指外頭正幫客人量衣服的一位大姐，「喏，那個小林，那時候就在我店裡，現在51歲了。」
石國民老早不住慶春路的「老破小」了。早些年，他在城北買了大平層，住著寬敞舒服。冬至時節，他想到爸爸媽媽，只可惜他們倆走得早，看不到兄弟姐妹們現在的日子。
前兩天，石國民到武林路一家奢品店幫客人量衣服，碰到一位老朋友。
名字已經叫不出來。那張面孔，他倒記得拎清，是早年自己剛插隊回來時，在家附近慶春路廣興巷裡「花菱西服」店一位有名的裁縫師傅。
那時候石國民還在自學裁縫，看到巷子櫥窗裡有人在做，他就經常站到旁邊去看個半天。
「那個時候很想學這門手藝啊，這樣『偷師』也『偷』了很長時間。他也知道你偷偷學，又不好趕你走。」石國民大笑。
後來，他聽說那位師傅碰上好機會做大了，開了大廠，接銀行裡、單位裡的工作服，賺了很多錢。再後來，聽說他離婚了又結婚了，老婆很漂亮，他經常給她買衣服。
「師傅，你恐怕認不得我了。我年輕時老是往你店裡走過去，看你做衣服的。」石國民笑著跟「師父」打招呼。
兩位師傅對上眼，開口就是陳年舊事，從前的東坡路怎樣，從前的日子多少辛苦。
「我現在不做了，這把年紀了。你倒還是孜孜不倦啊？」師傅道。
「我老早就想差不多好停下來，該遊山玩水去了。人有多少歲數好活，是吧？」石國民答，「兒女也老早成家了，外孫女都有了，給他們條件創造好，不愁吃穿，我任務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