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英國史》
內容簡介
《現代英國史》是同名 BBC 歷史紀錄片原著，由紀錄片的主持人、英國政治新聞記者安德魯·瑪爾執筆，並於 2017 年經過全新修訂，新增了紀錄片播出之後 10 年英國發生的種種巨變。
《現代英國史》講述了從 1945 年二戰勝利，到 2016 年脫歐公投期間的英國史。 70 年來，英國始終危機不斷——先是擊敗德國入侵，然後是破產、大英帝國的解體，最後又成了重新塑造世界的移民中心。政治和經濟變遷貫穿了整個故事，每一屆政治領導人都認為自己將把英國導向正途，但每一次，英國人民都會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不同於嚴肅歷史學家，安德魯·瑪爾以記者的敏銳和英式幽默，描繪了一個真實而生動的英國。同時，通過對歷史的反思，他也在探尋英國是如何一步步走進了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時代，如何最終走向了脫歐，前路又將在何方。
作者簡介
安德魯·瑪爾（Andrew Marr）是英國著名的政治新聞記者、BBC資深編輯及主持人。他 1959 年生于格拉斯哥，在劍橋大學攻讀英文，後來長期擔任政治記者，為《蘇格蘭人》（the Scotsman）、《獨立報》（the Independent）、《每日快報》（the Daily Express）、《觀察家報》（the Observer）撰寫文章。從 2000 年到 2005 年，他擔任 BBC 政治編輯。他為電視臺撰寫和播出歷史、科學和政治紀錄片，主編並主持 BBC 一臺的王牌政治欄目《安德魯·瑪爾秀》（Andrew Marr Show），及BBC四臺的《開啟一周》（Start the Week）。代表作品有《BBC世界史》《現代英國史》《現代英國的形成》等。
書籍摘錄
序幕（節選）
這場戲開始於 1940 年 5 月 28 日午後。在下議院老會議廳的首相辦公室內，戰時內閣正在召開會議。演員只有幾位，其中包括 18 天之前剛成為民族領袖的溫斯頓·邱吉爾。大多數建制中人和許多保守黨人都認為邱吉爾是個荒唐、狡詐的醉漢，喜好狂熱的演說和愚蠢的帽子。私底下，他們將邱吉爾稱為「無賴的大象」，甚至是「土匪」。對於他在不到三周之前成為國王的第一大臣一事，不少人並不熱心，這其中也包括了國王本人。在工黨圈子裡，邱吉爾被普遍視作工人階級的敵人：數年前，這個臉色粉紅的紈絝子弟曾命令軍隊鎮壓罷工者。如今，邱吉爾剛剛命令駐紮在加來的英國部隊在毫無撤退希望的情況下作戰，努力保護滯留在敦刻爾克海灘上的20萬人，以期拯救他們。他承認這一「戰死沙場」的命令讓自己感到「難受」。他還試圖通過物物交換的方式，從美國人那裡獲得急需的驅逐艦。截至此時，美國人並未提供幫助。每小時都有數千名英國軍人穿越海峽，撤回本土，此時依然有救援大部分軍隊的希望。然而，德國的入侵已是近在眼前，沒有重型武器就毫無抵禦的可能。不久之前，還有人要求邱吉爾批准將政府、王室以及英格蘭銀行的黃金撤往加拿大的計劃。但和國王及王后一樣，他拒絕考慮這一方案。
與他同桌的兩位人物日後會被與綏靖政策聯繫在一起。其中一位是前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在德國與希特勒就「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展開的談判一度使他成為民族英雄，然而不久之後，希特勒又使他成了「民族蠢人」。他的健康狀況正每況愈下。另一位則是來自保守黨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伯爵，此前對德國的訪問曾令他認為希特勒「十分真誠」，戈林（Hermann Goering）則「很有吸引力」，是個兼具「好學生、電影明星、大地主、政黨管理者、查茨沃思莊園獵場主管」等特徵的人物。哈利法克斯伯爵更受王室青睞，身形瘦長、好挖苦人、篤信宗教且保守的他，也曾是成為首相的熱門人選。在上議院中，他成了這段黑暗歲月裡不受歡迎的那一類保守黨人，很快就會被打發去華盛頓擔任駐美大使。在這個代表了民族團結的政府中，除自由黨黨魁阿奇博爾德·辛克萊（Archibald Sinclair）外，還有兩名工黨成員。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幾乎是出於偶然才成了工黨黨魁，在全國範圍內並不知名。在 1940 年，如果有誰認為這位幹練、愛國但略顯沉悶的人物有朝一日將成為受人懷念的偉大首相，那麼這種想法未免太過不同尋常了。另一位工黨成員是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在近來艾德禮抱恙期間，代替他主事的便是這名前教師。如今，很少有人還記得格林伍德的名字。他在「二戰」之前備受愛戴，但在擔任大臣時卻表現不佳。他與酗酒這一惡習搏鬥了一生，但每一次勝出的都是酒瓶。不過，時勢曾成就過許多二流人物，此時剛好輪到了格林伍德。
戰時內閣面臨著一個簡單的問題：在希特勒的大軍摧枯拉朽地席捲了比利時、荷蘭及法國之後，應該向他求和嗎？哈利法克斯和張伯倫都贊成這麼做。他們聲稱義大利獨裁者墨索裡尼可以成為中間人，還討論了為求得他的斡旋應行何種賄賂：作為阻止德國入侵不列顛諸島的酬勞，義大利人可以拿走直布羅陀、馬爾他、蘇伊士、肯亞和烏幹達。價碼就是這些。英國將接受希特勒作為歐洲領主的地位，但也將得以保留自己的艦隊以及包括印度在內的剩餘帝國。邱吉爾尚未拒絕基於任何價碼的任何協議，但他深刻地意識到，如果關於求和的討論被洩露出去，將對國民的士氣造成毀滅性打擊。邱吉爾還相信，柏林提出的任何價碼都將包括把皇家海軍移交給德國，並在倫敦扶植一個親納粹的傀儡政府。身為半個美國人的他相信，即使英國遭到了入侵，美國最終也將加入戰鬥。就這樣，在恐懼、疑慮和微弱希望的圍繞下，「決斷時刻」到來了。
如果與會的都是保守黨政客，邱吉爾將在投票中落於下風。然而，艾德禮和格林伍德都堅定地支持繼續戰鬥，拒絕求和或是投降。於是邱吉爾以微弱的優勢贏得了投票。受此鼓舞，他的情緒又高漲起來。他立刻召集了全體閣員，以純正的邱吉爾式英語向他們表示：「我確信，如果我考慮過求和或是投降，哪怕只有一瞬，你們中的每一位都會挺身而出，將我推翻。如果我們這座島嶼的漫長歷史終將結束，那麼也要等到我們中的每一位都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再結束。」或者說，至少他後來記錄下的言論就是這樣。大臣們歡呼雀躍，拍打著這位老人的後背。後來邱吉爾表示，如果他試圖投降的話，會被拖出辦公室：每位大臣及其家人都做好了「立刻」戰死的準備。
我們已經知道，這樣的說法其實誇張了。相當多的英國政客都已準備好與德國妥協。美國駐英大使私底下已經告知華盛頓方面，英國將會投降。回過頭來看，投降似乎是不可能的，是無法想像的；但在當時，投降是很有可能的，並且經過了嚴肅的討論。這一刻，英國正處於崩潰邊緣；也正是在這一刻，她的現代史開始了。一切都始於這一天的這一決定。首先是戰爭：從不列顛戰役，到珍珠港事件，直至德國和日本的最終戰敗。接下來，世界變得截然不同：出於複雜的原因，曾經是世界上最大帝國的大英帝國落幕了，美國則崛起為自由世界的統治者。這些原因大概都可以追溯至邱吉爾、艾德禮和格林伍德在 5 月的那一天做出的艱難決定。這一決定塑造了當代英國，塑造了她的長處與弱點——這正是本書探討的主題。許多始料不及和出乎意料的事情隨之發生。無論是邱吉爾還是艾德禮，都沒有造就自己理想中的英國；然而，他們卻在無意中塑造了我們。
對英國而言，「二戰」是一段籠罩一切、造成了巨大打擊的經歷，以至於人們願意將戰後與戰前的英國分隔開來，就仿佛一把巨大的利刃將英國歷史一斬兩斷一般。在某些顯而易見的方面，的確如此。戰爭從物質上和工業上都改變了英國，摧毀了城市中心；通過刺激外來移民和向外移民，它最終還改變了這裡的人口構成；它改變了英國的政治氣氛和我們對待政府的態度；隨著戰後生育率的激增，它甚至還改變了代際關係。不過在其他方面，戰後的英國只不過是 20 世紀 30 年代英國的延續。在「二戰」結束後直到邱吉爾敗選下臺的這段時間裡， 1945 年的議會與 1935 年被選出的議會是同一個，來自過去那個時代的下議院被凍結、保存下來。對王室的服從與尊重、對白種人優越性的信念、認為英國製造業仍然是世界最佳的自負心態，也都歷經危險的歲月，完好無損地倖存下來。
歷史要麼是關照當下的道德論證，要麼是毫無意義的事實的單純累積。「二戰」剛結束那段時間的英國史，便是一段富有吸引力的、能夠令人獲益良多的道德故事。儘管困難重重，那仍然是一段樂觀、充滿活力的歲月。分別位於政治光譜兩端的政客都相信，英國將在新世界中佔據至關重要的地位，成為一支行善的偉大力量。復員士兵及上百萬平民都決心彌補失去時間，過上更幸福的生活。當時，愛國主義並不狹隘，「社會」這種東西依然存在，沒有人會對「公共利益」嗤之以鼻。工黨承諾要帶領人們建設「新耶路撒冷」，儘管沒有人完全明白這一奇妙之城會是什麼樣子，但顯然醫療、教育和住房方面的新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英國電影也充滿了活力與雄心。設計師和建築師將「二戰」期間在歐洲構想出的方案帶到了英國，建設出了一個更加敞亮、通風、多姿多彩的國度。在科學與技術領域，英國同樣取得了將在和平時期大展宏圖的傑出成就。
人們普遍為勝利感到驕傲，這是理所應當的。這種心態尚未遭到核對抗前景引發的恐懼情緒的破壞。儘管依然受困於飢餓及糟糕的居住環境，但至少人們終於安全了。他們感到悲痛，但又滿懷希望。嬰兒潮正在全速到來。 40 年代末的英國有許多會令當代人感到吃驚乃至厭惡之處。會讓當代人皺緊眉頭的，不僅僅是破碎的城市和嚴格的配給制，還有勢利的態度以及不經意間流露出的種族主義，甚至還包括廣為存在的反猶主義——儘管當時關於集中營的駭人證據已經浮出水面。但總體而言，這還是一個滿懷希望的國度。就歷史而言，沒有什麼品質比希望更令人振奮了。
關於戰後史意義的大辯論大致是在左右兩派之間展開的。彼得·亨尼西（Peter Hennessy）等中左派歷史學家通常對這一時期的領導人感到欽佩，對他們竭力擺脫困境的努力感同身受。以科雷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為首的歷史學家則強調這段時期的失敗及錯失的機遇，直到柴契爾於 1979 年上臺才扭轉了局勢。其他人則在這些立場之間掙扎。那麼，我的觀點是什麼呢？我們這些脾氣暴躁的人民，老是因那些糟糕統治者的欺騙和愚蠢而動怒，但事實上，小點兒聲說，我們經歷了相當不錯的 60 年。英國在 20 世紀 70 年代遭遇了危機，經歷了全民性的精神崩潰，但此後又實現了復甦。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英國是個遭受了戰爭破壞且沒有效率的國家，即將被法國、德國和日本這些之前的戰敗國超越。但更加完整的故事、更加廣闊的圖景是，英國未經歷革命，便成功地從勉力維持自身強權地位的缺乏效率的帝國主義製造商，轉變成了更加富裕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英國的確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轉型。工黨和保守黨政府都適時地甩掉了帝國這一包袱。但這意味著在其他大洲有無數人死去：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陷入了種族清洗的血泊，許多非洲人淪為屠殺與獨裁統治的受害者，阿拉伯人、賽普勒斯人和遠東地區的許多民族遭遇了內戰與饑荒。與此同時，英國則重新專注於冷戰中的次要夥伴這一新角色，與歐洲靠近，但決不融入歐洲，與美國人說著相同的語言，卻表達著不盡相同的意思。
我們從來都是一個處於邊緣位置的國家。我們曾先後位於戰敗的邊緣、破產的邊緣、核毀滅的邊緣，以及美利堅帝國的邊緣，最後卻發現自己來到了現代狀態的最前沿，成了一個後工業、多種族的島國，擁擠、善於創新、富裕。柴契爾上臺之前，英國並非正一路向著深淵墜落。對這段相對而言成功的時期的敘述，沒有誰比美國歷史學家喬治·伯恩斯坦（George Bernstein）做得更好了。他那本講述 1945 年後英國的著作名為《衰落的迷思》（The Myth of Decline ）。在談及 70 年代危機之前的歲月時，他表示：「根據就業率、令人們免於貧困的社會保障、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指標來衡量，英國在增進人民福祉方面的表現是卓越的。」而且，這樣的成就還是在惡劣的經濟條件下取得的。
用錯誤的結論來扭曲真實的歷史是危險的。如果有人認為 70 年代的崩潰是戰後英國經歷的最重大事件，與之相比，此前及此後的一切都相形見絀，那麼 40 年代、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故事就不可避免地會變得陰暗，原本平淡無奇的事件也會顯得像是不祥的預警。所有那些正確的事情，那充實的 30 年間所有成功的人生，風尚與技術領域的成就，健康狀況的改善，低通脹的歲月，變鼓了的錢包，假期，繁榮的商業每當提起這些成果，人們總是會微妙地加上一句：「是的，然而想想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吧。」可是，這是一種奇怪的思維方式。以個人生活作為類比，這就如同不顧一生中的起起落落，僅僅根據中年時生的一場重病或是婚姻的失敗，來定義整個人生的價值。
那麼，這就意味著我們應該為領導人喝彩嗎？當然不是。在現代的大多數時候，政治為英國做出的貢獻並不如對議會民主制感到自鳴得意的我們所以為的那麼多。那些人是好人，行為正派，但並不是出色的領袖。領導我們的左派和右派都不明白這個國家正走在哪個方向上。亨尼西是對的：政治階層是有才智的，並且面臨著艱難的選擇。一旦危險不再，人們很容易就會忽視這一點。但巴尼特也是對的：如果我們的領導人更加清醒，敢於道出嚴峻的事實，或是敢於將選民當作成年人來對待，那麼我們本可以擁有一個更美好的國度。的確，工黨沒能建成「新耶路撒冷」；的確，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的保守黨政府未能重塑英國強權，未能實現他們夢想中的「新伊莉莎白時代」。威爾遜（Harold Wilson）和希思（Edward Heath）執政時期本應進行現代化，使英國重整旗鼓、煥然一新；但當兩人下臺時，工會已難以駕馭，希望之光也熄滅了。梅傑（John Major）上臺時承諾要令英國感到輕鬆自在，下臺時卻留下了一個不自在的國度，尤其是對梅傑感到不自在。即使在伊拉克戰爭之前，布萊爾的新工黨也從來不像他承諾的那樣時尚和有效率，更絕非純潔無瑕。所有這些失敗都是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只有兩個例外，分別是 1945 年的工黨政府和柴契爾的前兩屆任期。前者雖然未能實現理想中的社會轉型，但建立起了福利國家體系；後者則針鋒相對地直面了英國的危機。二者都為後人樹立了榜樣。但即使這兩個反例也並非完美無缺。戰後，工黨在短短幾年內便後繼乏力，不再受民眾歡迎；而柴契爾所設想的那個由儲蓄者和強有力的家庭構成的重獲道德感、辛勤工作的國家，完全不是在以尋歡作樂、分裂、拜金、寬鬆信貸及爆炸頭為特徵的 80 年代實際存在的那個國家。隨之而來的便是政治精英的失敗。我常常覺得，那些在上千幅漫畫和上千部新聞短片中出現的熟悉面孔，那些政界的鼎鼎大名，就如同齒環破損的飛輪一般，雖然仍在嗡嗡地旋轉，卻無力讓日常生活這架複雜的巨型機器運轉起來。
如果情況只是這樣，那真是令人感到沮喪。幸好並非如此。開放的市場，受過良好教育的忙碌的人們，相對而言廉潔且守法的民族傳統，以及享受 20 世紀生活裡的新技術與新體驗的樂觀心態——這些都使得英國帶給人的總體感受要比單看政治史時好得多。近幾十年來，信仰與意識形態衰退了，被消費主義與名人文化所取代，這也許稍稍有損我們的威嚴。不過，現代英國在科學、文化和金融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曾經令世界獲益，也將繼續如此。人類在21 世紀初面對的謎題包括全球變暖、意識的難解之謎，以及老齡化的西方社會如何才能適應維持自身運轉所必需的移民新文化。英國人在提供解答方面曾舉足輕重：網際網路的發展、當代音樂及電視節目的創作，都證明了這一點。通過新的方式，我們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島嶼。在本書涵蓋的時間段，佔據支配地位的感受是「加速」。我們的生活節奏更快了；我們看、聽、溝通、改變、旅遊得更頻繁了；我們經歷了物質上的豐裕，但或許也感受到了哲學或宗教上的空虛——這與此前的時代截然不同。
如果通過科學或是魔法，一小群生活在 1945 年的英國人能夠進行時間旅行，穿越到 60 多年後，他們會如何看待我們呢？他們會輕推彼此，努力忍著不要笑出聲來。他們會對不同的膚色感到震驚。擁擠的道路、花哨的商店、沒有煙霧的空氣都會令他們吃驚。我們的體型會令他們驚嘆：不只因為高，還因為胖得丟人。新一代英國人潔淨的頭髮、新潮的服飾和青春的面龐會令他們讚嘆不已。但嚴重的浪費也會令他們感到驚駭和厭惡：從尚比亞或秘魯等國湧入的食物，原封不動地又被扔到了家門外和超市外；設計精美但被匆匆廢棄的音樂播放器、電視機、冰箱、衣服、家具已堆積成山。牆上那些醜陋、扭曲的塗鴉以及無處不在的塑料與彩紙垃圾，也會令他們感到驚愕。我們不去教堂，我們對性無比開放，我們視離婚為家常便飯，我們居住在溫暖舒適的住宅裡——這些都會令他們感到驚奇。然後，他們會討論一切所見所聞，但所用的語氣又會使我們反過頭來嘲笑他們：要麼是正經得令人無法忍受，要麼是帶有滑稽的地方口音。然而，這些怪人正是過去的我們，他們就是我們。 40 年代那些留著板寸的流浪兒，成了如今的領取養老金的人。 1947 年時那些心懷帝國信念或是社會主義信仰的不耐煩的瘦削年輕人，如今仍然生活在我們身邊，要麼坐著輪椅，要麼隱居在護理院中。通過他們的人生、他們做出的抉擇，時光流逝到了當下。因此，倘若他們能夠注視著我們問道：「這些怪人是誰？」我們可以這樣回答：「我們正是你們，正是你們選擇成為的樣子。」
題圖為電影《至暗時刻》劇照，來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