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先生在他那本很有名的《晦庵書話》中曾兩次談到巴金的譯作。一次是說巴金翻譯的高爾基早期短篇集《草原故事》有四種版本，他認為，論譯筆，後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最佳」，「因為這末一次重印，經過了大大的修改，譯文和前三種差得很多」。巴金是從英文轉譯的，唐弢曾就其中一篇對照過其他人的譯文，他認為，巴金的譯文「有幾處比從俄文譯過來的還好，更接近於高爾基的原意」。（《〈草原故事〉》，《晦庵書話》第46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9月版）其實，《草原故事》（後改名《草原集》）不止四個版本，在這之後，巴金還是根據俄文重譯和改譯了該書。多個版本，反覆翻譯，能夠看出巴金對這些小說的偏愛。唐弢在另外一則書話裡，則說「屢印屢改」簡直就是巴金翻譯的特點：
巴金對自己譯作極認真，又誠懇地向讀者負責，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中對自己譯作屢印屢改者，當推此公為第一名。我酷愛這種態度，又喜歡研究研究他怎麼個改法，所以他重印一次，我即再買一本，大掏腰包，此則不能不向老朋友鄭重抗議。（《〈過客之花〉》，《晦庵書話》第466頁）這是知人之論，從中能夠看出巴金對於譯作的嚴謹態度，甚至，不是態度，而是顯示了譯作在他心中的地位。的確，幾乎在他開始創作的同時，他的翻譯生涯也開啟了。這套譯文集中所收迦尓洵的《紅花集》中《信號》一篇就是他最早的翻譯作品之一。他自己說過：「我寫作只是為了戰鬥，當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後的東西進攻，跟封建、專制、壓迫、迷信戰鬥，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樣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術教師學習。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揀來的別人的武器戰鬥了一生。」他強調：「不用說，我的努力始終達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別人的作品變成我的武器。」（《〈巴金譯文選集〉序》，《巴金全集》第17卷第299、第2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可見，巴金把譯文作為「武器」，自己的創作之外，還用了別人的，也就是他把這些譯文的作用和價值已經等同於自己的創作了。作為「盜火者」，他的前輩周氏兄弟也是這麼對待譯文的，巴金與之一脈相承。
《巴金譯文集》普通精裝版巴金翻譯的作品與他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很多時候是從「信仰」的角度選擇作品的，我甚至還認為，巴金有時候還借譯作傳達了自己的情感和信念，這是他的另外一種形式的作品，這也是他翻譯活動的很重要的一個特色，。他自己曾經說過，自己喜歡讀一些別人不肯讀或不願意讀的書，他的翻譯也是這樣，既有大眾熟悉的屠格涅夫、高爾基這樣的人，也有柏克曼、尤裡·巴基、赫爾岑、廖·抗夫等，別人不大會特別關注的作家。這是巴金特別的視角，也是今天看來他的譯作具有特殊價值的地方。對於這些，我念大學時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文《解讀巴金思想世界的另一個視角——從巴金的譯文看他的思想發展》（收《另一個巴金》，大象出版社2002年3月版）探討過，十年前，在一篇《巴金與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收《閒話巴金》，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年1月版）中也具體梳理過，在此不再贅述。
大約是小說家的光芒，掩蓋了巴金翻譯家的實績，以及他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翻譯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不僅自己翻譯，還因編輯工作推動世界文學作品的中譯），翻譯工作總是被當作巴金的寫作「餘事」來看待，儘管他的很多譯作至今仍然不斷重印，還為海外某些出版社盜印，但是，大都零散出版，直到垂暮之年，才作為翻譯家系統整理他的譯文集。巴金第一個譯文集，是由範用先生促動和規劃，經董秀玉女士之手編輯出版的。那就是《巴金譯文選集》，這套書收了十冊小書，選目是《門檻》《木木集》《散文詩》《夜未央》《紅花集》《家庭的戲劇》《遲開的薔薇》《童話與散文詩》《秋天裡的春天》《草原故事及其他》等，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和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月同時出版。它的簡體字版，改裝兩冊精裝本，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12月初版。在這一次編輯過程中，巴金先生精心校改了譯文。第二次編輯出版的是《巴金譯文全集》，共十大卷，囊括巴金結集出版的譯作（仍有單篇零散譯作未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這是巴金在編輯完成《巴金全集》之後，為自己編輯的第二部全集，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件文學工作。巴金在友人、責任編輯王仰晨的協助下，親自編輯這部譯文全集，自己和通過友人的幫助再一次審慎地校改了全部譯文，並為每卷寫下《代跋》，這部譯文集的譯文可以視作譯者的定稿本。
巴金珍藏《屠格涅夫全集》其中一卷書影在巴金先生去世之後，巴金研究會和祝勇工作室合作，還曾編輯出版過《巴金譯叢》，共五卷，包括《木木集》《門檻》《散文詩》《文學寫照》《〈往事與隨想〉精選》，2008年10月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而這次由巴金故居策劃，草鷺工作室與浙江文藝出版攜手推出的《巴金譯文集》則是巴金先生第四個譯文集，它參照了《巴金譯文選集》，以收精短譯作為主，共分十卷，但是選目上有所調整。當年的《譯文選集》的出版，距今已近二十年；而《巴金譯文全集》短時間內也不可能重印，推出一套新的譯文集滿足不同層次的讀者需求正當其時。這套新的譯文集，有這樣幾個特點：1、文字以巴金先生手訂的《巴金譯文全集》為底本排印，在嚴格依據底本的基礎上，改正了歷次印刷中仍然存在的部分明顯的文字排印錯誤。2、收入柏克曼的《獄中記》，這是巴金頗為偏愛的一本書，除了收入《巴金譯文全集》之外，多年未曾出版過單行本。而克魯泡特金的《吿青年》，曾對少年巴金的思想產生重要影響，多年來也未曾單獨重印過。3、某些卷次在正文之外，增加「附錄」，這是此次新增部分，主要收入與正文相關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巴金在其他作品中談論該書的內容，有的序跋還是近年新發現的第一次收入集中，它們有助於讀者對於譯作的更深入的理解。4、每卷前面都配有彩印的插圖，這是哪怕《巴金譯文全集》也未曾做到，而且很多圖片出自巴金先生的藏書和珍藏，殊為難得，我想，它們作為特殊的文獻也是譯作的一部分，也將構成這個版本的譯文集值得關注的一個特點。
出版社為這套書做了精心的設計，特意選擇小開本，適合化整為零，方便攜帶和閱讀。在普特精裝本之外，還將有另外一種仿皮面的西式圖案設計的特裝本，是為那些有藏書癖的朋友特意準備的。今年是巴金先生誕辰115周年，我想，這套譯文集的出版也是獻給他的一份禮物。我希望這只是第一輯，還能接著出版第二輯、第三輯。
《木木》俄文版插圖我有幸參與此書的策劃和編輯，應出版社的要求，為每一卷寫了簡短的出版說明——對此，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覺得這是畫蛇添足之為，但是出版社堅持認為這對讀者和營銷有好處，我倒覺得未免太看低讀者了。——雖然每卷的說明都較為簡短，但是，當時寫的時候也真是句句斟酌，不敢妄言。不過，現在重看，我又覺得，過分板著面孔、「公事公辦」而缺少個性和個人風格。但是，這是「出版說明」的特點所要求的，所以，拿來發表時，我曾想重新改一遍，後來又覺得，那等於完全重寫，索性就以這樣「公眾性」的面目示人吧。等以後有時間，再寫一寫對每本書的讀後感和書裡書外的故事，那完全是另外一種寫法了。因為這種寫法，寫它們時，參考過的巴金先生的前言後記、各種文學史和研究成果等，就無法一一注釋清楚了，在此除了感謝之外，也是要說明的。
《木木集》本集收錄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寧與巴布林》兩部中篇小說，前者寫於1852年，後者完成於1874年。
「木木」是一條小狗的名字，小說展示了聾啞農奴的悲劇性命運，小說的人物原型就是作者的母親和她的看門人。在專橫的女地主的壓迫下，啞奴心愛的姑娘被迫嫁給一個酒鬼，相依為命的小狗「木木」也被淹死，絕望中，他不辭而別……英國小說家高爾斯華綏說：「在藝術的領域中從來沒有比這個更大的對於專橫暴虐的抗議。」作者的抒情筆調，感染了眾多讀者，英國作家加萊爾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感動人的故事。《木木》是世界短篇小說中的瑰寶，它的影響超出了文學本身，據說1883年屠格涅夫後，他的遺體運回俄國，俄國防止虐待動物會為了這篇小說曾派代表參加他的葬禮。
《普寧與巴布林》是屠格涅夫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回憶。小說中祖母的形象，和她專橫，反覆無常，不能容忍一點反對的意見，這跟作者母親有許多相似之處。男孩和普寧的友誼，以及他們朗誦《羅西阿達》詩的事都是根據真事描寫的。普寧就是屠格涅夫母親的秘書、家奴費爾多•伊凡諾維奇•洛巴諾夫。屠格涅夫後來說，他是「第一個喚起我對於俄羅斯文學作品的興趣的老師。」 英國作家愛德華·加爾奈特認為，理想主義者普寧這個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擅長的繪像相比。巴布林，據作者自己說，也是「照活人摹寫的」，這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中平民知識分子的全新形象；小說中的穆莎也是一位新型的女性。屠格涅夫的晚年創作，既能夠把握恢宏的時代巨變，又寫出人物內心的微妙變化，創造出很多具有高度歷史感和現實感的人物形象，是了解巨變中的俄羅斯的生動教材。
巴金的中譯本《木木》，1952年5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普寧與巴布林》，1949年12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本書據《巴金譯文全集》排印。
《散文詩》《散文詩》是屠格涅夫的文學絕唱，有人說，「他這些散文詩乃是俄羅斯文學中這一困難而獨特的體裁的最完美的典範」。這組作品作者最初所擬的總題是「一個老年人的手記」，它的寫作，最初並非為了發表，而是只想讀給身邊的朋友聽一聽，在朋友的勸說下，他才拿出去發表，編者徵得他同意後，改為現名。寫作它們時，作者已經進入暮年，身受病痛折磨；遠離故土，心含悲傷情緒，這些都化作憂鬱的文字散布在每一篇散文詩中。這是一個人生命的歌唱，雖然，它們都是短章，然而，真誠，自然，飽含深情。
巴金也是在遠離祖國的時候開始決心翻譯屠格涅夫,散文詩的，在以後的日子裡，這些篇章也伴隨著他帶給他力量，他說：「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非常想念祖國，感情激動、坐臥不安的時候，我翻譯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俄羅斯語言》。他講『俄羅斯語言』，我想的是『中國話』，散文詩的最後一句：『這樣的語言不是產生在一個偉大的民族中間，這絕不能叫人相信。』 我寫《火》的時候，常常背誦這首詩，它是我當時『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他還說：「譯者喜歡屠格涅夫的著作，也曾為它們花過一些功夫……」雖然謙稱本書是他的「試譯」，然而卻被視為精品得到幾代讀者喜愛。
本書1945年5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以後曾多次重印，現根據《巴金譯文全集》排印。本書附錄部分為此次印本新增內容，兩則譯後記，是新發現的巴金佚文，保留了巴金最初翻譯散文詩的感想。巴甫洛夫斯基的《回憶屠格涅夫》，也是巴金的譯作，最初由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8月初版，巴金認為：「他讓我們知道屠格涅夫是一個怎樣的藝術家，同時也讓我們知道屠格涅夫是一個怎樣的人。」附印於此，有助於讀者對於屠格涅夫的深入了解。
《紅花集》在星光璀璨的俄羅斯文學史中，迦尓洵算不上一位偉大的作家，他創作時間短，留下的作品少，然而，他卻是一位風格獨特、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屠格涅夫、託爾斯泰、契訶夫等人對他都推崇有加。屠格涅夫在1880年6月14日致迦尓洵的信中寫到：「從您登上文壇的第一天起，我便注視著您——一位不容置疑的、獨具一格的、有才氣的人。我留心您的創作活動，您的近作《戰爭與人》（遺憾的是未見續篇），照我看來，使您最終在開始寫作的青年作家中確立了首屈一指的地位。這一看法列夫·託爾斯泰伯爵也是贊同的……」魯迅稱他為「以一身來擔人間苦的小說家」，認為作品中的「博愛和人道」「非戰與自我犧牲」的思想值得關注。
巴金1922年就曾翻譯過迦尓洵的《信號》，他說：「三十年後（即五十年代初）我以同樣激動的心情第二次翻譯它。我愛它超過愛自己的作品。我在那裡找到自己的思想。它是我的老師，我譯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師，我翻譯首先是為學習。」「那麼翻譯《信號》就是學習人道主義吧。我這一生很難擺脫迦爾洵的影響，我經常想起他寫小說寫到一半忽然埋頭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寫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本書收《紅花》、《一件意外事》及《癩蝦蟆和玫瑰花》三個短篇小說集，它們分別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九五一年三月及一九五二年一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初版，現根據《巴金譯文全集》本排印。
《獄中記》巴金說：「我平常最愛看一般人不看的書，因此我也愛譯一般人不願譯的書。」《獄中記》應當屬於此類。作者亞歷山大·柏克曼是著名的安那其主義者，巴金早年曾與他有過交往，他的重要經歷在這本《獄中記》中有詳細的描述。翻譯這樣的書，對於巴金來說，不僅僅是思想上的原因，而且，還能讓他感受到一個純潔的心靈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的養成，能夠感受到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的護持。巴金曾讚揚道：「十四年的監獄生活都不能改變他的信仰，卻反而使他寫出叫遠在英國的老加本特也驚嘆讚揚的《人類心靈之記錄》了。」 《人類心靈之記錄》便是這本《獄中記》。
然而，寫這樣一本書，作者揭開的是自己痛苦記憶。他的戀人高德曼曾記述他寫作的情景：「每天他不是坐在書桌前面眼睜睜地呆望著空虛，就是狂熱地動著筆，仿佛被什麼冤鬼驅使著一般。他時時想把他寫好的東西毀掉，我必須和他掙扎許久才能夠把稿子保存下來……接著又有一些時候他會逃進樹林裡面去，怕和人間接觸，他躲開我，而且特別躲開他自己和那些在他的筆下活起來的鬼魂。我不知費了若干的苦心才找到適當的方法和適當的話語來撫慰他的受迫害的靈魂。」
巴金翻譯的《獄中記》是節譯本，最初翻譯是1935年旅居日本時，當年回國後，「我在上海虹口公寓住了半個月，編譯了這個節本《獄中記》。我很喜歡他的文章，可惜他所寫的美國監獄生活，我譯起來相當吃力，因此，介紹全譯本的計劃無法實現，我感到遺憾。」本書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現根據《巴金譯文全集》排印。
《家庭的戲劇》《家庭的戲劇》是亞歷山大·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的一部分。赫爾岑出身俄國貴族家庭，青年時代就誓言要為社會的平等和正義奉獻一生，後遭遇流放，又流亡歐洲進行革命宣傳活動，英國學者以塞亞·伯林認為赫爾岑也許是當時「最偉大的歐洲政論家」，他在歐洲創立的第一家自由出版社，為後來的俄國革命的爆發奠定了基礎。在小說《誰之罪》《克魯波夫醫生》《偷東西的喜鵲》以及大量政論文之外，赫爾岑的這部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是一部深刻而且生動的傑作，是赫爾岑賴以不朽的最大憑據」。（伯林語）
《往事與隨想》寫於赫爾岑流亡歐洲期間，是他花了十五年以上時間寫成的一部包含著日記、書信、散文、隨筆、政論和雜感的長篇回憶錄。它生動地記錄了俄羅斯和西歐社會思想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人物、場景和作者個人的思想發展過程，在書中作者把個人的生活事項和具有社會歷史意義的一些現象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有人說，它「是時代的藝術性概括」。作者自己說這是「歷史在偶然出現在它道路上的一個人身上的反映」。
《家庭的戲劇》是《往事與隨想》的一部分，涉及作者家庭的變故等個人遭際，屠格涅夫生前見過這一部分的原稿，他後來對人說：「這一切全是用血和淚寫成的： 它像一團火似地燃燒著，也使別人燃燒……俄羅斯人中間只有他能夠這樣寫作……」譯者巴金稱讚：「赫爾岑是出色的文體家。他善於表達他那極其鮮明的愛與憎的感情。他的語言是生動活潑、富於感情、有聲有色的。他的文章能夠打動人心。」
本書一九四〇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初版名《一個家庭的戲劇》，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平明出版社排印時改現名；現據《巴金譯文全集》排印。
《草原故事及其他》高爾基的傳奇人生和他的影響曾經是文壇神話，光環散去之後，重新面對他的文字，我們發現，它們依舊閃耀著光芒。收入本書的短篇小說和特寫都是高爾基的早期作品，正是這些作品的發表，讓人看到高爾基的文學才華，一時間，這位文學新人震驚歐洲。有的文學史家曾經說過：自此至俄國第一次革命這段時間，高爾基與託爾斯泰並列，成為最受關注的俄國作家。
高爾基本人說過：「我對於我為什麼寫作這個問題作這樣的回答，由於『令人苦惱的貧苦生活』對我的壓力，還因為我有這樣多的印象，使得『我不能不寫』。前一種原因促使我企圖把《鷹之歌》《伊則吉爾老婆子》《海燕》這樣一些杜撰、『虛構』的東西帶到『貧困的』生活裡去；而由於後一種原因，我就寫了幾篇『現實主義』的小說——《二十六個和一個》《奧爾洛夫夫婦》《魯莽漢》。」這道出他早期創作的心境。譯者巴金曾談過他年輕時代閱讀高爾基這些作品的感受：「這本小書喚起我對俄羅斯草原的渴望，對自由的渴望。每當我受到現實生活折磨的時候，我就想到俄羅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氣……」。年過九十，巴金再談，仍然禁不住讚嘆：「通過翻譯我不斷向高爾基學習，通過翻譯我才理解了高爾基那顆『丹柯的心』。我並不崇拜名人，不過這些短篇實在是精品，真正的精品！」
本書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一九三四年五月先後由上海馬來亞書店、新時代書局、生活書店印行；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改書名為《草原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而後，所收篇目略有增補。現據《巴金譯文全集》排印。
《文學寫照》也許有一天，讀者已經忘記高爾基的那些長篇小說，然而，他們卻會像過去一樣推崇這組回憶文章。託爾斯泰「有超人的智慧」，契訶夫的「聰明而謙虛」，柯羅連科「寧靜而非常單純」，柯秋賓斯基「在美與善的世界中感覺到非常自如」……在高爾基筆下，這些俄羅斯文學大師復活了，作者以敏銳的洞察力有力地抓住人物的日常談吐、生活細節，充分寫出他們的內心和思想感情，是後世了解他們的最寶貴的資料。
俄國文學史家德·斯·米爾斯基認為：《文學寫照》和《日記摘抄》比三部自傳「更有說服力地表明，其作者是一位偉大作家」，同時，他認為關於託爾斯泰的回憶錄，是「關於偉人託爾斯泰最有價值的文字」，「問題並不在於高爾基的理解力，而在於他具有穿透力的視線。奇妙的是，高爾基看到了其他人無法看到的東西，記錄下了其他人即便看到亦無力記錄的東西」。
《文學寫照》（曾名《回憶錄選》）中譯本，一九五九年五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回憶布羅克》，一九五○年七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本書將兩者合為一集出版，現據《巴金譯文全集》排印。
《遲開的薔薇》斯託姆（1817-1888）是德國詩人、小說家，1849年發表《茵夢湖》（本書譯作《蜂湖》）之後，更是名聲大噪。這部作品，在作者生前即印刷三十多版次。作者自認為，它是「德語詩文之明珠」，並希望在他身後，「還將長久地以其詩與青春的魔法抓住老少讀者的心靈」。「詩與青春」是作者吟詠的主題，懷念往昔，是作品憂鬱的情調，這些本書各篇作品中迴旋，讓讀者讀後也千腸百轉。譯者巴金說，「對一些勞瘁的心靈，這清麗的文筆，簡單的結構，純真的感情也許可以給少許安慰罷」。
巴金在少年時代就喜歡斯託姆的小說，學習世界語時曾背誦過世界語譯本，外出旅行時常帶著斯託姆的書，「有空就拿出來念幾段，我還可以背出一些」。在抗戰期間，他翻譯了這些作品，並表明：「我不會寫斯託姆的文章，不過我喜歡他的文筆。」
本書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附錄中《在廳子裡》一篇系作者晚年時才發現；其他幾篇文章，談到該書與譯者不同時代的關聯，對理解作品大有幫助，故附錄於後。現據《巴金譯文全集》排印。
《秋天裡的春天》尤裡·巴基（1891—1967），匈牙利人。是世界語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和主要作家。巴金曾這樣介紹他：「匈牙利詩人兼小說家尤利·巴基是世界語文壇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語寫成了小說、詩歌、戲劇等八部創作集。他的長篇小說《犧牲者》曾經被譯成了十三國文字，在各國銷行很廣。……他的《犧牲者》……得到世界語文壇冠冕之作的稱譽。他的作品有一種舊俄的悒鬱風，但裡面卻依然閃耀著希望。他頗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訴於人們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無論表面生活如何慘苦，社會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塊溼漉漉的抹布，從裡面依然放射出光芒來；換言之，即是在悲慘齷齪的外觀下面還藏著一個純潔的靈魂。」
小說《秋天裡的春天》1929年創作於布達佩斯，兩個孤苦無依的孩子的純潔的初戀、不幸的命運感到了無數人，譯者說：「如果叫我用這題材寫一部小說，我一定不會像巴基那樣寫。然而我讀著巴基的小說的時候，我的眼睛竟幾次被淚水潤溼了。這是感動的眼淚，這正如那個老賣藝人巴達查爾師傅所說，是灌溉心靈的春天的微雨。」學者、出版家陳原上，巴金的這個譯本，讓他在少年時代「一看就迷上了」，並且「眷戀了半個世紀」。
本書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平明書店初版，現據《巴金譯文全集》排印。
《夜未央》收入本書的兩本書，曾經深深打動過少年時代的巴金，並對他信仰的選擇和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巴金是這樣說《夜未央》的：「那本書給他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使他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裡一代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奮鬥的大悲劇。在那本書裡面這個十五歲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夢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終身事業。」談到《吿青年》，他認為：「它像親密的朋友一般給我們說明了一切，它的話是我們可以了解的。……讀了它，我們就覺得一線光明把我們的頭腦完全照亮了。」
《夜未央》的作者廖·抗夫（1881-1913），是波蘭並不知名的作家，也是波蘭社會黨的一分子，二十五歲時他在柏林用德文寫成這部劇。在一九〇七年年底，該劇在巴黎公演，立即轟動，此後兩年連演百餘場。《夜未央》不僅忠實地寫出了俄國虛無主義者的精神面貌，最重要的還是在寫出感情與義務之鬥爭，愛與死之角逐，以及為了信仰獻出一切的殉道精神。《告青年》，原為克魯泡特金《一個反抗者的話》的第六章。作者克魯泡特金（1842-1921），是俄國革命家、思想家、地理學家，他是巴金服膺的前賢，巴金曾引用他人的話讚美他是「在人類中是最優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偉大的良心」。《告青年》是作者對於即將踏上社會的青年如何選擇人生道路的告誡和勸說，在書中，他表明：只有萬人獲得安樂，才有個人的幸福。
《夜未央》，一九三〇年四月上海啟智書局初版(初版時書名作《前夜》)，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據校改稿重排新版並改現書名。為了增加讀者對於作品的了解，附錄部分選錄了譯者的幾篇相關文字，其中小說《春》中所寫的青年人排演《夜未央》的事情，取自巴金青年時代的親身經歷。《告青年》，曾列為「克魯泡特金小叢書」先後由美國舊金山平社出版部（1937）及上海、重慶平明書店（1938）多次重版。現據《巴金譯文全集》排印。
《巴金譯文集》珍藏版，浙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3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