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問一位日本「中華藝能」的歌手，為何歌迷對鄧麗君的喜愛長盛不衰，答曰：「人如其歌。」沉默片刻，又補充道：「美國人可以徵服世界，用槍，中國人也可以徵服世界，用鄧麗君的歌聲。」
這和為鄧麗君《愛人》一歌作詞的日本音樂家荒木豐久的看法不謀而合。荒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說：「因為鄧麗君的性格中，有著日本女性已經沒有了的那種清純和溫柔。」
熟悉鄧麗君的朋友這樣評價她 ： 鄧麗君的一生，單純而平凡。
一如鄧麗君自己曾對好友林青霞說過：「我的出身很貧窮，可是我從來不羨慕豪門人家。」「我剛剛出道的時候老是盼著出名，那時因為家裡的生活艱難，只希望多賺些錢來補貼家用。」
單純的鄧麗君，容易快樂，也容易滿足，然而，她的一生都在尋找著一樣東西，卻始終不可得。
鄧麗君一生，唱得最多的就是情歌，但是她沒有結過婚。
鄧麗君的一生，有據可查的戀愛有六次，每次都真情付出，卻紅顏薄命，每次都以傷心結束。屢次受傷的鄧麗君，卻一一原諒負心的男友，連她的好友都看不下去。
只有當我們深入她的世界才會發現，舞臺上光芒四射的亞洲公主，長著清秀娃娃臉，宛如鄰家女孩兒的鄧麗君，一生都在流浪中度過。
荒木豐久這樣評價她：「作為人，作為一個女子的鄧麗君，其實人生很是坎坷。她的歌，或許也是對她自身哀傷的撫慰。」
鄧麗君這樣的身世決定了她同時深受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喜愛，卻又深陷兩岸分裂的政治漩渦不能自拔的命運。
鄧麗君的父親抗戰中從軍報國，是黃埔軍校十四期畢業生，在國民黨軍中擔任下級軍官，1949年從營口隨軍撤退臺灣。她從小生活的環境中，出入皆是從大陸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軍官兵，不免讓對祖國的思念與愛戀深植於幼年鄧麗君的心中，並伴隨了她的一生。
她從小所知道的「中國」，就是那面青天白日旗下的中國，如果說有些藝術界人士是無意間捲入政治漩渦，那麼鄧麗君則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的。鄧麗君在臺灣期間，熱心於為國民黨軍作勞軍演出和軍中廣播，甚至她去世後國民黨方面曾專門派現任代主席，當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吳伯雄為她的棺槨覆蓋了青天白日旗。
鄧麗君自己承認，她的心底，深受「眷村」文化的影響。
所謂眷村，是一個奇特的群體，這裡的居民，多是從大陸撤退到臺灣的軍人家庭。而國民黨軍的軍人，今天我們也能夠了解他們並不是臉譜化的惡人，他們一樣有自己的親人，一樣有好人和壞人，說到底，不過是另一群信仰不同的中國人罷了。而他們的軍人身份，出入於生死之間，又使眷村的相當多事情，同樣能夠讓大海這一邊的人為之感動。
人情冷暖，大概這數年間鄧麗君已經體嘗遍。
此後，特別是八十年代末最終失去了回歸大陸故鄉的希望，使鄧麗君頗受打擊，她的身體日益衰弱，而旅居在外的生活，只能讓這種衰弱越發嚴重。
對最後十年的鄧麗君來說，家在哪裡，實在是很難清楚表達的事情。
鄧麗君生前最大的願望就是在北京召開一次演唱會，「在露天，買不到票的觀眾也可以聽到」。但是，這個願望由於政治原因終於未能實現，而這個政治原因，很大程度上應該歸結於鄧麗君的政治立場和她堅持的信念。
從一九八五年，中國青年報上就登出了鄧麗君的照片和介紹，鄧麗君的粉絲，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大陸的人們，是很遺憾她沒能過來的。
鄧麗君成名之前，過著別的女孩無法體驗的灰暗生活。
那時，他們一家七口人，僅靠父親的一點退役金生活。為了能吃飽飯，鄧麗君和哥哥弟弟都入了教會，原因簡單，教會定期會給信徒發放大米。在吃不飽飯的日子，鄧麗君在6歲那年，被母親安排在街上賣唱，貼補家用。
那些時光，鄧麗君一邊要去唱歌，一邊還要忙於功課。
大量演出的時間，讓她的功課一落千丈，終於有一天老師在課堂上講的內容她已經完全聽不懂了。卻顧不了那麼多，下了課，依然去趕場唱歌，她在歌廳的努力，終於打動了大家，可以正式籤約了。這個好消息還沒快樂幾天，另一邊學校要求她退學的壞消息就接踵而至。
鄧麗君別無選擇，家裡需要這份收入。
14歲這年，鄧麗君成了夜總會最年輕的歌手。她的唱腔裡還帶著童音，眼神純稚，混雜在燈紅酒綠的夜總會裡，為了多賺到錢，她破了所有歌手的記錄，連唱七十天，每天數小時。這期間，她沒有自己的歌，翻唱了很多老歌，那些老歌經她一唱，就活色鮮香起來，讓人過耳難忘。
很多歌手用很長時間等待打磨一首歌，看不起鄧麗君的翻唱，以及高頻率的出唱片。鄧麗君也想慢慢等好歌，但她等不起，不是每個人都有命去等的。
從很小的時候起，鄧麗君就明白了，她的生活裡沒有等待，只有努力，她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換回生存的希望。
鄧麗君本名「鄧麗筠」，由於多數人誤將「筠(音同雲)」字錯念為「均」，為避免困擾，小鄧就將藝名取為「鄧麗君」。
與鄧麗君最親的大弟鄧長禧回憶，由於鄧麗君是家中惟一的掌上明珠，父母十分疼她。小時候住在附近的乾媽家有一臺收音機，4歲的鄧麗君就常跟著音樂哼哼唱唱，愛聽音樂的母親看女兒愛唱，經常買些歌本，像白光和周璇的歌，鄧麗君早就可以朗朗上口。
由於鄧父的軍中袍澤李成清常到鄧家拉二胡，看到六七歲大的鄧麗君可愛，經常順便教她唱唱梁山伯、祝英臺，成了啟蒙老師。其後更有臺北濟眾聲樂教師常蔭春先生登門教其唱歌，令她歌藝大進。因為李成清在軍中「九三康樂隊」擔任樂師，不時就帶著小鄧麗君登臺唱兒歌，當時純粹是玩票性質，唱首歌不過領個五塊錢、十塊錢的車馬費。
真正商業演出是在念初中二年級時，正式在位於臺北市漢口街的東方歌廳駐唱，一次酬勞約1千至2千元，相當於當時一般人1個月的生活費。但也因為勤跑歌廳，受到校方「關心」，她不久只好從金陵女中辦休學，專心歌唱事業，當時她只有14歲。
歌廳駐唱後，鄧麗君獨特的歌聲被唱片公司發掘，1967年，15歲的鄧麗君加入宇宙唱片公司，並躍上屏幕參加臺灣電視公司高收視率的「群星會」節目演出。
第一次上電視，鄧麗君緊張到將歌詞唱錯了，但她清淡素雅的裝扮與氣質相當受矚目。
在日本，鄧麗君有許多瘋狂歌迷，凡是她的演唱會，他們一定搶著買第一排的座位，其中多半是年輕男士。
其中一位男士讓鄧麗君最難忘，他經常義務替鄧麗君準備衣服，每天替她打聽臺灣的大新聞和天氣，然後打電話報告，鄧麗君還稱他「鄉情大使」。後來他透過友人介紹，邀請鄧麗君吃飯，那天，「鄉情大使」帶著太太和孩子赴宴，這才讓原本七上八下的鄧麗君鬆了一口氣，原來他只是單純迷上她的歌聲。
1980年前後，可說是鄧麗君歌唱事業的巔峰，此時她的歌聲傳進中國大陸，掀起「小鄧」風潮。
鄧家人回憶，當時大陸最受歡迎的禮物是雙卡錄音機，不少大陸歌迷是靠雙卡錄音機轉錄小鄧的歌聲，有的還以此為副業，轉賣翻版錄音帶。
即使鄧麗君不曾踏上中國大陸，她在大陸的專輯銷售量，恐怕難有其他歌手可匹敵，鄧麗君文教基金會估計，保守數字是1億張。只不過早期一張有版權的錄音帶要20元，工人1個月的工資也不過四五十元，市面上有版權的錄音帶不多，幾乎都是盜版，更常見的是親友幫忙翻錄鄧麗君專輯，一張只值2元。
1991年後，鄧麗君決心淡出演藝事業，1992年推出「難忘的Teresa Teng」，為她生前最後一張專輯。
已旅居法國的鄧麗君大約此時認識了比她小10多歲的法籍男友保羅，兩人在法國與香港共度了很長一段甜蜜時光。1995年農曆前鄧麗君回臺灣探親，鄧媽媽訝異地發現，喜歡遊泳、一向注重身體的寶貝女兒，竟然氣喘噴劑不離身。
鄧麗君告訴家人，可能是1994年在日本仙臺演出後感冒未愈，回到香港赤柱的家又碰上停電，家裡沒空調，由於房子靠海，較潮溼，聞了幾天黴味，身體就不舒服了。
家人擔心她的健康，一方面替她打探醫生，另一方面聽說氣喘病患者最好住到比較乾燥的地區，臺灣和香港的條件都不適合，兄弟們都建議她早點回法國，原本對氣喘不太在乎的鄧麗君，為了不讓家人操心，也答應了，但在回法國前，她先去了泰國清邁。
常有人問我：「鄧麗君，下輩子你還要選擇歌唱這條路嗎?」
我通常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是的，我還會走這條路，不怕你見笑，我太喜歡唱歌了，我覺得自己天生就是唱歌的材料。」
雖然唱歌如同我的第二生命，換來了名利和掌聲，但是我的青春年華、黃金時代不都被歌唱生涯帶走了?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想我會多讀點書，完成學業後再開始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