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們越來越多地談論「女性精神」，包括女性的命運、女性的生育權、女性在愛與婚姻面前的選擇、女性的社會地位等等。法律層面，女性得到性別上的平等和認可，但是日常生活中時時發生女性被忽視或者被踐踏。可是女性的力量並不亞於男性的力量，這是事實。很可惜，這些女性的力量沒有被認知。這是一個新的性別時代，這個時代應該更深刻地認識那些我們習焉不察的力量，它應該被我們認知，尤其在我們這樣一個傳媒日漸發達的語境裡。
最近，小說家柳營的長篇小說《姐姐》出版。小說中的「姐姐」即被認為是女性力量的彰顯：出生於小鎮，最後在一次次的時代浪潮中激流勇進，她戀愛、遇到背叛，做生意，賺錢，她打開自己，面對世事，遇到愛的人也面臨了愛帶來的傷害，並最終蛻變為一個看似靜水深流卻又極具生命力的女性。
在4月21日舉辦的發布會上，作者柳營與評論家、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及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和批評家、大連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戴瑤琴就《姐姐》一書，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女性話題進行了討論。
柳營，小說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生於浙江龍遊。著有長篇小說《阿布》《小天堂》《淡如肉色》《我之深處》，以及《閣樓》等多部中短篇小說集，柳營現居紐約曼哈頓。
隱於時代中的個體的命運柳營介紹，《姐姐》的寫作非常緩慢，前後大約有7年時間。去紐約之前，她生活在杭州開始提筆嘗試創作《姐姐》。「姐姐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是一群普通的女性。她們在舊的城市或者鄉鎮長大，由傳統的父輩或者祖輩養大，然後一腳跨入這滾燙的、變遷著的時代裡。在舊與新裡，在傳統與現代裡，在男尊女卑的男權世界裡，她們是一群在尋求物質獨立的同時，也在突破中尋求精神獨立的女性們。她們被時代捲入，她們是見證者，也是旁觀者，更是探尋者。」
柳營在小橋流水的南方小鎮居住了幾十年，2014年卻帶著女兒去到紐約開始並不容易的新生活。她害怕平靜的生活對她的消磨和禁錮，因而主動轉變了人生的方向。
「我移居去的那年冬天紐約特別冷，四月還下了一場雪。一到紐約後我特別想找個小鎮生活一段時間。我在酒店住了一個月後，在一個叫貝賽的地方安頓了下來。它位於長島與曼哈頓的交界處，離我喜歡的作家菲茨傑拉德曾經住過的大地方只有幾分鐘車程。一切都安定下來後，留給我的，是巨大的不適。小鎮安靜得要命，惟一一家咖啡館裡，坐著的都是退休老人，他們的動作和神態都是安靜和緩慢的，就如我曾經生活過的小鎮的氣息。我懷著沉甸甸的思鄉之情，試著想在新的環境裡寫作。我在公園散步時，那些遠去的、早就忘記了的人，那些已經死去的長輩，正在老去的父輩，他們一個個都在腳步聲裡鮮活起來。」柳營回憶。
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很多人都在慢慢隱退或者消失，但大多數人仍舊身在其中，置身於期間，或沉或浮，或悄無聲息。最終柳營決定把她散步時那些浮現在她腦海中的臉安置在一個叫湖鎮的地方，並寫出隱於時代深處的故事和個體的命運。
不能被淹沒的個人性存在之前海外作家寫中國故事時，比較喜歡從父輩入手，柳營則將故事的主角鎖定為「姐姐」。梁鴻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姐姐不單單有其在一個家庭中的客觀身份，她身上承載著的是一個中國家庭內部特別重要的象徵意味。在《姐姐》故事裡，時代的轉換，我們所看到的湖鎮在變遷過程中，姐姐由一個客觀的身份轉變為承載巨大的責任和承載巨大命運的象徵性的稱呼。
「由人物串聯出時代的變化，這樣的寫法非常常見。我們經常說用一個人展示時代的變化，但是要非常小心，為什麼？因為極容易讓時代的變遷淹沒人的變化、人的發展，或者說時代的變遷容易淹沒掉作為個人性的存在，在一個小說裡面是非常致命的。因為如果人只變成符號，小說整個的架構、整個的平衡感、整個價值觀念就會發生了變化。」梁鴻說。
而在如何不讓人只是淪為一個時代中的符號，梁鴻認為需要作家有充分的理解生活內部的能力：「作家需要對家庭內部有理解力，對湖鎮那個地方有理解力，比如《姐姐》裡面寫到那個賣餛飩的老漢，這個人物特別有意味，那個小鎮上不管怎麼變化，這個餛飩鋪子在這，這個人也在，它變成變中不變的象徵物。而且姐姐跟他的交流往往成為心靈淨化和重新出發的起點。在這個過程中它的語言是完全一致的，語言和餛飩鋪中這種安靜的、永恆的基調，這種基調恰恰是我們生活中慢慢被拋棄掉、缺失的一種東西。」
而姐姐的一切選擇也是和時代密切相關的，她愛情失敗，當姐姐作為一個長女要承擔很多責任的時候，她選擇離開家，跟時代步調相一致。但是這本書裡始終姐姐還在前面，始終在做自己的事情，她在做服裝店、飯店、養老院的過程中，她的所有努力、她的所有掙扎，包括她後來的婚姻，都在前面。而時代的變遷，時代給湖鎮帶來的變遷，都是在後面。她都是依託人往前行走，它的情節是讓人來推動，而不是讓時代發展推動人，這個順序是不能顛倒的。
《姐姐》與女性精神張莉談道，一個人，一個女人與時代、與時間的關係應該是互相成全。
什麼樣的女性是真正的現代女性？很多年前人們喜歡說女強人，似乎覺得強大的女性應該像男人一樣。但《姐姐》告訴你，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女性不需要改變成別人的樣子，她只需要成為她自己。不是讓女性成為男性一樣的人才是理想的女性，而是說讓女性充分地發揮她本身的能量。
梁鴻說：「在這本書裡面，姐姐的形象不單單是母親的形象，也不單單是獨立自強所謂的女強人的形象，柳營寫這本書的時候特別注重姐姐內心對世界的堅定的守成的東西，沒有所謂的女權的風風火火要戰勝整個世界的強大強悍的東西，她是靠她內在的溫柔、內在的寬厚來完成她對世界的交流，這點恰恰是女性形象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點。」
而這種內在的溫柔和寬厚不是男性給予她的關照，而是她自身對世界的理解，她對世界行為方式的構成。在這個意義上，姐姐這個形象不是在男性眼光關照之下完成的，姐姐非常獨立，她的獨立來自於她自我的判斷，不管小鎮人怎麼罵她，她自己雖然也有失敗感，也有挫敗感，也有巨大的悲傷，但是她總能自我爬起來救贖自己，這種力量是非常強大的。這種自我完成恰恰是今天女性精神特別重要的一點，不是跟男人對抗的過程中完成的，而是跟自我與世界的對抗中完成的。
「什麼是真正的女性的愛和愛情？當然是給予，但更重要的愛是主體，不淪陷。阿倫特有一段話說得特別好：有一天，女人或許可以用她的強去愛，而不是她的弱去愛，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捨棄，而是自我肯定，那時，愛情對她和對他一樣，將變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險。」張莉說。
承上啟下的七十年代現場大家也談論到1970年代與改革開放在一代作家寫作中的呈現。
柳營談道：「我最初寫《姐姐》的時候是把這些人物放置在杭州寫的，到紐約後，我刪掉之前的四萬字，用湖鎮代替了杭州。我在南方長大，小鎮大都沿江而建，千年傳統觀念與文化或在青石板路上沉澱，或瀰漫於小鎮的空氣與鎮裡的聲音之間。我認為1970年代，更多的是承上啟下的年代，這一代人還是受很多傳統觀念的束縛與禁錮，又懷有理想的色彩以及開創性勇氣。大都一窮二白的父輩，物質並不富裕的童年，經濟的快速發展，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我曾反覆寫到那棵鎮頭的大樟樹，樹就是時代的見證者，小鎮的起伏就是人的命運的起伏，也是個體在一個時代裡的起伏。」
梁鴻說：「每個個體身上都必然包含時代的全部，每個個體的生活內部都有時代的元素在裡面，一個好的作家、一個好的寫作者，可能就是要把個人身上包含的時代元素呈現出來，而不是把它抽象出來。文學最大的任務是要把這個時代的元素呈現出來，同時一個好的文學作品一定知道這個故事的背後，這個人物一步步行走的過程中，他的語言、他的行為，甚至他的表情，裡面都包含什麼東西。」
從《姐姐》這本書裡可以看出來1970後一代，因為上承傳統社會的某種根基、某種價值、某種古典意象，那種秩序感還在，但這不一定是好事情，可能趨於保守。「而我們同時經歷社會爆炸般的巨大晃動，所以這本書有一個雙向的同時並存的東西，一方面你自我的內心是傾向於這樣的守住，這種東西對於1970後這一代人是一種承諾，是對於世界的理解和看法，這也是我們這代人重要的地方。同時你又經歷巨大的毀滅，當愛泛濫的時候，你發現愛很難尋找，所謂的我們少年時代男女之間的神秘，今天通過電視什麼都知道了，已經不需要再經過那樣的過程。」梁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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