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陶瓷是株洲重要的文化名片
作為神農故地和工業新城，株洲的歷史文化不僅悠遠厚重，而且異彩紛呈。其中，陶瓷作為連貫古今的一種特殊文化載體，既蘊含著華夏文明演進歷程中的諸多信息，同時也在株洲市域擔當著文化傳承的重要角色，陶瓷應當是株洲重要的歷史文化標識，同時也是株洲一張非常重要的文化名片。
（清末湖南瓷業公司創辦人之一文俊鐸瓷像）
厚重的歷史積澱引來驚豔的目光
縱觀歷史，人類文明經歷了漫長的演進歷程。不管社會形態經歷怎樣的風雲變幻，從遠古遺存下來的陶瓷文化同其他各類古文物一樣，總是以文化原生態的形式，載著遙遠的歷史信息，向人們默默訴說著人類昨天的故事。當代人通過對它的解讀，總是能看到千百年來人類歷史的背影。在株洲，豐富的陶瓷歷史文化早已形成厚重的積澱，足以引來眾多驚豔的目光。
（湖南瓷業學堂師生合影）
1、炎帝冶陶開啟了陶瓷文化的原始篇章。
株洲是神農故地和炎帝陵所在地。株洲市域所在的羅霄山脈是中華民族始祖炎帝神農氏的重要活動區域。大約五千年前，炎帝與黃帝的活動拉開了華夏文明序幕。在後人總結讚頌炎帝豐功偉績時，總是特別提到他取火冶陶的故事。史書記載：「神農耕而作陶」「神農作陶冶斤斧」「神農作瓦器」 （《逸周書·佚文》）。大量史料表明，農業和陶器是新石器時代兩項革命性創造。遠古先民在刀耕火種中發現黏土經過火燒之後變硬，且不再變形，盛水也不漏。於是想到用黏土來製作器具。經過長期探索試驗，形成各種形狀的陶器。
（老醴陵先農壇）
《路史·外記》說炎帝「埏埴以為器」，說的就是他把溼泥土放入模型中製作陶器。當然，考古發現，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但到炎帝時代，隨著耕播農業的產生和定居生活的出現，陶器的使用範圍和需求大為拓展，制陶技術也日臻完善，成為一種基本成熟的物質文明形態，把它歸結為炎帝的功績也不為過。陶器作為農耕文明的重大發明創造，極大地改進了先民們的原始生活條件，豐富了先民們的生活內容，對原始社會人們的生產生活影響巨大，有效地提高了人類生產力水平，促進了人類社會發展，從而使人類由飲血茹毛的蒙昧時代走向野蠻時代進而向文明時代邁進。在株洲，炎帝神農氏開啟的農耕文化和陶冶文化，其價值意義十分重大。
（老醴陵淥江橋）
2、境域內大量古文化遺址的發現見證了厚重歷史。
經過文博工作者多年來卓有成效的工作，株洲境域內一批很有價值和影響力的古居落遺址、古城址、古窯址、古墓葬等文化遺址相繼被發現，使株洲一躍成為文物大市。在各類古遺址及古文物中，陶瓷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大量古陶器製品的出土，非常直觀地闡釋了陶瓷文化在這片土地上演變發展歷程。其中，位於株洲縣漂沙井的磨山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已經具有非常藝術化的造型，茶陵縣界首鎮的獨嶺坳遺址出土的陶器展示出精美細膩的陶質，茶陵古城漢墓出土的陶屋、陶虎子，攸縣套雞坡唐墓出土的土青瓷壺，石峰區出土的東晉青瓷虎子、雞首壺等都展示出當時較高的陶瓷製作水平。
（醴陵市唐家坳村窯址出土瓷器）
特別是醴陵唐家坳宋元窯址的考古發掘具有重大的史學價值。一條頗具規模的磚砌龍窯——馬衝窯，長38.5米，寬2-3米，見證了當時陶瓷生產製作的規模與水平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從該窯址大量出土的陶瓷實物，更是展現出株洲陶瓷製造業的悠久歷史和精湛技藝。秀美精緻的仿商代雲雷紋瓷杯，古樸典雅的仿漢博山爐式瓷水注，古樸端莊的仿唐銅官窯瓜楞瓷壺，晶瑩明亮如翠玉的瓷缽，素雅別致的印花瓷盤，厚重大氣的元代黑褐色大海瓷碗，以及仿龍泉窯的各種青瓷器具無不具有令人驚異的工藝成就。
3、與唐代長沙銅官窯一脈相承的歷史淵源。
（醴陵姜灣 文昌閣<湖南瓷業學堂舊址>，1906年德國建築師恩斯特柏石曼攝。）
盛極一時的長沙銅官窯是唐代五大名窯之一，是世界釉下彩陶瓷的發源地，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乃至在全世界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當時的制瓷領域已有河北邢窯的白瓷、浙江越窯的青瓷統領風騷。而銅官窯則以彩瓷獨闢蹊徑，締造了釉下彩異軍突起的神話，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陶瓷商品製造中心和陶瓷出口基地，產品遠銷當時的高麗（朝鮮）、東瀛（日本），以及南洋、西亞、北非等。可以說，長沙銅官窯曾用熊熊窯火為大唐盛世鍛造出無上榮光和威儀。歷史上，株洲和長沙同屬一個大的行政區域，相距很近。此前漢代的長沙國就包括現在的湘潭、醴陵、攸縣、茶陵等。由於特殊的地緣關係，株洲境域內的陶瓷製作直接受到長沙銅官窯的影響，甚至與之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現在，我們考證株洲陶瓷文化的歷史淵源，自然要與長沙銅官窯緊密聯繫起來。
（醴陵溈山古窯）
4、醴陵古窯開啟陶瓷規模化生產。
由於醴陵擁有豐富的瓷泥礦，因此，歷史上株洲市域的陶瓷製造業比較集中在醴陵，且形成較大規模。經過考古發掘，醴陵已發現的20多處古遺址中，有17處屬於距今3000多年的殷商、西周時期的文化遺址，發現有灰陶、黑陶、白陶等陶片。有距今1800餘年的東漢陶窯群遺址，出土了火候高的壺、缸、碗、罐等陶器。粗瓷生產則始於清雍正七年（1729），並在醴陵東堡溈山形成較大規模。當時醴陵共有粗瓷廠480家，年產釉下青花粗瓷8000多萬件，銷往全國很多大中城市。
5、近代釉下五彩瓷的誕生揭開陶瓷文化嶄新一頁。
經過漫長的發展演變，醴陵陶瓷終於迎來了一次歷史性的跨越和突破性提升，其標誌是釉下五彩瓷的誕生。光緒年間，清政府提出「振興實業」的口號，以拯救日益衰退的國民經濟和瓷業。各陶瓷產地相繼創辦了一些新式瓷廠和瓷業公司，並積極改進生產工藝，醴陵和景德鎮當時都組建了頗具影響力的瓷業公司。而設在醴陵的湖南瓷業製造公司由清政府官員熊希齡創辦。他經過赴日本的考察，回來提出立學堂、設公司、擇地、均利等主張，獲得清政府撥款支持。終於改變了醴陵粗瓷生產的落後狀況，醴陵瓷業從此轉入細瓷生產階段。並很快促成了釉下五彩瓷的誕生，從此，揭開了中國陶瓷文化嶄新的一頁。
（醴陵陶瓷藝術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