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回家的路上有同門告知克努特爾（Rolf Knütel）教授突然去世的消息，當我尚未從不相信和驚愕中回過神的時候，又有在德國波恩大學羅馬法和比較法史所讀博士的葉瑋昱女士發來同樣的消息，再向我的老師米健教授求證，也是同樣的結果：克努特爾教授剛剛突然去世了。一種難以言表的悲傷湧上心頭。去年10月在德國參加波恩洪堡學者論壇期間我們剛見過面，當時還問教授何時再來中國，沒想到不到一年時間教授就突然去世了，只想說好難過。2007年和教授在友誼賓館相識的場景，2009年在教授家裡過聖誕節的場景，在波恩大學訪學期間教授開車帶我去特裡爾、亞琛等地遊覽的場景都浮入眼帘，教授說過的對我影響非常大的那句話——「最好的開始就是開始動手」也迴蕩在我耳邊。
（2009年作者與教授拍攝於Eltzburg）
克努特爾教授是我獲得洪堡基金會聯邦德國總理獎學金後在德國訪問學習期間的學術邀請人和合作導師。與教授相識並在他指導下從事人格權研究真是有些陰差陽錯。我碩士、博士均師從米健教授。在米健教授的影響下，我對比較法和法律史一直保持濃厚的興趣，碩士論文寫的是《論羅馬法上的原因理論及其在德國法上的變遷——以原因理論的歷史考察為中心》。讀博士期間我想繼續法典化歷史的研究並去德國做聯合培養，恰逢克努特爾教授來中國參加學術研討會，他也是米健教授獲得洪堡獎學金期間的德方合作導師，於是米教授就將我推薦給了克努特爾教授。懷揣著一顆做私法史的心，我認識了克努特爾教授；但此後申請總理獎學金時卻因為種種原因轉而申請了「一般人格權」這個相對現代的問題。於是在我這裡，一位世界知名的羅馬法教授與一個現代的話題——人格權相遇了，而這個研究人格權的青年人，博士畢業兩年後卻一頭扎入勞動法中。但這些都沒有影響我的學術成長：不僅是因為人格權和勞動法其實都以人為終極關懷，更重要的是在方法和思路上，羅馬法是現代法學研究繞不開的話題。不論是人格權還是勞動法問題的討論都可以與羅馬法有這樣或者那樣的聯繫，例如「勞動租賃（locatio conductio operarum）」和現代勞動合同的關係就是一個討論勞動合同起源時應當關注的問題；此外，法史和比較法作為一種經典的研究方法，在解決所有法學問題時都幾乎不可或缺。從碩士學習到現在，不論研究什麼，我越來越相信法是從歷史之河中流淌出來的，只不過該歷史之河有多個分支；我們這種在西法東漸中發展法律的國家，挖渠引水發展法律的過程中必須不斷關注法的源頭。站在歷史之巨人，也是站在兩位私法史教授的肩膀上，我相信能夠看得更遠。
克努特爾教授一生專注於羅馬法研究和羅馬法傳播，完成《民法大全》的德文翻譯應該是他晚年最大的夢想。我在羅馬法和比較法史所的那段時間，所裡最嚴肅的學術活動大概莫過於四個來自不同高校，白髮蒼蒼的老教授把自己關在屋裡就《學說彙纂》某一片段的翻譯大半天時間一直爭論下去，其他人除了進去送水誰也不能打擾。在學術研究無盡的長河中，每個學人，即使像教授這樣的偉大學者其生命也顯得相對短暫。在羅馬法研究者以及教席日益減少的背景下，一句「功成不必在我」可能只是自我安慰，「只爭朝夕」才是教授及他的合作者們最真實的心理，儘可能多地完成翻譯是他最大的心願。大概十年前已經聽到過教授憂慮：此生能將《學說彙纂》翻譯完嗎？2018年10月份再見教授的時候，這依然是我們談論的話題。聽葉瑋昱女士講，就在去世前一天，他還在所裡工作。今天，當教授離開後再提起這個話題，遺憾和傷心難以自已。對中國，克努特爾教授有著非常特別的感情。其中一點，我感覺也是源自於羅馬法。有一段時間，波恩大學羅馬法和比較法史研究所中，有一半以上亞洲人的面孔。用教授的話來說，突然看到這麼多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對羅馬法感興趣，似乎在東方看到羅馬法的新希望。我也形成了也許並不正確的觀念：羅馬法的西方希望可能是歐洲法的羅馬法基礎的再發現；羅馬法的東方希望可能在於中國、日本、韓國眾多學人對羅馬法的關注。米健教授與我說過他和克努特爾教授也是結緣於羅馬法：在國內一個羅馬法的會議上，米教授遇到了研究羅馬私法的德國人克努特爾教授，在此開啟了兩位教授合作推動羅馬私法傳播和中德法律交流的佳話。
克努特爾教授是「當代德國法學名著」德方選題顧問和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1998年前後，經教授大力推動，「當代德國法學名著」翻譯項目正式啟動。在此後歷次的編委會工作會議上，幾乎總能看到工作時特別嚴肅，工作結束後非常和藹友善的克努特爾教授。時至今日，該套叢書已翻譯出版已達40多本，極大推動了中德法學交流和中國的法學研究。我本人也有幸在這個翻譯項目中承擔了《德國勞動法》一書的翻譯。記得編委會確定完選題後，克努特爾教授立刻幫我聯繫了同在波恩大學的瓦爾特曼（Waltermann）教授，協調了作者翻譯授權並寄來了當時最新版的《德國勞動法》原文。此後，在波恩大學見到瓦爾特曼教授時，他還多次提到熱心又嚴謹的克努特爾教授。再過半個月，瓦爾特曼教授將受邀來中國講學，遺憾的是為我認識瓦爾特曼教授牽線搭橋的克努特爾教授卻已經離開了。但顯然，他為推動中德學術交流所種下的種子，依然在不斷開花結果。
克努特爾教授中國學生、朋友眾多。2009年我參加了他的70歲生日慶典，遇到多位中國學者；他的祝壽文集中也有米健教授、田士永教授等多位中國學者的文章。就我的研究而言，儘管和克努特爾教授關注的問題有一定跨度，但教授的指導卻實質性地推動了我的學術成長。初到德國時，我似乎迷失在浩瀚的文獻中，不知從何下手。克努特爾教授一有時間就和我聊我的課題。當時用德語交流大概一個多小時，我的腦袋就「停機」了。所以，一開始大概的模式是多聊短聊。現在各種細節似乎都已經模糊了，但教授的兩個建議我一直清楚記得，影響我到現在：其一，最好的開始就是開始動手；其二，對人格權這個新問題，如果沒有思路就去看判決。我是在這兩個建議指引下，開始人格權研究的，收集文獻，收集判決，記筆記，做綜述。後來想想，這兩條建議的精髓應該在於學術研究不能只是構思，而應去讀文獻，做綜述，不停地動筆寫；對所有現代社會法律問題的研究一定要關注司法機關的作用。到現在，儘管我早已不做人格權，專注勞動法已有7年了，但這些研究問題的建議卻始終影響著我。除了這種研究上的指導外，我從教授處得到最多的就是書了。在德國，書尤其是專著是非常昂貴的。幾乎每次見我，他都會送我書。有他的書，有他單行本的論文，也有別人的、他認為經典或者對我研究人格權有用的書。在我離開德國時，Kaser教授的《羅馬私法》上下卷、Flume教授的《民法總論》三卷本、Coing教授的《歐洲私法》兩卷本等經典的書他都買好送給了我。此後每次去德國，依然能收到他送的書。去年十月回德國，他又送我《羅馬私法》教科書的最新版，並在扉頁上用拉丁文給我寫上「飲水思源」；擔心我讀不懂拉丁語，又專門在卡片上寫了一遍並加了德國翻譯。書是學者最大的驕傲，也可能是最大的財富。現在這些書都靜靜地站在我的書架上，但送書的人卻再也見不到了。
在羅馬法和比較法史所做研究的日子，是我覺得最有長進的學術成長階段之一。幾乎天天都在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而感受到的興奮中度過，享受著能夠專注看書、學習的日子。那年剛好趕上教授開設《民法總論》，就在波恩大學Juridicum的階梯教室。教授上課的日子，就像是研究所同事聚會的日子。抱著書、詞典、《學說彙纂》的某一本、幻燈放映機等一起前往。教授上課不用PPT，而用幻燈片，幻燈片上都是手寫的文字或者手繪的圖。和我們上課用PPT相比，手寫的東西顯然更加有靈性吧。教授民法課的一大特點就是不停地講案例，而這些案例都是羅馬法中的片段；不停提到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都是羅馬法學家的觀點。他在不斷架起羅馬法和現代法的橋梁。從那時開始，我覺得《法學階梯》和《學說彙纂》首先都是非常好的案例彙編。在授課、研究之餘，偶爾教授也會忙裡偷閒驅車帶我出去體驗德國的生活，特裡爾、亞琛等等地方都曾拜訪過。和教授出去有三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一，教授開車飛快，當時他已經70歲了，卻始終保持一顆年輕人的心；其二，所到之處多與羅馬以及羅馬法有關，而且都會參觀與羅馬人有關的古蹟；其三，教授會帶著一本旅遊手冊，在每個地方查著手冊講相關的故事，解釋石刻中的各種文字。他可以用德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荷蘭語、拉丁語等工作，法語等也能讀得一二。一位羅馬法教授在羅馬人留下的城堡或者鬥獸場中讀著羅馬時代的文字，他大概已經把自己融入了羅馬時代的文明。
（2019年作者與教授拍攝于波恩大學羅馬法和比較法史所資料室）
在相處中，我時刻能感受到克努特爾教授對家人和朋友的重視。提到他的妻子、女兒、兒子和孫子的時候，他臉上似乎都在泛著光。對我們這些外國學生他也倍為關心。2009年平安夜，他邀請我和他的家人一起過。法式火鍋，挪威的白酒，歡聲笑語，宛若昨日。我在德國期間，我的小女兒出生，他得知後，立刻給她準備了一份禮物，此後每次見到，總會問起她的情況，和我交流小朋友成長中的趣事。一位學者也有家人、老人、朋友的一面。最近一次我去德國，他又專程驅車過來，和我到波恩最地道的義大利餐廳吃飯，飯後沿著萊茵河走了很長一段路。學術、羅馬法、德國法、家人、他的中國朋友們，依然是我們說不盡的話題。當時我還在想，下次再見他會是何時？沒想到那是最後一次。現在想想，去年10月他其實已經是身體欠安了。
克努特爾教授走了，所有的紀念、懷念在此刻似乎都蒼白無力。他對羅馬法的愛，對中德法學交流的愛，對家人和朋友的愛會永遠留在我的心中。對教授來說，寫在他的《羅馬私法》扉頁上的「飲水思源」可能僅僅是一種法史研究的思想；但對我來說，它也是一種為人處世的態度，一種對學術、老師、家人、朋友的態度。
2019年9月27日於北京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兼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法學院院長，2009-2010年度洪堡基金會總理獎學金獲得者。在此期間，克努特爾教授是其學術邀請人和合作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