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02 10:45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每到秋冬時節,也就到了老北京人鬥秋蟲的熱鬧時候,人們還會舉辦類似於錦標賽的「蛐蛐局」,給生活增添了不少樂子。
老北京人所說的秋蟲就是蟋蟀,也叫蛐蛐兒。蟋蟀還叫促織,為什麼呢?蟋蟀叫,秋天到,漸涼的天氣,提醒人們該準備過冬的衣服了,「促織鳴,懶婦驚」。蟋蟀還是個催勤的蟲兒,恐怕懶婦不喜歡它吧。
五代畫家黃筌《寫生珍禽圖》中的蛐蛐
據記載,玩秋蟲始於唐朝天寶年間,到了南宋還有人專門寫了一本《促織經》。明朝宣德皇帝是個秋蟲迷,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他的親自帶動下,一隻好秋蟲價至數十金。
那麼老北京的秋蟲從哪兒來的呢?《帝京景物略》有載:「秋七八月,遊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詣藂草處、缺牆頹屋處、磚壁土石堆磊處,側行徐聽,苦有遺亡,跡聲所縷發而穴斯得。」這段記載生動記述了明代北京秋蟲迷們到僻靜處搜尋和捕捉秋蟲的情景,說明當時北京玩秋蟲已經很興盛。
到了清代,玩秋蟲的人越來越多,專業的賣蟲人和捉蟲人就出現了。這時人們捉秋蟲已經不局限於城裡的牆角旮旯、斷牆殘壁啦,而是到京郊去捕捉。立秋之前捉蟲人要帶上乾糧到北京西山去拿蛐蛐兒,因為山裡的蟋蟀善鬥,號稱「鐵嘴鋼牙」,不去艱苦的地方就逮不到。
為了捉到好的秋蟲,捉蟲人十分辛苦,一走就是十來天。進山逮蟲需要帶著雨衣,因為野外往往沒有地方可住,就得露宿在草叢林地之間,一住兩三天,夜裡的露水、蚊蟲就靠雨衣抵擋了。晚上睡前把雨衣穿上,紮緊袖口、褲腿,又當被子,又當蚊帳,這才能對付得過去。
最好的秋蟲是山東寧陽的,品種多、質量好,蟲兒性情剛烈,搏鬥兇狠,被譽為「江北第一蟲」。宣武門外有一家客棧,從山東逮蛐蛐兒回來的人,大多會住在這裡,客棧因蛐蛐兒出名,被戲稱為「蛐蛐店」。
一旦到了冬天,秋蟲成了冬蟲,身價更是倍增。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歲時記》中有這方面的記載:「京師五月以後,則有聒聒兒沿街叫賣,每枚不過一二文……七月中旬則有蛐蛐兒,貴者可賣數金(有白麻頭、黃麻頭、蟹胲青、琵琶翅、梅花翅、竹節須之別(,以其能戰鬥也。至十月,一枚不過數百文,取其鳴而已矣。蛐蛐兒之類,又有油葫蘆。至十月,則一枚可值數千文。」
價格再貴,自有識貨的主兒。養秋蟲在老北京人中相當普遍,甚至出現了不少「蛐蛐把式」。據民俗學者王世襄記載,宣武門外山西街陶家,昆仲三人,人稱陶七爺、陶八爺、陶九爺,都以養蛐蛐聞名。尤其是七爺陶仲良,相蟲、養蟲有獨到之處。當年有這樣的說法:「前秋不鬥山、爽、義,後秋不鬥叨、力。」「山」為李桐華,「爽」為趙爽秋,「義」為鬍子貞,「力」為名伶吳彩霞,「叨」即陶仲良。這些人都是當時出了名的秋蟲把式,意思是說這幾家的蛐蛐兒特別厲害,以不鬥為好。而後秋稱雄,更體現了養的功夫。
鬥蟲,又被叫作「蛐蛐局」,是有組織、有規矩的鬥蟲比賽。晚清民國時北京的蛐蛐局非常盛行,主辦者有些還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晚清著名的那王府那彥圖,世襲罔替的喀爾喀親王;前馬廠的鐘祥,內務府世家出身,因官居高位,漢姓楊,所以世稱「鍾楊家」。他們都是當時北京的重要人物,也都是秋蟲愛好者,還愛張羅,不偏不倚,具有一定的威望,手下伺候局的人手多,幹活也乾淨利索。所以,他們組織的蛐蛐局在北京大受歡迎。
組織者往往把賽場設在一個大院。比賽一般在白露前後「開盆」,現場裝扮得很有比賽氛圍,各路秋蟲大俠把自己養的鬥志昂揚的「選手」帶來,都是志在必得的樣子。
比賽設司秤一人,負責對蟋蟀稱重,以蟲的重量來劃分量級,展開不同級別的場次,最終在相同量級中咬敗對手者獲勝。還設司帳一人,記錄戰況,無論誰的蟋蟀下場參賽,都要把戰果記錄在案,讓參與戰局的人一目了然,相當於現在體育比賽中記錄臺的工作人員。同時設監局一人,負責裁判比賽。其餘還有三四人負責賽場的服務工作。
比賽開始,把第一輪的兩隻蟋蟀放到鬥盆裡後,監局人便喊:「搭牙!」戰鬥就開始了。蟋蟀爭鬥,風格迥異,有的是見面就掐,叫「快口」;有的是唆使它也紋絲兒不動,但是這種蟋蟀往往出其不意地突然發起襲擊,這叫「智咬口」;還有的上來用腿踢對方,等對方抵擋時聲東擊西,咬住其要害,這叫「奇巧口」;最可怕的一種蟋蟀,兇狠個兒大,任對手怎麼挑逗都不反應,抓住時機一口咬住對手頭或脖子等要害,勝負立見。這時,監局人大喊一聲:「提!」就是通知雙方已成定局,請馬上把各自的蟋蟀提出,結束戰鬥。比賽繼續一輪輪進行。
(來源:《北京日報》2020年11月19日11版;作者:劉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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