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5日，中國花卉協會發布《徵求牡丹為我國國花意見的通知》，此消息一出很多人才意識到，我國原來還沒有國花。牡丹固然國色天香，但是否能成為國花還是引發了很大的爭議。這時一位93歲高齡的老院士的親筆意見書走紅網絡，他在信中說：一花獨放不足取，牡丹、梅花並為國花，是最理想的方案。」
這位老院士叫王文採，在國花這個話題上，他有當仁不讓的發言權。
他是我國著名植物學家，一生都致力於植物分類學、植物系統學和植物地理學的研究。他主持編纂的《中國高等植物圖鑑》、《中國高等植物科屬檢索表》，收錄了我國高等植物15000多種，佔全國植物總數的二分之一，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植物圖鑑類著作，也是植物學科研和教學的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在百餘年的中國植物分類學發展史中，王文採的貢獻與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無心插柳：初窺植物學門徑
王文採1926年6月出生於山東濟南，父親早逝，留下他跟母親艱難度日。1939年，王文採考進北京第四中學，之後拜山水畫家王心竟為師學習國畫，這些經歷為他日後從事植物學研究打下了基礎。
王文採高中畢業時，家境貧寒，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他選擇報考師範類院校，最終因為成績優異，被北京師範大學生物學專業錄取。
選擇生物學的原因可謂是無心插柳，據王文採回憶：「純屬一種隨便選擇，沒有明確目的，糊裡糊塗，當時沒有任何人可以商量。」
進入大學之後，王文採喜歡大學校園安靜的環境，希望畢業以後能夠繼續留校任職，當時北京師範大學的慣例是：每屆畢業生中只有前兩名才可以留下。王文採遂決心努力用功，以便獲得留校機會。
1947年，著名植物學家林鎔受北京師範大學邀請講授植物分類學課程。林鎔的分類學課十分講究理論實踐相結合，每講一科植物，都會展示該科植物標本，並在黑板上畫出植物的精美縱切面，這樣的淵博學識與精巧匠心使王文採倍感欽佩。
在課餘，林鎔還帶領學生到玉泉山、香山實地採集植物標本。在他的影響下，王文採對植物分類學逐漸產生了興趣。其後，王文採也開始自行出遊，採集標本，並漸漸下定決心：要把植物分類學作為終生從事的研究學科。
1949年6月，王文採大學畢業，由於成績優異，他得以如願留校任教。1949年11月，經師兄王富全引薦，王文採得以結識了正準備編寫《中國植物圖鑑》的胡先驌。胡先驌是我國近現代植物學的創始人之一，創建了我國大學中的第一個生物系，堪稱中國植物學界的領袖。他對王文採在植物學上的才能很是欣賞，即請其編纂《中國植物圖鑑》。不久，中國科學院成立，胡先驌便把王文採介紹到了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由此王文採開始了其執著一生的植物分類學的研究事業。
野外考察：無限風光在險峰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熱帶—溫帶—寒帶連續廣闊地帶的國家，植物資源十分豐富，但近代以來對中國植物的分類研究一直被西方學者所佔領，據不完全統計從16世紀末至20世紀40年代，先後有約16個國家，共約200人來過中國調查植物資源，採集帶走了許多珍貴的植物標本，發表了大量新類群的研究成果。新中國成立後，全面調查我國植物資源現狀，建立屬於自己的植物分類學研究體系迫在眉睫，而採集植物標本就是調查的第一步。
植物調查不同於別的科學研究，要釐清幅員遼闊的中國植物譜系，常常需要「踏破鐵鞋」進行長時間的野外考察。
1950年，剛進入植物研究所的王文採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為《河北植物志》採集早春開花的植物標本，他用了一年的時間走遍了河北省的各大山脈，採集到了不少標本。
1952年，中科院結合農、林、衛生等各個產業部門對植物學方面的需要，由植物所於第二年分別派出黃河隊、廣西隊、湖南隊等綜考考察隊分赴各地考察。王文採就被安排在廣西隊。
1955年，中蘇雲南聯合考察團成立，王文採被派往雲南進行綜合考察。1958年，王文採二赴雲南進行普查，先後輾轉麗江、中甸邊境、維西、鶴慶等地。在勐臘考察時，王文採不幸染上了惡性瘧疾，連續高燒不退，四肢已不見血色。危急時刻，昆明植物所的四名青年同志無償為他輸血1600毫升，才把王文採從死神手中奪了回來。
一次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並沒有阻攔王文採野外考察的熱情，如今已經到了耄耋之年的他提到當年種種，仍有幾分意猶未盡：「我還沒去過新疆天山、內蒙古，想去看看那裡的植物區系，但現在身體不允許了，實在遺憾。」
在長期的野外調查中，王文採對被子植物的一些重要的大類群，如毛茛科、苦苣苔科、紫草科等進行了深入的分類學與系統學研究，共發現20個新屬， 540個新種，得出了許多重要結論，為建立自然的被子植物分類系統提供了重要證據。
另外，在深入研究許多植物現代地理分布的基礎上，王文採提出了我國植物區系中的16個間斷分布式樣，根據對我國96個科植物分布區的分析、研究，發現了一些重要分布式樣和3條遷移路線，並提出了 「我國雲貴高原一帶可能是被子植物的發展早期在此形成了發展中心」的論斷，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植物區系的認識。
箋草釋木：摸清祖國的植物家底
1958年，中科院成立了《中國植物志》編纂委員會，組織全國從事分類學研究的學者投入到該書的編纂研究。王文採最初承擔了毛茛科的烏頭屬、翠雀屬、唐松草屬、銀蓮花屬等的編寫任務，其後王文採還承擔了紫草科、苦苣苔科、蕁麻科的編寫任務，《中國植物志》經45年始才完成。
1965年初，為進一步解決全國植物鑑定問題，王文採帶領團隊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完成了《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第一冊，接下來的六冊在1972—1983年間陸續出版，全書共1057萬字，記載了我國具有經濟及藥用價值的11000餘種植物，是我國高等植物鑑定領域最重要也最富權威的工具書之一。1987年，王文採作為該書的第一主持人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1983年，我國進行了第三次中草藥資源普查，王文採響應國家的號召將精力主要投入在了藥用植物的鑑定方面，擔任了《中國中藥資源志要》和《中國藥材資源地圖集》的主要審定人，對超過12000種藥用植物進行了分類和審定，對我國中醫藥資源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在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後，王文採的學術之路並沒有止步，他一直強調視野要開闊到世界範圍：「為什麼歐洲有那麼多志書，不就是因為他們一次又一次修訂，一次比一次進步。而我們現在只是萬裡長徵第一步，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所以退休後，他並沒有遠離科研陣線，多次訪問日本，歐洲，美國等地的研究所與博物館，考察植物的演變和遷移情況。
草木有本心：請辭院士稱號
1993年，王文採當選中科院院士，對於許多人來說，當選院士是夢寐以求的榮譽，但王文採對於這件事卻從未留意。當時，王文採已經退休，當選院士之後便不得不又回到在職狀態，而工作內容又儘是些投票選舉活動，這對習慣了跟花草樹木打交道的王文才來說是一種精神負擔，他甚至跑到植物所領導辦公室請求撤掉自己院士的帽子，但是院士是終身制，他這一請求最終也沒能實現。
2006年之後，年過80的王文採成為中科院資深院士，終於又回到輕鬆自在的狀態，他儘管早已沒有了科研任務，可仍割捨不下傾注了一生心血的專業。
最近幾年，王文採還完成了《中國樓梯草屬植物》《中國唐松草屬植物》兩部專著。
《中國唐松草屬植物》
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從事著植物鑑定工作，「除了一周去趟標本館，其餘時間都在家研究，希望多少做點工作……」
參考文獻：
1. 《箋草釋木六十年：王文採傳》，胡宗剛，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3年12月
2. 《王文採先生的植物考察經歷》，胡宗剛，《中國科技史雜誌》，2007年第三期
3.本文圖片來自中國科學家博物館、騰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