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人語
長徵的路途是艱苦的，長徵的記憶是珍貴的。1934年，毛澤民率領第十五大隊，離開瑞金渡過於都河，用扁擔挑著一個國家銀行，跟著整個蘇維埃共和國開始了艱難的徵程。兩萬五千裡路途中，戰士們用生命和血肉，堅守住國家銀行資產安全，為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他們不畏艱險，用常人難以想像的精神意志戰勝各種困難；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積攢下良好口碑。為日後新中國金融事業，鍛鍊了隊伍，積累下寶貴財富。80年後，回首往昔，這些珍貴的革命印記，會為我們前行的路上注入無限精神動力。
1934年10月10日傍晚，毛澤民率領第十五大隊，與中央縱隊一起，離開瑞金雲石山，向於都集合。同年10月16日，蒼茫夜色中，他們渡過於都河，用扁擔挑著一個國家銀行，跟著整個蘇維埃共和國開始了艱難的徵程。
長徵前，國家銀行被編為中央縱隊第十五大隊。銀行工作人員毛澤民、錢希均、曹菊如、莫鈞濤、任遠志、曹根全、黃亞光、呂漢勳、劉建棠、章水柏、張達遠、郭金水和一位總務科長、一名飼養員，共14人，都編在這個大隊。原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袁福清任大隊長，毛澤民任大隊政治委員，曹菊如任黨支部書記。副行長李六如夫婦被留下打遊擊。
踏上漫漫徵途
「秘密金庫」裡的金銀財寶被取出來，剛剛印好、還散發著油墨香味的鈔票以及印鈔票的機器一起，被打點成六七十副挑子，配備100多名運輸員。為了保衛他們的安全，中央軍委還特別配備了一個警衛連給第十五大隊。據《中國金融通史》記載：「撤離時，共有一百多副擔子，其中有幾十擔銀元，每擔重四五十斤，約合800塊銀元；四五擔二角印毫和銅分幣；兩擔黃金；幾十擔國家銀行紙幣以及印鈔的機器、材料等。」
翻過一座大山，又是一座大山；渡過一條大河，前頭又是一條大河……長徵之初，紅軍就像搬家似的在贛粵湘邊界的崇山峻岭中艱難行進。毛澤民的第十五大隊挑著整個共和國幾乎所有值錢的家當行軍，特別是幾臺笨重的印鈔機、鑄幣機。
時任中央教導師特派員裴周玉回憶起當年挑著重擔、抬著機器翻越湖南與廣東交界的九峰山時的情景：「九峰山，山陡澗深，怪石林立。有個叫虎背山的地方，東西長不過幾百米，其中卻有一處『一線天』，兩邊如刀斧劈開一般，高有一百五六十米，『路』在峭壁半腰，抬機器的戰士們從這裡通過時，要緊貼著石壁一點點地往前挪，每邁一步都捏著一把冷汗，稍有不慎就會跌入澗底粉身碎骨。」
錢希均回憶：「開始連印票子的石印機都帶上了，好幾個人抬，笨重得很。這是『左』傾錯誤的原因。後來到了廣西境內，採納了毛主席一再提出的大輕裝的建議，才把石印機以及一些東西埋在了路邊。」她還回憶到：「每人擔七八十斤東西，同志們是很辛苦的，加上饑寒交迫，有些同志第一晚歇下來，第二天就再也沒起來，長眠在路旁。澤民見到這些可愛的同志倒下了，摘下帽子，低下頭沉默致哀。」
在長徵中，第十五大隊黑夜行軍，跟著隊伍前進；白天宿營，就在宿營地立起一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銀行招牌：「國家銀行在此辦公」。蘇區的票子，可以在他們那兒兌到白花花的現洋（銀元），以供部隊急需。
不拿一針一線，不丟一金一銀
曹菊如回憶：「遵義是長徵途中國家銀行唯一發行紙幣的地方。」銀行工作人員除參加沒收徵發、保管分配工作外，十天裡，主要是緊張地進行紙幣的發行與回籠貨幣。遵義的食鹽，長期被官僚、軍閥、地主和姦商壟斷，成為貴重的稀有商品。雲、貴一帶的貧苦群眾，因為吃不起鹽，患粗脖子病的特別普遍。紅軍進城後，沒收了很多食鹽，公開出售給群眾。當時，一方面紅軍戰士用國家銀行的紙幣；一方面出售食鹽又可收回國家銀行的紙幣。在紅軍即將離開時，尚有部分紙幣未收回，即用現洋兌回，保證群眾不受損失。所以國家銀行紙幣信用很好，群眾很歡迎。
一天打土豪時，部隊殺了一頭豬，事後才知道這頭豬是老百姓的。毛澤民得知此事，十分生氣，立即帶著現洋趕到這戶農民家中，當面道歉，按價賠償。那位農民看到紅軍紀律嚴明，深受感動，說：「你們為窮人拼死拼活，殺了頭豬有什麼關係，就算我家慰勞部隊的一點心意嘍！」毛澤民非常感激老鄉們對紅軍的支持，他反覆向老鄉說明紅軍有嚴格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能隨便侵害老百姓的利益。殺錯了豬已經對不起老鄉，不給賠償就更對不起老鄉，違背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宗旨。他硬是將應給的錢塞到了老鄉手上。那位老鄉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連說：「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好的軍隊。」
環境越艱苦，毛澤民越愛護戰士。四渡赤水後的一天，部隊在一片松林裡休息。由於做飯的煙火被敵機發現，頃刻遭到一場狂轟濫炸。毛澤民指揮大家疏散，發現熟睡在一棵大樹下的三名戰士，有兩個已被敵機炸死，另一個被炸彈掀起的厚土掩埋。他不顧安危，衝到大樹下，把那位戰士從土中拉出來，脫離了險區。過草地時，氣候變化無常，經常遇到傾盆大雨。毛澤民和戰士們手拉著手，拖著被泥水泡得紫黑腫脹的雙腳，步履艱難地在泥沼爛草中相攜前進。一次，有個戰士突然陷進了泥沼裡，毛澤民馬上和警衛排的幾個戰士一起奔上前去，把這個戰士拉了上來，還把自己的乾衣服給他換上，又做了一副簡易擔架，抬著他繼續行軍。
長徵時毛澤民只穿了一雙草鞋在雪山草地上跋涉，腳上裂了幾條口子，鮮血印在雪山草地上，同行的同志說：「一路上儘是他的血印。」這傷口後來化了膿，到瓦窯堡時也還未痊癒。他說，「這是長徵留下的紀念。」錢希均回憶：「澤民自己還幫助同志挑擔子，有的同志感動得直流淚。正是由於澤民和十五大隊其他幹部的模範行動，極大地鼓舞了同志們，十五大隊沒有丟一兩金銀。」
朝著北鬥星的方向堅定前行
1935年1月下旬紅軍重佔桐梓時，國家銀行將幾十擔銀元分散給紅軍戰士背，銀毫和銅分幣因不能繼續流通使用而被扔到水井裡了，還燒掉了一部分紙幣，甩掉了擔子。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巴西會議後，把攜帶的紙幣全部燒光，只留兩擔黃金由曹菊如負責一直帶到陝北。後來毛澤民、曹菊如也陸續調離，警衛連也隨之調離，第十五大隊縮編。同年3月在貴州轉戰期間，因人員減少，第十五大隊編號撤銷，剩餘人員隨紅軍總供給部行軍。同年8月巴西會議後，國家銀行人員隨紅一方面軍和軍委直屬縱隊行動，燒光了所帶的全部紙幣和文件等，帶上金銀，輕裝前進。
如果從1934年10月10日傍晚，毛澤民率領十五大隊，與中央縱隊一起，離開瑞金雲石山，向於都集合算起，到1935年11月到達瓦窯堡，共計一年又十幾天，走了兩萬五千裡，經過千辛萬苦，「扁擔上的國家銀行」終於完成了自己的光榮使命，到達了目的地。出發時的16個人，只有8人安全到達陝北，這8人分別是毛澤民、曹菊如、黃亞光、曹根全、任遠志、錢希均、郭金水和莫鈞濤。其中莫鈞濤是隨左路軍於1936年10月到達陝北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留在南方的同志們情況如何？據《中國金融通史》記載：「紅軍主力長徵後，10月26日博生縣被敵軍佔領，國家銀行江西分行停止營業。國家銀行福建分行和閩西工農銀行於1934年10月以後，隨福建省蘇維埃政府退出長汀縣城，轉移到梁屋頭等地辦公，後改編為遊擊大隊。1935年春，福建省蘇維埃政府遭破壞，國家銀行福建分行行長卓明、閩西工農銀行行長阮山英勇犧牲，兩銀行遂停止了工作。」
永遠記住金融界的英雄前輩
國家銀行十五大隊中，6名同志在長徵途中犧牲，他們是呂漢勳、劉建棠、章水柏、張達遠同志，還有一位總務科長、一名飼養員。留在江西犧牲的兩名同志是卓明、阮山。
革命勝利後，十五大隊中的袁福清，1962年增選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毛澤民，是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第一任行長。1943年9月27日，他被敵人秘密殺害，時年47歲。李六如在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黨組書記。曹菊如先後擔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行長、黨組書記。黃亞光在建國後，任中國人民銀行西北區行行長，1953年6月至1954年9月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副行長，1971年4月至1975年11月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莫鈞濤於1955年參與籌建中國農業銀行，1955年3月到1957年4月，他擔任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曹根全在全國解放後，歷任中共黑龍江省委委員、省人民代表，並任中國人民銀行黑龍江省分行黨組書記、行長和中國農業銀行黑龍江省分行行長。任遠志，在全國解放後任浙江省委財貿部副部長，省級機關黨委書記。錢希均，1926年與毛澤民結婚，是中央紅軍參加長徵的30名女戰士之一，建國後，任輕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郭金水，1935年底，調到瓦窯堡印刷廠工作。1937年，進入紅軍學校學習。1983年紀念毛澤民同志40周年時，郭金水曾著文《警衛員的回憶》，懷念毛澤民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