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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爾·西蒙專訪
我在電影裡尋找崇高的瞬間
寫在前面
法國導演克萊爾·西蒙出生於1955年，20餘歲時因為機緣巧合通過Atelier Varan（由紀錄片導演讓·魯什創立的旨在培養紀錄片電影創作者的工作坊）與紀錄片結緣，就此開始了自己的導演生涯。早先對人類學的研習讓克萊爾·西蒙擁有強大的觀察與溝通能力，這在她早期的紀錄片中就已經顯露無疑。她追求對生活的真實記錄，擅長觀察與提煉。同時，她也是為數不多的橫跨紀錄、劇情創作兩個領域的導演，四十餘年的時間裡，她共拍攝了九部紀錄片與五部劇情片，以及數量眾多的短片。今年，她又首次涉足紀錄劇集的拍攝，不斷尋找著創作靈感。
11月底，克萊爾·西蒙回顧展在上海師範大學 「電影學堂·大師班」舉行，放映了包括《課間休息》、《年輕的孤寂》、《入學考試》等在內的重要紀錄片作品。由於疫情的原因，導演並能來到上海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但精力旺盛的她通過視頻軟體與中國觀眾分享拍攝心得，深焦DeepFocus也在主辦方的協調下，得到採訪機會，與巴黎的克萊爾·西蒙進行連線。
以下為採訪實錄。
作者：柳鶯
簡介：你知道能在哪兒找到我
深焦DeepFocus：為了進行這次採訪，我特地重溫了好幾部您的作品。作為一位孜孜不倦的創作者，您介入現實的手段非常令人動容，不僅僅是在紀錄片作品中能夠發現您對當代法國社會的洞察。您的劇情片因為強烈的紀實性也顯得非常與眾不同。今天的提問想從您2013年拍攝的兩部作品《巴黎北站》(Gare du Nord)和《人文地理》(Géographie Humaine)開始，兩部影片，一虛一實，構成了一對非常有趣的影像組合。您對巴黎北站的拍攝計劃，是如何誕生，又是如何開始執行的呢？
《巴黎北站》(Gare du Nord)
克萊爾·西蒙：關於巴黎北站的拍攝計劃我考慮了很長時間，這是一個非常難執行的計劃。我記得當時我和La Fémis的學生說，如果你們不知道要拍什麼的話，想一想光巴黎一共就有五座火車站，你們可以從這裡做做文章，總會找到一些可以講的話題。後來我自己就和學校編劇專業的學生開始了基於巴黎火車站這個空間的創作，這項工作的核心在於「聽」，而不是「看」。我讓他們浸淫在這個空間裡至少一周，記錄下自己聽到的內容，並試著從中找到故事的靈感。與此同時，我也在做同樣的功課。我開始在火車站中找形形色色的人聊天、談話，漸漸發現其中的戲劇性。所以你可以說，這個項目的緣起是我給學生布置的作業，只不過後來我發現這樣做真的很有意思，便更加系統地開始創作。
火車站是一個非常現代的空間，在像巴黎這樣的大都會中，這更加是一個有機的公共空間。巴黎市政府其實從很早開始就致力於將公共空間還給民眾，增加城市的有機性，比如著名的共和國廣場，就在最近幾年進行了部分重新規劃。現在一有大型集會，人們都知道應該往那兒去。在這個意義上，巴黎火車站，尤其是巴黎北站在城中的功能也是類似的。它不僅僅為人們提供給了出行的可能——在火車站的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是要出行的——他們只是單純地在這個空間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罷了！
巴黎北站是一系列車站的疊加，這裡有長短途火車，也有地鐵，相互之間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不同階級的人在其中產生或多或少的互動。在我看來，只有「真實的片場」(le studio réel)切實存在，它在社會與歷史的共同作用下被建構起來。當我日漸熟悉這個空間的時候，我真的是如獲至寶。大多數導演先有點子，然後找相應的場景。我做的事情恰恰相反，我先找到了這個空間，然後再從其中生發出拍攝的想法。
《巴黎北站》(Gare du Nord)
深焦DeepFocus：您的這一創作方式真的非常有趣。通常我們總認為，導演可能先通過紀實/記錄的手段對一個空間進行調研，然後再延伸出虛構的故事與人物。剛從您兩部有關巴黎北站的作品誕生的時間來看，劇情片《巴黎北站》反而在《人文地理》之前。
克萊爾·西蒙：是的，一開始我們就是想拍攝一部劇情片。準備故事的方法如我之前所說，我和三位La Fémis的學生在巴黎北站像間諜一樣一刻不停地找人聊天，試圖了解他們的生活。當我們完成了《巴黎北站》的劇本，進入到了找演員的環節，因為之前《上帝的辦公室》(Les Bureaux de Dieu, 2008)我和素人演員有非常棒的合作經驗，我也想複製之前的經驗，找火車站遇到的那些非專業演員來加入到劇組中，飾演他們自己。
這時，就已經產生了記錄還是虛構的有趣問題。當一位檢票員在我寫的故事中做著和他平常幾乎一模一樣的日常工作時，這場戲究竟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呢？我突然覺得紀錄片也是個不錯的想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巴黎北站》和《人文地理》是同一部電影的兩個面向，這是一個非常有機的整體。
《人文地理》(Géographie Humaine)
深焦DeepFocus：您總是可以和你影片中的人物產生一種相當親密的關係。演員，無論專業還是素人，在鏡頭前都顯得非常自如。
克萊爾·西蒙：拿《上帝的辦公室》來舉例吧，這是一部完全按照劇本拍攝的影片，片中每一個人物的臺詞，包括那些去家庭生育保障中心諮詢的人，她們的對白都是設計好的。當然，我針對這項法國提供給女性的公共服務進行過很長時間的研究，也在諮詢點的辦公室進行大量的觀察和記錄，從而有了這些可以說是原汁原味還原真實場景的橋段。
我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秘訣，演員們在鏡頭前的自如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劇本的紮實。導演組的同事在拍攝完後也和我說，這些素人演員真的非常令人驚訝。如果看過影片你就知道，《上帝的辦公室》的對白是相當密集的，其中有大段大段是心理醫生和前來準備墮胎的女性進行的訪問。這個過程很私密，但在前期調研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多案例其實都有共性，特別是在女性對生育這一問題的思考上，有很多普遍性可以被提煉出來。這些我都反應到了劇本裡。素人演員對於劇本中呈現出來的角色接受度特別高，她們或認同劇中人的理由，因而在拍攝時她們能夠天衣無縫地進行對話和配戲。她們比我更能理解這部戲。我當時都覺得自己在拍一部紀錄片，因為通常只有在紀錄片中，被拍攝者比拍攝者更有發言權。所以你也可以說，《上帝的辦公室》是一部用紀錄片手法拍成的劇情片。
《上帝的辦公室》(Les Bureaux de Dieu, 2008)
深焦DeepFocus：您的影片在結尾處總是帶有頗有深意，《上帝的辦公室》中最後呈現的女人，帶著如此動人的情緒要墮掉她和情人懷上的第三個孩子。這種決絕的勇氣，一下子讓我想到您早期紀錄片《課間休息》(Le Rrécréation, 1998)片尾，那個花了好長時間才最終鼓足勇氣跳過長椅的小女孩。
克萊爾·西蒙：這些正是我想要尋找的「崇高的瞬間」。《上帝的辦公室》的劇情結構從一開始就是按照訪客的年齡遞增來設計的。影片開始是總是未成年少女前來諮詢，到最後這個已經是祖母輩的妓女出現，作為一個收束。她雖然從事賣身的職業，卻帶著聖人般的高貴。
《課間休息》結尾處的那個小女孩縱身一跳，也是我覺得特別美的一刻，她最終闖過了漫長痛苦的摸索期，去完成了一件對她來說難以想像的事情。在剪輯的時候，我也自然而然地將這個場景放在了最後。我拿著攝影機在幼兒園觀察孩童的玩耍，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情緒醞釀升騰，我也是基於「情緒」的準則，完成對於大量原始素材的後期剪輯——一開始，放眼望去都是孩子，他們毫無章法地推來叫去，簡直一片混亂。這和結尾的場景的「技能習得過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實對於類似《課間休息》這樣沒有什麼情節線索的影片來說，剪輯是一個非常不可言說的過程，就是那種不太需要理由，完全憑著感覺走的創作。
深焦：從《課間休息》到《入學考試》(Le Concours, 2016)，您一直保持著對教育機構的興趣。
克萊爾·西蒙：這麼說吧，校園生活始終是當代生活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在La Fémis導演系教課，班上也有不少很多很有才華的中國學生。我一直覺得非常震驚，這些學生來到學校，他們說著流利的法語，在電影的世界中探索自己的創作欲望。我自己不是La Fémis出來的，對於這所電影教育的精英殿堂來說，我其實是一個局外人。站在一個外部的視角，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從教學相長的經歷中獲益良多。當我越來越仔細地觀察學校的一些會議，學生和老師的討論之後，我突然意識到，這正是我想拍的東西。
我的拍攝衝動還是也源於學生，我常常會在我的工作中被他們感動。當我向學校的管理層提出要拍攝這一主題的時候，我其實並沒有想好究竟要拍哪些。招生考試當然是我本來就想拍的內容，但根據之前的計劃，這只是影片的一小部分。但當考試那天，我站在學校高處的走廊，將攝影機對準校門。在校門打開後的幾分鐘裡，原本「躲」在鏡頭之外的學生們一一顯現、聚集，人越來越多，漸次走進學校……這些年輕人有點像古時攻城的士兵，但以一種安靜的、向內的方式。每個人都試圖進入La Fémis這座堡壘。當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說實話我感到很震撼，決定跟隨拍攝這場考試，校門的一幕，也被我放在了影片的開頭。
《入學考試》(Le Concours, 2016)
深焦DeepFocus：說實話作為一個中國人，「考試」在我們的生命體驗裡是特別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我們的未來是被不同的考試所規劃好的。當我看到您鏡頭下西方社會的考試，那麼多學生密密麻麻地坐在階梯教室裡奮筆疾書，突然覺得全世界的教育選拔體制還是有它的共通性。
克萊爾·西蒙：你說得沒錯。這也是我所認為的，教育這一主題的「現代性」所在。它就是我們的生活，並且在世界範圍的年輕人對此都會感同身受。話說回來，教育機構千千萬，巴黎有那麼優秀的高等學府，每一家入學考試競爭都很激烈。不過在法國，要拍攝機構的話，許可證很難申請。這個情況和美國就不一樣，所以法國出不了像弗雷德裡克·懷斯曼這樣的導演。我也只能從我的工作場所入手，我在La Fémis當了十多年老師，學校的同事和管理層也更能理解我想做的事情，可以說是水到渠成的一個選擇吧。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來考La Fémis的學生，他們說的話理解門檻沒有那麼高，如果我去拍一個理工科院校，就會有太多的專業知識，觀眾會看不懂。
深焦DeepFocus：您最近拍了一套紀錄片劇集，名叫《村莊》，第一季已經和觀眾見面了，並且您還從中剪出了一部紀錄長片《雜貨店的兒子，市場，村莊與世界》(The Grocer’s Son, the Mayor, the Village and the World, 2020)，入圍了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IDFA)競賽。您能和我們說說為什麼您會將鏡頭對準當代法國農村嗎？
《雜貨店的兒子，市場，村莊與世界》(The Grocer’s Son, the Mayor, the Village and the World, 2020)
克萊爾·西蒙：這部記錄劇集是在法國阿爾代什省(l』Ardèche)的一個村莊拍攝的，最終第一季一共有十個小時。那裡居民很少，大概就一千來人吧。在過去四十年中，那裡一直都舉行紀錄片電影節，我也是因為機緣巧合去了那裡。後來我得知，這個村莊正在致力於為紀錄片工作者提供諸多便利和服務，比如他們一直在建設一個專門的紀錄片頻道，也一直在找投資，希望能夠建一棟樓，給紀錄片創作者提供工作的空間等等。在這個村子裡有大概50餘人是靠紀錄片生活的，他們也已經造起了一個藏片豐富的紀錄片資料館。
我的拍攝是跟著這個村莊的工作來進行的，我大量拍攝了他們試圖引入資金來打造這一「紀錄片村」的過程。當然這還是一個典型的法國村莊，很多居民也是農民，他們依舊過著你能想像的歐洲農村生活。所以在這一個空間中，你既能看到很藝術的一面，也能看到很鄉村甚至是保守的一面，他們之間也有衝突。但對我來說，無論是藝術家，還是農民，他們都進行著自己所信仰的工作，彼此之間不分高下。
深焦DeepFocus：新冠疫情讓全世界的2020都變得難以預測，這不尋常的一年有沒有給您新的創作靈感？
克萊爾·西蒙：我在法國第一次封鎖解禁之後，拍完了一部紀錄片，是在我的老家瓦爾省(le Var)那邊拍攝的，地點是一個小車庫。現在我在準備一部長片，有關杜拉斯和她的年輕的情人之間的故事。
夏蘿
在電影中尋找思與詩。
豆瓣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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