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炮,被稱為「戰爭之神」,是戰役中最猛烈的火力輸出。
自1927年南昌起義建軍起,人民軍隊篳路藍縷,「小米加步槍」的簡陋裝備持續了十多年,終於在解放戰爭中建立起了自己的「戰爭之神」——炮兵,並作為一個兵種迅速成長壯大。摧枯拉朽的炮火加快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解放戰爭中,人民軍隊有26萬名官兵血染沙場。其中,就包括了人民炮兵的奠基人、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朱瑞。
朱瑞是延安炮兵學校的校長,培養了大批炮兵專業人才;他把延安炮校帶到了東北,白手起家,兩年時間建立起一支擁有近五千門火炮的炮兵部隊;他提出一系列炮兵作戰原則,使炮兵戰術、技術和指揮能力迅速成熟……
1948年10月1日,這位人民炮兵的奠基人,親身到硝煙未息的戰場查看火炮炮擊效果,不幸觸雷犧牲,年僅43歲。
「始於斯,終於斯,老於斯」,是朱瑞就任延安炮校校長時與全校師生共勉的話。他用生命踐行了這個信念。
「我們中國的炮兵元帥」
1949年開國大典前夕,為籌備大典,作為主席臺的天安門,要在正中門洞上方懸掛毛主席像。
為了給畫家們提供畫像的參考,攝影師為毛澤東拍攝數幅正面肖像,但是幾張照片都不能盡如人意。最後還是周恩來找到幾幅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生活照,選定了一張合影中的毛澤東像,作為開國大典毛澤東畫像的摹本。
這張合影中的另一個人,就是朱瑞。
然而,在開國大典的禮炮聲馬上要在北京響起的時候,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的創始人之一、東北野戰軍炮兵部隊司令員朱瑞,卻再也回不到毛澤東身旁了。1948年10月1日解放遼寧義縣的戰鬥中,朱瑞不幸觸雷犧牲。
這張合影拍攝於1945年6月,是毛澤東和朱瑞一起在延河邊散步時留下的紀念。照片拍攝之前,毛澤東和朱瑞進行了一次談話。
朱瑞原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1943年12月奉調來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參加「整風」。1945年作為中共山東代表團副團長參加了中共「七大」。
「七大」勝利閉幕後不久,中央決定任命朱瑞為軍委第二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彭德懷,第一副總參謀長葉劍英)。周恩來已經與朱瑞談過一次話,告訴他具體承擔的工作。沒想到,朱瑞竟然想推辭這項職務。
幾天後,毛澤東親自找來了朱瑞。一見面,毛澤東就笑著說,聽恩來說你對中央安排的工作有意見,今天我們就一起談談,你有什麼想法統統說出來。
朱瑞說,同美國人和國民黨談判,事關重大,政策性很強,他恐怕難以勝任。副總參謀長一職,請主席和中央考慮更合適的人選。「我在蘇聯是學炮兵的,一心想回國搞炮兵。1930年回國時沒有條件,就撂在一邊了。」現在建設炮兵已成為我軍重要任務,朱瑞「想去炮兵學校當一名教員」。
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和炮兵教員,跨度實在太大了。不過,毛澤東對朱瑞的想法很有興趣,他詳細聽取了朱瑞關於建設炮兵的設想,詢問了很多問題,甚至還問到了一些火炮性能方面的專業知識。
毛澤東的提問,多少帶著些對這位自薦「搞炮兵」的高級幹部的考察意味。所有的有關炮兵的問題都難不倒朱瑞,可以說正中下懷。他是當時黨內、軍內為數不多的科班出身的炮兵專業人才。
朱瑞是江蘇宿遷人,早年在徐州、南京讀書時,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1924年,19歲的他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考入廣東大學。時值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時期,廣州是當時全國革命的中心。在中共黨組織的推薦下,1925年年底,朱瑞作為左派青年的代表,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
莫斯科中山大學,可以說是對中國現代革命史影響最大的「洋學府」。這所由蘇聯出資創辦,並以孫中山之名命名的異國學府,在上個世紀20年代後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國青年精英,他們當中很多人,陸續成為國共兩大政黨的風雲人物。朱瑞的同班同學中,就有鄧小平和左權。
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著中華大地。中國共產黨從血淋淋的現實中認識到「槍桿子裡出政權」,開始了武裝鬥爭。「槍桿子」是個代稱,當然不僅僅是字面上的「槍」。根據國內鬥爭的需要和共產國際的安排,遠在莫斯科的朱瑞,在1927年的夏天進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學校學習。
不同於國民黨和蘇聯聯辦、專為中國培養人才的中山大學,克拉辛炮兵學校是一所久負盛名的軍官學校。在沙皇時期,這所學校就是炮兵軍官的搖籃。蘇聯時期,蘇聯紅軍中的炮兵軍官很多都出自這裡。蘇聯紅軍奉行「大炮兵主義」,炮兵教育自然得天獨厚。
1929年7月,朱瑞以畢業考試和實彈射擊雙項第一的成績,完成了學業。炮兵學校本想安排他到蘇聯陸軍大學繼續深造,但朱瑞歸心似箭,急欲投身國內火熱的戰鬥。恰在此時,黨中央通過共產國際發來了調令,朱瑞終於踏上歸途。
但是,這個克拉辛炮兵學校畢業的炮兵高材生,在回國後的十餘年裡都沒能從事炮兵工作。正如朱瑞所說,「1930年回國時沒有條件」,他回國時的紅軍,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火炮都極為稀少,還遠遠不能成為一個兵種。「大炮兵主義」教育出來的朱瑞,在全軍火炮最多時也只有兩位數的紅軍、八路軍中,實在是沒有用武之地。
這十餘年中,朱瑞做過地下工作,在中共長江局風雨飄搖時,受命長江局軍委參謀長兼秘書長,只身前往白色恐怖中的武漢;他做過統戰工作,直接領導了國民黨第26軍寧都起義;他做的最多、最久的是黨政工作,在紅3軍、紅15軍、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八路軍第一縱隊等部隊擔任政委、政治部主任;「七大」召開前,他擔任著中共山東局書記……
革命形勢所需,讓朱瑞經歷了眾多的崗位和工作,卻都和炮兵不沾邊兒。等到「七大」閉幕,中央給朱瑞安排新的崗位時,他琢磨的卻是自己擱置了十多年的「老本行」炮兵。也正是在那時候,朱瑞有了學以致用的條件,我軍的第一所炮兵學校——延安炮兵學校成立了,朱瑞主動申請去當炮兵教員。
朱瑞如此說,是發自內心的謙虛,但是,中央不可能如此降職任用,真讓一個軍委副總參謀長的人選去當教員。延安炮校的確缺教員,但是當時更急需的是一位校長。
據原朱瑞秘書毛鵬雲回憶,當朱瑞向毛澤東詳細匯報關於建設炮兵的設想,並表示「願意把自己的後半生交給大炮,和大炮交朋友」時,毛澤東很高興,當即決定讓朱瑞代理延安炮兵學校校長,最後還與他合影並鼓勵說:「蘇聯有炮兵元帥,你就做我們中國的炮兵元帥吧!」
「模範戰士上炮校來」
在朱瑞到來之前,延安炮兵學校的校長之位,已經空缺幾個月了。首任校長郭化若,一手創建了延安炮校,卻在開課後不久就積勞成疾病倒了。
郭化若是比朱瑞更為資深的炮兵專家,從軍經歷堪稱傳奇。
郭化若是黃埔四期生,所學即為炮科。畢業時,郭化若總分第一,留校擔任炮兵第二隊代理隊長。北伐戰爭開始後,郭化若帶領黃埔軍校五期的炮科學生兵參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戰鬥中立有大功。
八一南昌起義時,已經是中共黨員的郭化若身在武漢,獲知消息,馬上出發去尋找起義軍,終於在三河壩追上了部隊。此後起義失敗,郭化若又與大部隊失散。經黨組織安排,他前往蘇聯留學,所學還是炮兵。不過,郭化若的留學生涯並沒有完成學業。1928年,他得知國內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勝利會師,立即退學回國。結果等他回到國內,紅四軍已經離開了井岡山。幾經輾轉,郭化若終於在福建龍巖找到了紅四軍。
和朱瑞剛回國時的境遇類似,這位炮兵專家一時也沒有條件施展所學。不過,他的軍事才能很快展露出來,長期從事參謀工作,一直在毛澤東和朱德的身邊,曾任紅一方面軍代參謀長,是朱毛指揮作戰、建設紅軍的得力助手。郭化若有毛澤東的「高參」之稱,正是緣於這段經歷。紅軍長徵到達延安後,郭化若任抗大三分校校長。抗大三分校後來改成八路軍軍事學院,郭化若任教育長。
1944年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正處於大規模戰略反攻階段。中國敵後戰場也逐漸轉入攻勢作戰,並開始由以遊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轉變。中央已經著手戰略調整,加強炮兵提上日程。
時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的賀龍,最早看中了炮兵專家郭化若,想調他去八路軍總部炮兵團。一番談話下來,賀龍發現,郭化若的「胃口」可不止一個炮兵團。他說,加強炮兵是有戰略眼光的做法,但一個炮兵團遠遠不夠,應該建立一所炮兵學校,這樣才能像母雞下蛋一樣,迅速培養炮兵專業幹部,壯大炮兵力量。賀龍聽罷擊節讚賞,馬上給中央打報告。
沒過幾天,賀龍又拉著副司令員徐向前,與郭化若共同研究了炮兵學校的組建問題。賀龍是急脾氣,徵求郭化若的意見,問他半年內能否開課。沒想到郭化若比他還急,表示爭取3個月就開課。
12月4日,中共中央軍委、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西北局聯合發出了延安炮兵學校招生的指示信,號召「模範戰士上炮校來」,為建設我們的炮兵而努力!
郭化若給延安炮校列出的招生條件是:一要政治清白;二要年齡在18歲以上28歲以下;三要身體強壯、五官健全(近視、夜盲、耳聾均不收)、無傳染病或慢性病,身高在1.6米以上;四要自己能寫筆記,看軍事書籍,演算四則混合運算題。
這樣的要求,現在看來並不算高,但是放在當時,這些條件都滿足的八路軍戰士,放在哪個部隊都是「寶貝」,特別是第四條,能有這樣文化水平的,多數都是幹部或文化教員了。中央對此已有準備,在指示信中特意明確規定:凡在部隊中擔任連、排長或政治、文化教員……符合報考條件者都應準其報考並歡迎其報考,各部首長及各機關首長不得藉故阻攔不準,至其所遺下的職務,則由上級機關或各部調人補充。
其實,延安炮校的招生消息一來,八路軍各部的報名都非常踴躍,也不存在部隊首長留人、藏人的情況。這支部隊,早吃夠了缺乏重火力的苦頭,終於有機會培養自己的炮兵了,哪有不支持的道理。
與此同時,延安炮校的組建工作也全面展開。延安炮兵學校雖然可以依託八路軍總部炮兵團的家底,但還是遠遠不夠,從工作、教學到生活,哪方面都有欠缺。為了儘快開課,教材要靠自己編寫,教具要靠自己製作,小到水平儀、米尺、三角板,大到山炮,都要設法製作代用品或模型。
除了準備教學用品外,還要開荒種糧、種菜。延安炮校的前身炮兵團,是第一支進駐南泥灣的八路軍部隊,比三五九旅還要早幾個月,是他們拉開了開墾南泥灣的序幕。炮兵團變身炮校,「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精神也一點沒有丟。
在郭化若校長的全面組織下,炮兵學校組建工作進展迅速。從受領任務到延安炮兵學校宣布成立,只用了1個月;到完成招生、編隊及開課準備工作,只用了3個月。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學校正式開課,人民軍隊的第一所炮兵專業學校在南泥灣宣布誕生。
然而就在延安炮校開課後不久,郭化若因為長時間超負荷的工作,積勞成疾,不得不住院病休。待到郭化若身體康復,革命形勢已經發生變化,郭化若調任華東野戰軍,歷任縱隊副司令員、政委,參與指揮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等一系列重大戰役。
此後,郭化若沒有再從事炮兵工作,但晚年的他仍時常感慨:組建延安炮兵學校是我一生中度過最愉快,最幸福的難忘時光。
幸而,繼任延安炮兵學校校長的朱瑞,沒有辜負郭化若此前的心血,不只是延安炮兵學校,他還白手起家,迅速建立起了一支威武雄壯的人民炮兵。
車到山前必有路
延安炮兵學校校址位於南泥灣桃寶峪,離延安有幾十公裡路程。朱瑞到炮校報到上任的第一天,全校師生集合在操場上,為他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炮校政委邱創成對著整齊列隊的千餘名師生,高聲說道:「毛主席給我們炮兵學校派來的新校長朱瑞同志到任了。」
當年的炮校學員王振奎回憶,站在簡陋的主席臺上的朱瑞身材高大,卻不是威猛的武將形象,他身著褪了色的粗布軍裝,破舊卻乾淨利落,戴著黃邊眼鏡,一副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形象。
朱瑞講話帶有很重的江蘇口音,卻不是「吳儂軟語」,相反,他的一番話讓臺下這些未來的炮兵們熱血沸騰。朱瑞轉述了毛主席的話,「沒有炮兵就沒有勝利」。隨後,他「像講故事似的講了蘇德戰爭中炮兵對取得戰爭勝利所起的作用」。
雖然很多年沒有從事炮兵工作,但朱瑞一直沒有撂下自己的專業。除了在蘇聯紅軍「大炮兵主義」的專業訓練外,他還關注著炮兵理論和實際作戰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戰爭史的巔峰,蘇聯紅軍對火炮的推崇和應用更是達到了極致,把大炮奉為「戰爭之神」。朱瑞口中那些五花八門的大炮、在諸多戰役中摧枯拉朽的力量,無不讓人血脈僨張。
隨後,朱瑞指著操場邊的十幾門火炮,對學員們說:「別小瞧我們從敵人手裡繳過來的這些火炮,雖然它們很小、很破,但比起我們的小米加步槍,那可就是了不起的重火器,是我軍的寶貝。今後我們要靠大炮來取得勝利!」
這幾句話是有的放矢。
朱瑞面前的延安炮校剛剛創立四個月,得益於建校校長郭化若卓有成效的工作,全校編有3個炮兵大隊、1個迫擊炮隊10個學員隊,共1300餘人。全校有四百多孔窯洞作為教室和宿舍,每個大隊都平整出了操場作為教學場地,黑板、桌椅板凳因陋就簡,卻也能滿足所需。像那時延安的每個單位一樣,延安炮校條件簡陋艱苦,炮校師生卻熱情昂揚。
只是,作為炮兵學校最重要的教學設備,火炮的數量實在太寒酸了。整個延安炮校,只有16門小口徑山炮,而且還是蘇式、德式、日式多國造的好幾個型號,炮隊鏡更可憐,僅僅1架。
而這些火炮,已經是八路軍的幾乎全部家底了。延安炮校的建校基礎,是八路軍總部炮兵團——八路軍最核心的炮兵力量。一個炮兵團,只有區區16門小口徑山炮,這份家底,何止寒酸。
其實,人民解放軍炮兵是伴隨著南昌起義的槍聲誕生的。南昌起義中,起義軍共編有3個炮兵營,全軍火炮、迫擊炮有百餘門。但此後南下作戰失利,起義軍衝出重圍時只剩2000餘人,火炮僅有7門迫擊炮。
在此後的將近20年中,炮兵一直是弱小的「獨苗」。在人民解放軍的成長壯大過程中,那段艱苦的歲月,槍都不能滿足人手一支,火炮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
不過,炮兵雖然弱小,卻開創了不少堪稱神奇的戰例。
井岡山時期,朱毛領導的紅四軍總共只有8門迫擊炮。一次敵軍來犯,守衛黃洋界的紅軍只帶了一門剛修好的迫擊炮。連續打退敵人多次進攻後,這門迫擊炮精準轟擊了敵軍指揮所,讓敵人以為紅軍主力到來,望風而逃。於是,毛主席寫下了膾炙人口的《西江月·井岡山》,「黃洋界上炮聲隆,報導敵軍宵遁。」
長徵途中,強渡大渡河,被稱為「紅軍炮神」的趙章成,用僅剩的三發迫擊炮彈,三炮三中,炸毀了對岸碉堡,摧垮了敵人反撲,掩護紅軍勇士突破天險。
抗日戰爭中,八路軍一門迫擊炮,讓日軍的「名將之花」陸軍中將阿部規秀殞命黃土嶺。
炮兵的底子雖然弱小,骨子裡卻是強大的基因血脈,一直有著參天的夢想。
1944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已經明朗,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延安會見了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派來的觀察小組。伯德中校拋出了一個問題:「毛先生,如果在不遠的將來,日本軍隊在中國後撤的時候,八路軍會不會大舉反攻?」毛澤東笑了笑說:「那當然是要反攻的,我們爭取的就是這一天!」「那就是說你們將由遊擊戰轉為運動戰了?」「是要打正規戰的,而且很快要打到城裡去的!」毛澤東堅定地回答。
伯德中校接著問道:「我知道貴軍沒有炮兵和坦克兵,如何才能攻城呢?」
毛澤東不再說話了,其實中央已有謀劃,但還不足為外人道。周恩來笑了笑接過話:「伯德先生,對於這一點,我們會有辦法的。中國有句俗話說,車到山前必有路。」
「車?周先生,我們說的是炮的問題……」顯然,伯德沒有聽明白這句直接翻譯過來的中國俗語。眾人哈哈大笑。
在這次談話前後,中共中央軍委正式作出決定,組建我軍歷史上第一所炮兵學校——延安炮兵學校。
有什麼學什麼
1945年8月1日,這一天不僅是人民軍隊建軍18周年的紀念日,而且是延安炮兵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的日子。炮校已經正式上課四個月了,怎麼直到這時才舉行開學典禮?
原來,在學校完成學員編隊等開學準備工作後,首任校長郭化若曾專門向中央請示關於舉行開學典禮的有關事宜。中央領導聽說第一所炮兵學校能夠開學都非常高興,對開學典禮非常重視,但「七大」馬上就要召開了,中央領導人都抽不開身。炮兵的學業不能耽擱,所以乾脆炮兵學校先開課,開學典禮等到「七大」後再補。
到了8月1日這天,朱德總司令、葉劍英總參謀長帶著中央軍委、八路軍總部的大批將領來到了南泥灣桃寶峪。遺憾的是,因為仍在病中,郭化若沒能參加炮兵學校的開學典禮。朱瑞主持了典禮儀式。
炮校的開學典禮在24響禮炮聲中開幕——這可是炮兵學校得天獨厚的條件,八路軍中,還沒有哪支部隊能如此「奢侈」。
中央領導致辭之後,炮兵學校組織了實彈射擊表演。當然,這時的炮手主要是原炮兵團轉型來的炮校教員或幹部。山炮、野炮、迫擊炮,炮校家底不厚,倒也打得甚是熱鬧。最精彩的一幕來自迫擊炮隊隊長、「紅軍炮神」趙章成。只見他抱著迫擊炮,不用支架,不用瞄準鏡,伸出大拇指瞄了瞄,一發發炮彈就精準地命中目標。他甚至用迫擊炮打起了平射——這已經超出了迫擊炮射擊原理了,真是神乎其技。
不過,迫擊炮終究只是最輕型的火炮,多作為連級步兵的隨行火力,真要建設戰略性的炮兵兵種,靠的還是榴彈炮、加農炮這樣真正的大炮。可惜,延安炮校的16門火炮,也只是輕型的山炮、野炮,其中最多的,要數75毫米的日本四一式山炮。
這種火炮在侵華日軍中裝備非常多,讓中國軍隊吃盡了苦頭。連迫擊炮都極為稀缺的八路軍,恨透了這種日軍最主要的火炮,一旦有了繳獲,又珍視得不得了。八路軍中幾乎所有的四一式山炮都集中到了總部炮兵團,也就由延安炮校接手,成了最主要的教學裝備。
16門火炮,平均到每個炮兵學員隊還不到兩門,學員隊之下還分成了若干班級,每個班一門炮都分不到。炮兵學校只能實行分班教學,一組上課,一組操作,做到「人閒炮不閒」。
類似的困難還有好多,特別是幹部缺乏教學經驗和管理學校的經驗,教員少,教具、教材奇缺,設備較差。但是辦法總比困難多,朱瑞發動全校人員一起出主意、想辦法。王振奎回憶,朱校長有句口頭禪,「這個難不倒我們,因陋就簡嘛!」
馬匹不夠用,就以木馬代替;方向盤、炮隊鏡等器材不足,就用木板或硬紙製作代用品;演習練射擊時,沒有通信器材,就用人傳遞口令;上課時沒有粉筆就用白土代替等等。
蘇聯紅軍「大炮兵主義」教育薰陶出來的朱瑞,並沒有好高騖遠,而是根據延安炮兵學校的實際條件,提出了「有什麼(武器)學什麼,戰爭需要什麼學什麼」的教學方針。延安炮兵學校的訓練,也是技術為主,戰術為輔,主要培養八路軍急需的炮兵連排幹部。
從到炮校開始,朱瑞就親自抓訓練部的工作。他幾乎天天泡在炮場上,指導學員們操作訓練,親自給他們做示範。
炮兵是專業兵種,有非常多的專業理論、專有詞彙等。炮校招生時雖然對學員的文化水平有要求,但很多人對炮兵專業知識的學習還是很吃力。朱瑞就引導炮兵教員們,把專業知識通俗化。比如測距,很多人對公制單位沒有概念,那就換算成「步」,給學員們量出成人的步子有多大,小孩子的步子有多大;房子有多高,樹有多高,牛有多高,羊有多高……這些隨處可見的實物,都成了測繪時的參照物。
1945年9月,延安炮校第一期學員一千多人畢業,成為我軍炮兵建設的骨幹力量。當然,有了這批炮校畢業生,人民炮兵還只是有了「兵」,「炮」從哪裡來呢?
「撿洋落」
就在延安炮校首期學員畢業之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族14年的艱苦抗戰終於取得了勝利。
中國的革命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轉折。中共中央部署「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決定「將(延安)炮兵學校(約一千人)開到東北去」,以便組建炮兵部隊。
同一時期,十幾萬大軍從各解放區星夜兼程向著東北進發。所有人都滿懷期望。最先抵達東北的冀熱遼軍分區曾克林部已經發回了消息:「輕重武器及資財甚多,無人看管,隨便可以拿到。」
這個消息在出關部隊中被流傳成了「東北遍地是物資,槍炮要多少有多少」,因而各部出發時,都做著到當地接收武器裝備的打算,部隊一律輕裝疾行,稍重一些的武器都留給了地方部隊。
延安炮校最關心的自然是大炮,他們聽說的傳聞是東北有「大炮六千,車輛騾馬無數,彈藥器材堆積如山」。所有人都喜形於色。9月23日,延安炮校開赴東北。行前,炮校做了最大程度的輕裝,留30餘名幹部組建1個炮兵營,留守陝甘寧邊區,所有的火炮都留下來,就連槍都簡配到每個學員隊只有兩支步槍。
可是,到了東北才發現,現實和想像有著巨大的落差。
當時國民黨軍正在搶佔東北的大城市,出兵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根據《雅爾達協議》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要將日本投降後的東北政權交給國民黨政府。陸續進入東北的中國共產黨部隊,不能再以八路軍新四軍的面目出現,只能改為東北人民自治軍,而且要撤出瀋陽等東北城市。
先期到達東北的部隊,接收了一些日軍遺留的武器裝備,但延安炮校一行卻是兩手空空撤出了瀋陽,到吉林通化暫時棲身。
炮校校長朱瑞直接找到蘇聯遠東軍總司令馬利諾夫斯基再三交涉。蘇軍被纏得沒辦法,用幾十門破舊的小口徑日軍火炮打發過去。朱瑞也看出從蘇軍那裡得到大炮沒什麼指望,他轉回頭給延安炮校指戰員下令:「分散幹部,搜集武器,發展部隊,建立家務。」通俗的說法,就是發動大家去「撿洋落」。
被派出去搜集火炮器材的延安炮兵學校的人員,「上自首長,下至馬夫,都人各一方」,足跡幾乎遍及東北大部。凡日偽軍駐紮過、作戰過或是聽說有火炮遺棄的地方,不論城市還是鄉村,不論山林還是沼澤,不論洞穴還是礦井,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炮校警衛連副連長周天才一人就搜集到20多門炮,被譽為「搜炮英雄」。
朱瑞雖然擔負著繁重的領導工作,但仍然親自參加搜集武器的工作。一次,接到百姓舉報,說日本人撤退時,把幾門大炮和許多炮彈推到鏡泊湖裡了。朱瑞聽後大喜,立即帶領炮二團的一個連趕去,當時正是嚴冬季節,鏡泊湖上的冰,足有一米厚。朱瑞帶領戰士們,掄起鎬頭破冰,炮身終於露了出來。不到一天時間,就撈出了三門野炮。朱瑞喜不自勝:「乖乖,這回我們發財了。」
經過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至1946年五六月間,共搜集到火炮700餘門,炮彈50餘萬發,另外還有大批的火炮零件和各種器材。東北民主聯軍利用搜集來的這些火炮及器材,共組建6個乙種團(每團轄2個營)、4個丙種團(每團3至4個連)、6個營、26個連,總計約80個炮兵連。
1946年4月,國民黨軍隊向南滿地區大舉進攻。延安炮兵學校遷至牡丹江,隨後改稱東北民主聯軍炮兵學校,朱瑞仍是校長。除了炮校校長,朱瑞到東北後還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後方司令員、軍政大學副校長等職務,負責指揮民主聯軍後方機關、部隊和炮兵、工兵、裝甲兵、航空兵、總部同蘇軍之間的交涉聯絡等工作。
前些年熱播的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由孫紅雷扮演的男主角楊立青的身上,濃縮了很多中共將領的影子。楊立青在東北民主聯軍擔任特別部部長,所做的工作和朱瑞高度重合。朱瑞也是楊立青的原型之一。
楊立青找蘇軍將領要物資裝備,講道理、喝大酒、拍桌子……硬是要來一列車的物資;朱瑞先後兩次到蘇軍遠東司令部交涉,還用上了當年克拉辛炮校同學的關係,終於說通蘇軍負責人馬利諾夫斯基,索回了蘇軍從東北運走的部分日軍火炮和彈藥。
楊立青不滿足「撿洋落」,發動投降的日本技術人員製造大炮和炮彈。朱瑞先是建了一座火炮修理所,後來擴大到擁有六百名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的火炮修械廠,1947年又擴充成炮工處。朱瑞曾自信地對前方部隊首長說:「你們繳獲的火炮,能用的你們留下,不能用的送回來,我給你們換新炮。」東北民主聯軍的火炮越打越多,炮彈供應充足,除了數目可觀的繳獲外,炮工處強有力的生產能力功不可沒。
除了炮兵,朱瑞率領延安炮校奔赴東北時,還帶著一支「特種兵」。那時的「特種兵」和現在的特種兵不是一個概念,而是裝甲兵。裝甲兵也是有兵無「裝甲」,編入延安炮校。1945年12月1日,在「撿洋落」撿來的坦克邊,朱瑞宣布東北坦克大隊成立,人民解放軍最早的坦克部隊自此誕生。到1947年10月,東北坦克大隊擴編為東北民主聯軍戰車團時,全團已經壯大到560人,有20多輛坦克,40輛裝甲車、牽引車,成長為一支成建制的裝甲兵部隊。
朱瑞還對創建人民空軍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在朱瑞的直接領導下,東北民主聯軍先是成立了航空總隊,後建立東北老航校,朱瑞分別兼任過總隊長和校長。
當時擔任東北老航校副教育長的蔣天然說:「航校的籌備工作是朱司令員一手操辦的,他親自到各地去為我們挑選飛行員和地勘人員……如果不是朱司令的魄力與耐心,航校一時也辦不起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朱司令員是我軍第一個航空學校的創始人,也是新中國航空事業的創建人。」
留得身後重炮吼
1946年8月,東北民主聯軍已經擁有了四個總部直屬炮兵團,一個高射炮大隊、一個戰車大隊,各縱隊、師屬炮兵也迅速壯大,對炮兵幹部的需求越來越急迫。朱瑞及時建議,將延安炮校改為東北軍區炮校,立即開學招生。
為了加快炮兵幹部的培養速度,朱瑞將毛澤東「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教育思想具體化,提出了:「炮校擁兵二千五——變學校為部隊,部隊訓練新兵——拿部隊當學校」的口號。他在一次會議上對炮校的指戰員們講:「東總(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對我們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但要求我們儘快能打仗。我在總部已經立下了軍令狀,保證三個月上前線。」
東北的局勢讓朱瑞不能不焦急。
1946年,血戰四平時,雙方炮兵實力的差距結結實實給東北民主聯軍上了一課。
國民黨新1軍,以美式105毫米榴彈炮對四平狂轟濫炸。配屬在四平前線的國民黨軍炮12團,更以美式155毫米榴彈炮大打出手。東北民主聯軍的四平防禦陣地,平均每分鐘落下將近30發炮彈,有的陣地更多達400發炮彈。
東北民主聯軍的炮兵在對陣中被打的毫無還手之力,日本造的山炮野炮、口徑小、殺傷力小,在美國貨面前實在是不值一提。這場四平大戰打下來,東北民主聯軍傷亡慘重,陣亡人數在8000人以上,全軍不得不退到松花江以北休養生息。
不但在裝備上,剛剛從單炮作戰轉變為有了成群火炮的人民炮兵部隊,無論戰術、技術都遠沒有成熟。延安炮校和東北軍區炮校,教學都是面向部隊所急,快教快學,力求速成,教學內容又是以技術為主。到了真正的戰場上,這些炮校學員們才發現,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
在作戰時一些部隊的炮兵實施遠距離間接射擊,甚至發生了炮彈落到自己陣地上的事,有的縱隊司令員直氣得破口大罵:「不打敵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務!」在陣地上被國民黨炮兵炸已經夠窩火的步兵,乾脆把炮兵說成「幫倒忙」。
戰爭確實要在戰爭中學習。新生的人民炮兵也是在戰爭中成長。
朱瑞非常重視實戰經驗的總結,每仗之後都要組織部隊開展「戰評」及「想辦法」活動。每場戰鬥,無論勝敗,只要炮兵參加了,總要從中獲得經驗或教訓,從而使炮兵部隊的技術、戰術水平仗仗都有提高。
1946年11月中旬,東總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統一東北全軍炮兵的指揮及裝備、訓練事宜。朱瑞任司令員,邱創成任政治委員。炮兵司令部的成立,標誌著東北炮兵部隊已經開始形成獨立的兵種,炮兵建設開始走向科學化、正規化。
1947年3月,炮兵司令部在雙城召開了第一次炮兵會議。朱瑞在會上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炮兵戰術技術設想。他說:「炮兵戰術應從我們所處的條件出發,這些特定條件規定我們:我軍炮兵戰術不能全學蘇聯的(雖然他們也是人民的),又不能全學國民黨的(雖然他們是超過我們的),也不能照搬日本的(雖然一切火炮均是日式的)。我們必須創造中國的、東北的、人民的、劣勢的炮兵的自己的一套,適合消滅敵人並保存自己的作戰目的,但又不違背作為古今中外的一般的作戰法則。」
以後,朱瑞又進一步總結實戰經驗,充實完善了協同作戰、集中作戰、近迫作戰、攻堅作戰和支援縱深作戰等炮兵作戰的一些原則,以適應大兵團作戰和攻堅戰的要求。朱瑞總結出來的炮兵作戰經驗和戰術原則,大大提高了炮兵的作戰能力和指揮水平。1947年夏季攻勢和冬季攻勢,炮兵都取得了突出成績,以至於《東北日報》發表了《給炮兵請功》的專題通訊。東總的嘉獎令隨之而至,嘉獎對象不是某支炮兵部隊,而是「炮兵全體指戰員」!
再也沒有步兵說炮兵「幫倒忙」了。歷來單向承受炮彈轟炸、靠血肉之軀冒死爆破的我軍步兵,恐怕是世界上對炮兵重要性體會最深的部隊了。冬季攻勢之後,步兵們見到自己的炮隊開過來,遠遠地就歡呼起來。行軍中遇到交通堵塞,無論自己的任務多急,也都趕緊給炮兵讓路。
1948年8月,東北野戰軍炮兵縱隊成立,隸屬炮兵司令部,蘇靜兼任司令員,邱創成兼任政委。當時東北野戰軍的12個縱隊36個師,每縱都有炮兵團,每師都有炮兵營。到遼瀋戰役前,東北野戰軍共有大小火炮(含擲彈筒)9219門,其中山、野、加、榴重炮618門。
隆隆炮聲中,遼瀋戰役的大幕開啟。東北野戰軍執行「關門打狗」的戰略,先打錦州。義縣為錦州外圍門戶,10月1日,義縣攻堅戰開始。
炮兵一上來就拿了個滿堂彩,將義縣城牆轟開了缺口,步兵立刻衝進城去,六個小時就全殲了守軍。
只是,這次勝利的代價太大了——炮兵司令員朱瑞,犧牲在義縣城牆下。
作為炮兵司令員的朱瑞,實在不需要這樣抵近前線,但是他對這次攻堅作戰極為重視。當時,為更好地配合攻堅作戰,有基層炮兵採用了一種「大炮上刺刀」的新戰術,即把大炮推進到儘可能靠近城牆和敵工事的前方,在只有上百米甚至幾十米的距離上直接平射,轟擊敵目標。
朱瑞及時總結了這個經驗,並在攻打義縣的戰鬥中,指揮炮兵部隊第一次集中採用了這種戰術。新戰法效果出奇地好。在150毫米口徑的數門重炮平射下,義縣城牆直接被轟開了寬達30米的缺口。
步兵衝進城去不久,敵人尚未掃清,朱瑞就帶著炮兵司令部一行人往缺口奔去。他要親自查看一下大炮轟城的實際效果。一排機槍子彈忽然向他們掃射過來。原來是個漏網的敵軍暗堡。
機槍沒有造成傷亡,一行人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兵,翻身就找到了掩體。但是朱瑞卻觸發了一枚地雷,巨響之下,壯烈犧牲,時年僅43歲。
東野將朱瑞犧牲的經過向黨中央作了報告。黨中央發來唁電:「朱瑞同志的犧牲實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之巨大損失。」
朱瑞犧牲了,留下了最具威力的遺產。隨後的錦州之戰,東北野戰軍集中了10個炮兵團,共320多門山、野、榴炮對錦州發動進攻。這是人民軍隊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炮兵火力。不過31個小時,號稱是故若金湯的錦州解放了。
1949年毛澤東在元旦獻詞中指出:「自從人民解放軍形成了超過國民黨的炮兵和工兵以後,國民黨的防禦體系,連同他們的飛機和坦克就顯得渺小了。」到1949年10月,解放戰爭勝利時,解放軍炮兵達到4個炮兵師、77個炮兵團,各類火炮達4.4萬門。
(原標題 炮兵司令——解放戰爭中犧牲的將領朱瑞)
來源 北京日報
記者 董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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