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讀朱光潛先生的書，對他講的「套板效應」一說，我印象非常深刻。什麼是「套板效應」呢？
簡單地說，我們每個人的思維都是有慣性的。思維就像一個人，總偏愛他走過的、熟悉的老路。從積極的一面來說，這代表著經驗和穩當；但從消極的一面說，它又可能滑入故步自封、先入為主的偏見。
對「套板效應」最精彩的演繹，要算《三國》裡邊兒的「敗走華容道」了。有炊煙處必有埋伏，這是普通人的經驗，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套板」。
曹操狐疑狡詐，慣於疑人所不疑，而不疑人之所疑，這是曹操高出凡庸之輩的見識，但也是為他獨設的「套板」。神機妙算的諸葛亮正是巧妙地抓住了這個「套板」，才命關羽升起一縷炊煙釣來了詭詐的曹操。
「套板效應」在做學問的時候常常是礙事兒的，因為一旦這種思維在頭腦中發酵，再精明的學者也很難不為成見左右，陷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誤區——這其實和法庭上的「有罪推定」類似：
法官事先假定了這個嫌疑人有罪，然後千方百計地羅織證據來坐實他的罪行。「莫須有」！歷史上數得著的冤案，不少都是這麼釀成的。而公正的司法程序必須反過來。你得從證據出發去尋找有罪或無罪的結論，而不是把結論預先擱在證據的前邊兒。
在我讀過的書裡，大概沒有哪本書比《詩經》更能引發學者的「套板效應」了。
漢代傳下來的《毛詩傳》，言必稱教化之旨、美刺之意。毛亨、毛萇這兩位學究就像隨身揣著一支高倍放大鏡，一寸一寸地在那些古代民歌裡尋找孔聖人刪《詩》的微言大義。《毛詩序》裡因此頻頻出現的「文王」、「后妃」云云，初次點讀《毛詩正義》的時候，幾乎把我讀書的興致敗了個乾淨。
後來我換了道兒了。參讀《先秦詩鑑賞辭典》，希望藉助現代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繞過《毛傳》的套板，直入《詩經》的真意。
可是《詩經》札記一篇篇地做，讀《詩經》專欄一篇篇地寫下來，我才發現，原來爥幽探賾的現代學者們也是有套板的，而他們當中許多人的套板竟然是——反對《毛傳》。
比如下面這首小詩：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鑑，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闢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詩·邶風·柏舟》
對這首小詩的主旨，《毛傳》解釋說，它描寫了一位衛頃公時的志士仁人的悲慘遭遇。因為衛頃公遠賢用佞，肖小當道，以至正直的官員遭到打擊、排擠。
在這裡，《毛傳》又一次展露了它固有的思維方式：慣於用沒有直接證據的歷史事件來比附詩意；慣於將詩意朝政治性的方向做出解讀。
這兩點在過往的許多篇目中造成了《毛傳》對《詩經》的誤解，因此很容易引發後來學者們條件反射式的心理排斥。反對《毛傳》的學者們本著「去政治化」的慣性思維，更願意將詩意朝著家庭化和生活化的方向進行解讀。
像這首《柏舟》，伏俊連先生為《先秦詩鑑賞辭典》撰寫的文章和程俊英、蔣見元二位先生所著的《詩經注析》都判定它的主人翁不該是一位男性士大夫，而該是一位懷愁蓄怨的婦女。只是他們判斷的理由未免有點兒「玄妙」：主人翁說話的口吻不似男子。
口吻，也就是古人所說的「文氣」。這大概是中國古代文學中最抽象的理論了。「文氣」之「氣」，指的是一個人說話的口吻、語氣和表情。是他附著在語言符號上的情感特徵。如果這個人正當面與我們交流，我們對他的語氣、表情的感受是直接的。
可是，面對那些已經作古的作者，面對作品中可能是虛構的人物，我們要體會文氣，就得想法兒從死的文字裡讀出活的表情來。「文氣」的這種重現有賴於讀者的想像，而要合理地展開想像，就必須重現作品的情境。
只不過，當我把這首《柏舟》的情境重現起來以後，我卻無論如何也讀不出它的口吻像一個女子。
要重現這首小詩的情境，其實並不那麼容易。只在開篇的前兩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上，《毛傳》和《鄭箋》就已經出現了理解的分歧。《毛傳》對這兩句興象的解釋是：
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泛泛其流，不以濟度也。——《毛詩正義》
《毛傳》說，柏木本是造船的好材料。可詩人筆下這隻柏木做成的小船卻似乎無所用武——它只是漫無目的地漂流在水裡，失去了作為一隻渡船應有的作用。這幅場景很容易使人將這隻精緻的柏舟看作是抱道君子的象徵。他被冷遇，遭到放逐，彷徨江岸，蹈踞無所。
這是《毛傳》根據《柏舟》的開篇兩句構築起來的畫面。可是為《毛傳》作注的鄭玄卻不這麼理解。《鄭箋》說：
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物泛泛俱流水中。——《毛詩正義》
解釋《毛傳》的時候，鄭玄加入了兩個《毛傳》裡沒有的字——「與物」——泛泛俱流水中。不再是舟自漂流，而是與物漂流。因為《毛傳》為《柏舟》所作的小序裡說，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所以鄭玄索性將此漂流的柏舟比喻為「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群小人並列」。
如果說《毛傳》的解釋可能讓人聯想到被罪流放、行吟江畔的屈原，那鄭玄似乎是把屈原拉回了朝堂，正跟上官大夫和令尹子蘭吵架呢。主角雖然還是同一個，但戲碼已經是別一場了。
《毛傳》、《鄭箋》孰是孰非，要做一個簡單的判斷也可以：《鄭箋》的關鍵詞「與物」是原詩裡中沒有的，所以他的解釋屬於添字為釋。從解釋技術上說，不如《毛傳》。
但是，這種經驗主義的判斷方式不一定可靠，我們要灼見「泛彼柏舟，亦泛其流」究竟描寫的是一幅怎樣的興象，關鍵還在理解接下來的四句：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嚴格地說起來，這四句詩和「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兩句的關係，後者該是對前者的比喻。只不過按照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來講，「泛彼柏舟」兩句因為安放的位置不同，會產生「比」、「興」的差別。
這兩句詩如果後置，讓主人翁先抒情，再喻以柏舟，如此由心及物，柏舟便是喻象，是為比；如果這兩句詩前置，由柏舟引出主人翁的感嘆來，思路轉為由物及心，柏舟便是興象，是為興。無論比、興，「柏舟」總是同上面四句詩交融在一起的。
在這四句詩裡，詩人說主人翁在夜深人靜之時卻醒如白晝。他心中的壓抑之深，冥思之苦，就像身體正承受著劇烈的疼痛一樣。「微我無酒，以敖以遊」——主人翁的如鯁在喉，詩人特別強調，絕不是因為缺了美酒佳釀的緣故。
言外之意，主人翁此時正拎著一壺好酒，在濃重的夜幕下漫無目的地遊走，就像逐水漂流的柏舟。假如這首詩的主人翁是一個女子——一個女子深夜裡挈著酒瓶四處遊蕩，那她怕不是流鶯吧？
可主張這是一首女性之詩的學者們又大半認為她已經嫁了人，是因為和丈夫的關係不睦以至於如此的。那我只能雙手一攤，報以無奈了，因為我實在想像不出一個主婦在深夜裡「微我無酒、以敖以遊」該是一幅怎樣的情境。
「以敖以遊」讓我第一次對《柏舟》的主人翁為女性的觀點產生了懷疑，而更讓我生疑的，還在下面：
一個人如果心有鬱結，那他最渴望的該是什麼呢？或許該是找個能傾訴的人。《柏舟》的主人翁正是這樣。他在遊走彷徨之中想到了他的親人，他的骨肉同胞。可惜，「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你急急忙忙地去找人訴苦，人家非但不報以同情之意，反而對你撂了臉子。
《柏舟》讀到這兒，不禁讓我想起了陶淵明的《與子儼等疏》。在那封家信裡，陶淵明說自己秉性剛烈，不能虛與委蛇，所以應付不來名利場上的人情世故，無奈退身田園。
可惜的是，甚至連他的夫人也不能理解這樣的人生選擇——「室無萊婦」，陶淵明多希望自己能像古代的隱士老萊子那樣有一位賢妻，在他的隱居之志產生動搖的時候鼓勵他，更堅定他的選擇。可惜，陶淵明沒有這樣的福分。
連枕邊的愛侶都不堪為知音，遑論他人？陶淵明的這份孤獨與寂寞，就是「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一個人被逼到了眾叛親離的窮巷，仍能擇善固執而不自我懷疑，是很不容易的。非有剛毅不撓的性格和通徹明達的見識，絕不能辦到。而無論陶淵明，還是《柏舟》的主人翁，似乎都是這樣的人：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磨石雖然堅硬，仍可以圓轉；蓆子雖然平整，仍可以捲起。可是我的心志比磨石還要堅硬。
無論到了什麼時候，它都不能苟且，不能蜷縮。」——伏俊連先生撰文說，《柏舟》只有幽怨之音，而無激亢之語，故不似男子的口吻。難道像上面這樣的自白，還不夠激亢嗎？
古語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一個有才能、有品德的賢臣如果遭到小人的排擠，心生慍怒，以至於到了夜裡都耿耿不寐，捶胸頓足，那他為什麼還不離開這個傷心的地方，高蹈遠舉？
為什麼還要說「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詩會箋》對這兩句詩的解釋是：「奮飛，借鳥為喻。（中略）國事如此，則可以去矣。顧以心憂君國，雖時不可為，而終欲委曲以圖濟，不能恝然而奮飛。非不能也，不為也，所謂仁也」。——如果這首詩真像《毛傳》所說，是誕生於春秋。那我們倒似乎不難理解主人翁的苦衷。
當然，這個苦衷恐怕不盡如《毛詩會箋》所說是出於道德的義務與政治的忠誠，而更可能是由於時代和歷史的局限。春秋不像後來的戰國，當時雖然也有「楚才晉用」一說，但遊士各在諸侯國間的流動還遠不戰國時代那麼頻繁。
春秋各國當權主政的，多是世卿世祿的土著。外來的和尚想要進廟念經，甚至喧賓奪主，是一件難於登天的事兒。你可以離開祖國，但外國也不見得有你的舞臺。或許這才是《柏舟》的主人翁既不願與小肖同列，卻又無力擺脫的隱衷吧？
要是這麼讀來，《毛傳》縱然愚者千慮，至少也明智了一回。這次，我選擇了相信它。
參考文獻：蔣見元、程俊英《詩經注析》；孔穎達《毛詩正義》；《先秦詩鑑賞辭典》；竹添光鴻《毛詩會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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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