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小葉
對於諸多70後、80後而言，談及童年，《黑貓警長》絕對是關鍵詞之一。
1984年，《黑貓警長》開播後，立刻紅遍大江南北，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動畫系列片之一。在歷年來最受歡迎的國產卡通形象評選中，它與《葫蘆兄弟》並列第二。2010年，《黑貓警長》被翻拍成電影版，創下1500萬元的票房收入。《黑貓警長》的導演戴鐵郎，也因此獲得了一個雅號「黑貓爺爺」。
但戴鐵郎的成就不僅於此。他參與和導演的作品包括《黑貓警長》、《我的朋友小海豚》、《小紅臉和小藍臉》、《牧笛》、《小蝌蚪找媽媽》、《草原英雄小姐妹》、《九色鹿》等，每一部都備受好評，在國內外屢屢斬獲大獎。
可人們有所不知，戴鐵郎的一生非常坎坷。進入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後，他捲入「反右運動」和「文革」，坐了27年「冷板凳」。真正做導演的時光，只有短短10年。
如今，「黑貓爺爺」已到晚年，身邊親人陸續離世，獨自一人生活。但戴鐵郎覺得，自己從沒有為境遇所困，正如現在也不會為時間所困，因為創作就是生命的動力。「我很忙，每天都在創作，沒有停下過。外面的世界是有限的，我的世界卻是無限的。」他說。
■戴鐵郎一生鮮有接受媒體採訪，因此他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可他創作的《黑貓警長》，在中國無人不曉。
■耄耋之年的戴鐵郎，以平常心看待一生名利，他說：「我很忙，每天都在創作，沒有停下過。外面的世界是有限的，我的世界卻是無限的。」
■他說：「這是一個好時代，好到讓我常常遺憾，要是再年輕一點就好了。」
耄耋之年，形隻影單依舊樂觀
戴鐵郎幽居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個角落。穿過人車嘈雜的大街小巷，拐進一條小弄堂，可以看到一排解放初建成的老式公房。白漆外牆上，到處是舊水管的鐵鏽滲出的斑斑印蝕，在鱗次櫛比的高樓包圍中，老公房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帶路的是印希庸，《黑貓警長》的製片，也是戴鐵郎多年的學生和朋友。他騎了一輛老式助動車，「突突突」地走在最前面。在一幢老公房前停車時，早已聞聲探出頭的戴鐵郎，從三樓的窗口拋下一把鑰匙。印希庸開門進樓，穿過油煙嫋繞的公用廚房，爬上陡峭的、吱吱作響的木樓梯，便見到鬚髮皆白的戴鐵郎站在門口迎候。
退休後，戴鐵郎常年住在杭州，偶爾回上海來住。從1953年進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起，他就住在這間50平米的一居室。妻女陸續離世後，原本狹窄的老屋變得空蕩蕩，沿牆靠著幾塊床板，唯一一張長沙發的一端疊了兩塊毛巾，權作枕頭。
房間的正中，一張書桌佔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間。老伴去世後，戴鐵郎把大床拆了，請人幫忙在原地拼起了一張大書桌，平時就在這張書桌上繪畫、創作、講課。因為有藝術相伴，晚年的他，對生活依然充滿樂觀。只是如今打交道的對象，從孩子變成了大學生，他不僅日日筆耕不輟，還帶了兩個美院的研究生。
「她們去世以後，我想了很久，晚年怎樣度過？最後想通了——藝術就是我餘生的所愛和歸宿。」老人撫摸著書桌，對我說。
戴鐵郎在杭州的住處，是西湖邊上的一間兩居室，這是早年浙江美術學院分配給他父親戴英浪的。戴鐵郎沒有手機，偶有美影廠的晚輩去杭州探望他，遇上老人出門，往往要在樓下等待許久。他養了幾條狗，有從路上撿來的，也有別人寄養他家後再不領回的，他不忍丟棄，一一收養，還四處找人借身份證為狗辦證。然可託之人並不多，他笑言：「向我家的鐘點工阿姨求了好久。」
每次來上海，戴鐵郎總要先通知印希庸。2009年冬天，為了《黑貓警長》電影版的改編，他來上海暫住，印希庸把自家的棉被搬去，順便幫忙買菜洗衣。昔日的「黑貓爺爺」，如今年事已高，孤零零的一個人生活，畢竟有些力不從心。而當年《黑貓警長》動畫組的陳思毅，至今記得戴鐵郎對生活曾有多講究：「那會兒美影廠有個咖啡廳，偶爾會做點西餐。戴老師就說，你們怎麼把義大利麵當成陽春麵吃？那天我長知識了，義大利麵得卷著吃，而且不能發聲音。」
這些生活習慣是從南洋帶來的。戴鐵郎的人生一分為二，在與動畫結緣之前，他的青春歲月顛沛流離，而他一生的品性，也在革命生涯中漸漸打磨成型。「當年美影廠分房，我愛人再三催我去問問，我便硬著頭皮去了。結果，分房小組讓我去找廠長，廠長讓我去找分房小組。我便想，好吧，這也算是個結果，就坦然回復了家人。」一家人便在這棟一居室裡住了幾十年。
「他那一代的藝術家，都是這樣高傲堅忍，他們不在乎利益，坦然為藝術獻身。」陳思毅說。
動蕩歲月，木刻版畫曾是最愛
1930年，戴鐵郎在新加坡出生，那時新加坡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他的父親戴英浪，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馬來亞共產黨執行委員。二戰期間，馬共組織人民抗日軍，進行抗日遊擊戰。在戴鐵郎的記憶裡，那段時間，家裡總是迎來好些客人，進了屋便和父親開會。母親在屋外養雞，其實是為父親「放哨」，年幼的戴鐵郎便跟在母親後頭幹活。
他與母親情感深厚，他說：「我母親是個了不起的女性」。解放後，父親戴英浪的身份轉為木刻畫家，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師從妻子。抗戰期間，戴英浪輾轉多地、幾度被捕入獄，妻子跟隨他，吃了很多苦。但她從無怨言，全心撫養一對兒女，一生為革命「做好後勤」。
「她總是一邊做事，一邊告訴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很淺顯，一點也不教條。我很懷念和母親在一起的時光。」在日後是非不辨的年代，是母親的昔日教導，使他得以擺脫憤懣，平心靜氣。
在新加坡讀書期間，戴鐵郎和他的同學時不時組織義賣、捐款，散發寫著「打倒侵略者」的宣傳手冊，一直延續到他回國。1940年，因為叛徒出賣，英政府將戴英浪驅逐出新加坡。10歲的戴鐵郎便踏上輪船，隨家人一起回到了中國。1942年，戴英浪在上海開展地下黨工作時，由於叛徒出賣，被捕入獄。14歲的戴鐵郎，就成了當時家裡的頂梁柱。那時戴鐵郎在上海美專半工半讀，白天開會、發宣傳單、遊行，晚上在燈下作木刻畫。回想自己人生的頭20年，他說：「走過了許多地方，都是因為我的爸爸」。解放戰爭時期，戴英浪又被派往臺灣、香港等地。時局緊迫時，全家人風聲鶴唳，父親甚至不能出門。戴鐵郎以孩子的身份，出面傳遞過許多情報。「我曾單獨回過上海，傳遞有關臺灣高雄沿岸的布防情報。」戴鐵郎說，他帶了許多中暑藥，分散在袋裝咖啡大小的包裝袋裡，情報就藏在裡面。1949年，全國解放，父親戴英浪從香港回到廣州。戴鐵郎帶著母親和妹妹，在香港《華商報》領了一筆路費，也回到了大陸。「好日子要來了。」那時他這麼想。而母親吃了半生的苦，也終於能夠安定下來。
戴鐵郎說，自己人生頭20年裡，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靜下心來好好讀書。但是，即使在那些動蕩的歲月裡，他也從未放下過心愛的木刻版畫事業。他曾為毛主席的著作《論聯合政府》第一版設計了木刻版畫的封面；在臺灣時，他被安排到公路局工作，期間也刻了大量的木刻版畫，其中「臺灣村景」一圖，解放後被《中國版畫集》收錄。
回國後，戴鐵郎獲得了重新學習的機會，得知北京電影學校(北京電影學院的前身)開設動畫專業，他獨自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考試。這年初冬，在廣州上車時，他只穿了一件薄外套，沒想到一路向北，越坐越冷。那些細節，60年後回憶起來，依然歷歷在目：「下了火車，我叫了輛黃包車去學校。過一座橋時，我感覺自己要凍僵了，於是叫停，從行李中拖出幾件衣服裹在身上。對車夫說，你繼續拉，我跟著你跑。」
就這樣，他成了北京電影學校第一批美術系動畫專業的學生。那批學生中，有阿達(動畫短片《三個和尚》導演)、嚴定憲(《哪吒鬧海》導演)、林文肖(《雪孩子》導演)和胡進慶(水墨剪紙動畫片《鵝蚌相爭》導演)等。
進了學校以後，戴鐵郎才發現，同學們大多已在美專學過動畫的基本課程，基礎紮實。為了趕上進度，晚上9點熄燈後，他就悄悄爬起來，借著廁所的光，把第二天要學的內容「硬
裝進大腦」。休息天，同學們出去逛街，他卻在寢室裡繼續學習。就這樣強記惡補，考試倒也一一過關。
直到畢業，戴鐵郎也沒有想過會把動畫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我一直想把這四年的學習當成一個過渡，之後去考中央美院研究生，繼續畫我的版畫。」然而，畢業時，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來招人，一眼挑中了他，戴鐵郎於是放棄了繼續學業的念頭，赴上海美影廠報到，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把版畫放棄了」。
而就在進廠後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了。父親受「潘漢年案」牽連，家中待遇一落千丈。戴鐵郎說：「最明顯的變化，是那會兒女同學都避著我走。」也正在此時，他遇上了後來的愛人。
事實上，他們相識已久。16歲時，戴鐵郎正在為《文萃》工作，有時去女青年會為她們畫海報。在一間大屋子裡，女青年們跳集體舞、做冰淇淋，活動結束，一地狼藉，往往留給戴鐵郎打掃。
「我模模糊糊地覺得這生活腐化不『革命』，所以從不參加。」他說。有一回，他在門外的臺階上捉蟋蟀，有個同齡的女孩跑了出來，要他讓路，兩人還吵了起來。
戴鐵郎說起那次初見的場面：「你猜她那時哪個樣？塗口紅，穿高跟鞋，那就是『地主家的女兒』嘛！我心裡挺看不起她。而她看著我鞋上的補丁，像個小工，一臉瞧不起人的神色。」
然而，在「女同學都繞著走」的日子裡，「地主的女兒」卻來到了戴鐵郎的身邊：「別人看了我的檔案，跟她說，這人的成分太複雜了，你還是想想清楚。她說，我想清楚了，他有才華，我就是要找他。」
愛人離世多年，戴鐵郎說及往事，不動聲色：「誰知道命運竟會這樣安排呢？再見到那個喜歡塗口紅、跳芭蕾的女孩，她已經入了黨，還被選為三八紅旗手。」他給我們看自己視為珍寶的那些作品時，一大捲髮黃的版畫中，包裹著《黑貓警長》的劇照和線稿，最裡面，是愛人年輕時跳芭蕾的照片。
拿起畫筆，「世界就無窮大」
「父親受牽連後，一切都改變了。一開始，不是不難受。」戴鐵郎目睹身邊「為革命貢獻極大」的戰友們的遭遇，他的心開始慢慢平靜。不能做導演，那就埋頭畫畫。在為著名的水墨畫動畫片《小蝌蚪找媽媽》畫金魚時，他反覆修改、精益求精，一共改了6稿。
1976年，印希庸從職校畢業，進入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工作。那時，46歲的戴鐵郎，在單位依舊是「坐冷板凳」的角色。進廠23年，他還沒有擔任過任何一部動畫片的導演。但印希庸知道，戴鐵郎是解放後第一代科班出身的動畫大師，每回見面，總是尊敬有加。
「這是個『時髦』的老頭，愛與年輕人混在一起。從國外帶來的『洋習慣』，即便在最艱苦的歲月裡，也分毫不差地保留著。」印希庸說。做動畫時，戴鐵郎常常忙得來不及吃飯，麵包裡夾塊巧克力，就著可樂當一頓飯。
「文革」結束後，50歲的戴鐵郎第一次當了導演。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我的朋友小海豚》，拿著本子去審批時，別人說：「這種本子你去廢紙簍看看，我們扔掉很多。」
「我每一部作品廠裡都反對，從《我的朋友小海豚》到《黑貓警長》。」戴鐵郎說，《我的朋友小海豚》反映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主題，不符合當時「多做傳統、民族的題材」主調。美影廠的日本顧問勸他說：「你第一次做導演，我去向廠裡提議，給你個好點的本子。」
戴鐵郎拒絕了他的好意：「我是搞創作的，我只做自己的東西。」本子沒有通過，就沒有導演室，他去廚房借一張小矮凳，再到飯廳搬一張長板凳當桌子，借廠內醫務室的一角，趴在長板凳上開始畫分鏡頭，長長的紙一直拖到地上。
終於，他畫出的動畫片《我的朋友小海豚》，在1982年義大利國際兒童和青年電影節上獲得總統銀質獎，成為當年送選電影中唯一獲獎的作品。在戴鐵郎做導演的10年裡，他的作品獲過多項國際大獎，最得意的莫過於1984年出品的《黑貓警長》。作品講述的是一隻機智勇敢的黑貓警長率領部下偵破案件，保衛森林安全的故事。首播以後，幾乎受到全民追捧，街頭巷尾到處在傳唱《黑貓警長》的主題曲。一系列周邊產品的熱賣，也催生了玩具經濟的到來。「那時候孩子們開始玩起一種會發出聲光的玩具槍，最早就是《黑貓警長》的周邊產品之一。」印希庸說。
《黑貓警長》播了5集，但在第5集結尾黑貓警長打出「請看下集」的字樣後，觀眾們卻再也沒能等來第6集，因為「黑貓爺爺」退休了。
「那天我被叫去人事處，他們遞給我一張退休證，說我年齡到了，該退了。那一瞬間我愣住了。醒過神來後，我一句話沒說，拿了退休證轉身就走。」就像分房那件事一樣，戴鐵郎依然「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
那年，他的退休工資是209.5元。為了補貼家用，他每天騎車去郊區，幫別人修改原畫。
他人生的頭50年裡，正逢中國歷史風雲突變，他的命運也隨之飄搖，不知明天會落到哪兒。到了暮年，他從街上撿回瘸腿的流浪狗回家養著，直到後來養得健步如飛，他突然悟出其中道理：「人應該向動物學習，到哪裡都能生存。你不可能一直順利，你沒法知道明天會怎樣。」
那天，戴鐵郎坐在50平方的居室裡，用一個下午時間，平心靜氣地回顧著自己的坎坷一生。說到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也只是哈哈一笑。面對看《黑貓警長》長大的晚輩，他的語氣充滿憐愛：「你們還年輕，未來還很長，要過好每一天，抓住幸福。我呢，儘管已夕陽西下，但我也要過好每一天。」在人生受冷遇的27年裡，他回到家關上門後，筆耕不輟，他說自己「不爭不搶，就當是時機未到」。創作卻從未停止過，他要為自己可能成為導演的明天做好充分準備。
「我得到的是我的想像力，它與我同在，這是誰都拿不走的。」戴鐵郎說，直到80多歲，他依然在創作。當他走過大街小巷，穿過小弄堂，沿著木梯爬到三樓，拿起畫筆時，「世界就有無窮大。」
「黑貓爺爺」：要是再年輕一點就好了
從上世紀80年代走過來的人，沒有不知道《黑貓警長》的。這部動畫片由戴鐵郎執導、印希庸製片，塑造了中國動畫史上「最酷的警長」。1984年播出5集後，好評如潮。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黑貓警長」的形象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象徵著正義、嚴肅、一絲不苟。
如今，看《黑貓警長》的孩子已經長大了，許多人試圖解構「黑貓」的形象，分析它成功的秘訣。有人說：「《黑貓警長》是一部超越時代的作品。首先，它擁有最多的商業元素；其次，它採取了完全國際化的造型語言；人物設置上，針鋒相對的警匪和多種多樣的森林公民們三方，形成了張弛有度的人物關係。」
然而，這部「超越時代」的作品，曾經差點兒不能面世。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戴鐵郎曾在偶然的機會下，看到了《黑貓警長》劇本的雛形：當時在報紙上連載的以黑貓警長為主角的科普小故事。他從中獲得了靈感，開始創作《黑貓警長》的劇本。戴鐵郎設計了許多黑貓的形象，拿到幼兒園、少年宮四處徵求意見。幾經易稿，最終確定了一個頭戴警帽的警長形象。
當時，《黑貓警長》劇組幾乎是一個完全由年輕人組成的團隊，製片印希庸只有28歲。大膽起用新人，引起了一些人的議論。有人向戴鐵郎指出：「要做製片，小印資歷還不夠。」戴鐵郎說：「你們不用，為什麼不讓我用？年輕人不做事，怎麼學習？」後來戴鐵郎曾對記者說：「我做新人的時候，受慣了冷遇。雖然我對這件事情並不怨恨，但我絕不會這樣對新人。」
他善於啟發年輕人的靈感，也虛心傾聽他們的意見。比如，每一集開場和結束，黑貓警長會用槍打出片名和預告，這個創意就是印希庸提出的。
為了讓劇組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想法，許多場景和人物，都是戴鐵郎回家以後，自己一筆一畫設計出來的。他訂閱了許多國外科技刊物，「熱追蹤飛彈」、「噴氣式摩託車」等一些新式武器，就是從這些雜誌裡看來的。
結果，花了10個月做出來的兩集動畫片，卻被叫停了，理由是：「裡面打打殺殺，不符合傳統美學，裡面的科學道理也沒有什麼藝術性。」直到一年半以後，一位電影局領導看了，覺得不錯，一些小朋友試看後，反響也很熱烈。在「不做任何宣傳」的情況下，《黑貓警長》上映了。
「《黑貓警長》給廠裡帶來很大效益。最初，黑貓的周邊產品一出來，就被一搶而空。」印希庸說。但對戴鐵郎來說，「黑貓警長」問世後，反而離他遠了：「小商店裡都在賣黑貓警長，但沒人想到給我送一件。」他自己掏錢，買了一輛黑貓警長的摩託車，放在家裡，視如珍寶。
好幾年後，有個朋友帶孩子來玩，孩子看到那輛摩託車，向戴鐵郎提出借回去玩兩天，「然後借走就不還了。」戴鐵郎說，後來他還專門找朋友提起過這件事，朋友說，摩託車借給了親戚家的小孩，然後被弄壞了。
「我說，弄壞了你也給我。他挺不好意思地說，人家把它扔了。我說了聲『哦』，心裡難過得不得了。」殘了半邊機翼的直升飛機、別人丟棄的黑貓警長T恤衫，戴鐵郎都把它們撿回家收好。他還用陶土捏了個黑貓警長，放在窗沿上，每天看看。
2010年，《黑貓警長》電影版被搬上了熒幕，許多80後帶著孩子去電影院重溫經典，創下1500萬元的票房收入。即使昔日的「黑貓爺爺」垂垂老矣，可他創造的形象卻依然威風凜凜地活在年輕人的心中。
許多人向我說起那年《黑貓警長》的再映盛景，但老人仍是寂寞的。媒體叩開「黑貓爺爺」的門，80歲的他坐在窗邊，凝視著自己捏的黑貓警長的模型，二十多年的風化，黑貓周身布滿裂縫，還掉了一隻貓耳。他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說：「這是一個好時代，好到讓我常常遺憾，要是再年輕一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