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問，中國經濟究竟怎麼樣？中國經濟究竟怎麼樣，是一個綜合命題，以中國和中國經濟如此大的體量，及其所處的複雜內外壓力下，很難直截了當就說出一個「好」或「不好」完事。不過，複雜難懂的經濟數據，或會匯集成一些「圖景」，在社會民情中體現出來。因此，注意一些「身邊事」，未始不是獲取經濟信息的一種方式。
社會現象之所以能夠成為「現象級」事件，無不是背後有一定普遍性規律存在，其中不少應當用經濟來解釋。道德譴責，可以治標，但經濟邏輯，可以治本。
一個社會事件——不衛生的五星級酒店2018年，同往年一樣，有許多為大家所關心、熱議的社會事件。比如，五星級酒店「衛生亂象」事件。2018年底，微博大V@花總丟了金箍棒曝光了萬豪、喜來登、香格裡拉、希爾頓等知名五星級酒店存在嚴重衛生問題，並拿出視頻「實錘」，證明服務員在打掃時，用客用浴巾、方巾當抹布，擦洗手池、浴室牆面、杯具甚至馬桶，引起軒然大波。
事件中受到輿論關注的，主要是酒店們和服務員們的「道德」問題，以及消費者「維權」的一貫困難問題。
但拋開這些，看看經濟方面的解釋。很多行業內部人士的分析，傾向於認為服務員工資較低，酒店將大量服務工作外包以降低成本，是難以監督服務質量的主要原因。
這個原因是否看起來如此熟悉？近些年，在其他如各種幼兒園虐童等事件中，都出現了這個理由，即：工資太低，沒法找到合適的人。而且，相對這種「工資太低」的「成本太高」現象，整體服務產品的終端輸出價格卻不低，無論是五星級酒店房價或私立幼兒園教育費用，甚至在近年來漲幅頗為令人咋舌。
說白了，賣得這麼貴，而且賣得越來越貴，卻只願意花更少的錢來僱傭工人，而且越來越「摳」。這是怎麼一回事？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貪婪」陷阱，妥妥的「黑心」老闆形象。但是，涉事地區、品牌等如此之廣，或者不能只是一個道德大棒就可解釋的。
究其根源，不如看看「滯脹」困境？
「滯脹」這個歷史「怪物」什麼是「滯脹」呢？可以理解為「停滯」+「通脹」，指的是國民經濟同時出現通貨膨脹和經濟下滑。
一般來說，我們認為，當經濟增長停滯，進入緊急危機或蕭條階段，失業率必然增加，而工作不足會導致需求不足，因此物價自然下跌；反之，在經濟繁榮階段，則失業減少，物價上漲。
但是，在上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就是：經濟增長緩慢或停滯，失業大量發生，但物價卻持續上升，通貨膨脹加劇。
整個70年代，西方七大發達工業國經濟增長速度都比50年代和60年代下降了。日本除少數年份外，基本保持了高速增長；法國西德和加拿大可謂是喜憂參半，一半時間是低速增長，一半時間是中速甚至高速；義大利增長總體緩慢，美國在1970年、1974年和1975年出現了負增長，英國則有7個年份的增長速度低於3%。
上世紀70年代失業情況與經濟增速大致相當，日本的失業率比五六十年代高，但總體不高；西德在1975年以後都超過3%，而其1966-1973年的失業率只有0.9%；其餘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義大利和英國的失業率則一直保持較高水平。
與此同時，通貨膨脹情況卻出人意料的嚴重，通脹率普遍高於8%這個國際上的惡性通脹標準。義大利首當其衝，通貨膨脹指數1973年起連續7年是雙位數；英國有5年達到雙位數，1975年竟超過20%達到24.3%；美國、加拿大、法國、日本的情況也相當嚴重，不少年份通貨膨脹率達到或接近10%，其餘也多在5%以上。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界給了這種「奇特」新景象帶上了一個「滯脹」的帽子。
不是「滯脹」，不妨礙邏輯大家可能明白了「滯脹」是什麼，但轉而就會問，既然如此，我們怎麼能夠算得上「滯脹」？
的確，傳統地說，「滯脹」可能是指的經濟發展停滯、物價升高、失業率升高，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經濟增速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屬於中高速，且在全球依舊名列前茅，CPI指數和全球一樣基本保持了不大能夠漲得起來的態勢，失業率更是長期穩定幾無波動。無論是經濟的低增速3%底線、物價惡性紅線8%通脹率，咱們都離得遠著呢！
這麼說當然也對。
但是，沒有達到國際或傳統「滯脹」標準，並不阻礙滯脹產生的邏輯正在發生和影響著宏觀經濟現實環境。
目前，我國經濟增速雖然仍然較高，但下降趨勢較為明顯，處在「L」型的探底階段，某種程度上可說是邊際的「滯」。而這些「低薪高強度」工作，或也預示著就業市場的不易。
從物價看，如果看看近十年的工資增長和房價增長率，會發現，以北京為例，平均工資收入近十年累計增長不足150%，房價的累計漲幅卻超過200%。更有意思的是，工資增長率與房價增長率差距峰值的三個年份分別是2010年、2013年和2016年，而這三年都發生在央行多次降息通道中，此後又發生了著名的「錢荒」。從通貨膨脹率看，這三年都發生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其中，2010年的通脹率上升較慢，持續較久，數值較高，到2012年年中後才降至3%以下。後兩次則通脹的上升較快、越來越不明顯、且短暫。這實際上或也可以解釋為，十年來，在經濟周期性下行過程中政策不斷對衝，而對衝效力不斷邊際降低的結果。
「滯脹」的邏輯從美國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來看，普遍被認為兩方面作用很大。一方面，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阿拉伯成員國決定大幅減產，致使油價暴漲，上漲幅度比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72年整個期間的漲幅還要大。引發了成本拉動性的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戰後的美國政府過度迷信和使用凱恩斯主義政策擴大總需求，使得過剩的生產能力得不到及時調整，不斷加強的對經濟反危機幹預，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了經濟增長，導致貨幣供應增長大大超過了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從而引起持續的通貨膨脹。
可想而知，內部政策是主因，石油戰爭是推手。當美國經歷過「黃金時代」，其經濟在70年代處於經濟周期中的下行期，社會需求不振，經濟增長乏力，凱恩斯主義開始無能為力。須知，「病根兒」已經種下。當國際形勢發生變化，跟隨著能源危機帶來的石油價格大幅上漲，還有糧食危機，70年代上半期出現了世界性的糧食短缺，糧價大幅上漲，越南戰爭等也帶來軍費擴張，均加劇了通貨膨脹。如果停止政策刺激，經濟就會下滑。採取緊縮的政策，則導致利率大幅上升，投資減少，失業增加。1971年尼克森甚至採取了更加猛烈的手段，頒布了「新經濟政策」，其主要內容是對國內工資、物價和租金直接進行管制，將之「凍結」，目的是「制止工資——物價的螺旋上升，減弱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
然而，幹預措施往往顧此失彼，危機幹預反而製造出新的危機。
事已至此，在種種「左右為難」中，「滯脹」讓大家無所適從。
應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案——市場化中國經濟當然沒有陷入「滯脹」，我們的經濟韌性仍然很強。但是，從歷史看今天，許多曾經在「滯脹」中出現過的因素，在當前也或多或少地出現過，並且也出現了相同或相似的影響。值得我們警惕。
「滯脹」成為歷史上的重要現象，又一次改變和充實了經濟學的認識。
對於「滯脹」，許多學者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提出的意見建議對於現實中的我們或都發人深省。
比如，以米爾頓·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認為，那時美國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的根源在於，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超過了市場實際需要的數量；供給學派則認為，是高稅率阻礙了企業及私人儲蓄與投資，導致生產率增長緩慢；奧地利學派認為，失業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現象是國家幹預造成的；新劍橋學派認為，滯脹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政策的後果，主張政府主導收入再分配，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
總體而言，大家都意識到國家幹預政策作用的有限性，提議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微觀調節之間的相互協調。
此後，我們能夠看到的是英國和美國的大力改革。英國「鐵娘子」柴契爾政府緊縮銀根，控制貨幣的供應量，縮減政府開支。美國裡根政府推行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通過了坎普-羅斯減稅法案和1986年稅收改革法，投資者的稅後回報率增加了140%，美國由淨資本出口國逆轉為資本淨進口國。「滯脹」的陰霾才一點點消散。
而中國近年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正是在基於國情及發展階段的基礎上，做著相似的探索和嘗試，控制貨幣的供應量、縮減政府開支、減稅等，都在不斷推進。
說到底，「滯脹」是一種用扭曲市場機制來治療市場機制扭曲帶來的怪病，越多幹預，病得越重。「市場化」就是治療「滯脹病」的一劑良藥。
後記有人說，需求不振，滯脹不可能產生。發生「滯脹」之前，人們也這麼以為。
當然，對於今日中國，所謂「滯脹」困境，也許只是表象上輕微的類滯脹標誌，但抓出背後的相似邏輯，卻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經濟問題，避免相似的錯誤，並利用相關經驗教訓予以解決。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即使英國、美國等，當年也是曾經一籌莫展進退維谷。在應對「滯脹」的過程中，其也不可能同時完成所有的經濟目標。即使「滯脹」已去，但影響滯脹的內在不平衡因素調節並未完成，當下的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便是一例。
歷史總是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當前時代，許多經濟因素又在發生新變化，複雜性進一步加強加深。但是，在不放棄危機幹預的前提下，更好地認識危機底線、更合適地使用幹預、更加尊重和敬畏市場，始終是經濟發展的良藥。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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