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勝地洞霄宮地處石灰巖地帶，宮址周圍分布著諸多天然洞穴。每遇山洪，地上無水；一遇奇旱，地下清泉不斷。南宋《鹹淳臨安志》載錄了這一帶有名字的八個洞穴，為了對應「九五」的神聖數字，「九鎖五洞」的神聖地理開始凸顯，形成「五洞交扃，九峰迴挹，千巖萬谷，秀聚其中」的典型洞天特徵。五洞之中，大滌洞天名聲最著，早在唐代開元時期司馬承禎《洞天福地天地宮府圖》三十六小洞天之中即排第三十四位，在唐末五代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中又排在了第三十一位。近年來，到訪洞霄宮遺址的學者均曾涉足大滌洞，而其它四洞——棲真洞、歸雲洞、龍洞、鳳洞，則不見探訪記錄。
杭州有一群踏查古代摩崖石刻的 「摩友」，經常通過「至微堂西湖史跡考察群」相約到杭州周邊的深山密林，爬山涉水，摩崖訪碑。今年11月8日，摩友老奚、老馬與中國美術學院的王冬亮博士一起到大滌山裡，在村民「小意媽媽」一家的幫助下，找到了重要性僅次於大滌洞的棲真洞。12月5日，我們趁著赴「璿璣研學工作坊」講座之機，加入王冬亮博士組織的洞霄宮踏訪小組，希望一一勘實其餘的三洞。
一、天柱觀的風水變局從杭州市區驅車一小時抵達宮裡村，自會仙橋向山裡行走幾百米，地勢突然隆起，進入天目山餘脈的九座山峰包圍而形成的數個相連盆地，洞霄宮遺址位於最大的盆地之中，天柱山與大滌山南北對峙。唐高宗時期敕建的天柱觀，以盆地西南的天柱山（高364.2米）為主山，中唐以後，天柱觀改為北向大滌山，「此觀創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為北向……致使觀中寥落，難駐賢德」。（錢鏐《天柱觀記》）晚唐道士閭丘方遠自天台來此清修，相度山勢，兼移基址，以北面海拔299.4米的大滌山為主山，並在時任浙東威勝軍節度使兼浙西鎮海軍節度使的錢鏐支持之下，遷址興建新天柱宮。
乾寧二年（895年）的這一次改向，令天柱觀的風水形勢更富於道家智慧。光化二年（899年），錢鏐撰寫的《天柱觀記》明言：
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為下，改為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卻為主案。所謂的「甲向」，即是東北偏東70度，寓意「紫氣東來」。按照傳統風水理念，大門改東之後，則山勢更為綿延雄闊的大滌山變成道觀的「靠山」，與大滌山南北對峙、「屹然若柱」的天柱山變成了道觀的「朝山」，具有 「文筆秀峰」的特殊象徵，而且閭丘方遠將大門前一個山形矮小的山丘命名為「乳山」，作為風水局關鍵的「案山」。
遷至新址的天柱觀既然以大滌山為主山（即「來龍」），匯經盆地、繞過乳山之後蜿蜒九曲流出山外的清溪以及兩岸的峽谷，就變成了風水意義上的「去脈」。地理書《青囊經》論「去脈玄關」說：「去處之元，宜重重關鎖，氣方能聚」。北宋之後，從大滌洞通向山外的峽谷，被稱為「九鎖」，寓意去脈迂迴灣環，重重關鎖，使元氣不瀉。
地環九鎖溪為路，殿合諸峰石作屏。（南宋劉應子《遊九鎖》）入山者緣溪前行，經過九鎖層巒，行至天柱觀所在的盆地，眼前豁然開朗，別有洞天、世外桃源的感受油然而生。
洞霄宮風水形勢圖 （陶金/攝，吳真、陶金/標識）
靠山近而雄渾，朝山遠而峻拔，又有乳山可為几案，九曲環溪為去脈——乾寧二年天柱觀的風水變局似乎給錢鏐帶來了好運，《天柱觀記》雲，「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沾渥恩，道侶益臻，常住鹹備」，錢鏐不禁感嘆道：「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玄風者哉！」
經此風水變局，大滌山的地理位置愈發重要，山腰的道教洞天大滌洞主一山之靈氣，固然是最重要的「靈場」，山中還有幾處勝地與道教信仰相關。如元代至大年間（1308-1311年）鄧牧編纂的《洞霄圖志》所云，「西洞據其領，石室出其半，天壇冠其顛，皆山中勝處也」——石室是唐代高道吳筠修真之處，天壇則是仙人許邁升天之處，「西洞」位於大滌山南伸的天柱嶺高處，大滌先生杜琛曾向他的弟子何法仁傳授修煉秘訣，「汝宜居西洞，可以遁世成真」。後來西洞就成為道士們隱居修真之所，故名「棲真洞」。
棲真洞位於大滌山的西絕頂，一入洞門，黑色巖壁上的「龍爪」赫然眼前，那是白色石英滲入石髓之後形成的紋路。《洞霄圖志》記曰：「東臺石閣崖上有龍爪蟠拏蹴縮之跡，或戲以手漫滅，翌日視驗如初，是知洞龍出入之徑也。」這個附會配合著整個大滌山的風水格局——像龍一樣蜿蜒矯健、忽隱忽現的地脈出現在大滌山的絕頂，棲真洞的龍紋爪，其實就是「龍脈」的顯現。
棲真洞的龍爪。手持鐮刀者為摩友老奚。
二、風煙谷口亭，巖穴神仙宅棲真洞的開發，應當是在晚唐天柱觀風水變局之後，大滌山作為道觀主山受到道團的重視，遂將山頂的西洞利用為道士棲養之所。棲真洞的文字記載，則要到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才出現。當時宋真宗崇奉道教，各地官員競相上奏「祥瑞」。祥符五年秋，兩浙轉運使陳堯佐奉命到大滌洞修禱，忽有五色雲自洞中出，地上又突湧泉水，洞前枯死了十五年的大礫木在一夜之間枯木重榮，三種祥瑞上報朝廷後，宋真宗特賜將天柱觀改名「洞霄宮」。
陳堯佐寫有四首七言絕句《洞霄宮》講述此行見聞，「谷口停驂上翠微，五雲宮殿闢金扉。不知何處朝真會，恰見龍鸞隊仗歸」（《洞霄宮其二》）。第三首詩在《洞霄圖志》中又題作《題棲真洞》，詩云：「二天封部稼如雲，流水清寒出洞門。更愛林間盤石上，松花吹散羽人樽。」這兩首詩描述了陳堯佐見到的神仙隊仗出行、五色雲彩湧現的宏大場面，大滌洞離洞霄宮不到百米，棲真洞卻在洞霄宮西三裡外近兩百米高的絕頂，可見陳堯佐是為了追求所謂的「朝真」而特地登高。
古人相信山之高處可以迎接仙人，棲真洞的選址大概有此用意，道士於洞內修煉，亦可憑藉地勢之便，時不時朝真禮神。洞口被茂林掩蓋，南宋趙汝唫《遊洞霄》云：「九鎖扃仙窟，棲真隔茂林。地靈泉石秘，巖古薜蘿侵。」對於山外的遊客來說，棲真洞還是相當考驗體力的。南宋末期韓松《遊棲真洞》記：
黃冠具竹輿，邀我遊棲真。山家雜水樹，野徑橫荊榛。長松臥蒼蛟，亂石錯紫鱗。委曲至洞府，積雪開雙門。宋末元初郭景星《棲真洞》亦有類似的遊記：
昨日肩輿遊大滌，山路坡陀間平直。今朝乘騎棲真行，草合高岡不容陟。躋攀寸步未易到，勿見飛簷出青壁。谷口亭中姑少憩，小酌山醪紓足力。神仙窟宅今在眼，洞門軒敞無扃鐍。宋末元初的洞霄宮尚處鼎盛時期，開有多條小路可達各處景點，而且道士還提供人力抬轎的服務（即上二詩中的「竹輿」「肩輿」），但抵達棲真洞已經是「草合高岡不容陟，躋攀寸步未易到」那般的費力。
2020年的今天，洞霄宮早已荒廢幾十年，尋訪棲真洞更為不易。11月8日，老奚四人拜託當地的朋友找到熟悉地形的村民做嚮導，五個壯漢帶著長長的柴刀與鐮刀，一路開山劈路，披荊斬棘，一天下來，終於在傍晚時分，找到掩蓋在密林中的棲真洞。12月5日，我們再度上山，只見之前被劈開的雜藤荊棘又漸漸封住了小路，多虧老馬借來長柴刀，仍舊一路披斬，從山腳攀爬了將近一個小時，終於來到棲真洞前。
棲真洞口北向，郭景星《棲真洞》提到「飛簷出青壁」的谷口亭，就建在洞口前寬約五米的開闊平地上。宋代道士取陳堯佐「谷口停驂上翠微」詩意，在此建造一座亭子，名為「谷口亭」。
殊庭天柱西，微徑羅荊榛。驅車谷口亭，清氣已迫人。（南宋呂同老《棲真洞》）谷口亭在清代嘉慶年間已不存，這次我們在洞口仔細搜檢是否殘存建築構件或磚瓦，一無所獲。
棲真洞
南宋周必大《癸未歸廬陵日記》記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遊洞霄宮：「棲真洞去宮稍遠，山極高，可望府城。」初看這條文獻我還是半信半疑，因山洞高不過兩百多米。這次實地探訪，站在洞口極目遠眺，幾重青山之外，隱約可見杭州市區的層層高樓，頓時領悟古人於此棲真的豐富意涵——可朝真，可潛修，可遠望，可陶情。
三、蝙蝠千年領地中國古代的洞穴敘事，一般會將「仙鼠」（蝙蝠）作為仙氣的象徵。唐代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並序》中說，「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宋代記載大滌洞常見白蝙蝠的身影，蘇軾《洞霄宮》雲，「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鹹淳臨安志》則記，「大滌洞中，有白鼠長可二尺，仙書名為玉芝」。明崇禎時人朱朝瑛《同姚有僕、何羲兆、孟長民遊棲真洞》所記亦是：「仙鼠翩翩掠，蝸牛曲曲旋。不知危石底，忽露一條天。」
一千多年過去了，現在蝙蝠仍是棲真洞的原住民，地上黑黑的淤泥，其實都是夾雜著洞穴泥灰的蝙蝠糞。在以前經濟還不發達的時期，蝙蝠曾經是洞霄宮所在宮裡村的「福主」。2019年曾有一篇回憶文章述及棲真洞，說在生產隊時期，當地農民在每年種玉米的季節就到棲真洞去挖蝙蝠泥（蝙蝠的糞便），那是最好的肥料。「挖蝙蝠泥的工作一般分成2塊，即青壯年負責尋找蝙蝠泥，女勞動力負責從洞裡往外運送。尋找蝙蝠泥的過程往往要經歷四五天，直到無泥可挖，或者基肥夠用為止。經施過蝙蝠泥的玉米確實長勢良好，因此每年都會重複這個動作。」（馮益民：《棲真洞》，《今日臨安》2019年12月25日第3版）進入21世紀後，村民不再上山墾種玉米，自然也不需要入洞挖蝙蝠泥，山林逐漸荒蕪，道路逐漸被荊棘覆蓋，棲真洞重回蝙蝠的領地。
棲真洞裡的蝙蝠
老奚說，11月初他進洞的時候看到好多飛舞的蝙蝠，是黑色的，地面還冒著陰森森的潮溼臭氣，同行老姚不小心滑倒，溜至洞底才剎住腳，結果攪動了底下的蝙蝠糞泥，「頓時一陣比沼氣還難聞的妖氣瀰漫開來，嚇得我們趕緊逃出洞天」。隔了一個月，這次我們再到棲真洞，卻一隻蝙蝠也沒見到，而且地底的泥土暖烘而鬆軟，雖有「踩屎感」卻無異臭，可能蝙蝠換地方冬眠去了。
四、一盤沒有下完的仙人棋宮裡村當地人把棲真洞叫做「仙人洞」，我們在洞裡找到唯一的一個石刻上卻刻著「仙神洞」，棲真、仙神、仙人三個名稱皆有「神仙」之意，倒也想通。
洞裡的石刻上刻著「仙神洞」
棲真洞口高約五米，形狀仿似葫蘆，讓人聯想到「壺天」仙境（道教的洞天其狀似葫蘆，模仿葫蘆開口小、內腔大的特徵，又稱「葫蘆洞天」）。棲真洞共有兩進，進洞之後先是一個寬三四丈、高四五丈的「客廳」，再進去十步左右，就看到高二十多丈的寶蓋頂，如同大禮堂般寬敞，確實是一個初窄後寬的葫蘆空間。在龍爪跡的巖壁上，按照元代《洞霄圖志》的記載，「入洞門三丈許，有石仙人，為仰臥狀」，巖上原有仰臥的石仙人，然而現在卻是空空如也。
棲真洞中的蛛網
裡洞巖壁上一個個凹進處，如同一間間小石室。以前的道士就在這些小石室裡打坐修行，坐化也在這裡，1960年代村民曾在洞裡發現幾個「荷花缸」，裡面還有骨骸。「老一輩帶領我看到過右下方一處道士棲息的龕室，就是小洞。那個地方相對比較乾燥，適合棲息。第一次看上去好像道士剛離開那樣，痕跡還很明顯。龕室的上方有水滴不斷地掉下來，老年人告訴我，道士就是靠積攢這些水滴生活。」（馮益民：《棲真洞》，《今日臨安》2019年12月25日第3版）
棲真洞中的仙氣
入洞向西百餘步，就是洞裡最高的一處高臺，1980年曾有人用梯子攀登而上，發現「內有石桌，桌上刻有棋盤，大概是仙人下棋的『雅室』了」。（《杭州日報》1980年1月23日第3版《九峰拱秀——遊大滌、仙人、觀音三洞》。作者：俞金生、潘海生、烏鵬廷）我們兩次到棲真洞都沒能帶上梯子，只能借古人文字想像一下那一盤沒有下完的仙人棋——
結頂寶蓋高，下可容百人。神仙獨何之，棋局今猶存。翠子拂不落，衣袖生清芬。山間局未終，浮世三千春。安得從之遊，一笑凌層雲。（南宋韓松《遊棲真洞》）洞天中的仙人對弈，本身就是一個強大的宗教文學隱喻——《爛柯山》故事裡，凡人王質誤入石室洞天，觀看仙人對弈，俄頃歸來，發現斧柯爛盡，人間已過百年。「仙界一日內，人間千載窮。雙棋未遍局，萬物皆為空。」（唐代孟郊《爛柯石》）爛柯主題在唐代逐漸衍生出「洞天仙弈」敘事模式，仙人的一局棋，寓意「瞬間與永遠」的時空轉換，其中的無窮深意，讓文人畫家為之沉迷，宋代之後文人畫的常見畫題「仙人對弈圖」亦由此而生。
《深山棋會圖》
《深山棋會圖》（局部）
1974年從遼寧省法庫葉茂臺屯第7號遼墓出土的絹畫軸《深山棋會圖》（一名《山弈候約圖》表現的就是這樣一幅洞天仙弈畫面：溪水縈抱的山崖下，有一形似廳堂的隧道，寓意洞天之門，門外一位著冠執杖的隱士正攜琴前來赴會；畫面上方便是洞天世界，峭峰險峻，白雲掩映松林與樓閣，樓閣前有二仙翁對坐弈棋。
湖北黃梅墓葬出土的宋代青白釉瓷枕，也表現了山中仙人對弈的場景。
李清泉曾分析古人觀念中棋具如何被看作與仙人溝通的工具，又以弈棋題材背後聯繫的「洞天」信仰為線索，揭示出許多遼代墓葬的建築形式和建築裝飾內容，恰好反映了造墓者想要將地下陰宅改變成「洞天」的企圖。（李清泉《墓葬中的會棋圖》，《由圖入史》，中西書局2019年版）有意思的是，在湖北黃梅墓葬出土的宋代青白釉瓷枕，也表現了山中仙人對弈的場景。
在追慕山林歸隱的宋代，到道教洞天赴一局洞天仙弈，應該是一樁可詩可畫的林泉雅事。山間局未終，浮世三千春。幾乎所有遊覽棲真洞的文人，都留下了洞中仙弈的吟詠，由此可見，宋代洞霄宮的道士們營造景觀的本領，確實高超。他們還借取蘇軾《洞霄宮》詩中語以命名附近的景點，如翠蛟亭、來賢石。
五、尋找神仙停車場——歸雲洞根據《洞霄圖志》記載，在棲真洞左偏半裡的山頂，應該還有一個歸雲洞 ，「常有雲氣往還洞外，故名」。這是棲真洞的後門，「神仙回車之便道」。
如此「仙洞配置」很有想像力。大滌洞和棲真洞是神仙往來會客的禮堂，神仙出遊素來儀仗威武雄壯，正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描寫的那樣：「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神仙出行專用一種御風而行的神車，名為「飆車」，李白《古風》說，「四時登大樓山，舉首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飆車絕回輪」。風馳電掣的飆車降凡之後需要減速「回車」，掉轉車頭，棲真洞的後門歸雲洞就是專門給神仙回車的停車場。在詩人筆下，歸雲洞的雲蒸霧繞，便是眾真回車歸去的仙雲——
眾真霞佩上三天，誰見回飆□駕旋。洞府後門人不信，片雲鶴鶴是歸仙。（南宋陳洵直《歸雲洞》）道教神仙乘坐飆車寶馬飛龍等坐騎出巡，需要頗為寬敞的回車之地。
南宋 馬麟（傳）《三官出巡圖》絹本 設色 174.2x122.9釐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 藏
神仙的停車場有多大呢？《洞霄圖志》記歸雲洞位於峰頂，「前有隙地，灌木修篁，蔽映谷口，洞門僅數尺，下入丈許」，進至洞底，「深可百餘尺，石壁光瑩，其中有石如積銅錢者，周圍平坦，可容三十餘人」。元代《洞霄詩集》只有兩首吟誦歸雲洞的詩歌，可見就算在洞霄宮鼎盛時期此處也是人跡罕至的世外之地。清代陳夢說《兩遊洞霄宮記》和陸順豪《遊洞霄宮記》記敘洞霄宮甚詳，卻無片言隻語提及歸雲洞。
民國時期此洞又被當地人稱為「觀音洞」，1980年有人探訪，「出仙人洞數十步，便到了觀音洞。洞口陡峭，下去后里面很平坦，洞內有三支兩米高的石筍，是這三座洞壑中唯一能看到的石筍。（《杭州日報》1980年1月23日第3版《九峰拱秀——遊大滌、仙人、觀音三洞》）
這次我們根據文獻記載，往棲真洞左上方尋覓，這一片山深林密，五個人找了許久，看不到形似洞口或凹陷之處。老馬說，現在樹木還不夠蕭條，要等山裡下場大雪把荊藤壓垮，說不定歸雲洞就會露出它的「真相」呢。
六、從臨安出發「一宿兩日」的靈修之旅今天我們從杭州市內走杭瑞高速，開車直抵大滌洞，只需一個多小時。南宋乾道二年(1166)三月，太上皇趙構和太上皇后一起乘輦從望仙橋的德壽宮出發，首次臨幸洞霄宮，此前十年，為了迎接御駕，自武林門經秦亭直至洞霄官修建了一條供車駕行駛的輦道。儘管有車用輦道，宋元文人還是喜歡泛舟苕溪，經水路到洞霄宮，來一次「一宿兩日」的洞天靈修之旅。
平明發餘杭，扁舟溯清流。登岸五六裡，小徑穿林丘。奇峰聳天柱，九鎖巖谷幽。（南宋釋道濟《遊洞霄》）寶祐三年（1255年）十月，楊棟與友人「泛清苕，宿洞霄，明日遊大滌棲真洞，歸舟帶月泊市橋，燈火未闌也」。（楊棟《遊棲真洞歸舟帶月泊市橋》）這一程是相當典型的洞霄宮兩日遊：早晨從餘杭的苕溪上船，時近中午，舟泊九鎖山外的青山渡口，登岸之後，或乘馬，或乘轎，或持筇杖步行，一路穿行九鎖山谷，飽覽縈紆的碧溪青山，及至洞霄宮，已是傍晚時分。山中留宿一晚，入住洞霄宮專為香客修蓋的超然館、鳴玉館、虛白房，晚酌於翠蛟泉上。次日早晨，先遊大滌洞、石室洞、雲根石，再攀登天柱峰、棲真洞，中午用膳後下山，歸舟苕溪。
詩人吟詠最多的是洞霄宮的秋天，紅葉盡染，秋溪潺潺。
秋山不可盡，秋思亦無垠。碧澗流紅葉，青林點白雲。（林逋《宿洞霄宮》）「羽衣坐玄石，呼茗待佳客，拂弦寫秋聲，洗盞營晚酌。」（南宋劉應子《遊九鎖》）道士在林泉之間品茗拂琴，風雅之至。洞霄宮的飲食服務如此周到，「夜宿聽林鶴，晨炊摘野芹，黃冠皆好事，添注石爐燻」。（南宋張鎡《遊九鎖山》）早餐提供野生的芹菜，房間還有薰香取暖。山中特供的四季美食，令山外遊客感到新奇，春天有蕨菜、春茶與春筍，「春入名山筍蕨肥」，（趙公碩《宰餘杭遊洞霄》）還有用松膏釀製的松醪，「茶香筍美松醪熟」。（周密《送西秦張仲實遊大滌洞天》）
宋元文人吟詠洞霄宮的詩文，關鍵詞無非山洞、百泉、峻巖、雲嵐、松林、修竹，這也是宋元山水畫「林泉高致」的筆墨所在。幾乎每首詩歌均會提及山泉，因為此地洞洞皆有泉，大滌泉、丹泉、桃花泉、撫掌泉、洗藥泉、冰泉……從天柱峰山頂噴激而出的丹泉，風傳響於青林之下，泉流聲於白雲之上。「天風吹醒丹泉酒，碧桃津遠人回首」，道士把泉水釀製成酒，於是洞霄宮就有了名特產——丹泉酒。
痛飲丹泉臥玄石，松風滿耳夢初酣（南宋胡衍《嘉定二年秋重遊洞霄》）北宋 郭熙《早春圖》（局部）絹本 設色 原圖158.3 x 108.1釐米，臺北故宮博物院 藏
此畫體現了宋人的「林泉高致」。
南宋葉紹翁《大滌山》說他來到洞霄宮之時身心俱疲，被道士體貼地留宿山中——「倦身祇欲臥林丘，羽客知心解款留。巖瀑蕭蕭中夜雨，松風颯颯四時秋」。當人們身處神聖空間、進入「虛靜湛然」的狀態，聽覺就會特別敏感起來。雨打芭蕉，清泉漱石，傳到耳邊的聲音無不富於靈性，有瀟瀟夜雨聲、颯颯松濤聲，深夜的鶴唳，清曉的猿嘯。
空山萬籟，令人神骨俱清，仿佛遺世獨立；清晨道觀的第一響鐘聲，則驚醒夢酣的紅塵中人，「夜分不是紅塵境，清夢回時曉殿鍾」（北宋曾旼《遊九鎖》）。我來尋勝遊，聊以息塵緣。心目盡開豁，塵累渙然釋。區區名利人，到此塵機息。歷代洞霄宮詩文，滿眼皆是此類「煥然一新」的感悟。
饒君俗到骨，至此換卻髓。（張鎡《大滌洞留題》）大滌山之名緣起於「此山清幽，大可洗滌塵心」，經歷了大滌山水一宿的洗滌，塵世人仿佛換去了一身凡骨，重新獲得道家清骨。可以說，宋元人從臨安到洞霄宮的一宿二日之遊，既是桃源洞天的山水優遊，亦是宗教意義上的「靈修之旅」。
十六年前開始寫作博士論文《為神性加註：唐宋葉法善崇拜的造成史》，我便留意搜集洞霄宮的文獻，據傳葉法善曾經修煉於天柱觀，宋代洞霄宮曾建有葉天師講堂以奉祀葉法善。然而一直有個疑問縈繞心頭：洞霄宮與大滌洞天這樣一個今天看來風景普通的偏僻山谷，在宋元時期為何能夠成為天下宮觀之首？紙上得來終覺淺，這次實地踏訪洞霄宮，我真切地感受到，一個道教洞天能夠「出圈」，一定是諸多因素的捆綁與共贏：風水形勝（九鎖五洞），時代審美趣味（宋代文人的林泉歸隱），地理便利（臨安人的洞天兩日遊），國家政策（宋高宗親臨以及「提舉洞霄宮」的祠官制度），道團推動（深山棋會的景觀營造）。這裡沒有一個是決定性因素，然而當它們集結到一處道教洞天之內，就會令平凡的山水「超凡入聖」。2020年12月5日吳真與王冬亮博士在棲真洞前合影
作者簡介：吳真，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曾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庫從事博士後研究，長期關注道教與戲曲俗文學，獨著《孤本說唱詞話<雲門傳>研究》（中華書局，2020年）、《為神性加註：唐宋葉法善崇拜的造成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合著《香港道教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型》《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等。2009年以來，與日本學士院院士田仲一成先生合作「中日古代祭祀戲劇的比較研究」，日本期間的田野見聞已結集為《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與書事》（三聯書店，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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