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中窮人住的半地下室，與富人住的看得見風景的豪宅對比，堪稱「首爾摺疊」
如果說《寄生蟲》拿下今年的金棕櫚是對整個韓國電影的褒獎，那這部電影所要表達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對立問題，早已是全世界都有的癥結，尤其是在一些沒有像歐洲國家一樣——中產階級已成為社會基石的地區，上流階層和底層的撕裂早已穿過空間，鑽出地表，赤裸裸擺在人們眼前，就像導演奉俊昊說的那樣，「如果以韓國現實的人均收入計算，要買下這棟豪宅，可能需要547年。」
電影中，宋康昊飾演的父親基澤，和兒子女兒老婆一家，逐步進入樸社長家打工，成為富人家庭的「寄生蟲」。而在這座豪宅裡，還有更底層的人寄居其中。富人僱傭窮人，並不是把他們看作生產力，會對某個家庭作出貢獻，而是將其看作對一場慈善捐贈，窮人變成了一群仰賴他們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而活的寄生蟲。
界限和氣味在電影中不斷被重複，標示著社會早已成為富人的社會，貧富差距撕裂後只剩下窮人的下沉和富人的偽善。電影中看似富人也沒有犯什麼錯，實則是整個社會出了問題，就像拉納·達斯古普塔在《資本之都》裡寫的那樣，只不過地點是從韓國首爾到了印度德裡：
「最終作用於勞動力身上的力量不是富人的階級藐視，而是全球消費主義的邏輯：新、快、廉價。這種邏輯是無情的，並對人類勞動充滿了無限渴求。亞洲農村生活的死亡影響了上億人，並成為一個絕望的水庫，供這個邏輯取水。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很噁心，但仍然照做不誤。」
1.寄生蟲的B面，是社會認為窮人沒有生產力
窮人成為寄生蟲的過程充滿被動和無助。在印度，因為土地被開挖採礦而支離破碎的部落，因為無法再用自己的土地餵飽自己的絕望農民，以及因為新工廠的出現而被淘汰的刺繡師、窯匠和木雕師，被認為是現代化戲碼中的定型角色，正在經歷貧困移民。
這些人中，有的最終成為破壞他們生活的那些富人的保護者和生活保障者——因為德裡的富裕家庭非常需要僕人。事實上，對城市的中產階級來說，能夠輕易買到廉價勞動力是至關重要的。即使是小康家庭也經常僱用司機，而一個女傭大清早到家裡來打掃地板上前一天積累的灰塵也是必備的。富裕一些的家庭永遠有保安坐在家門外的塑料椅子上。對於這種不用做事的工作，主要的資質要求就是他們還活著，還沒死掉。
《寄生蟲》海報，中間富有家庭穿鞋，周圍人光腳。窮人家庭通過擔任富人家庭的家庭教師、傭人和司機謀生。
勞工的前呼後擁讓富人們覺得自己更加尊貴，而且這也為他們的「得體」標示出絕對的界限。對於富人來說，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是不正常或不恰當的，這種想法影響了整個城市的構造。比如說，沒地方停車對他們來說不是困擾，因為他們不是自己開車——司機把他們放到餐廳門口，然後去兜圈，直到他們出來。每件普通的任務——從寄一封信到買一張火車票，都需要在人群中經歷冗長的推擠，這樣的事實沒有受到中產階級的譴責，因為他們幾乎從來沒做過這些事。一般來說，這個城市的富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們會按鈴叫一個傭人來找車鑰匙，或是叫一個服務生端起就在面前的紅酒瓶，為他們把酒倒進杯子裡。
僱傭勞動力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許多歐洲和美國中產階級的日常——洗盤子、洗衣服、給孩子做飯——對印度的中產階級來說是陌生的，其結果就是印度的中產階級常常能在其他方面更有生產力。然而他們和家裡傭人的關係卻往往離奇地充滿戾氣。如果你聽到中產階級抱怨他們的女傭，你會產生體諒他們的感覺，因為你覺得這些婦女的作用不是在房子裡進行必要的勞動，而是弄丟鑰匙、偷竊珠寶、打破碟子、浪費電、弄壞衣服、把東西放在錯誤的地方、 教孩子壞習慣、讓水果腐爛，而且最主要的是，她們會一整天不來工作，從而摧毀其他每個人的生活。原因是（按照她們的說法）：她們病了，或者孩子被野狗咬了，或者因為碰到積水裡帶電的電線觸電了，或者她們的貧民窟正在被拆毀，或者丈夫死了，或者姐妹要在某個很遠的村莊結婚，或者某些其他同等荒謬的故事。
這一類由女傭造成的痛苦是中產階級談話的主要內容，其程度會讓人想知道，為什麼那麼多有特權的人似乎為窮人的背信棄義投入了那麼多東西。這些中產階級把他們生活中的每件錯誤都歸咎於他們的女傭，似乎已經達到了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程度。畢竟幾代人以前，很多德裡的有產階級自己本身就是難民。現在，他們看著這些新移民的眼睛，這些為他們做飯、替他們照看孩子的人，似乎會讓他們想起那些寧願不再記得的暴力和不愉快的事情。
所有這一切的推論是：在中產階級心裡，傭人們配不上他們的薪水。傭人的薪水不是他們對中產階級家庭貢獻的回報，而是對無能者的慈善捐贈。
中產階級喜歡把自己看成不被重視的恩人，他們並非把窮人看作生產引擎，而是當成一群仰賴他們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而活的寄生蟲。
正是他們——中產階級，為經濟貢獻了真正的價值，他們決心要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僅限於自己和同類人群享受。 即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很多，他們仍然會憤怒地反對給為他們服務的人加薪。當你搬到一個新的中產階級社群，老居民們(其中一些是百萬富翁)會告訴你，收垃圾的人每月會問你要100盧比，但你只能給他50盧比。「否則對我們所有人的收費都會上漲。」在要花費3000盧比的晚餐上，人們不斷討論著一個女傭的閒話，因為她要求把2000盧比的月工資提高到3000盧比。
2.窮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了「非法要求」
抱怨這些事情的人應該知道工薪階層的房租上漲速度和其他人一樣快，他們肯定知道食物價格每年上漲幅度高達12%，但工人階級的這些要求仍然被視為純粹的機會主義。這座城市的中產階級近乎偏執地認為自己在被窮人「掠奪」。他們把上門賣蔬菜的小販描述為「小偷」，而眾所周知，人力車夫們全力以赴就是為了「載你一程」。
印度的繁榮屬於中產階級——這是他們的時刻，他們會為之瘋狂戰鬥。 在一個家庭平均年收入為1400美元的國家，平均收入的輕微變動對於極少數(比如年收入為6萬美元)的家庭來說都是災難性的。所以九成的人從印度崛起的中產階級中被逐出，他們對於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要求是非法的。經濟自由化後的一段時期內，有一條反覆出現的口號——「記住窮人！」仿佛是為了回應這條口號，現在似乎是時候要忘記它了。
然而，窮人對中產階級財富的新積累起到了推動作用，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印度農村的災難不僅創造出了唾手可得的家庭傭人，也為建築公司和工廠主提供了大量勞動力。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為工廠主創造了財富，同時這些人也為有專業人才工作的管理諮詢公司和廣告公司提供了勞動力。他們通過對採礦和建築公司的投資創造出可喜的股票市場回報，還為有車階級建造了道路和住宅。
但是，再一次，天平牢牢地掌握在精英手中。因為願意勞動的人絕對數量龐大，僱主從來不必擔心上哪兒找下一批工人，所以他們幾乎不用付錢就能要求工人進行任何強度的勞動。工廠工人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全年無休的情況很常見。大部分人的收入都不到每天4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而且幾乎沒有人有養老金或保險。印度工廠現在為世界各地的消費者生產產品，這增加了工人勞動的強度，但對他們的工資幾乎沒有任何改變——如果說自由化給整個體系帶來了額外收入，那麼這些收入通常是被承包商而不是被工人拿走了。
事實上，經濟自由化後的十年裡，廠主對工人的談判力量發起了侵略性攻擊。最初，德裡工廠約九成的工人都是永久僱工，這意味著他們不僅享有更高的工資，還有養老金和健康保險，並受到各種法律保護。許多工人一輩子都在同一家工廠工作。但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新壓力，這種情況對工廠所有者來說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他們找藉口開除工人，而且常常是大批量開除。到了2000年，七到八成的工人是臨時工，相應地，他們的法律和經濟狀況也更加不穩定。工人個體無法對自己的情況提出申訴，因為有一大堆人等著取代他們的位置，而大規模抗議會遭到嚴厲的處置，經常伴隨著警棍和催淚瓦斯。警察似乎總是毫無疑義地站在工廠那邊， 哪怕抗議的起因是由於工人死亡或管理層離奇和帶有虐待性質的暴力。
《寄生蟲》富人家庭解僱司機和傭人時，反覆提到「低調解僱，我們沒必要降低格調」。
3.「寄生蟲」代表的階級蔑視背後，是以勞動力為生的「吸血鬼」式的消費邏輯
印度僱主對工人在工作以外的生活設施投資很少。工人只有臨時工棚，而且往往沒有活水可用，因此工人很難實現對自身最低限度的保護——包括維持健康，以及在幾小時後回到工作崗位之前能獲得足夠的休息。不用說，工廠生產出了大量的「人類邊角料」——
生病了不再能工作的人；年滿三十五歲，年紀太大的人；那些在機器上失去了手指和手，因此除了在街上乞求，別的什麼都幹不了的人。
但這種不受控制的情況對僱主來說也不方便，因為他們的工人和企業之間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可以不打招呼，說走就走。他們會突然就回比哈爾邦去了，因為有傳聞說當地的就業前景有所改善；他們會請一個星期的假去參加某個宗教節日；或者他們只是換到隔壁的工廠，因為那家廠主為完成緊急訂單，臨時開出更高的工資。為西方大連鎖店供貨的紡織品製造商通常有六十至九十天的生產和交付時間，否則會面臨嚴厲的懲罰。在之前提到的勞動條件下，要確保一切都按時完成，這才是個大問題。
但僱主似乎認為他們的工人是外星人，是不服從到骨子裡的生命，不相信與他們之間有達成任何和解的可能性。他們與神秘莫測的工人心靈的唯一接合點就是金錢，所以這是他們施加壓力的地方。
在一些工廠中，工人每月拿的是最低工資，約6000盧比，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全勤獎」——如果他們有一天沒有上工，甚至哪怕是因為得病，這筆錢也會被扣掉。但即使是這樣的措施也無法完全保障工廠這個機械化、可預測的空間裡不會出現人力資源的劇烈動蕩。這些工人生活在各種各樣的邊緣，受各種緊急情況所困擾——這牽涉到他們在這個國家偏遠地區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即使財務上的損失和這些緊急情況一樣嚴重， 通常他們也不可能在所有醒著的時間裡每天都來上班。
21世紀印度窮人的情況當然和當地動態有很大的關係，比如傳統的種姓等級制度以及城市和農村居民之間缺乏同情心。但從許多方面來說，在這裡工作的窮人不僅僅是「印度的」窮人，他們還屬於世界。
暴雨中，富人家庭坐在沙發裡看兒子在草坪上露營，窮人一家倉皇逃走回到被淹的半地下室
到21世紀初，事實上，可以說全球經濟的很大部分正在亞洲農村的絕望中運行。在20世紀90年代，那麼多製造業轉移到了像印度這樣的地方，原因正在於這些地方運作的制度。「正常的」資產階級生活，無論在德裡還是紐約，都需要大量參與其中的勞動，而這隻有當勞動力保持在非常廉價的水平時才有可能。最終作用於印度勞動力身上的力量不是印度富人的階級藐視，而是全球消費主義的邏輯：新、快、廉價。這種邏輯是無情的，並對人類勞動充滿了無限渴求。亞洲農村生活的死亡影響了上億人，並成為一個絕望的水庫，供這個邏輯取水。
一位具有不同尋常自我批判精神的紡織廠主對此有自己的觀察，她思考了這個自己在其中扮演節點角色的系統：「曾經有過那麼一段時間，你可以做一個有個性的資本家。你可以自己決定想要創造怎樣的風氣。現在，你是不是個『好人』沒關係。完全無所謂。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很噁心，但仍然照做不誤。整個系統以絕望為食，而我們是這個系統的一部分。」
《寄生蟲》與《大佛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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