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天，根據黨組織的指示，長期在安徽進行地下工作的李克農，為擺脫敵人追捕，從安徽秘密轉移到了上海。
與上海黨組織取得聯繫後，李克農被編入中共上海北四川路春野書店支部。在這個地下支部裡，李克農先做文化工作，之後做小市民工作，後來又去電車工會做了一段時間的秘密發動群眾工作。
對上海的鬥爭環境漸漸熟悉後，同年秋天，李克農找到潘漢年，提議可以辦一兩份報紙，進行更有力的革命文化活動。潘漢年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很快，由他們主辦的小型報紙《鐵甲車》和《老百姓報》出現在了上海灘的弄堂裡。
革命的聲音，每發出一次，每發出一天，能喚醒一個人，能喚醒一戶人家，都是具有鬥爭意義的。
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辦革命的報紙，這是有危險的。李克農時刻保持著革命的警惕性，三個月後，敵人果然發現查封了他們的報紙，還好，同志們有隱蔽措施，沒有暴露。
冬天到來後，李克農被調到滬中區委擔任宣傳委員，繼續進行革命文化工作。
這一段時間，由於沒有找到合適安全的掩護職業，李克農的處境十分艱難，每天過的是「懸腦袋，餓肚皮」的生活，沒有食物的時候，常常要空肚子喝「革命三鮮湯」——醬油、蔥花加白開水。
雖然處在饑寒交迫之中，但李克農的革命鬥志始終是高昂的，在藏身處，他持之以恆地寫文章，印小報，編劇本，儘可能地將革命的聲音發出去，去影響更多的人。
同志們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安全。李克農說，我知道，在複雜而緊張的鬥爭中，要膽大心細，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我沒有問題，不會犯錯。
艱難的蟄伏，也是樂觀的等待，等待那更有意義的戰鬥。
革命不負有心人。
不久，李克農在上海灘的一個文化交流活動上遇到了在一家影片公司當演員的胡底。李克農不僅認識胡底，而且知道他的底細，兩人是安徽同鄉，曾在蕪湖相識，並且一起參加過進步活動。
胡底知道李克農是自己的同志，對他有天然的信任感，各敘別情後，他毫無保留地講了自己和好友錢壯飛從北平來到上海的情況。
錢壯飛，1895年生於浙江湖州，1919年畢業於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初在北京掛牌行醫，兼任美術學校教師和報社編輯，後來又轉入京綏鐵路附屬醫院任醫生。1925年，錢壯飛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投身革命鬥爭，與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胡底等同志一起日夜奔走，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在群眾中進行革命宣傳工作。
1927年革命形勢逆轉後，他和胡底暴露了身份，遭到明令通緝。接到黨組織的報警後，兩人一同逃離北平，經天津先後抵達上海。
來到上海後，胡底應聘成為「上海影片公司」的一名演員，但不久之後身份被國民黨軍警識別，幸運的是，當軍警前來圍捕時，胡底提前一步，越牆逃脫了。之後，他潛入松江和沿海一帶的村莊，混跡在當地的鹽商中間。1929年夏天，胡底再次被敵人盯上，為了躲避追捕，他去了杭州，風聲過去後，同年冬天他又潛回上海，在另一家影片公司當起了演員。
在這段時間裡，錢壯飛沒有暴露，但因為沒有固定職業，生活很困難。為了解決吃飯問題，他東奔西跑做過許多雜事，並且時常留意報紙上有關招工聘人的廣告。
1928年上半年的一天，錢壯飛偶然間在報紙上發現了一個無線電訓練班招生的廣告，覺得學成這一技之長，不僅利於將來的革命工作，而且可以解決眼下的生計問題，於是積極準備，參加了招生考試。
由於底子紮實，文化修養高，又寫得一手好字，錢壯飛在招生考試中得了第一名，當即被錄用。
進入培訓班之後，錢壯飛意外地發現，這個培訓班居然是國民黨「CC」系重要頭目徐恩曾主辦的，自己不經意間已經打入了國民黨的重要機構。
徐恩曾也是浙江湖州人，自打錢壯飛進入培訓班，他就注意到了這個做事很漂亮的小同鄉。
就在徐恩曾有意重用錢壯飛的時候，他與胡底終於同上海的黨組織取得了聯繫，兩人被編入中共法南區委所領導的法租界街道支部，支部書記是張沈川。
憑藉多年地下工作養成的敏銳觀察力，李克農認為胡底所講的情況應該是真實可信的。這時候，胡底又告訴李克農，眼下錢壯飛已成為徐恩曾的私人秘書，但因為缺乏地下工作經驗，心中無底，現在急需黨的高層領導給出具體指示。
李克農覺得胡底講的情況十分重要，他提出來希望能和錢壯飛儘快地見一面。
胡底很高興。
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個晚上，通過胡底的安排，李克農如約來到胡底工作的影片公司，與錢壯飛見面。
在攝影棚的一個角落裡，胡底低聲告訴錢壯飛：「這就是李澤田同志。」（當時李克農叫李澤田。）
沒等錢壯飛開口，李克農主動上前，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親切地說：「我是李澤田，很高興見到你。」
李克農的舉動讓錢壯飛感受到了信任與溫暖，他緊緊地握著李克農的手，將自己掌握的情況又簡要地講了講。
對於錢壯飛提到的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李克農格外關注，仔細聽完，深思片刻，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壯飛同志，現在有沒有辦法再鍥個釘子進去？你一個人在裡面不好周旋。」
錢壯飛說：「現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正在擴大人員，為建立國民黨特務機構做準備，現在缺少廣播新聞編輯，正準備公開招聘。」
聽到這個情況，李克農很自信地說：「這是一個好機會，我們應該利用。」
事不宜遲。
見面結束後，李克農立即將掌握的情況通過江蘇省委報告了黨中央，並且提出了自己報考無線電管理局，在國民黨特務機構建立共產黨特別小組的建議。
周恩來對李克農的報告非常重視，認為錢壯飛已經在徐恩曾身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利用這個機會，再派有經驗的同志打進去，不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獲得周恩來的批准後，1929年12月中央特科決定，派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打入國民黨特務首腦機關，建立情報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
李克農報名應考十分順利，12月底他以廣播新聞編輯的身份輕而易舉地進入了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
胡底在錢壯飛的介紹下也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潛入計劃達成後，組長李克農提出，重大問題，由小組討論決定，分頭執行。為了獲取有價值的情報，三人小組的首要任務應該放在「幫助」徐恩曾儘快地另立門戶、發展機構上，只有這樣，敵人才能發揮出大作用，三人小組才能佔據重要位置。
1930年初，在錢壯飛的積極幫助、籌備下，由徐恩曾掌控的秘密特務首腦機關在南京中山東路5號建立了，為了掩人耳目，門口掛的是「正元實業社」的招牌。
幾個月後，在三人情報小組的積極推動下，徐恩曾又在南京、上海和天津分別成立了以通訊社和廣播新聞形式出現的公開情報機關，指揮機關「長江通訊社」設在南京中央飯店四樓，就在「正元實業社」隔壁，負責人為錢壯飛；「長城通訊社」設在天津，社長為胡底；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廣播新聞為掩護的情報機關，由李克農主持。
踩在敵人的肩膀上，龍潭三傑就這樣誕生了。
在起初的一段時間裡，徐恩曾也曾暗中考察過李克農，但老狐狸不僅沒能找到任何破綻，相反卻產生了信任感。
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工作，李克農話不多，也從不過問工作範圍以外的任何問題，徐恩曾看到他的時候，他總是在勤勤懇懇的工作。
除此之外，李克農很注意偽裝。
平日裡，李克農穿著十分講究，不是西裝革履，就是長袍馬褂，手上還要戴著金戒指，而且還好去一些紙醉金迷的場所，總之渾身上下都是國民黨小官僚的標準做派。
傳遞情報，李克農做的更為巧妙。
安徽蕪湖人宋季仁是李克農一手培養出來的地下交通員，跟了他很長時間。潛入敵人心臟後，李克農給宋季仁設計了一個偽裝身份，做傭人，天天給李克農送飯菜到辦公室。
有情報需要傳遞時，宋季仁來送飯菜，李克農總是擺出小老闆的架勢，動不動就罵他「蠢豬」、「混蛋」，一會兒訓斥他飯菜燒硬了，一會兒埋怨他小菜炒鹹了，並且要叫整個走廊都聽見他的怒罵聲。
這時候宋季仁總是裝出唯唯諾諾，一副受氣挨打的樣子，有時走出李克農的辦公室，還要抹一抹眼淚。
因為李克農是無線電管理局電務股股長，當他生氣辱罵家裡的傭人時，別人即便有急事也不好闖進他的辦公室，兩人配合要的就是這種效果，許多情報就是在這些刻意營造的怒罵聲中安全、及時地傳遞出去的。
李克農上海潛伏期間，中央特科情報科負責人陳賡也是一位默契的搭檔，除了遇到重要情況親自與李克農接頭，他還時常為李克農送去一些關於共產黨的過時情報，以便讓徐恩曾認為電務股股長是一員得力幹將。
隨著徐恩曾越來越器重，李克農對敵鬥爭的威力越來越大。
有一段時間，徐恩曾要李克農負責管理全國無線電報務員登記和考試工作。李克農抓住這個機會，凡是自己人，一律錄用，這些被安插進國民黨要害部門的「釘子」，在後來的對敵鬥爭中發揮了難以估量的深遠作用。
安插釘子，李克農敢抓機會，拔釘子，李克農更是技高人膽大。
上海市警察局內有一個督察隊長，狡猾兇狠，對我黨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威脅很大。李克農為了拔這顆釘子，精心設計了一個局，而且是一箭雙鵰，精彩得很。
他先是派人在上海租了一間公寓，並且大膽地安排我黨同志帶著一些已被國民黨警察搜繳到的共產黨文件，在那裡進進出出。
李克農將這條線索故意放給了那個督察隊長。督察隊長見有魚，想立即收網，李克農提醒他，現在行動等於打草驚蛇，不如暫緩不動，以待來日捕獲更多、更大的魚。
督察隊長覺得言之有理，果然選擇了按兵不動。
過段時間，見大魚始終沒有出現，督察隊長按捺不住，開始抓人。然而，當他帶著一群羅嘍衝進那間公寓時，屋子裡只有一些過時的共產黨文件，人一個也沒抓到。
其實，在這間公寓裡進進出出的都是路過上海的同志，李克農這一招實際上起到了巧妙掩護，公開轉移的作用。
行動失敗，消息傳開，警察局的上司一怒之下將督察隊長撤職查辦。
就這樣，李克農借敵人之手拔掉了這顆危險的釘子。
但作為隱秘戰線的老同志，眼前的一次次勝利並沒有讓李克農止步不前，他深深地知道，要想獲得更有價值的情報，粉碎敵人更大的陰謀，他的三人情報小組必須想方設法接近、掌握敵人的核心機密。
當時，敵人的譯電報分為三級：普通機密電報由機要員譯；更機密的由指定的專人譯；特別機密的由負責人親自譯。這意味著三人情報小組要想掌握敵人的核心機密，必須拿到徐恩曾「親譯」的密碼本。
徐恩曾這個老特務，平日裡非常謹慎，每次外出，總是把密碼本帶在身上，遇有絕密情報，必定一個人進入內室，拿出密碼本親譯，從無例外。
為了突破這個老特務，李克農和錢壯飛多次商量，仔細分析徐恩曾這個人，最後決定利用他「寡人好色」的弱點。
李克農告訴錢壯飛，事情不能操之過急，我們需要一步步來。
李克農的「一步步」來，是由錢壯飛向老特務獻殷勤開始的。徐恩曾在上海有個王姓的姘婦，但住所不理想，老特務很擔心牆透出風，將他這樁醜聞傳揚出去。
情報小組緊緊抓住這一點，由錢壯飛順水推舟向徐恩曾大獻殷勤：「屬下在上海的房子，前樓一直空著，先生可以住進去，這樣安排，可望萬無一失。」
徐恩曾聽了很高興，認為這是一個暗度陳倉的好主意，於是每次來到上海就住在錢壯飛寓所的前樓。
如此一來，錢壯飛與他的關係自然更為密切了，更重要的，下一步向老特務下套就方便了。
時機成熟後，有一次徐恩曾從南京來上海開會，錢壯飛趁機對徐恩曾說，最近上海灘來了一個姑娘，很不錯，先生如果有興趣的，屬下可以去安排。
這樣的豔福好事，老特務當然不願放過。
這時候，李克農唱起了雙簧，他向徐恩曾提出忠告：先生不能帶密碼本去，萬一出了事情，那就麻煩了。
徐恩曾想了想，終於上鉤了，他從西裝內兜掏出密碼本，一邊交給錢壯飛，一邊說，你替我保管一晚吧，明天交給我。
順利拿到密碼本後，李克農趕緊拍照，一夜之間就複製出副本。
錢壯飛全面掌握這本絕密密碼本後，徐恩曾每接到一份絕密電報，就等於三人情報小組掌握了一份絕密情報。為了傳遞這些至關重要的情報，錢壯飛將自己的女婿劉杞夫也安插進來，充當秘密交通員。
1930年9月的一天，正在「正元實業社」辦公的錢壯飛收到陳立夫發給徐恩曾的絕密電報，照例打開將電報記下來，用徐恩曾的密碼本一譯，錢壯飛不由地大吃一驚，原來電報內容正是他苦苦尋覓的有關國民黨「圍剿」紅軍的絕密計劃。
得益於三人情報小組及時傳遞出來的絕密情報，紅一方面軍知己知彼，誘敵深入，成功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圍剿」，並且活捉了敵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
1931年春，國民黨籌劃第二次大規模「圍剿」紅軍的命令、計劃，再次提前落入三人情報小組手中，紅一方面軍集中主力在富田打擊敵軍薄弱環節後，連續反攻，四戰四勝，進而全面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圍剿」。
屢次送出關係中央紅軍安危的戰略情報，這是李克農領導的三人情報小組做出的卓越貢獻，然而，更加隱秘而偉大的貢獻還在後面。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徐恩曾像往常一樣到上海度周末，錢壯飛一如既往，留守在總部辦公室值班。
天黑之後，總部電臺接連收到三封加急絕密電報，每一封都寫明「徐恩曾親譯」。
什麼事這麼緊急？
錢壯飛預感不妙，於是立即插上門，搶先翻譯電文。
當電文付出水面時，錢壯飛驚呆了——電報是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發給徐恩曾轉呈陳立夫的，第一封電報說：黎明（顧順章化名）被捕並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內可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第二封電報說：擬用兵艦將黎明解送南京；第三封電報說：黎明供稱，兵艦遲緩。請速派飛機來接。
此前，雖說錢壯飛已經歷過一些陣仗，但突然譯出如此重大的情報，一時間，錢壯飛的雙手還是不由地顫抖了。
這是真的，還是敵人設計的圈套？
錢壯飛不敢確定。
就在這時候，武漢又接連發來三封同樣寫著「徐恩曾親譯」的電報。錢壯飛沒有猶豫，再次快速譯出了電文，這三封電報的內容與前三封電報大致相同，但有一點十分「致命」——黎明供稱，徐恩曾左右有共產黨，此消息切不可外洩，否則，將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一網打盡的計劃，會完全落空。
這一點表明，三人情報小組已經處在暴露的邊緣，更要命的，這不是圈套，中共中央機關已陷入極度危險的境地，稍耽誤一秒，後果將不堪設想。
怎麼辦？
究竟該怎麼辦？
極力鎮定下來後，錢壯飛仔細記下電文，把原電封好，暫時壓了下來。之後，他立即趕回家，把女婿劉杞夫從睡夢中叫醒，叫他連夜乘火車趕到上海，務必將這份緊急情報親手送到舅舅（李克農）手中。
4月26日清晨，劉杞夫順利到達上海。萬幸，這天是星期天，李克農沒有外出，劉杞夫一刻沒有耽誤找到了李克農。
李克農得知顧順章叛變，一時間也驚呆了，他知道眼下最急迫地就是要與黨中央儘快取得聯繫，可是這一天不是碰頭日，根本找不到中央特科的聯繫人歐陽新。
怎麼辦？
李克農沒有猶豫，決定去大海撈針，主動尋找陳賡。
4月26日這一天對李克農而言，註定是心急如焚、令人窒息的一天，他找遍了知道的交通站，去了很多地方，結果全都撲了空。
還好，就在李克農近乎陷入絕望的時候，又一個萬幸出現了。
27日清晨，他終於在汽車出租總公司找到了陳賡。陳賡得知這個十萬火急的情報後，立即報告周恩來。周恩來獲悉警報後，迅即通知中央負責人馬上搬家，相關人員立即轉移。
27日傍晚，轉移全部完成，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繫的關係，全部切斷，中共中央機關終於甩掉了敵人的大搜捕，安全了。
這一幕是不朽的，多少年後，主席依舊感慨地說，沒有李克農，周恩來就沒了。
但龍潭三傑的麻煩還沒有結束。
意識到實際已處於暴露的危險境地，26日清晨，錢壯飛緊急通知「民智通訊社」一位與自己關係密切的同志趕緊撤離。
27日早上8時許，錢壯飛若無其事地將壓放了一天兩夜的六份電報，親自交給了徐恩曾。有驚無險地從徐恩曾身邊走掉後，錢壯飛立即趕往南京火車站，乘車去上海。中途為防萬一，錢壯飛提前在上海郊區真如車站下了車，然後輾轉進入了上海市區。
就在錢壯飛爭分奪秒逃離虎口時，身在上海的李克農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和家人，而是自己的同志和同志的妻兒。
接到錢壯飛的情報，他第一時間向天津的胡底發出了暗語電報——「克潮病篤」，這四個字表面的意思是李克農發熱病重，實際是向胡底預警，要他趕緊撤離天津。
27日清晨找到陳賡，奔忙一天，協助中共中央機關完成轉移後，28日黎明，李克農沒有回家，而是直奔錢壯飛妻子陳振華的住處——新興路新興順裡4號。
清晨的弄堂一片寂靜，這時候大聲敲門，極有可能引起懷疑，可要是等到大天亮再敲門，萬一軍警追來了，張振華的處境就危險了。
萬分緊張的時刻，李克農急中生智，想到了一個不是辦法的好辦法。
他走到張振華住房的窗戶下，解開褲子使勁地小便，尿水直衝牆壁，譁譁作響而刺耳，張振華聽到這「可惡」的動靜，果然立即起床，推開窗戶準備斥責這個不講文明的人。
看到在窗下站著的是神色嚴肅的李克農，張振華立刻明白了事態的嚴重性，趕緊跑出來開大門。
李克農進屋，先說明情況，之後又教給張振華一套說辭，以便應付撤離前可能遭遇的軍警盤查。
解放後，李克農到張振華家看望老戰友妻兒（錢壯飛在紅軍二渡烏江時犧牲），回想當年，他曾對錢壯飛的兒子解釋：「你母親最討厭有人在房子附近撒尿，那時我心急就偏要撒尿。否則，你母親怎麼會打開窗戶，我們怎麼會聯繫上？」
同志的妻兒安全了，可自己的妻子趙瑛和兩個孩子還處在危險中，但為了爭取時間處理更重要的事，李克農依舊沒有回家，而是叫一個交通員去通知趙瑛，說出了事，趕緊離開住處。
趙瑛得到通知後時，家門口已經出現了便衣特務，她沒有時間收拾，帶著兩個孩子連忙從房東家的後門逃了出去。
此後的幾天，趙瑛帶著兩個孩子流落街頭，夜宿在四川馬路的小菜場，還好，在馬路口遊蕩，尋覓熟人時，一位安徽籍的同志認出了她，娘仨這才轉危為安。
得知妻兒脫險後，李克農這才開始撤離，他先是去了江西，後來又輾轉到了香港，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和上海工人陳阿金等三人，裝扮成做布匹生意的商人，離開香港，一路長途跋涉，向蘇區前進。
這一路，李克農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等到終於穿過進入蘇區前的四十裡無人區，筋疲力盡、身上什麼也沒剩下的李克農渾身發燒，再也走不動了。
蘇區的兩名婦女及時發現了這位偉大的戰士，她們找來擔架，一路將他向村裡抬。李克農躺在擔架上，當看到村頭的紅旗迎風招展時，他的眼睛溼潤了，嘴裡喃喃地說：回到家了！回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