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張家口電廠一位退休幹部孫寶文找到翟振華，要求落實政策。孫寶文是河北青縣人。孫寶文老家村子的古戲臺上埋葬著3位當年解放青縣犧牲的烈士。他從小就記得這3個烈士墓。多年過去了，墳包越來越小，但烈士的情況隻字片語也未曾留下。他退休後坐不住了，決定查出這3位烈士的姓名、籍貫，看能否找到他們的親屬，將他們安葬回鄉。孫寶文找了很多部門、媒體，反被當作上訪人員推出門外。輾轉之下他找到北京軍區組織處，翟振華立即協調各部門配合孫寶文調查3位無名烈士情況，半年過去了，仍是毫無頭緒。當地民政部門將烈士遺骸起出，遺體早已腐化，線索全無，只好火化後重新葬入烈士陵園。
第二件事是2003年12月，北京軍區空軍一位離休幹部白希瑛找到軍區組織部，希望將自己的哥哥、戰友白希瑜烈士的遺體安放在華北軍區烈士陵園。白希瑜烈士 1918年出生，1937年參軍，1942年6月12日在反擊日寇掃蕩中，英勇犧牲於河北省顧頭村，犧牲時為正營職作戰參謀。當時處於戰爭年代，善後工作無法妥善處理。
白希瑛提出要求後，河北省民政廳專門派人查找白希瑜烈士的安葬地點，但因當地歷年來多次進行農田基本建設，烈士的墳墓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已難以找到確切的安葬地點，最後只得將白希瑜烈士生前的部分遺物以衣冠冢的形式，安葬到華北軍區烈士陵園，以告慰烈士在天之靈。
這些事情促使翟振華注意到了軍人身份牌，「如果有身份牌，我們就有可能知道墓中埋葬的烈士是誰啊！」
翟振華對記者說：「簡簡單單的身份牌，體現著一種科學管理，一種政府對軍人救護、援助，以至多年以後仍尋找犧牲者遺骨的承諾，體現著社會對踏上戰爭之路的軍人的關懷。」
在衣服上填寫身份資料已不實用
長期以來，我軍沿用前蘇聯軍隊的做法，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等歷次作戰中，都採用在衣服、帽子的指定位置蓋一個方章，印有姓名、單位和血型等項目，可以用毛筆、鋼筆填寫這些個人資料來進行身份識別。這種做法沿用至今。「這種身份識別法在歷次戰役戰鬥中發揮過一定的作用」。
但是現代戰爭中，這種方法的缺陷已十分明顯。隨著科學技術在軍事領域廣泛應用，武器的殺傷力、破壞力空前增大。官兵傷亡時，很多已經血肉模糊、肢體不全。我軍現有的身份標識，極易被焚毀、腐蝕和損害，已經不適應高技術條件下的戰爭需要，亟需對官兵的身份標識進行改革。「考慮到我軍以前沒有正式配發過身份牌，缺乏應有的實踐經驗，建議在充分調查論證的基礎上，先在師以下作戰部隊中配發，等條件成熟以後，再在全軍配發。」翟振華說。
配發身份牌也是未來戰爭的需要
「未來戰爭將是高科技戰爭，戰役戰鬥會異常殘酷激烈，官兵傷亡救治和識別的工作量大。為官兵配發軍人身份牌，可以為救治負傷官兵贏得寶貴的時間，使陣亡官兵得到準確的識別和妥善的安葬。」翟振華對記者說。
他還考慮到，現在服役官兵中獨生子女的比例逐年上升，在未來作戰中，參戰官兵主要由獨生子女組成。參戰官兵及其親屬對戰場傷亡情況十分關注，如果傷亡官兵的善後事宜處理得不夠好，將直接影響戰役戰鬥的進程和結局。在官兵中配發軍人身份牌，體現了國家和軍隊對參戰官兵生命安全的極大關懷。
「即使在現實的和平條件下，我們也需要配發軍人身份牌。」翟振華說。近年來，解放軍參加國際反恐、維和、救援等事務的機會逐漸增多。國內發生地震、洪水等重大自然災害時，解放軍官兵也要積極參加搶險救災，官兵也隨時面臨傷亡的威脅，配發軍人身份牌也有利於及時搶救和識別傷亡的官兵。
設想中的我軍身份牌什麼樣
解放軍官兵的軍人身份牌是什麼樣，翟振華建議說，在設計製作我軍的軍人身份牌時，可以使用不鏽鋼製作，規格約為30×50毫米，使用不鏽鋼鏈帶，邊緣加橡膠保護圈，每個官兵配發兩塊，採用雷射雕刻方式，正面內容主要是持有人的姓名、血型、部隊代號、軍兵種代碼、籍貫、軍人代碼或身份證號碼，背面內容可以填寫軍人主要職責、鼓舞士氣的戰鬥口號，或者具有本單位特色的個性化圖案，比如猛虎、雄獅、蛟龍、利劍等。
他說，身份牌的研製建議由總裝備部有關部門牽頭，在借鑑吸收各國軍隊身份牌優點的基礎上，研製出具有我軍特色的身份牌。軍官身份牌的配發，建議由總政治部幹部部牽頭，每年院校學員畢業分配正式授予軍官軍銜時配發。
士兵身份牌的配發，建議由總參軍務部牽頭，師旅團司令部軍務科具體操作，每年新兵訓練結束正式授予士兵軍銜時配發。身份牌製作設備以及耗材，由總裝備部作為正式裝備列裝並按時下發部隊。
對於軍人身份牌的佩戴時機，翟振華建議，具體的時機、方法和要求，建議由總參軍務部具體研究制定，將來可以考慮正式寫入我軍《內務條令》。建議佩戴時機區分平時和戰時，平時部隊進行實兵演習和執行反恐、維和、國際救援以及抗洪搶險、抗震救災、撲滅大火等任務時，參加官兵必須佩戴，戰時則所有官兵必須隨時佩戴。其餘時機，可由官兵妥善保管。
官兵退出現役時，將其中一塊上繳所在單位的幹部和軍務部門統一保管，另一塊可作為留念由個人永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