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10日，解海龍忘不了那一天。在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三合中心學校的課堂上，作為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希望工程攝影志願者的他拍下了一個手握鉛筆、抬頭聽講的女孩子的照片，那雙明亮清澈的眼睛又大又黑，撲閃孩童的天真和對知識的渴望，好像會說話一般，擊中了每個看到這張照片的人的心靈，後來被選為了希望工程的標誌，人們親切地稱為「大眼睛」。轉眼三十年過去了，解海龍也沒想到，一次偶然的結緣，改變了幾百萬少年兒童的命運，也改寫了他自己的人生。今年，年近70的解海龍出版《捧起希望：解海龍自述》（山東畫報出版社）一書，回顧了幾十年來與公益、社會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人生經歷，那一幅幅影像傳遞著歷久彌新的溫暖與力量，依然震撼和打動著今日的讀者。
近日，解海龍接受了書鄉周刊專訪。
▌ 大眼睛 解海龍 攝
「得獎專業戶」醒悟了
而今已是中國著名攝影家的解海龍，當初也是名「業餘選手」。
解海龍第一次摸相機是在1968年，當時他還在北海艦隊服役，自告奮勇為戰友拍照，以膠片作廢告終。退伍後分配到北京閥門四廠，業餘時嘗試用工會相機為工友們拍照。但真正震撼和啟發到他的，還是1979年看到的記錄天安門四五運動的畫冊《人民的悼念》和同年的「四月影展」，如今都已成為中國攝影界的標誌性事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正是大事頻發的歲月，從粉碎四人幫到改革開放，影像成為呈現時代面貌的重要方式，許多年輕人都由此熱愛並立志從事攝影，解海龍也是其中一個。恰好當年迎來全國工資普調，一個月多了六七塊錢，一年就是七八十塊，解海龍一合計，正好孩子也一歲了，就以記錄孩子成長和家庭生活為由，買了臺相機。他清楚地記得價格是八十七塊五。
家庭照是「藉口」，解海龍很快把鏡頭對準了社會萬象。時值改革開放之初，文藝復甦，大大小小攝影比賽也搞得有聲有色，他參加了不少，頻頻獲獎、登報，在攝影界漸漸有了名氣，也調入了崇文區文化館，加入了中國攝影家協會，一時春風得意。看著滿柜子獎盃獎牌，解海龍不禁有些「沾沾自喜」，「覺得自己就是幹這個的」，還多次被邀請去分享獲獎秘訣。惟獨前輩劉加瑞老師搖頭不認可，告訴他「令人喜不如令人思」，一句話頓令這位「得獎專業戶」如遭棒喝。他沉下心來，看了劉易斯·海因、尤金·史密斯、多蘿西婭·蘭格等著名紀實攝影師的作品集，深入了解到他們以影像推動社會進步的經歷，意識到了自己的狹隘與淺薄。攝影的真正本質，乃是要「記錄今天，告訴未來」。慚愧之下，解海龍把獎盃獎牌一股腦兒塞進紙箱，推到床底。
不為參賽拍照，那拍點什麼呢？轉眼1986年，解海龍看到《九年義務教育法》宣布通過的消息。他挺好奇，看了新聞才了解到，原來中國還有很多地方相當貧困，孩子上不起學。他心裡一動，去北京周邊縣區轉了一圈，實地見到的鄉村真實情況比新聞有過之無不及。回到北京，他翻書看資料，隨著逐漸摸清中國有多少貧困縣及其人均收入、學費花銷、教師生活費等情況，一個考察拍攝計劃漸漸浮現並成形。解海龍為它起了個挺長的名字，叫「中國農村基礎教育現狀考察紀實錄」，想法很直接，就是希望能讓外界看到中國基礎教育依然嚴峻的現狀，看到那些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孩子們和他們對知識無比強烈的但隨時會被熄滅的渴望。跟單位商量，領導表示支持，但錢沒有——沒錯，交通、吃住、膠捲，都要用錢。解海龍想了想，只要不去特別遠的地方，自己省吃儉用些，工資大概也能湊出來。決心下定了，他把一幅中國地圖掛在牆上，太行山、沂蒙山、呂梁山，一個個預備考察的山區在地圖上被圈出來。
單幹戶式的「考察」就這麼開始了。錢是硬省出來的，坐火車只能坐硬座，時間又緊，每天都得走很遠的路，一天也吃不了一兩頓飯，有時倆燒餅就能對付一天。這都沒什麼，最難過的是不被理解。看到解海龍拍照，有些人以為他另有目的，在揭露「社會陰暗面」，往外轟他，解海龍得一而再地解釋，甚至還背著人哭過。錢之外，他也缺「身份」。好在一些照片陸續在《中國教育報》《中國婦女報》上發表，獲得了一些肯定和關注，讓他繼續堅持下去。
結緣「希望工程」
單槍匹馬乾了好幾年，1991年3月5日，解海龍偶遇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機緣。正是學雷鋒的日子，那天他帶著相機在街上尋找素材，走到王府井書店門口，有人往他手裡塞了張小紙條，上面寫著：節約一元錢，幫我一少年。抬頭看，飄著一麵團旗，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下簡稱「青基會」）的宣傳展位。解海龍從來沒聽過這個組織，工作人員向他解釋說，青基會是團中央發起成立的，早在1989年就發起了一項稱為「希望工程」的公益活動，目的是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但一年多來沒什麼反響，這才上街宣傳。
解海龍靈光一閃，問清辦公地址，來不及說完話，就拔腿一路飛奔，找到負責人，毛遂自薦做希望工程的志願者，願以攝影的形式出一份力。誠意打動了對方，彼此都是爽快人，一拍即合，青基會不僅給他開了介紹信，還申請了五千塊經費，囑咐他買最好、保存時間最久的進口膠捲。對節衣縮食的解海龍來說，真是天降巨款。「中國農村基礎教育現狀考察紀實錄」也正式擁有了「中國希望工程攝影紀實」的新名字。
名正則言順，有了新身份，豪情滿懷的解海龍和同事朱恩光重新規劃了路線。第一站，他們決定奔赴大別山中的革命老區安徽金寨，1990年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就建在那裡。
在清晨的金寨桃嶺鄉，他遇到了一支小小的上學隊伍，其中有個穿小紅襖的靦腆小女孩，才8歲，上一年級。解海龍問她名字，她羞澀地說出蘇明娟三個字。和其他夥伴一樣，她每天要往返24裡山路上學，還包括一段必須划船的水路。到了學校，在校舍裡尋機拍照的解海龍猛不丁從一扇打開的教室門中又看到了這抹紅色，是她！抬頭一剎那轉瞬即逝，解海龍趕快用相機對準她，摁下快門。好巧不巧，這張「大眼睛」豎片，正是他相機裡的最後一張底片。
「大眼睛」被選為希望工程標誌照片，也不是一開始就確定的。另一張手抄在兜裡流著鼻涕大聲讀課文的小男孩照片（「大鼻涕」）也極富感染力，青基會一度在這兩張之間徘徊不定。
▌ 大鼻涕 解海龍 攝
這時解海龍又講到一個故事，在四川宣漢，有一家姐弟幾個，父親是民辦教師，家訪學生時因公殉職，臨死前拉著姐姐的手說，一定要讓弟弟上學。年僅17歲的姐姐一咬牙把自己嫁了，得到500元彩禮錢，給弟弟念書。此外，還有求著家裡再多上一年學、寧肯每天少吃一頓飯的毛可鳳，把捐助款讓給妹妹的楊家姐妹倆……聽聞這些辛酸的故事，團中央領導一錘定音：標誌一定要用女孩的照片，女孩更需要受到社會的關注。
整整一年，解海龍在外面跑，自己的家都顧不上。大眼睛、大鼻涕、小光頭、姐妹倆……照片一張張洗出來，每張面孔後面都是一個苦澀的求學故事。
▌ 小光頭 解海龍 攝
▌ 1991年 河南 商城 姐姐把捐助款讓給妹妹 解海龍 攝
1992年4月，離家整整一年的解海龍帶著這些照片和故事回到北京，青基會為他辦了名為「希望工程百萬愛心大行動」的新聞發布會和展覽，出了畫冊，成為當年的盛事，一時媒體爭相報導，全國轟動，希望工程這個項目才真正被人們廣泛知曉、捐助，短時間內就籌集到之前八倍之多的善款，照片中的孩子們都順利上了學。對解海龍自己來說，也真正看到了影像所具有的驚人力量和社會價值。1992年，他進入《中國青年報》成為一名攝影記者，開始了媒體生涯，將視角投至更廣泛的社會角落，但依然沒有停止對希望工程的追蹤，持續了將近三十年。
和未來的約定
20300餘所學校，161億捐款，600多萬失學兒童返校。這是希望工程三十多年來交出的成績單。但對於解海龍，數據之外，更可感的是那些真實的面孔和真摯的情感，那是真正屬於他自己的獨家記憶。
第一次見到那些孩子們時，很多孩子並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的，對他的攝影機和「有很多口袋的背心」感到好奇。解海龍用簡單的方式跟他們解釋說，拍了照就能上學了。他還有個習慣，每去到一個地方拍照，就會和那些孩子們一個一個地拉鉤，說五年之後會再來看他們，誰也不能失學，「誰離開學校就是說話不算話，就跟誰沒完」。五年又五年，他一直按照約定，按時去重訪。孩子們也都數著天在算，到什麼時候了，是不是叔叔又要來了。彼此都遵守著一份約定，一個又一個五年過去了，孩子們堅持上完了小學、中學，有的大學讀完了，又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出國留學，有的參軍、立功，有的回來做公務員、老師，接力為家鄉做貢獻。解海龍聊起這些孩子們，仿佛是他的親生孩子一樣，他幾乎熟悉他們每個人的從前和現狀，一說起來就滔滔不絕。
▌ 解海龍和長大的大眼睛、小光頭、大鼻涕
對於「大鼻涕」胡善輝，解海龍不住誇獎道，「這孩子特別好，有愛心，有出息」。他讀完初中沒能升學，把捐款讓給了別人，自己去飯店做學徒。解海龍重訪時見到他，跟他說這樣下去不行，把他推薦到了部隊。胡善輝在部隊服役13年，退役後在濟南高鐵工作，工作十分出色，成為勞動模範，還成立了「善輝善行」服務隊，為需要幫助的老弱病殘服務。還有「小光頭」張天翼，自己被救助上學後，就把全家動員起來，買了縫紉機，加班加點幹活，為班裡得了癌症的同學捐款治病，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個科研工作者。至於「大眼睛」蘇明娟，她考上大學、參加工作、當選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其成長軌跡更是一直被新聞記錄，被人們看在眼裡，成為勵志典型。
▌1996年4月，「大眼睛」蘇明娟第一次走出大山，來到北京參加《中國青年報》報慶活動，和解海龍（中）在一起，看著自己的照片。柴繼軍 攝
如今看起來一切順意，其實當初也有些雜音。有人曾質疑，說這些「代表」不就是被照了相，憑什麼就那麼受關注、得那麼多捐款？孩子們聽聞後膽怯，再面對記者就不敢應聲。解海龍苦口婆心給他們講，說這是讓你們好好學習，做出榜樣呢，以後有能力再幫助別人。
▌ 1992年2月 陝西 靜樂縣神峪溝鄉杜家莊小學 棺材也成了孩子們上課的桌子 解海龍 攝
孩子們明白了，把別人寄來的錢物轉給更小的同學，長大以後更是身體力行參與到公益中去。去年是希望工程30周年，解海龍在西藏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學，蘇明娟也去了，人們看到「大眼睛」來都很高興，蘇明娟當場宣布說，她也要為這裡捐3萬元。「真是薪火相傳啊！」解海龍感慨。類似的感恩故事還有很多，連這些孩子們的孩子，聽聞父輩的經歷，也爭相把自己的零花錢捐出來。
回首這幾十年，解海龍越來越意識到自己作為攝影人的社會責任，他從中獲得他人的認可，也尋找到自我的意義。採訪中他反覆提及，要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命運「擱在一起」。因而他寫這本書，除了回顧，亦有寄託。他理想中的受眾，一方面是中小學生，讓他們懂得學習不光是為自己，也要用知識為社會做有意義的事；另一方面則是給攝影人看，「讓攝影人知道，手中的相機只有關注國家的命運、記錄時代的變化，給後人看，才最有意義。要想讓你的作品能留下來，就得把人文關懷作為出發點和關注點，讓你的相機有溫度」。這是解海龍脫胎於自身經歷的經驗之言。他也在做這方面的實踐，自2011年退休後，他和一些同仁就開始在做青年攝影師的扶持計劃，希望培養一批新一輩的紀實攝影師。解海龍也知道，現在更吸引年輕人的是時尚、商業攝影，但他依然秉持著樸素的初心，希望能有更多攝影師來關注生活與命運，用鏡頭講出故事，繼而通過影像來幫助人。（責編：張玉瑤）
▌ 《捧起希望：解海龍自述》（山東畫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