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重慶是戰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後來又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亞太戰區的司令部駐地，以及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各種力量在遠東的結合部。各國使館人員、各國使者、外國記者、國際人士和國際團體頻繁往來，不計其數。在戰時首都這一舞臺上，周恩來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優雅的學識風度，以誠相待的交友之道，團結和折服了所有與之相識的外國友好人士。
卡爾：「周恩來是重慶最有智慧的人」
1942年1月18日，重慶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刊登了一條電訊：「官方正式宣布，駐華大使卡爾爵士將繼克利浦斯任駐蘇大使。」負責國統區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還特地指示《新華日報》發表系列歡送文章。
1月2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惜別英大使卡爾爵士並致臨別贈言》。2月4日，《新華日報》又發表時評《再惜別卡爾大使》和特寫《惜別一位真摯的中國友人——卡爾大使訪問記》。在鬥爭環境異常複雜的國統區，中國共產黨在其機關報連續刊登三文為一位外國大使送行，足見周恩來與卡爾之間的深情厚誼。
周恩來，一位在國統區的中共最高代表；卡爾，一位大英帝國在華的最高使節。原本殊非一途的兩人，到底是如何從相識、相交到相知的呢？
周恩來與卡爾的友誼始於1938年1月。全面抗戰爆發後，卡爾出任英國駐華大使，並很快與周恩來在武漢會晤。當時，由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紐西蘭友好人士路易·艾黎等發起的「工合」運動獲得了卡爾和周恩來的大力支持，兩人由此深交。經過幾次交往，周恩來發現卡爾很少受傳統觀念束縛，在國共關係中保持中立，是不抱偏見且開朗、有教養的人。當周恩來向卡爾說明共產黨人想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時，他表示極力支持。在卡爾的幫助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得到香港總督的批准並得以設立，成為聯繫海外華僑及香港等地黨組織的重要陣地。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為了使國際社會了解事件真相，周恩來在重慶四處開展國際統戰工作。當周恩來來到卡爾的寓所，卡爾急切地上前兩步，和周恩來緊緊握手。周恩來詳細介紹了新四軍血灑皖南的真相，卡爾被他的真誠和提供的翔實資料深深打動。他在給英國政府的電文中指出，中國內戰只對日本有利，促使英國政府對蔣介石施加了壓力。
不久，在卡爾的秘密幫助下，周恩來衝破蔣介石的重重阻撓，在英國駐華大使館與美國總統特使居裡會面，闡述國民黨破壞團結、製造摩擦的事實。居裡隨後向蔣介石鄭重聲明：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之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種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國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加上周恩來領導南方局在重慶組織的政治進攻，終於打退了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離華前夕，卡爾邀請周恩來參加他的告別酒會，並贈送一把英軍繳獲的德國軍刀給周恩來。隨後，周恩來設宴餞別，回贈卡爾一把新四軍繳獲的日本軍刀，共勉互重之意。
1942年2月4日下午，卡爾離開了硝煙正濃的中國抗日戰場。通過四年在華生活，卡爾斷言：周恩來是重慶最有智慧的人，他和他代表的政黨最終將在中國獲勝。
費正清：「在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一生與中國結緣，和胡適、陶孟和、蔣夢麟、傅斯年、費孝通、梁思成等中國著名知識分子建立了友誼。費正清曾兩次受命來華，在重慶生活工作近兩年時間裡，與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頻繁接觸，對共產黨有良好的印象。
1942年9月，費正清以美國情報協調局駐華首席代表、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身份被派往中國重慶，歷時15個月。這次重慶之行，讓費正清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預見「這個政權已千瘡百孔，腐朽不堪，並且沒有足夠的有識之士來挽救殘局。因此，它不過是苟延殘喘而已」。反而碰到從延安訪問回來的外國記者，「講起那裡的景象時，都帶著極為興奮的神情，就像剛嘗過天降甘露一般」。
這一時期，費正清開始主動關注周恩來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1943年，經他在哈佛大學的學生——時任《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介紹，費正清結識了周恩來的新聞發言人——龔澎。11月，他來到被外界稱之為「神秘的住處」的周公館。與周恩來見面的情景，費正清印象十分深刻：「周恩來作為領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在我面前出現的是一位長著濃眉而英姿勃發的代表民眾的政治家。他具有十分罕見的才智和天賦的當機立斷的才能，並以之為集體主義服務……我們倆用華語交談，不時夾雜幾個英語單詞，其餘部分則由龔澎幫助翻譯。」
對於周恩來居住的曾家巖50號周公館，費正清同樣感嘆不已：「在周恩來他們住的閣樓裡，臭蟲會從頂棚上掉下來，雨水會滲透屋內，但是他們的思想信念和宗教式熱情毫不動搖，仿佛他們就能喚醒全中國。我們都盼望他們諸事順利。」
費正清再次見到周恩來，是在抗戰勝利初期。1945年9月，費正清重返中國，擔任美國駐華新聞處處長，歷時8個月。此時，國共兩黨領袖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周恩來打算設宴感謝居間協調的美國人，費正清在受邀之列。
1946年1月，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舉辦答謝宴。費正清對宴會場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大家分坐兩桌，周恩來坐在一桌上，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坐在另一桌。他們兩人精力充沛，神採煥發。周恩來帶頭唱歌，我們大家隨即跟著合唱，葉劍英用筷子敲著桌子和玻璃杯來打拍子。他們唱的是延安的歌曲。經過多次祝酒乾杯後，該輪到我們唱歌了。我們想找一首比較雄壯而生氣勃勃的歌。我們覺得眼下流行的美國歌曲，總是一味甜滋滋、軟綿綿、充滿著感傷主義的情調，可以比得上的，唯有南北戰爭時期的歌曲，才稍有點雄壯的氣魄。周夫人(她從來都用自己的姓名鄧穎超)穿著長褲，非常淳樸和富有魅力。」
此後，中共代表團為慶祝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召開，在重慶勝利大廈舉行盛大的雞尾酒會，費正清受邀參加。他看到：「所有我認識的人和許多別的人都出席了。維爾瑪和我還曾經與郭沫若夫婦及我們在重慶中共代表團裡的兩位最知己的朋友，神態軒昂地共同出席了這次暢懷的宴會。我以為，諸如舉辦宴會等這種熱情的表現，以及宴會上看似輕鬆愉快的氣氛，都是中共方面對基於明智的美國政策所取得的談判成果的一種寬慰之情。談判的結果使他們在以後的日子中有了活動的機會，加之，他們是一群獻身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傑出信徒和行動家。」
在重慶，費正清還與龔澎、喬冠華、陳家康等人密切交往，對共產黨有了更深的了解，並對中國政局的未來發展趨勢有了全新的判斷。他認識到，中共的立黨之基是「著眼於農民渴望改善經濟狀況的基本要求，著眼於千百萬人處於苦難之中的緊急狀況」，而且，每名黨員都把「為群眾服務和忠於黨」作為自己的信條，沒有自己的私心雜念，這種「大公無私的美德使中共領導人具有指導政府的信心，而共產黨政權得到民眾的默認」。
斯諾：「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
1936年夏，年輕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衝破國民黨的嚴密封鎖，訪問陝北蘇區，向全世界首次披露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的真實情況，介紹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革命領袖的生平事跡。此後，斯諾寫成不朽名著《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
斯諾在陝北採訪的第一位中共領導人就是周恩來。他在書中形容道：「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儘管鬍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講的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說，他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污衊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它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不知怎麼，當他陪著我走過安靜的鄉間田埂，穿過芝麻團、成熟的小麥田、沉甸甸地垂著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時，他似乎是一點也不像一般所描繪的赤匪。相反，他倒顯得真的很輕鬆愉快，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
根據兩人的談話，可以深切感受到周恩來的坦蕩和熱忱，斯諾更是對周恩來「深感興趣」。周恩來考慮到斯諾去保安路途遙遠，便送給他一匹馬，並親自為他次日動身做準備，同時發了一個電報給在保安的毛澤東和其他領導幹部，叮囑做好接待工作。周恩來熱情的關懷和細緻的態度，使斯諾十分感動。
全面抗戰爆發後，周恩來奔波於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從事國共談判和統戰工作，斯諾與周恩來見面更多了。在武漢，斯諾拜訪周恩來，談到「工合」活動時，周恩來表示支持。他認為，工業合作社運動的主要任務是推動蔣介石抗戰，並儘可能多爭取國際的支持，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服務。他還對工合組織的性質和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議。
周恩來曾邀請斯諾到珞珈山寓所暢談，他們從1936年在陝北初次見面談到目前中國抗戰的局勢。周恩來一再感謝斯諾的《西行漫記》在中外的影響，希望他繼續到延安和敵後採訪，向全世界介紹中國人民抗戰的情況。周恩來把毛澤東撰寫的《論持久戰》送給斯諾，請他向中外人士廣為宣傳，同時對他護送鄧穎超出北京一事表示感謝。原來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突襲北京，斯諾利用身份的便利，幫助正在北京西山養病的鄧穎超順利通過日軍檢查，並一路秘密護送到天津，返回陝北。
皖南事變發生後，斯諾是最早獲知這一消息的外國記者。他先是震驚，繼而憤怒，決定及時向外報導真相。他從香港發出多篇電訊，在美國報刊發表了皖南事變的詳細報導。此舉使重慶國民政府大為惱火，取消了斯諾作為新聞記者的在華採訪資格。
臨行前，斯諾依依不捨地說：「我的形骸雖然離開了，但是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國。」回國後，斯諾繼續支持中國的抗戰事業，積極為中國抗戰募捐資金，正如他所說：「我依然贊成中國的事業，從根本上說，真理、公正和正義屬於中國人民的事業，我贊成任何有助於中國人民自己幫助自己的措施，因為只有採用這種方法，才能使他們自己解救自己。」
斯諾與周恩來在抗戰烽火中結下的真摯情誼，也成為一段永恆的國際佳話。
海明威：「一個具有極大魅力和智慧的人」
1941年4月，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與夫人瑪莎抵達重慶。二人此番來華，一是到遠東採訪；二是受美國政府派遣，了解戰時中國情況，調查國共關係。
國民黨當局對海明威夫婦一行十分關注，安排他們在重慶最好的嘉陵賓館下榻，同時財政部長孔祥熙設宴招待，不久蔣介石和宋美齡也親自陪同用餐。當時蔣介石剛剛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受到國內外進步人士的強烈譴責，美國進步人士更是反應強烈。蔣介石想通過海明威向美國輿論界作宣傳，以改變美國人對自己的印象，因此話題總是離不開皖南事變，但海明威不作回答。據瑪莎後來回憶，蔣介石夫婦口若懸河般向他們作宣傳，但結果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沒有起作用。
鑑於國民黨方面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歪曲，中國共產黨方面也在爭取海明威夫婦，打算與他們好好談一談。海明威在重慶待了幾天，對蔣介石的謊言厭煩透了，他也渴望見到中國共產黨人，卻為沒有機會感到苦惱。
一天，海明威在住處休息，瑪莎獨自到重慶的菜市場閒逛，遇見一位金髮碧眼的外籍女子走來，悄悄向她打招呼，問他們想不想會見周恩來。瑪莎不知道周恩來是誰，回答說得回去問問海明威。事後才得知，這個接頭人是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幹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回到住處，瑪莎告訴了丈夫，海明威欣然同意。
第二天，海明威夫婦按事先的約定到街上蹓躂，甩開特務跟蹤後來到市場找到王安娜。王安娜帶著他們七拐八拐，穿過「迷宮般的小巷」，最後匆忙坐進人力車，用布蓋住車鬥跑了一段路，來到一間四壁粉刷得雪白的小房間，即曾家巖50號周公館內。屋裡只有一張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來正站在桌子後面迎接他們。
周恩來穿著一件短袖開領的白襯衫和一條黑褲子，顯得樸素大方。他和海明威夫婦用法語交談，賓主雙方談笑風生，毫無拘束。海明威向周恩來講了兩廣戰區的情況，周恩來則談了皖南事變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方針，還把針對國民黨軍參謀總長何應欽和副總參謀長白崇禧關於皖南事變的聲明專門寫的兩個紀要，拿出來交給海明威，希望他轉交美國政府，作為了解國共關係的參考。作為見證人，王安娜回憶，直到現在，我有時也還回想起與海明威會見的情況。在那一個小時中，周恩來只說了兩三句話，其他時間全是這位著名作家獨自講演。內容與解決遠東諸問題有關。
雙方談話時間雖然不長，但周恩來的良好風範給海明威夫婦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瑪莎回憶，他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覺得和一位中國人相處，好像在家裡一樣，十分愉快。她寫道：周恩來先生衣著平凡，坐在他那空蕩蕩的小房子裡，但他是個偉大的人物。我們認為他是我們在中國見到的惟一真正的好人。他可能是個勝利者，假如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典範，那麼，未來就是他們的。
在這次不尋常的會見中，周恩來的個人魅力徵服了海明威夫婦。海明威後來撰文寫道：「周恩來是一個具有極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與所有國家的駐華使館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他成功地使幾乎每一個在重慶與他有接觸的人都接受共產黨人對於所發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場。」回國後，當人們問起有關中國的問題時，海明威說，這場戰爭之後，共產黨人將接管中國。因為中國最優秀的人是共產黨人，他還有許許多多的戰友。他們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抗戰時期，周恩來還與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美國總統代表居裡、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等有過會晤，與美國記者斯特朗、福爾曼、愛潑斯坦、白修德及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池田幸子等親密交往。周恩來通過靈活多樣、深入細緻的國際交往，使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援。這些國際友人通過與周恩來的交往，了解、認識中國共產黨，進而相信、支持、幫助中國共產黨。他們一致認為：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中國的未來。
(作者單位：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