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處有什麼》導演談結尾大改動

       時光網特稿 「沉著、壞、荒誕」打動了姜文，這位曾拍出過國產青春電影「高山」一般存在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導演，將這三個關鍵詞贈予了他喜歡的一部青春成長電影《黑處有什麼》，並在2015年的FIRST電影節上，將最佳導演的獎盃送到了這位新導演王一淳的手上。

       這部以一樁強姦罪案作為故事背景的1990年代青春電影《黑處有什麼》，以非一般的少女視角看待成長記憶，還原90年代時代氛圍的同時，也打碎了大多數青春電影中對於往日情懷濾鏡般的美好。

       作為新導演處女作，《黑處有什麼》自然逃不掉這樣那樣的瑕疵，有人說它堆砌90年代符號太俗套，也有人說它敘事鬆散導演功力有限。但在今年的國產片維度裡，這依然是一部足夠有趣並值得被討論的電影，它還沒有習慣所謂的創作「規定動作」，也不懂得如何去討巧於市場，而是用一段真誠的私人回憶與觀眾碰撞出共鳴。    

       影片已於10月14日在全國上映，票房並不算理想，上映6天，成績550萬。但比票房成績更令導演王一淳頭疼的是，老有人在看了電影後輾轉周折託人問她：「請你無論如何告訴我，兇手到底是誰？」

       她不知道如何去告訴別人，那些在成長過程中內心裡的兵荒馬亂和驚心動魄，那些埋在案件表象背後，與成長互相映照的不安氣息，才是她的意圖所在。在接受時光網記者專訪時，面對無法被觀眾「接收」到的現狀，王一淳無奈地開玩笑說：「審查部門要求案子必須要破，確實是有群眾基礎的。」

另一種90年代：不美好的青春與尷尬的性啟蒙

       大多數的國產青春電影，把回憶作為最強大的濾鏡，篩掉了那些「黑處」，剩下的多是些符號性的美好，這是一種90年代。還有另外一種90年代，教育的僵化，刑偵手段不成熟，社會氣氛壓抑，建構了少女在危機四伏下隱約不安的幽微記憶，這是《黑處有什麼》裡，導演王一淳成長的90年代。

       《黑處有什麼》以一樁發生在90年代的強姦殺人案作為少女生活的小鎮背景，就像白銀案、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等發生在當年的大案要案一樣，它被漫長的追蹤過程，也成為很多人青春記憶裡一個「危險」的傳說，「所以這樣的90年代它可能美好嗎？」王一淳腦中的問號，也成為她標誌性的另一種「不美好」青春視角。

      王一淳告訴我們，2002年，她的父親離世，在回憶與父親相處的點滴時，她決定寫出自己的成長故事，經歷了多次修改和重心轉移，她發現最終是那些成長中被教育規避的、遮遮掩掩避而不談的青春階段和身體變化，在成年後成為耿耿於懷的幽微心事。

       為了尋找成長素材，除了自身經歷之外，王一淳也翻閱了許多同齡人的少時日記，有趣的是，她發現了一段集體回憶：大多數人的青春性啟蒙都不是來自於父母和學校，而是經歷了漫長、艱苦的自我摸索過程，跌跌撞撞拼拼湊湊。就像電影中的曲靖，父親告訴她坐自行車不能岔開腿，但不告訴她為什麼不能這樣做，不讓她去人煙稀少的人工湖，卻不告訴她會有什麼樣的危險發生。在沒有性啟蒙來源的青春裡，是傳說中的強姦殺人案，敬老院的猥瑣老頭，幫她完成了性啟蒙的過程，很尷尬，很現實。

流行金曲時代氛圍將觀眾「打回原形」：都是狗剩和翠花

       《黑處有什麼》重現90年代氛圍的取景地在導演王一淳的家鄉——河南小鎮的一所國營工廠內，在王一淳的記憶裡，這座工廠因為有油田，曾經十分繁榮，隨著時代的變遷，油田乾涸，人陸續搬離，工廠被廢棄的同時，也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八九十年代的模樣。少女曲靖唱著小虎隊、郭富城的歌，就在這裡，開啟了她的成長故事。

       跟很多青春電影一樣，流行金曲成了《黑處有什麼》中最為顯著的時代符號，王一淳本以為這會是讓觀眾在有限的時長裡快速入戲的有效方法，卻沒料到，上映後有觀眾批評她過於堆砌時代符號，選的老歌也太過爛大街。王一淳也向我們表達了她的用意，「電影沒有足夠的時間做鋪墊，歌曲成了最便捷的『穿越』助力」，「電影中曲靖只是個14歲的小鎮少女，你能指望當時的她有多高的音樂品位呢？」

       無論是歌曲還是環境，毫無疑問都是有效的，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對「不美好」集體回憶的表達，在影片的路演過程裡，也讓王一淳真實感受到了拋出真誠之後的反饋。她記得，經常有觀眾在映後互動時告訴她，「我也是來自小縣城，你電影裡的很多記憶跟我小時候一樣」。

       即便是到了大洋彼岸，去倫敦電影節接受採訪時，也有BBC的記者告訴王一淳，自己11歲以前在東歐某小國成長的記憶與《黑處有什麼》裡幾乎完全一樣，那些感動的瞬間，後來回憶起來，王一淳打了一個有趣的比方：「大家平時都在演洋氣，演高級，演不接地氣，但那一刻，我們都變成了狗剩和翠花。」

從97分鐘到105分鐘的審查故事：結尾大改動

       作為一部不太「乖」的青春片，《黑處有什麼》以一樁強姦案作為背景，包裹了少女成長故事。涉及到罪案，在中國國情下，除了廣電部門之外，前期劇本階段要先得到公安部的審查和認可。王一淳記得，那時的等待是曖昧而漫長的，最後實在等不及批覆，她決定先拍了再說，這也導致了最終上映版本出現了多處審查認為的「不合適」。

       影片在電影節上映時片長97分鐘，在這個版本的人物臺詞中，或多或少對於司法體制和家庭學校教育都有所諷刺，比如，曲靖的父親拿著照相機拍攝案發現場，同事老張勸他少拍點，留著膠捲給上頭來的檢查團視察拍照用。比如，曲靖的母親吐槽救火小英雄賴寧自不量力，教育曲靖別學他那麼傻。這些細節也成了審查部門給出的具體修改意見——直接刪除。

       最大的審查改動在影片結尾處，電影節版本裡，趙飛從公安局逃跑墜樓身亡，而公映版中，趙飛因證據不足被釋放，2015年，因DNA技術發展，真兇被抓獲。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也讓影片的邏輯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電影公映版片長105分鐘，這其中有許多因審查刪除而導致的素材補充。電影公映後，來自各方的觀眾評論裡，有許多對結尾的質疑，王一淳覺得，大家對結尾的質疑跟沒讓趙飛摔死是有關係的，趙飛摔死、曲靖接到張雪的明信片，引導她走向蘆葦叢深處，這樣的串聯會是一聲嘆息。但她明白，這根本不可能過審。如今的公映版裡，趙飛沒摔死，曲靖接到明信片，而案件又破了，連她自己都在反思，這曖昧不明的結局，會不會太敷衍了？

       雖然很多導演前輩告訴王一淳，創作時不要太多考慮審查的束縛，但她坦誠地告訴我們，如今在寫劇本時，已經會有意識地去規避危險地帶，在她看來，直面案件本身很難，從人性角度切入，才有可能是創作罪案電影的一個可行方向。「審查制度對創作傷害太大了」，聲稱愛國的王一淳搖了搖頭，「哪怕從一個『五毛』的角度來看，（審查）這事兒都有點過了。」

39歲家庭婦女的逆襲？自籌300萬拍戲改變人生

       關於王一淳的拍片經歷，網絡上有篇相當奪眼球的知音體標題：39歲婦女因父親去世怒投300萬拍電影卻意外獲獎，這如今已經成了王一淳跟人自嘲的段子。她在知乎上把自己沒拍片之前的日子比作美劇《絕望主婦》，寫作在某些時刻成了她「逃離」家庭婦女日常的唯一途徑。

       《黑處有什麼》的故事，王一淳斷斷續續寫了十年，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如果不把它拍成電影，都對不起捨棄玩樂在案前熬過的那些年」，有了經濟基礎之後，她覺得，這個劇本應該被拍出來。她也有自稱「傻大膽」的隱約預感——影片青春懷舊，算有看點，贏面能有百分之五六十。

       自投300萬拍電影，自己承擔風險壓力，同時身兼導演編劇製片人的王一淳一度很崩潰，在創作上，她是個藝術家。但卻又不得不張口閉口都是錢，到最後連她自己都覺得自己「很討厭」。

       王一淳還記得，因為沒什麼錢，找演員過程艱難，女主角曲靖飾演者蘇曉彤的經紀人希望她只接大導演的戲，對於《黑處》這樣的小劇組壓根看不上眼，第二天就要開拍，頭一天女主角還不能確定參演。也因為沒什麼錢，美術組無法提前入組，沒有充裕的時間檢查細節，第一次做導演的王一淳，緊趕慢趕只用了30天就拍完了這部戲，這種疲於奔命的狀態也讓影片出現了不少道具上的bug。王一淳明白，資金和拍攝周期足夠了，影片的品質會有大幅度的提升，但她自認這是種「推卸責任」的表述，不應該傳達給觀眾。只能自我安慰：「下一部希望會更好。」

       非科班出身的王一淳「剛到片場連對講機都不太會用」，但她卻用導演處女作《黑處》完成了自己「家庭主婦的逆襲」，這種輕描淡寫的背後，是踏踏實實地從寫一個故事開始，有了故事之後，現場拍攝在她看來，無論是大全景還是突出人物特寫，這些與講故事的邏輯是一樣的，多看電影都能學會，現場實踐更比上什麼大學都管用。

       一路摸爬滾打，扛著全組的壓力往前走，最終是作品讓她獲得了獎項、業內、觀眾，以及之後的資本的認可。王一淳透露，自己目前正在創作另一個犯罪題材的劇本，故事跟保姆有關，不是環環相扣驚心動魄，而是在溫吞的生活表象下醞釀的犯罪故事。這回，跟《黑處》不一樣的是：「故事有點兒好玩，能過審，投資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