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塔那摩最黑暗的秘密(中) | 2020普利茲特稿獎

原創 董金鵬 三尺Bmagazine 

今年五月，90後記者本·陶布獲得2020年美國普利茲新聞獎特稿寫作獎，作品是一年前發表在《紐約客》雜誌的《關塔那摩最黑暗的秘密》（Guantánamo’s Darkest Secret）。稿子圍繞茅利塔尼亞人薩拉希的故事，揭露了美國反恐戰爭的真相及代價，也展現了特稿寫作的所有魅力，完美的故事，豐富的細節，多線條和多視角的敘事，展現複雜的人性和內涵的延展性等。全文翻譯加譯者注釋，一共38000餘字，分三次推送。

關塔那摩最黑暗的秘密（中）

作者：本·陶布

譯者：鄒光/董金鵬

統校：董金鵬（thinkerdong）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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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冰

2001年9月，一個禮拜二的下午，賓·拉登的信使找到薩拉希的表弟阿布·哈夫斯，讓他密切關注最近的新聞。回到阿富汗以後，阿布·哈夫斯和家人住在坎大哈（Kandahar，阿富汗第二大城市，也是南部的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五年來，塔利班佔領著該國大部分地區，電視一直禁播。阿布·哈夫斯抓起短波收音機，那會兒正是美國早晨，他大約知道會發生什麼。

早在1999年，首個「航班行動」（planes operation）就在蓋達組織領導層流傳。直到兩年後，賓·拉登才給舒拉委員會透露這次襲擊的大致輪廓：四架飛機，兩個平民目標，兩個政府目標。會議期間，阿布·哈夫斯根據《古蘭經》的內容對賓·拉登提出質疑，認為如此大規模的平民傷亡，在伊斯蘭教看來是不合理的。他還說，襲擊是對蓋達組織和塔利班政府協議的背叛，後者為蓋達組織提供避難所，但條件是不能挑起美國的全面入侵。夏天晚些時候，阿布·哈夫斯寫了一封長達十二頁的反對信，對於阿布·哈夫斯和其他蓋達組織領導人的反對，賓·拉登大為惱火，繼續推進著襲擊計劃。根據《流亡者》作者斯科特·克拉克和利維的說法，2001年7月，阿布·哈夫斯向賓·拉登遞交了辭呈。賓·拉登對蓋達組織的脆弱心存警惕，敦促他不要公開談論自己離開。兩個月後，阿布·哈夫斯去了一個伊斯蘭宗教學校，在那兒教導參加聖戰的新兵。

9·11襲擊現場

9·11襲擊發生後，中情局反恐中心負責人科費爾·布萊克（Cofer Black）向布希總統保證，像阿布·哈夫斯這樣的人，很快就會「有蒼蠅爬滿他們的眼球」。賓·拉登在蘇丹活動時，科費爾·布萊克是中情局設在喀土穆情報站的站長。第二天，他命令中情局前喀布爾（Kabul ，阿富汗首都）站站長裡·施勒恩（Gary Schroen），召集一個小組執行一項準軍事任務。「我想看到他們的頭被長矛刺穿的照片，」2005年出版的施勒恩回憶錄《第一次進入：一名特工陳述中情局如何打響阿富汗反恐戰爭》（First In: An Insider's Account of How the CIA Spearheaded the War on Terror in Afghanistan）披露，布萊克說，「我要把賓·拉登的人頭塞進裝滿乾冰的盒子裡運回來，向總統展示。」布萊克補充說，他和布希希望避免法庭審判的場面。「三十年的中情局職業生涯，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下令殺人。」施勒恩寫著。

9月26日，施勒恩和另外六名軍官登上一架老式蘇聯直升機，機上裝載著武器、戰術裝備和用過的不連號的三百萬美元現金。他們從烏茲別克斯坦起飛，越過興都庫什雪山，飛抵阿富汗北部。在那裡，施勒恩跟北方聯盟領導人取得了聯繫，北方聯盟是一個武裝組織，在沒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條件下，多年來一直在抗擊塔利班。施洛德回憶說：「我在那裡發錢的時候，二十萬美元，二十五萬美元......我想他們應該會相信我們的真誠。」接下來的幾個禮拜，施勒恩的中情局小組和阿富汗同道，一起穿越阿富汗北部的大部地區，為美國的軍事入侵奠定了基礎。

在努瓦克肖特，應美國人的要求，阿卜杜拉希的手下於2001年秋天再次逮捕薩拉希。「我真的沒有問題要問你，因為我知道你的情況，」阿卜杜拉希告訴他。薩拉希刪除了電話裡的東西。「我現在只有一些茅利塔尼亞和德國商業夥伴的電話，」他後來寫道，「我不希望美國政府僅僅因為手機裡有他們的號碼，就騷擾一個愛好和平的人。」他有一個聯繫人標註著「P.C. Laden」，德語的意思是電腦商店，但對美國人來說，「Laden」是一個危險信號。

他被拘留幾個星期後，兩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走進牢房，其中一人問：「阿布·哈夫斯在哪裡？」

我不在阿富汗，怎麼可能知道他在哪兒？薩拉希回答說。審訊總是繞回千禧年陰謀。薩拉希開始認為，審訊官在演繹一個茅利塔尼亞的民間故事：一個盲人得到一次短暫瞥見世界的機會。「他看到一隻老鼠，」薩拉希接著寫，「之後，有人向盲人解釋任何事情時，他總會問，和老鼠相比，它更大還是更小？」

一名探員威脅薩拉希，用酷刑恐嚇他。「他說，他要把黑人帶進我的牢房,」薩拉希向軍事聽證會回憶，「我對黑人沒有問題，我的國家有一半是黑人！」可是，探員一直在使用種族歧視的語言。「我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說話。」薩拉希繼續說，「比如，什麼叫『雜種（motherfucker）』？這不是人該說的話。那人真是個傻冒。他告訴我，他也恨猶太人......我告訴他，我對猶太人也沒啥意見。他總是說，不管怎樣，我知道你和千禧年陰謀脫不了干係。」

幾天後，他們放了薩拉希。阿卜杜拉希給電信公司老闆打電話，讓給薩拉希恢復工作。被拘留期間，薩拉希與看管他的情報官員亞庫布成了朋友。亞庫布有一個大家庭，但薪水微薄。薩拉希被釋放以後，就開始付錢給亞庫布，請他做一些臨時工作。薩拉希是個熟練的電工，但他還是請亞庫布幫忙修電視。

沒過多久，到了十一月中旬，電信公司老闆派薩拉希到總統府安裝網際網路路由器，並升級電話系統。「像我這樣的恐怖分子嫌犯，原以為會有很多手續，但什麼事兒都沒有。」薩拉希在日記裡寫著，「只有美國人懷疑我搞恐怖主義，而其他國家沒有這麼想。諷刺的是，我從來沒去過美國，而我去過的所有國家，一直在說這傢伙沒事。」

下班後，薩拉希去了母親家。亞庫布和另外一個情報官員趕過來，說阿卜杜拉希要見他。另一位情報官員建議薩拉希開車去安全局，這樣可以開車回來。亞庫布坐上副駕駛座，他說：「薩拉希，我真希望自己不用參加這狗屎行動。」

兩名情報官員並不知道，美國要求茅利塔尼亞總統把薩拉希交給一個移交小組。「他什麼罪都沒犯，」阿卜杜拉希告訴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之前放了他。」阿卜杜拉希聳聳肩，繼續說，然而「在反恐鬥爭中，拒絕中情局的要求是不現實的」。

茅利塔尼亞首都

11月28日是茅利塔尼亞的獨立日，到這天晚上為止，薩拉希已經被關了一個禮拜。阿卜杜拉希買了一套新衣服，因為薩拉希絕食，衣服搭在肩上松垮垮的。他們開著阿卜杜拉希的黑色奔馳車，悄悄駛向機場。「他不高興，因為他不想離開，」阿卜杜拉希告訴我，「但我不是決策者。我是國家的特工。我是執行命令的人。我知道，將他移交給美國的要求是合理的，因為他跟伊斯蘭恐怖分子有聯繫。我的想法是，他很聰明，又見多識廣，可以幫到向他求助的情報部門。」

又到了齋月。「我想著，家人已經在準備開齋快餐了，媽媽一邊喃喃自語地祈禱，一邊做著不起眼的美味佳餚，每個人都注視著太陽，看它慢慢從地平線上消失。」薩拉希的日記提到了家人。他和阿卜杜拉希跪在跑道上，一起祈禱。

一架私人飛機降落了，走下來一個約旦的移交小組。帶頭的官員不會說哈薩尼亞阿拉伯語，而阿卜杜拉希又聽不懂約旦方言，只能由薩拉希翻譯。「他說他需要燃料，」薩拉希向阿卜杜拉希解釋說。薩拉希在日記裡寫著，「我很想讓抓我的人知道，我就是他們要找的人，我就是。」談話結束後，約旦人蒙上他的眼睛，戴上隔音耳罩。薩拉希嚇壞了。「我想這是不是美國的新方法，可以從人的大腦吸出情報，直接發到一臺主機上分析。」他的日記寫著，「這想法很傻，但如果你害怕了，你就不再是你，很快會變成一個孩子。」

在約旦首都安曼，薩拉希被蓋上頭巾，帶往情報總局的看守所。9·11恐怖襲擊發生後，該局充當著中情局的代理獄卒。審訊的主題與先前一樣，阿布·哈夫斯，1992年蓋達組織的訓練營和千禧年陰謀。美國人提供問題，約旦人設法得到答案，通常會用強制手段。薩拉希還被問到，他們截獲的電子郵件和電話內容看上去稀鬆平常，是不是經過了加密處理。有些問題涉及他的長途跋涉，因為聯邦調查局從努瓦克肖特拷走了他的資料。在以往的一次技術外派當中，有人拍到薩拉希主動靠近茅利塔尼亞總統，現在審訊官說他密謀殺害總統。

儘管如此，薩拉希發現約旦審訊者的文化水平還是高一點，雙方也發展出相互的尊重。「事實上，他們比一般的美國審訊官，更懂得恐怖主義的完整概念，」薩拉希在軍事聽證會上說，「他們真的知道誰是誰」，所以「他們也不願折磨我。酷刑不是每天都有，一周兩次吧。」其他被押人員慘遭毆打，四肢被捆，被性侵時，「他們只是偶爾抽我的臉，抓住我撞擊水泥牆」，他補充說。

官方禁止獄警和他互動，但還是有人問他問題。一個看守問：「你是哪兒人啊？」

「茅利塔尼亞。」

「那你在約旦幹什麼？」

「我的國家把交到這兒來的。」

「你在開玩笑吧？」

「沒有。」

「那你們國家挺操蛋的。」

獄警還從圖書館給他借來了書，其中包括他要求的《聖經》，「因為我想研究一下，幾乎影響了整個美國人生活的那本書在說什麼」。

每隔一周，紅十字會的代表會訪問監獄，薩拉希和其他被中情局拘留的人被迅速帶到地牢，以免被他們看見。在努瓦克肖特，阿卜杜拉希等待著美國中情局和約旦情報總局的最新消息，但沒有任何結果。「我以為他很快就會回來，」他告訴我。

家人沒有收到薩拉希被引渡的消息，當阿卜杜拉拒絕他們探監時，他們感到非常吃驚。一個兄弟說，阿卜杜拉希告訴他們，薩拉希就關押在遠離努瓦克肖特的沙漠看守所。但阿卜杜拉希的說法是，薩拉希失蹤後，他的家人從未聯繫過自己。為了保證薩拉希的生活，家人經常給阿卜杜拉希的手下塞錢，送食物、衣服和禮品。作為回報，他們把胡編的信息告訴薩拉希一家，並向他們保證，薩拉希過得很好。

在坎大哈，塔利班正在迅速失去腳下佔領的土地，阿布·哈夫斯感到美國人正在逼近。2001年10月17日，阿布·哈夫斯的宗教學校遭到飛彈襲擊。十一月的一天，他埋葬完幾個朋友，然後找來半島電視臺的記者。當時，儘管妻子擦掉了濺上去的鮮血，但阿布·哈夫斯的包頭巾還是溼的。「美國人自己的政策導致了9·11事件。」阿布·哈夫斯對著鏡頭說，「在真主敵人心中引發強烈的恐懼、恐慌和畏懼是一項神聖的誡命。」他補充說，美國公民應該責怪自己的執法和情報機構，他們擁有「衛星、地面站和數以百萬計的間諜與巨額預算」，卻讓劫機者「發現一個如此巨大的安全漏洞，甚至把一個民航隊伍劫持了，還把美國打翻在地」。

到了十二月的第二個禮拜，美軍攻下坎大哈已經沒有懸念。賓·拉登逃到了山區，其餘的蓋達組織領導人清楚，作為阿拉伯和北非人，他們永遠無法融入說著達裡語（Dari）、普什圖語（Pashto）、俾路支語（Balochi）和其他地區性語言的土著人社會。入侵的頭幾個禮拜，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還認為，那裡每個人都說著「阿富汗語」（Afghan，並不存在一種叫阿富汗語的語言，阿富汗官方語言和最廣泛使用的語言是普什圖語和達裡語）。人們在匆忙之中離開坎大哈，二十多名蓋達組織高級官員打算登上一輛公共汽車，阿布·哈夫斯擔心一次空襲會斬首整個聖戰運動，所以敦促他們分散離開。

接下來的幾天，阿布·哈夫斯向著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Balochistan，北接阿富汗，西連伊朗）行進。一路上，他睡在偏僻的村莊，把身家性命託付給阿富汗的牧羊人，他們可能不知道，逮住這個人就能拿到兩千五百萬美元的賞金。阿布·哈夫斯給妻子和孩子們寫了一封信，但沒法寄出去，只能放在長袍的口袋裡。

阿布·哈夫斯到達巴基斯坦的奎達（Quetta，俾路支省行政中心）時，發現私人醫院裡擠滿了受傷的蓋達組織成員。走在街頭的塔利班武裝分子，對巴基斯坦情報部門的支援充滿了信心。但阿布·哈夫斯覺得，巴基斯坦是個兩面派，美國中情局也得到了幾乎相同的結論。賓·拉登的家人正在趕往巴基斯坦的途中，阿布·哈夫斯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在與其他蓋達組織領導人的討論時，他認為最安全的地方是伊朗。

12月19日，阿布·哈夫斯揣著一本假護照，提著滿滿一手提箱的現金，從奎達登上一輛前往伊朗的巴士。車開了很久，大約走了四百英裡（約為644公裡）才到伊朗邊界；擋風玻璃上貼著賓·拉登的頭像，他一直想知道這是通緝的海報，還是在向賓·拉登致敬。在巴基斯坦軍隊控制的一個檢查站，他把一沓鈔票塞進護照，就輕鬆通過了檢查。

到了伊朗，一支秘密的精銳革命衛隊的代表迎接阿布·哈夫斯，這支衛隊負責保護該國的高級官員。幾個禮拜後，伊朗的間諜人員讓阿布·哈夫斯給其他蓋達組織領導人打電話，說伊朗歡迎他們——和他一樣，以軟禁的方式保護他們。他和妻兒住一起，有時在監獄，有時在豪華的院落和酒店，不管走到哪裡，總有革命衛隊的陪同。保護和拘留蓋達組織領導人的決定，顯然出自伊朗間諜頭目卡西姆·蘇萊曼尼（Qassem Suleimani，2020年1月遭美軍襲擊身亡）。幾個月之內，數十名蓋達組織成員到了德黑蘭，偶爾接受的審訊讓他們意識到，東道主伊朗隨時可能背叛。不過，在那以後的十年裡，阿布·哈夫斯過著相對奢侈的生活，與其他國家的外交官一道在德黑蘭最豪華的健身房鍛鍊身體，還照顧著賓·拉登的兒子和他自己的孩子。五角大樓的報告說，他死了。

2002年7月19日夜裡，約旦人蒙住穆罕默德·薩拉希的眼睛，戴上鐐銬，把他送到安曼機場，到了那裡，一個新的小組等著接管。剛開始，薩拉希鬆了一口氣，以為美國人已經認識到他與9·11恐怖襲擊、千禧年陰謀無關，要把他送回茅利塔尼亞。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脫光了他的衣服，給他綁上尿布，換上一套更重的腳鐐。一名男子快速摘下薩拉希的眼罩，用手電筒照射他的眼睛。接管小組的每個人都穿一身黑色的衣服，臉被巴拉克拉瓦盔式帽（Balaclava，戴在頭上僅暴露出臉的一部分，常見於滑雪、登山、賽車、反恐等運動和活動的人士）遮住了。他們把車一直開到登機口，薩拉希寫道，但他「病了，太累走不動，護航人員把我像抬死屍一樣拉上了臺階」。

太陽剛出來，飛機就降落到巴格拉姆機場，這是美軍在阿富汗的最大軍事基地。薩拉希第一次看到穿著制服的美國士兵。「毛拉·奧馬爾（Mullah Omar，塔利班創始人及神秘領導人，與賓·拉登私交甚厚，塔利班確認他死於2013年8月23日）在哪裡？」他們問，「奧薩馬·賓·拉登在哪裡？」他們大聲叫喊著，同時把東西往牆上扔。九個月前，因為美軍入侵阿富汗的緣故，薩拉希就被他們控制了。

軍方的工作人員提取了他的生物特徵信息，記錄了健康問題，包括坐骨神經受損，然後把他帶到牢房。在牢房裡，關押者之間不能交流，否則會被反綁手腕離地吊起，薩拉希見到一位患有精神病的老人受過這種折磨。「他說個不停，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也不知道為什麼。」薩拉希說。

審訊期間，一位被囚犯稱為折磨者威廉（William the Torturer）的情報官員，強迫薩拉希進入緊張狀態，加劇了他的坐骨神經問題。「他擅長殘酷對付那些重要但不足以進入中情局秘密監獄的關押者。」薩拉希寫道。另一名情報官員試圖用德語交談，與薩拉希建立相對友好的關係。他說了一句德語，Wahrheit macht frei，意思是真相會讓你自由。「當我聽到他這麼說的時候，我知道真相不會讓我自由，因為勞動也沒讓猶太人自由。」薩拉希回憶說。奧斯威辛等納粹集中營的大門上，就高掛著「Arbeit macht frei」（勞動讓你自由）的標語。

每個被關押的人，都有一個代號。8月4日，他們點了三十四個代號，其中就包括薩拉希。他們被拖出牢房，戴上遮光眼鏡、手套和帽子，排好隊，每兩個人之間綁起來。這些人被帶上飛機。「輪到我時，兩名警衛抓住我的手腳，把我扔給了接收小組。」薩拉希寫道，「我已經不記得撞到地板，還是被其他警衛抓住了。我開始失去了感覺，反正也沒什麼區別。」

大約有三十個小時，薩拉希被綁在一塊木板上。醫療記錄顯示，此時他的體重是一百零九磅（約為49.44公斤），比正常時少了百分之三十左右。被綁得太緊，喘不過氣來，但他不懂如何用英語告訴警衛。

後來，飛機降落，機艙門開了，他寫著，「溫暖的古巴陽光優雅地照在我身上，那種感覺真好」。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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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方戰鬥人員

第一批犯人送達關塔那摩監獄的前幾分鐘，「你真的可以聽到一根針掉下來的聲音」。2008年，軍警布蘭登·尼利（Brandon Neely）接受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關塔那摩紀念項目（Guantánamo Testimonials Project）採訪，他回憶說，「每個人都很緊張，包括我」。那一天是2002年1月11日。布希政府決定，《日內瓦公約》（ the Geneva Conventions，保護沒有參與戰鬥和不再參與戰鬥的人，確保基本人權和生命主權）不適用於反恐戰爭，這意味著在國外被俘的人，可能會失去戰俘的權利。那天，尼利的工作是把俘虜從一輛公共汽車拖到等候處，然後再拖進室外的小籠子。籠子的底部是裸露的巖石，犯人要在上面睡四個多月，在桶裡便溺。另一邊，士兵們正加緊建造更多的永久性牢房。那一年，尼利二十一歲。他回憶說：「我一直想近距離看一看恐怖分子長啥樣，沒想到這麼快就實現了。」

第一個從巴士上下來的人只有一條腿。他戴著手銬、腳鐐、耳罩、遮光鏡和醫用口罩，身穿亮橙色連身衣。兩名軍警把他拖到等候區時，有人把他的假肢從車裡扔出來。整個下午，獄警都尖叫著讓犯人閉嘴和快點走，稱他們「沙漠黑鬼」（sand niggers），還說他們的家人和國家都被核彈摧毀了。

晚些時候，尼利和搭檔把一位年邁的犯人帶到等待區，強迫他跪下。當他們卸下他的腳鐐時，那個因恐懼而發抖的老人突然向左猛衝。尼利跳到他身上，把他的臉摁到水泥地上。一名官員衝著步話機大喊：「紅色警戒！」隨後，內部反應部隊（Internal Reaction Force,簡稱IRFing）衝到現場，把老人的四肢捆綁在一起。老人被丟進加勒比海熾熱的陽光裡，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

尼利後來發現，年邁的囚犯試圖逃跑，因為他被迫下跪時，以為自己死期已到，子彈會從後腦勺打進來。在他的祖國，「這個老男人見過朋友和家人跪在地上被處決的過程」，尼利說。他的反應並不罕見，十天後，為基地指揮官起草的一份軍事文件裡提到，「被關押者認為他們要被槍決了」。

官方稱，內部反應部隊的工作是約束不守規矩的囚犯，防止他們自殘或傷害獄警。但在實踐中，「IRFing」通常是任意使用的報復形式，比如他們發現囚犯有兩個而非一個塑料杯時，或是囚犯因擔心被投毒而拒絕喝掉一瓶安素（Ensure,成人奶粉）。「IRFing」通常由六名或以上男子組成，個個身穿防爆服，領頭的先向犯人噴胡椒水，然後衝進牢房，用沉重的盾牌和身體對付囚犯；其餘的人會一擁而上，給他戴上鐐銬或者綁起來，直到他再也動彈不得。送到關塔那摩時，許多人營養不良，並伴有槍傷和骨折，但一些內部反應部隊隊員仍對他們拳打腳踢，把他們的頭猛地摔在地上，直到他們血跡斑斑，失去知覺。尼利回憶說：「有人被內部反應部隊懲戒時，你總能分辨出來，因為這時整個營地的關押者都會高呼和尖叫。」有一次，他看到一個小隊長把一個犯人打得太狠，牢房的地板上沾滿了血，不得不把他送往醫院；後來小隊長到牢房，另一個犯人大喊：「中士，你回來是要幹掉那傢伙嗎？」

伊斯蘭教認為，《古蘭經》記錄著真主的話語；一些穆斯林用布包起來，從不讓它接觸不乾淨的表面。為了消除美國與伊斯蘭教為敵的觀念，犯人可以與一位隨軍穆斯林阿訇單獨會面，還能得到《古蘭經》的副本。一些獄警因此有機會目睹折磨犯人的場面，比如把《古蘭經》扔進廁所，或者打著搜查武器的幌子，撕開包裹著《古蘭經》的布包。褻瀆《古蘭經》的行為引發牢房裡的騷亂，結果內部反應部隊衝進來，對犯人一頓狂揍。

後來，一位審訊官把《古蘭經》踢翻在地，犯人們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集體自殺計劃。「每隔15分鐘，就有一名囚犯用被單纏繞自己的脖子，然後綁在籠壁的網格上把自己吊死。」20世紀90年代皈依伊斯蘭教的陸軍上尉餘百康（James Yee），曾在關塔那摩擔任穆斯林阿訇，他在2005年出版的回憶錄《為了上帝和國家》（For God and Country）裡寫著，「一位囚犯剛被送往醫院，隨即發現又有人用被單纏住脖子，將自己吊死在牢牆上。獄警衝進來救他，混亂又開始了。抗議持續了幾天，二十三名囚犯試圖上吊自殺。」

軍警搜查牢房時經常侮辱《古蘭經》，因此囚犯要求把它放在圖書館。餘百康把囚犯的請求匯報給指揮部，遭到拒絕。「我認為指揮部做出這個決定是希望告訴媒體，你看我們給每個犯人發了《古蘭經》，這是出於他們對宗教需要的敏感。」他在回憶錄裡寫著。犯人提出抗議，他們拒絕留下《古蘭經》，因此「每一個拒絕的犯人都受到內部反應部隊的懲罰」。犯人遭到報復，他們去治療時，《古蘭經》又被放回了牢房。

隨著時間推移，餘百康開始相信，「伊斯蘭教被系統用作對付囚犯的武器」。獄警嘲笑祈禱前的召喚，並擺布伊斯蘭的謙虛原則（《古蘭經》裡記載真主說：「你不要為藐視眾人而轉臉，不要洋洋得意地在大地上行走。真主確是不喜愛一切傲慢者、矜持者的。」因此，穆斯林聽人講話或者同人談話時，不能背對著人，也不能轉臉）。犯人們赤身裸體洗澡時，女獄警會現場監視，由此製造緊張局勢，並以此作為實施暴力的藉口。在審訊過程中，囚犯還被迫模擬撒旦儀式（satanic rituals，撒旦是伊斯蘭教中唯一被打入地獄的惡魔，撒旦儀式點燃黑色蠟燭，食用腐屍、人糞和女人經血做成的聖餐餅），或是給他們披上以色列國旗。

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告訴記者，關塔那摩關押著「地球上最危險、最訓練有素、最兇殘的一群殺手」。拘押營開放的那天，布蘭登·尼利第一次換班，「真的沒有人多說話」，據他回憶，「我回到帳篷裡，躺下來準備睡覺。我就在想，這就是他們說的世界上最壞的人？」

調查人員也有同樣的疑問。第一批犯人到達前不久，海軍罪案調查處特別探員羅伯特·麥克法登（Robert McFadden）就急切地想拿到航班乘客名單。「我只是迫不及待想看看被逮回來的是誰，」他告訴我，他在葉門花了十五個月，調查蓋達組織對美國科爾號飛彈驅逐艦（阿利·伯克級驅逐艦的第十七艘，2000年10月12日在葉門亞丁港被炸毀，17名水兵死亡，30多人受傷）的自殺式炸彈攻擊，希望從運往關塔那摩的囚犯當中找到一些信息。然而，當名單送到他手上時，「我的反應是，這他媽都是些什麼人啊？」他回憶說，從名字來看大多數是阿富汗或巴基斯坦人，「我和多年從事蓋達組織相關工作的同事都不認識這些阿拉伯人」。幾個禮拜後，麥克法登參觀了拘留營，認為這些人「基本上是無名小卒」。他告訴我：「即便按照高價值羈押人員的最寬泛解釋，這些人也算不上。」

在阿富汗，美國軍方無意之中催生了綁架和索要贖金的生意。直升飛機躍過阿富汗偏遠的村莊，向地面投放傳單，任何交出蓋達組織或塔利班成員的人，都將得到「超越你想像的財富和權力」。「你可以獲得數百萬美元」，其中一份傳單這樣宣傳，「這些錢足夠你在餘生照顧家庭、村莊和部落」。

關塔那摩監獄刑事調查特別小組副指揮官馬克·法倫（Mark Fallon）在回憶錄《不合理的手段》（Unjustifiable Means，2017年出版前被大量刪減）裡提到，一筆普通的賞金是5000美元，遠遠超過大多數阿富汗人一年的收入，「結果導致武裝組織瘋狂販賣人口」。2017年，短暫擔任過關塔那摩第一任指揮官的海軍上將麥可·萊納特（Michael Lehnert）在國會作證時說：「如果有一個鄰居跟你對著幹，不管他支持塔利班，還是蓋達組織，有什麼比告發這位鄰居更能讓你儘快解決過往的恩怨，又能快速致富呢？」

根據法倫的說法，「北方聯盟會把抓來的人塞進康奈克斯貨櫃（美國陸軍為運輸軍事物資而設計，標準長度20英尺，約6米），導致有人窒息而死。綁架者不想失去獎金，就用機槍掃射貨櫃頂部打開通風孔。許多被抓來的人，都很期待被移交給美國，因為他們明顯不是蓋達組織的人。」不過，很多人還是被送到了關塔那摩，最終達到780人。

在公開場合，布希政府及其軍方領導稱，關塔那摩關押著不擇手段摧毀美國的人。但在關塔那摩，法倫和同事們把大多數關押者稱為「土農」（dirt farmers）。萊納特感嘆說，「一名陸軍上尉就能把人關進關塔那摩，但要把他們放出來，就需要美國總統發話。」

薩拉希並不是土農。中情局花了好幾年時間，從非洲、亞洲和東歐的黑牢裡摟出「高價值在押人員」，發現把他移交軍事拘留是合適的。2002年8月5日，法倫精銳的跨部門刑事調查工作組已被排除在外，萊納特已被撤換掉了。

關塔那摩的領導層更關心收集情報，而不是以恐怖主義罪名起訴關押者。新任指揮官要求斯圖爾特·赫靈頓（Stuart Herrington）評估關塔那摩的運行狀況，這位已經退休的上校兼陸軍情報官員發現，大多數審訊官缺乏必要的培訓和經驗。二十六名審訊官，只有一人可以在沒有翻譯的情況下工作。赫林頓後來報告，審訊官不能確定半數以上關押者的真實名字。

按照法倫的說法，大多數審訊官都是剛入伍的新兵蛋子，他們「首次走進訊問室，以為關押者等著被破解，而他們會是下一個傑克·鮑爾（Jack Bauer）」；傑克·鮑爾是電視劇《24小時》中虛構的主角，他用暴力手段獲取信息，拯救城市免受恐怖襲擊。他們仔細檢查了上級提出的問題清單，似乎對細微差別毫不在意，也沒有想到一些關押者可能被錯誤地送到這裡。作為回應，犯人停止合作，開始吟誦或者祈禱。為了重新開始，並控制主動權，法倫在書中寫道，「審訊官會用膠帶封住他們的嘴，保證他們不會得到任何信息，這樣就可以了」。他回憶說，儘管如此，每次審訊失敗「都被拿來證明這些人就是蓋達組織成員，因為他們接受過抵抗這類審訊的訓練。」2000年，英格蘭北部的調查人員發現一本聖戰手冊，其中就包括被捕時如何撒謊。法倫寫道，現在面對自己的無能，審訊官很快就責怪經典的曼徹斯特抵抗戰術（Manchester resistance tactics）！

薩拉希的拘捕檔案裡，列出了把他送往關塔那摩的「理由」，就是讓他提供一些關鍵信息，包括1992年參加的蓋達組織訓練營，中情局扶持的獨立的阿富汗民兵，杜伊斯堡的清真寺，以及表弟阿布·哈夫斯·茅利塔尼亞。薩拉希和妻子已經離婚，所以他和表弟也不再是連襟了。對千禧年陰謀以及薩拉希犯罪的指控，一句也沒有提。

審訊結束後，薩拉希在一個陰冷的隔離牢房足足待了三十天，美國政府認為這種做法是「榨取情報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允許審訊官完全控制個人」。隔離期結束，薩拉希發現來自民主的歐洲和穆斯林國家的犯人，對美國的反恐戰爭有著不同的看法，後者認為是反穆斯林的十字軍東徵。他試圖說服持懷疑態度的人，抵達古巴是「一件幸事」，美國司法系統將公平對待他們，宣布他們無罪。但是，「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樂觀主義者失去了陣地」，他寫道。布希政府的司法人員已經有了立場，「敵方戰鬥人員」可以無限期關押，無需審判；想讓某些行為定性為「酷刑」，「必須在強度上等同於嚴重的身體傷害帶來的疼痛，比如器官衰竭、身體功能受損，甚至死亡」。到了第二年底，薩拉希比任何美國公民都了解機密安全行動。美國政府的公開披露與秘密做法之間的鴻溝，已經深深地印在他的身心之中。

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 1942- )

1967年，24歲的心理學博士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做了一個實驗，對狗施以各種無可逃避的強烈電擊，以評估無法逃避的痛苦是否會令動物陷入「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從而簡單接受自己的命運。三十五年後，美國政府從這一實驗中得到啟發，把它用到審訊��關塔那摩囚犯身上。

審訊計劃由中情局僱傭的心理學家詹姆斯米切爾（James Mitchell）設計。這是一個性化的酷刑審訊方案，它結合了環境操縱，目的是在人身上誘發習得性無助。韓戰期間，共產黨的軍隊發現了該方法，為了宣傳目的，強迫囚犯作虛假供詞，也就是呈現在政府文件裡的「全能戰術」「降級戰術」「削弱戰術」和「壟斷感知戰術」。從那時起，美國挑選了一些精銳部隊，開始嘗試這種做法，讓他們模擬各種虐待，以防被違背《日內瓦四公約》的恐怖組織或政府俘虜。米切爾認為，對這個項目進行逆向工程，審訊官就可以擊敗犯人從曼徹斯特手冊上學到的任何抵抗方法。接下來一段時間的實驗，由中情局秘密監獄和軍方的心理學家、律師和醫務人員監督。2002年9月，陸軍軍官開始將關塔那摩稱為「美國的作戰實驗室」。

2002年10月2日，下午早些時候，一場由跨部門的律師和心理學家參加的會議提出一個框架，利用心理壓力源（psychological stressors）和環境操縱來「培養依賴性和依從性」。幾個月來，中情局一直在黑監獄折磨犯人；現在，關塔那摩的領導層想知道，執行他們的計劃需要什麼法律動作。會議記錄顯示，中情局高級律師喬納森·弗雷德曼（Jonathan Fredman）說：「國際法禁止酷刑，但規則的措辭含糊不清，基本上取決於感知，如果被拘留者死了，你就錯了。」後來，弗雷德曼對會議記錄的準確性提出了異議。

月底，軍方律師戴安·比弗（Diane Beaver）為一套虐待性的審訊技巧起草了法律辯護書，被後來的國會酷刑調查描述為「嚴重錯誤，法律上不充分」。這套虐待性的審訊技巧，包括強迫裸體、飲食控制、每天二十四小時的審訊、水刑、暴露在冰凍的環境下，以及拒絕提供醫療護理。戴安·比弗公開贊同，「使用場景設計讓犯人相信死亡」是「迫在眉睫的」。對於自己的法律意見成了「國防部審訊政策和實踐的最後定論」，她感到頗為吃驚。一位軍事心理學家和一位精神病學家聯合起草的附帶備忘錄解釋說，「提高環境的各方面指標，以便感知衝擊，擾亂他們的預期，培養依賴性，並儘可能支持對囚犯的信息榨取。」

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小布希

2002年11月，這套技術方案擺在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桌上。他籤字了，並在空白處做了批註，對壓力姿勢（stress position，讓囚犯伸直腿向前或跪著，雙手銬在頭頂上，身體後仰45度，長時間不準動）提出自己的建議：「為什麼站立時間限制在四小時以內？我看需要八到十個小時。」

截至2003年春天，薩拉希已經接受過加拿大和德國調查人員的詢問，並接受了美國政府各機構的審訊。他開始認為自己是「沙漠中的死駱駝，到了各種蟲子開始吃它的時候」。大部分審訊由美國聯邦調查局執行，問題集中於找到薩拉希和9·11事件的關係。他們給他看了各種劫機者的照片，一張是襲擊協調人拉姆齊·本·阿爾什布的照片，他在巴基斯坦被捕。「我想我見過那個人，但在何時何地呢？」薩拉希在日記裡問自己。

薩拉希總算想起來了。1999年10月，他還在德國，三個男人到他的公寓住了一夜，其中一人就是本·阿爾什布，另外兩位是9·11劫機者。現在，本·阿爾什布被中情局嚴刑拷打，折磨的受不了了，他說是薩拉希把他招進蓋達組織。一位審訊人員告訴薩拉希：「事實上，我想說沒有你，9·11事件永遠不會發生。」薩拉希被嚇壞了，他說「我......好像......也許他是對的」。事實上，本·阿爾什布去杜伊斯堡的前一年，9·11恐怖襲擊的陰謀就策劃好了。接下來的審訊中，他們強迫薩拉希觀看在恐怖襲擊中喪生者的屍體照片。

5月22日，負責審訊薩拉希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告訴他，軍方將接管審訊。「祝你好運，」探員說，「我能告訴你的就是，說出真相。」他們彼此擁抱。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離開關塔那摩，酷刑也開始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