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5日，周恩來的弟弟周恩溥終於與妻子兒子"相守"一起，他們的骨灰被合葬在焦作鳳凰山公墓。
在他們團聚的日子裡，隱居在焦作的親人為他們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葬禮。這次葬禮雖然簡單，但周恩溥的後代多年隱居焦作背後的原因卻令人欽佩。
"和尚"周恩溥，掩護哥哥犧牲
周恩溥出生於1899年，在他出生的時候，他的哥哥周恩來已經被過繼給他的小叔子。將自己的親生骨肉送給他人，這何其殘酷，但為了孩子長大成人，這無異於是最好的選擇。
圖|周恩溥舊照
周恩來被過繼給小叔子後，他與父親再無名義上的關係。打斷骨頭連著筋，這件事情讓周恩來的父親十分難過，但也無可奈何。周恩來被過繼後，父親意識到自己抉擇失誤，然而很多事情沒有再選擇一次的機會。此後，父親一直處於愧疚中，直到周恩溥出生，父親才有彌補的機會。
周恩溥出生後，父親沒有選擇將周恩溥送給其他親人撫養。雖然孩子留下來了，但撫養起來依舊困難。為了讓周恩溥熬過困難，順利存活下來，他按照當地的習俗，在周恩溥滿月那天的時候，將他送到寺廟裡穿和尚衣服，讓主持送給他一些經文祝福。
這樣的做法雖然迷信，但周恩溥卻順利長大。長大後，周恩溥同哥哥周恩來一起投靠遠在東北的伯父周貽賡，此後，周恩溥隨伯父共事。在周恩溥30歲的時候，他遇見了王蘭芳，兩人一見鍾情，遂結為夫妻。
圖|周貽賡
1945年1月，周恩溥參加山東革命活動，在此次活動中，國民黨得知周恩來之弟周恩溥出現，便將他抓了起來，想要通過嚴刑拷打逼問出周恩來的下落和黨組織下一步的計劃。英雄人民從不認輸，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周恩溥拋去生死，始終沒有說出哥哥周恩來的下落。
雖然周恩溥意志十分堅強，但他的身體卻沒那麼堅強。在敵人的幾番折騰下，周恩溥再無法支撐，最終離開了人世，時年46歲。周恩溥為革命犧牲了，他的妻子王蘭芳身上的負擔變得更重了。周恩溥去世後，王蘭芳獨自一人，帶著兒子周榮慶生活。
不拿國家工資，定居焦作
1950年，王蘭芳因工作調動，帶著兒子周榮慶來到了北京生活。在北京生活期間，周恩來經常拿自己的工資幫助王蘭芳。知道王蘭芳在革命戰爭中受過傷，擔心王蘭芳的身體，周恩來就勸她提前退休。
圖|周恩來
從當時的工資情況來講，如果王蘭芳正常退休的話，她可以拿70%—80%的工資，她和孩子周榮慶的生活就能保障了。如果提前退休的話，她的工資將會減少一半，生活會步步為艱。為了讓弟媳王蘭芳安心退休，周恩來承諾自己負責兩人生活費用。
據當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警衛人員講，"周總理是一個捨得為親人，為國家付出的人。"
當時正值新中國成立不久，周總理為了減少國家開支，便對弟媳王蘭芳說道："你以後不要拿國家工資了，我來照顧你們。"對於周恩來的建議，王蘭芳聽從了，從此再不拿國家的退休工資。此後，周總理常常會將自己工資的一部分交給弟媳。
1957年，國家為了讓機關幹部了解基層勞動人民的生活，便組織了機關幹部下基層的鍛鍊。在這次鍛鍊剛開始時，周恩來讓自己從部隊轉業的侄子周榮慶到基層體驗勞動人民的生活，學習他們身上的品質。
在周榮慶臨走之際，周恩來囑咐他不要當官，做個工人最好，並送他一句話當作人生激勵："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此後，周榮慶按照周恩來的要求，與母親一起在河南生活。
最初，周榮慶被分配到了一家衛校當做宣傳人員，這份工作並不長久，為了讓機關幹部更加充分地體會到基層勞動人民的生活，他們成為了人民的磚，哪裡需要往哪搬。
不久，周榮慶被先後調到了焦作輪胎廠、九裡山鋼鐵廠。這幾次調動看似簡單，卻讓周榮慶一家人長期定居在焦作。
情定鋼鐵廠
1958年，大煉鋼鐵運動席捲全球，此時，在鋼鐵廠工作的周榮慶毫不猶豫地加入了煉鋼鐵運動。在這次運動中，周榮慶結識了一生的伴侶——晉菊清。
晉菊清是焦作本地人，同其他勞動人民的孩子一樣，她幼時的生活極其困難，父親從小就離開了她，撫養她和哥哥的責任全部落到了母親的身上。她的母親是一個普通人，為了將她和哥哥養大，他們不得不沿街乞討。
上帝給你關了一扇門，同時也會給你打開一扇窗。雖然生活困難，但他們總算活了下來。長大後的晉菊清並沒有埋怨世道不公，反而成了一個樂觀，面對事情開朗的女孩。
圖|大煉鋼鐵運動
當大煉鋼鐵運動開始時，她毫不猶豫地加入了九裡山鋼鐵廠，參加了此次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晉菊清在領導安排下，與十幾位姑娘一起建立了"三八煉鋼爐"，並認識了周榮慶。
兩人的相處時間大約半年，在這半年裡，兩人都十分喜歡對方，並確認了情侶關係。
1959年1月的某一天，同晉菊清一起工作的幾個工友神秘地將她拉到了一旁，並問她："你知道你是和誰談對象嗎？你知道他什麼身份嗎？"對於工友莫名其妙的問題，她十分迷茫，不知道工友是怎麼回事。
對此，她大聲說道："我不就是和周榮慶談對象嗎？他有什麼身份，不就是從北京來的工人嗎？"對於晉菊清的答案，工友們說："錯了，周榮慶是周總理的侄子。"聽罷工友們的話，晉菊清當場愣住了。緩過神後，她告別工友，氣衝衝地去找周榮慶了。
當晉菊清找到周榮慶的時候，他正在廠區內貼標語。看著周榮慶，晉菊清說出了自己的疑問，面對晉菊清的問題，周榮慶不想欺騙她，並承認自己就是周恩來的侄子。
對於周榮慶的答案，晉菊清十分生氣地說："你為什麼不早說，你騙人，我們的家庭不般配，我們不談了。"晉菊清說罷難過地扭頭離開，看著越來越遠的晉菊清，周榮慶慌了，連忙追上去，解釋道："我就是我，大伯是大伯……"
對於周榮慶的解釋，晉菊清並不接受。為了保住自己的愛情，周榮慶將晉菊清帶到了母親面前。見到母親王蘭芳後，周榮慶將事情對母親簡單地描述了一遍。
聽完兒子的描述，王蘭芳對晉菊清耐心說道："好孩子，怎麼能因為他的伯父是總理就談了呢！自己的路要自己走，我們雖然是總理的親戚，但是我們也是一個普通人。你不要有什麼顧慮。"
圖|年少時期的周恩來
聽完王蘭芳的話，晉菊清想了想認識周榮慶的這段時間，他確實像一個普通人，雖然他是總理的侄子，但是他卻一點兒也不心高氣傲。最終，晉菊清接受了這件事情，並在兩方父母商量後於1959年與周榮慶喜結連理。
與此同時，周恩來得知周榮慶結婚，且結婚對象是勞動人民的子女時十分高興，立即致信祝賀，並讓鄧穎超準備了一條烙花被，一對鴛鴦枕頭和一條純毛毛毯隨信寄了過去。
此後，周榮慶一家過著幸福的生活。雖然周榮慶的工作地點也曾有變動，但是他始終是一個普通的工人。
暖暖親情，為孩子改名
1968年5月，婆婆王蘭芳對晉菊清說道："我想你七伯，七媽了。"（註：周家是一個大家族，在恩字輩裡，周恩來排第七，按照當地的風俗，晚輩應該叫鄧穎超為"七媽"。）知道母親的心事後，周榮慶讓晉菊清陪同母親一起去北京看望周恩來和鄧穎超。
圖|鄧穎超
這天上午，周榮慶找了同事讓他把自己的母親和妻兒帶到新鄉火車站。到火車站後，她們沒有買到座位票。於是上車後，晉菊清找了一個紙板子，讓婆婆在人少處坐下，而她一隻手抱著自己的小兒子，一隻手拉著大兒子和女兒站在婆婆身邊。
去北京的路格外漫長，儘管路途辛苦，但是她卻沒有任何抱怨。隔天上午10點，晉菊清帶著婆婆和孩子終於到達了目的地——中南海。
剛邁進中南海的大門，鄧穎超早早地在那裡等著他們了。看著晉菊清一行人，鄧穎超急忙跑了過去，接過晉菊清懷裡的小兒子，高興的說道："多可愛的胖小子啊！"
看著滿臉微笑的鄧穎超，晉菊清心中的緊張少了不少。隨著鄧穎超熱情地同她談話，她才知道，鄧穎超同她一樣竟是河南人。
圖|晉菊清與鄧穎超合影
隨後，鄧穎超將自己穿的鞋子脫下來，讓晉菊清穿上試試。這一試，晉菊清又發現了她們第二個共同點，那就是鞋子大小一樣。看著晉菊清的腳剛好適合鞋子，鄧穎超說道："婆媳倆有緣分。"此刻，晉菊清覺得鄧穎超是那麼和藹可親。
歡聲笑語中時間過得尤其之快，中午12點，周恩來忙完了手中的工作，見到了闊別已久的王蘭芳。
見到王蘭芳時，他問道："蘭芳，最近身體還好嗎？"王蘭芳回答道："全憑菊青這孩子的照顧，我的身體挺好的。"聽完王蘭芳的回答，周恩來對晉菊清囑咐道："你媽當年為革命流過血，你和榮慶要待她好點兒。"
晉菊清聽完連連答應，看著晉菊清，周恩來又說："你可是咱周家第一個工人階級，你是農民的女兒，我以後還得向你學習嘞。"聽到這話，晉菊清急了，連忙說道："總理，我向您學習。"
圖|鄧穎超與周恩來
聊了一會兒後，吃飯的時間到了。周恩來邀請她們一起吃飯，在飯桌上，周恩來問道："孩子都叫什麼名字？"晉菊清回答道："老大是在你到印度訪問的時候出生的，所以榮慶給他取名叫周中印，老二出生的時候，婆婆夢見了茉莉花開，所以就取名周小莉，老三出生的時候，您在訪問越南，所以就叫周中越。"
聽完晉菊清的回答，周總理哈哈大笑，對鄧穎超說："這名字起得不太好。"於是鄧穎超提議道："那就給孩子改改名吧，從小到大，依次叫周志勇、周志虹、周志軍。"
周總理聽罷，十分贊同地說道："這名字好，就叫這名字吧。"從此，除了女孩周小莉外，兩個男孩就此改名，叫了鄧穎超給起的名字。
相逢時刻總會有別離，經過短暫的相聚後，王蘭芳和晉菊清一行人準備回去了。在離別之際，鄧穎超送了晉菊清很多鞋子和衣服，周總理還送給了晉菊清一塊手錶。
最悲傷的年份
對於每個人來講，貧窮不是最悲傷的事情，親人的離開才是。1976年和1992年，這兩個年份是焦作周家最為悲傷的兩個年份。
1976年1月，周榮慶一家人正在吃飯的時候，郵遞員送來了一封電報，這封電報是七媽鄧穎超發來的，電報上說："恩來永遠離開了，在京的親屬參加葬禮，在外地的親屬留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不要來北京，這是恩來生前的安排。"寥寥數語，令人難過。
圖|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舊照
放下手中的電報，晉菊清哭著想要去北京看周恩來最後一面，看著這樣的晉菊清，周榮慶雖然難過，但是他依舊把著門說道："既然七伯七媽不讓去，咱們就得聽他們的話。"這話刺得人心疼，因為在周恩來去世的前50天，他們的母親王蘭芳已經先走一步。
在王蘭芳去世的那天，周榮慶想打電話告知伯父這個消息。電話撥通後，接電話的不是周恩來，而是七媽鄧穎超。因為當時周恩來的病情非常嚴重，已經無法再接電話了。得知周榮慶打電話的來意，鄧穎超告訴他，稍微等一會兒，她將這件事情轉告給周恩來。
圖|周恩來和鄧穎超
不一會兒，她回來了，拿起電話後，她對周榮慶說道："葬禮一切從簡，聽從焦作市人民政府的安排。"最終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晉菊清和丈夫含淚將母親葬在了焦作烈士陵園。
這樣的結果令人痛心，因為王蘭芳的骨灰和丈夫周恩溥的骨灰相隔甚遠。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雖然兩個人分開許久，但後來最終還是"走"到了一起。
周恩來去世後，晉菊清十分擔心鄧穎超的健康。此後的日子裡，晉菊清經常給鄧穎超寫信，詢問鄧穎超的身體情況。在給晉菊清的回信中，鄧穎超總是對晉菊清道："我的身體還好，你們都很忙，來回又要不小開銷，還是不來的好。"
面對鄧穎超的回答，晉菊清不知為何，心中有一個聲音告訴她，一定要去看一看。在晉菊清的堅持下，她獨自一人來到了北京。到北京後，她見到了大妹周秉德。周秉德告訴她："七媽早已病重。"得知這個消息，晉菊清難過極了。
圖|周秉德和周恩來
為了見七媽鄧穎超一面，她哭著求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希望他能讓她和鄧穎超見一面。面對晉菊清的請求，趙煒破例答應了。當晉菊清再次看見七媽的時候，她的臉上慈祥不再，滿是疲憊。看著這樣的鄧穎超，晉菊清哭了。
此刻，鄧穎超注意到滿是淚水的晉菊清，她斷斷續續地對晉菊清說著："菊清，好孩子，不許哭，記住以後不論怎麼樣，你們都要堅強些……"晉菊清點了點頭，但淚水還是止不住的往下流。
告別鄧穎超後，晉菊清回到了焦作，告知丈夫七媽生病的事情。或許是這年的糟糕事情太多了，周榮慶病倒了。在生病期間，周榮慶一直後悔自己沒有和妻子一起去北京看望七媽。1992年，周榮慶帶著這個遺憾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周榮慶去世不久，鄧穎超也隨著因病去世。當周榮慶的妻子晉菊清得知鄧穎超去世後，連忙帶著自己的孩子去北京送她最後一程。在去北京的途中，晉菊清再次想起了鄧穎超的好，難過的眼淚直流。到北京後，她帶著自己的孩子，同其他親屬一起按照七媽的心願，將骨灰灑進了海河裡。
這件事情完成後，晉菊清一家人帶著周總理的九件遺物回到了家鄉。面對這些遺物，晉菊清只留下了一件鄧穎超生前穿的藍色大衣，其餘全部交給了淮安周恩來故居。我想，留下藍色大衣或許是為了思念慈祥的七媽，或許這就是睹物思人。
多年後，晉菊清常常把自己的孩子叫在一起，給他們講兩位老人為革命做的事。為了讓孩子們自力更生，她對孩子們說："作為周家的後代，我們要憑藉著自己的雙手賺取生活資本，我們絕不能以是周家後人引以為傲，決不能讓老人家在天之靈不安。"
低調生活，隱居焦作
如果說周家後人只有晉菊清這樣低調，那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在周總理的影響下，周家後人每個人都生活得十分低調。
原來，在周恩來總理與家人們分別的時候，他曾給家人們定下"十條家規"，其中包括孩子們不能丟下工作專門去看他，不能在任何場合說出與自己的關係。雖然家規限制性極強，但是周家人卻覺得十分有道理，畢竟生活是自己的，為此，周家後人一直遵守並時刻牢記於心。
在焦作，周家後代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甚至一些人們根本都不知道焦作還有周恩來弟弟的後代。
據晉菊清的兒子周志勇描述，焦作革命委員會知道他們的存在，是因為奶奶王蘭芳病重。當時情況特別緊急，他們需要將王蘭芳送到北京治病。那時候，焦作的火車還沒有開通，只能先坐汽車再轉火車。
病重的人經不起折騰，為了挽回王蘭芳的性命，周榮慶只能給遠在北京的周恩來打電話尋求幫助。在周恩來的幫助下，王蘭芳沒有受到太大的折騰，便踏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周家從不輕易地求周恩來辦私事，因為他們知道革命戰士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為周家人服務的。
1989年，年長的晉菊清退休在家，在她退休的時候，她仍生活在十平米大的舊房子裡。兒子們也曾說過，讓她和自己一起住，但每次晉菊清都會拒絕兒子說："現在身體還比較硬朗，而且我在這裡住習慣了，就不去了。"
現在，晉菊清的家裡幾十年前幾乎無異，只有一張床和簡陋的桌子。晉菊清為人十分低調，對外人她從不說自己是周恩來的侄媳。
2008年，在淮安政府幾次邀請後，晉菊清才決定以周恩來的侄媳婦的身份參與紀念周恩來誕辰110周年的座談會。在這次座談會上，她將周恩來和鄧穎超最後一件遺物——藍色大衣捐出，讓人們更好地學習到周恩來夫婦提倡的艱苦樸素。
周榮慶有三個子女，雖然沒有太大的成就，但是他們都堅持著周恩來所說，做一個普通人。
1988年，周志勇因為努力工作選拔上了城管大隊的支隊長，當上支隊長後，他以當一個普通人為原則處理工作。如果你走在焦作，問起周志勇，就連賣米的商販都會說："周隊長很好，他能體諒小商販的辛苦，遇到特殊天氣她還能幫著我們看攤位。人與人都是互相體諒的，他體諒我們，我們也會配合他。"
周家人在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我們，他們正堅持做一個普通人，做一個平凡的人。周家人的生活是那樣低調，他們讓我們明白了領導者和普通人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現在在焦作，周家人仍舊在平凡地過著隱居的生活。雖然他們的日子有喜有悲，但是他們沒有怨天尤人，而是一直以一種向上的態度生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