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民風民俗，地方故老或地方精英會如數家珍，不僅細節詳實，而且還有許多美麗而動人的故事。
人們常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生活於一方，得靠地方水土養大的每一個人，都會為家鄉而自豪，人們會記住並傳頌那些讓自己也希望所有人感興趣的文化。家鄉的山水，尤其是生於斯長於斯並創造和傳承了豐富的文化，也包括民風民俗等文化，總是那麼令人難忘。
近些年提倡的所謂鄉愁文化及其討論和研究，正好說明，改革開放後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遷，是人們對文化的傳承過程中與傳統漸行漸遠而出現的一種主動回望。
勿庸諱言，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改變了浙江，也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但它是歷史長河流經這個時代的一種必然歸宿。
五千年，甚至更長的文明也在現代化的裹脅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中國走上一條從未走過的道路。
而五千年甚至更悠久的歷史所創造的文化，因其大都依託於我們的土地並深植於農耕生產方式，形成與現代工業生產的巨大差異，這就是我們在現代化和與傳統生活的異化過程中，時常會有失落感和迷茫感的重要原因。
歷史是一面鏡子，照見生活的多彩。
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文明，也包括浙江先民的智慧和創造。
事實上，在浙江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以浦江的上山文化為代表的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已經發展的非常成熟，定居農業和以耕作為生，日出而用，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已經形成。上萬年來農耕文化一脈相承，長久地存續於浙江的每一個片土地，每一個村落，影響著每一個人。
定居農業雖然自給自足，但浙江的文化卻並不封閉，在三千多年有文字記載的中華民族血與火的歷史進程中，浙江不僅自身在發展，而且，還承擔了吸納中原文化並不斷融入涵化，形成了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浙江文化，擁有自己的文化特點和特色，形成浙江的文化精神：「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
開放並包容是一切的根基。從漢末開始的中原地區移民，隨著每一次的朝代更替和社會動蕩，不斷地流入浙江地區，漢末、兩晉交替時期，唐末、兩宋之交等，每一次朝代更替和社會動蕩，都讓中原的世家大族和大量流民遷入浙江，他們在這兒定居並繁衍生息，他們把先進的技術和生產方式帶入浙江，也把獨特的文化帶入浙江，形成了浙江百裡不同風，十裡不同俗的社會景象，杭嘉湖、寧紹、台州、金衢、溫州等不同的地區，雖然號稱同為吳語區，但相互之間方言上幾乎無法直接交流，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化圈。
改革開放40多年，普通話雖然成為了人們交流與交往的最主要語言，方言土語的影響力在下降，甚至有許多家庭的夫妻因為來自於不同地區只能使用普通話交流，而使孩子對於方言的使用和認知極大地降低，加上幼兒園成為學前教育的普及性學校，這種趨勢還在漫延，但尚未改變不同文化圈的格局。
浙江不同縣市間的地方土語背後的文化差異及不同地區的移民遷入和後續的文化融合涵化，依然造成地方民風民俗各有特色，甚至自成體系。
義烏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義烏的小商品市場，在改革開放後迅速興起，成為至今影響中國甚至世界的一種獨特的商業模式，在帶動一方民眾富裕之時，也迅速地改變義烏和周邊地區的發展。義烏的這種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一方面是浙江人長久以來形成的文化包容精神的體現，另一方面也是浙江人敢於走出去，吸納新的文化並為我服務精神的體現。
改革開放點燃了義烏文化中雞毛換糖的激情和善於從事商業活動的基因並因此改變了義烏，而佛堂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
顧名思義，佛堂與佛教有關，有兩義，即有佛的堂屋和供奉佛的殿堂寺廟等，把佛堂作為地名，一定與宗教信仰有關。義烏市佛堂鎮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獨特的稱謂由來，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和巨大影響力的城鎮。
傳說達摩曾救此地百姓於大洪水之難，百姓為感恩而建渡磬寺，也稱古佛堂。宋元明之時，已有佛堂埠之記載，皆因渡磬寺之佛堂而名之。此寺至今還存。說明佛堂鎮稱謂由來的宗教性本質依然存續於百姓心目之中。
佛堂歷史悠久，自古就有人居住於地，在漢代之後則同時陸續有中原漢族遷入，加上獨特的地理環境，東陽江繞鎮而過，使佛堂成為農耕為主，商賈發達的大鎮，被稱之為「小蘭溪」。
獨特的歷史造就了獨特的文化，照見生活的豐富與多樣性。
《佛堂古鎮民風民俗》就是這樣一本記錄佛堂人的生產生活等真實世界的著作。
首先，結構有序。《佛堂古鎮民風民俗》有共有九章，除第一章是敘述佛堂古鎮的形成外，其他都是民俗內容，包括生產習俗、生活習俗、禮儀習俗、娛樂習俗等， 涉及了民俗的所有方面，從而完成了一個記錄地方民俗文化的完整結構和內容敘事，讓人一目了然地感受佛堂鎮從古老的過去走來的綿綿不斷的文化，感受所創造文化的多樣性以及與農耕生產生活及傳統的商貿活動的有機血肉聯繫。如第五章「歲時習俗」下有「傳統時令習俗」「傳統節令節日」「宗教節日」「新興節日和重要紀念日」等四節，節下還有更細的分類或條目，結構井然有序。這種結構既是民俗的，學術的，也是生活的，過程中的，是佛堂的，當然也是義烏和全國幾乎共有的。
其次，內容豐富。《佛堂古鎮民風民俗》分列八大方面，但每一個內容實際上有著更詳實而具體的分類和內容。如生產習俗中就有商業習俗，而商業習俗下又有坐商和行商兩塊，並有更詳細的條目對內容進行記錄和敘述。如坐商就有「學徒」「半作」「夥計」「帳房」「薪俸」「借貨」「賒欠」「商號」「行業」「街路」「開新市」「趕市口」「回頭客」「食祿肉」等14條；第七章的「社交習俗」下的第三節「交際禮儀風俗」下有「交談」「站相」「坐相」「行相」「吃相」「衣著」「座次」「掛對（聯）」「待客」「接客」「勸酒」「和事佬」等12條，每個條目的記錄和敘述都非常簡潔通俗和準確，體現民風民俗文化內容的豐富性。
再次，特色鮮明。《佛堂古鎮民風民俗》是對於一個地方村鎮民風民俗文化的記錄，基於地方和民間，主要是基於生活中存續的文化的記錄和敘述是其根本要求和出發點。著者在大量調查和資料搜集的基礎上，除了分門別類，更注重的是當時存續的文化的特色呈現，表面上看，一些條目是各地都存在的，但內容的記錄和表達上，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非常鮮明的地方特色，如「孤老會」要下，「孤老會是清末民初民間救助性的會社組織。專門收養六十歲以上、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會內每三人住房一間，每間房間有字號編列，以備查考。每天供應一日三餐，每月吃魚吃肉小葷數次，平日公共菜一味，準許自備菜。每月準離會三天，如三天不到，則除名。會內設有廚房、湯房（供飲用水）等。會內老人可量力從事其他工作，準許賺錢添補零用。每遇立冬，發棉襖一件，清明收回，另給席扇等。老人進院後，平時，各房字號都僱有服役之人，可以送物件，交易器材，保管財物。老人死亡則有棺木埋葬。」雖然屬於歷史的記憶，但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佛堂這一商貿名鎮，對於來之於四方則孤老無依者的人文關懷和民風之純樸。這種體現農耕文明與商貿文明於一體的文化特色，差異性表現了佛堂作為商貿達三江傳統時代農耕集鎮的風彩，是中華民族傳統文明的一種特殊寫照。
第四，時代感強。《佛堂古鎮民風民俗》不僅是一部記錄民俗的志書，實際上也是一部佛堂民間生活的百科全書。但凡現實的，也包括歷史上佛堂曾經存在的生活文化，都加以搜羅記錄，而且，每個記錄的內容都會對過去的還是當下的，進行確認。這種時序或時間上的表達方式，大都以清末民初存在，過去的，舊時的等加以匡定，生活的時代性與記錄者敘述的時代性是相一致的，這就使一般的民風民俗，成了地方上的生活歷史，可以復原生活，也可以建歷史的發展脈絡。
除了條目內容限定和明確的時代感外，《佛堂古鎮民風民俗》還有一章叫 「已消失的陋俗」，它們包括裹足、童養媳、典妻等內容，這些民俗非常明確已經退出了人們的生活舞臺，但卻在過去的生活中長期存在並對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曾經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隨著時代的變革，它們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但本志書不因消失而忽視。
事實上，生活是時代的，民風民俗這種生活的文化自然是時代的，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異，隨著時代的變革而脈動，這就是規律。
當然，作為一部地方性的生活相記錄的志書，既需要嚴謹，更需要真實，雖然一些敘述，在真實上是客觀的，但與現實生活之關的關聯，主要是歷史上，尤其是文明時代之前的歷史與當下現實之間的關聯，往往存在敘述者的視角，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我們相信，歷史有時是不確定的，但生活卻是真實和真誠的，這就是《佛堂古鎮民風民俗》會給佛堂也會給義烏，甚至是給民俗學研究者帶來的歡喜。
人們常說，盛世修志。今年以來，浙江省的《浙江通志》113卷陸續修訂出版，其中就有民俗志。《佛堂古鎮民風民俗》也是盛世修志的一大成果， 這種範圍更小，與當地人的生活更直接相關，更生動也更真實的方志「歷史」，一定能為地方文化的傳承和認同，為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弘揚，起到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為序。
（編者：標題為編者所擬，這是作者序言原文，作於2020年）
作者丨陳華文
浙江師範大學二級教授，中國民俗學會常務理事